跨性别解放与社会主义革命——与IMT 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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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撒尼尔·弗兰肯（Nathaniel Flakin）著
彼得·潘 译
托洛茨基主义者应致力于站在所有反压迫斗争的前线。这篇文章是与艾伦·伍兹（Alan Woods）领导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MT）组织就社会主义者应如何与酷儿和跨性别解放运动联系起来展开的辩论。
跨性别者目前处于美国民主权利受到攻击的中心。右翼政客正在对跨性别者的生存权发起猛烈攻击。实际上，整个共和党都在宣传反跨性别政策，州里的禁令和媒体的攻击进一步激发了仇恨和暴力。与此同时，酷儿活动家构成了“U世代”的核心，U世代是为组织星巴克、亚马逊等公司而奋斗的工会世代。这并不难理解：习惯于反抗压迫的人自然容易成为反抗剥削斗争的领导者，许多人开始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
正如列夫·托洛茨基所说，“那些最积极、最坚持不懈地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人，往往就是那些受旧事物之毒害最深的人”。
共产主义者需要站在这些反压迫斗争的前线。毕竟，共产主义者为彻底改变所有社会关系而奋斗——我们当然不可调和地反对父权制和性别压迫。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希望与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MT）[1]展开讨论，该组织由艾伦·伍兹（Alan Woods）领导，自称继承了列夫·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传统。但在争取跨性别解放的斗争中，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并没有践行这一革命传统。
红与粉
不过，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经常站在酷儿解放的前线。早在18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党魁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就是世界上第一位大声疾呼同性恋去罪化的政治家。
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工人革命，它见证了性和性别实验的爆发性发展。年轻的苏联是第一个将同性恋合法化的国家。革命还为人们创造了不同于出生时被分配性别的生活空间——例如，许多跨性别在内战期间为红军作战。[2]
历史上第一次性别确认手术是在柏林的性科学研究所进行的，该机构由同性恋社会主义医生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领导。在赫希菲尔德的研究所里，有一间公寓里住着德国共产党(KPD)的主要成员威利·米恩伯格(Willi mzenberg)和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以及印度共产主义者罗伊(M.N. Roy)。
以上只是几个简单的例子，说明红与粉——即社会主义者和 LGBTQ+ 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是同志。
斯大林主义代表着对这一解放传统的粗暴决裂。斯大林于1934年将同性恋定为犯罪，并对同性恋者实施了严厉的惩罚。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继承了列宁的传统，为包括所有性别和性取向在内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写的那样，二战后，在20世纪50年代的保守环境中，许多托派组织没有履行为所有被压迫人民而斗争的责任。例如，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就制定了禁止同性恋者加入的政策。直到1969年石墙暴动引发了性少数解放运动，托洛茨基主义者才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社工党于1971年开始接受同性恋成员——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最终允许同性恋成员公开身份。不过，Ta们仍然禁止跨性别成员，跨性别成员必须同意在从事党务工作时只穿与出生时性别相符的服装。但社工党确实为性少数解放运动提供了有限的支持。其他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如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和纳胡埃尔·莫雷诺（Nahuel Moreno）领导的流派，同样在20世纪70年代初采取了更加支持酷儿的政策。
战斗派的恐同症
英国工党内部的“战斗派”组织（Militant）是一个主要的例外。这个由泰德·格兰特（Ted Grant）领导的组织坚持恐同观点。他们在1976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写道——石墙起义发生七年后（！）：
严肃的社会主义者会认识到，“同性恋解放”无法为独立推动劳工运动提供丝毫的社会基础。有时为了证明这一点而提出的各种奇异理论和情绪化论点，只不过是纯粹的学生政治中仍然普遍存在的完全混乱和缺乏观点的表征。
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发展壮大并赢得了盟友，战斗派在争取同性恋权利的斗争中却始终保持沉默。在1984—1985年的矿工罢工中，男女同性恋者发挥了重要作用，“男女同性恋者支持矿工”（LGSM）组织建立了双向的团结，这在感人的电影《骄傲》（Pride）中有所体现。战斗派成员积极参加了LGSM，但ta们没有得到组织的任何支持。一位前成员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我当时所属的战斗派组织认为同性恋权利是资产阶级关心的问题，并认为工人们无法处理这个问题。然而，当我“出柜”的时候，只有党内的小人物有奇怪的反应，而工人们都很随和。
据我们所知，战斗派的领导层并没有将其仇视同性恋的观点写成文字。但ta们也拒绝发表任何支持同性恋解放的言论。面对历史性的反压迫斗争，沉默也是一种立场。
1992—1994年，当战斗派（Militant）及其国际组织“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分裂时，多数派非常缓慢地采取了支持性少数权利的主流左派立场。以泰德·格兰特为首的少数派最终成立了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IMT）。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一直对性少数压迫保持沉默，直到1999年。
从这个角度来看：“石墙”事件后的30年里——整整一代人！——在艾滋病危机的二十年里，战斗派和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在性少数解放问题上毫无建树。到1999年，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和绿党都已经开始关注酷儿权利。这种“马克思主义”趋势与先锋队相去甚远。
这不仅仅是泰德·格兰特个人仇视同性恋的问题——尽管这肯定是一个因素。更大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误解——这种马克思主义方法旨在围绕普通工人的假定意识而不是客观需要来制定计划。这导致了上文引用的一位前成员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通过谈论同性恋权利来“吓跑”工人。然而，正如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主义者所表明的那样，我们需要站在反压迫斗争的最前沿，即使这与主流偏见相冲突。
种族主义与跨性别恐惧症
今天，大多数组成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组织普通成员的年轻人，至少在北美，认为跨性别解放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国际领导层却认为，重新审视西方传统的性观念和社会性别是对物质主义的放弃。这反映在该组织的一些关键文本中。
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关于身份政治的官方文件https://www.marxist.com/marxist-theory-and-the-struggle-against-alien-class-ideas.htm在2018年世界大会上获得通过，是所有新成员的必读文件，该文件关注了“最近的轩然大波”，即朱莉·宾德尔（Julie Bindel）和杰曼特·格里尔（Germaine Greer）等激进女权主义者的跨性别恐惧症。该文件认为这是“身份政治痴迷于界定某人属于哪一类的一种表现”。文件还对“一些跨性别权利活动家”以抵制、禁止站台、抗议和‘流氓行为’来应对跨性别恐惧症表示遗憾，否认这些行为“在任何意义上、任何形式上都有助于反对压迫的斗争”，并将其描述为“彻底的反动”。
IMT的领导层似乎无法理解，人们对宾德尔和格里尔等人的敌意并不在于抽象的身份和分类差异，而是跨性别已经成为一场运动的焦点人物，这场运动意图限制或消灭跨性别作为性别存在的能力。宾德尔长期以来一直反对性别确认护理和针对跨性别歧视的法律追索权；格里尔则是将跨性别女性排除在“女性空间”之外的早期倡导者。许多左翼人士拒绝对这些观点听之任之，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Ta们组织起来要求不给这些观点提供平台。值得注意的是，IMT在其他场合也同意甚至热衷于参与此类策略。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曾动员起来反对弗朗西丝·威洛森(Frances Willowson)在劳里埃大学(Laurier University)的一场演讲，因为后者为加拿大针对原住民实行的残酷同化政策辩护。
根据IMT的说法，学生对种族主义者的抗议是可以支持的，但对跨性别者的抗议则是“彻底的反动”。
在该组织针对酷儿理论的冗长论战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态度。[3]然而，IMT将“身份政治”与LGBTQ活动家和“激进女权主义者”（也称TERF）之间的“运动分裂”虚假地联系在一起。例如，ta们提到在维也纳有两个不同的国际妇女节游行。但ta们忽略了其中一个游行只允许顺性别女性参加，而将跨性别女性和间性人以及非二元人群排除在一个特殊区块之外，并将男性完全排除在外。这两场游行的出现远非反映出不必要的、基于身份的分裂，而是在对待妇女解放的态度上存在重要政治分歧的结果。统一前进当然更好，但是统一的基础是什么呢？会是顺性别女性排除跨性别者的统一吗？还是团结，包括所有致力于反对压迫妇女的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在这场冲突中保持所谓的中立。
遍地开花
在国际层面上，IMT在反对跨性别压迫的斗争中基本上试图保持“中立”。各国支部会采取不同的立场也就不足为奇了。西班牙支部与前述国际文件的基调接近：在评论简化法律文件上性别标记变更的改革建议时，ta们支持改革，但同时将整个跨性别权利运动描绘成反物质主义的酷儿学术理论。在极右翼政党VOX像美国共和党人一样反对跨性别者的时候，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IMT的加拿大支部有时对跨性别者的权利充满热情，在2018年发表了多篇文章，毫无保留地支持跨性别者和酷儿反对性教育课程的反动变化。
另一个极端是马克思主义组织“赤色”（reds），该组织是前南斯拉夫的IMT支部，其创始人将跨性别说成是一种精神疾病，并反对在法律上承认跨性别。2020年，该支部签署了一封公开信（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1108222950/https://crvenakritika.org/vesti/saopstenja/642-otvoreno-pismo-festivalu-slobodna-zona-povodom-prikazivanja-dokumentarnog-filma-mala-devojcica ），谴责塞尔维亚的一个电影节放映了一部描写青春期前女孩进行性别转型的电影，要求电影节加上一条免责声明，即青春期阻断剂是不安全和不可逆转的。这封信将性别转型描述为“在鼓励‘生错了身体’这种危险、错误且未经证实的想法的潮流影响下”，将青春期阻断剂歪曲为“一种永久性破坏个人心理生理发育的程序”，并将转型决定描述为“往往是出于对同性恋的恐惧或厌恶”，而所有这些都是跨性别恐惧症的常见论点。
值得称赞的是，IMT领导层没有容忍这种丑恶行为，ta们召开了该支部的紧急大会，试图说服广大成员相信他们支部的领导人是错误的。（https://www.leftvoice.org/wp-content/uploads/2023/07/Report-on-recent-dispute-with-Yugoslav-leadership.pdf ）然而，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也暴露了IMT领导人的错误。Ta们是这样描述全球跨性别权利斗争的：
一方面是极端的跨性别者，另一方面是极端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这两派都在进行着恶毒的冲突，相互辱骂，甚至做出更恶劣的事情。这种毒药甚至已经开始影响到劳工运动的某些部分，在劳工运动中扮演着最反动的角色。当然，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来自外部阶级的压力。的确，有些同志——特别是学生中的极少数——屈服于小资产阶级的压力，偏离到了身份政治和酷儿理论的方向。这也是一种倒退的趋势，我们必须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对付这种趋势。但是，在与小资产阶级的偏差作斗争时，往相反的方向摇摆得太远将是致命的。我们遗憾地说，南斯拉夫支部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正是这样做的。在打击小资产阶级身份政治的幌子下，你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为跨性别恐惧症打开了大门。
这是对政治冲突的错误解读。双方都被描述为“极端”、“逆行”、“偏离”。一方为跨性别者争取基本的民主权利，另一方则认为跨性别不应该存在。想象一下，社会主义者会谴责种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受害者之间冲突的“双方”！认为跨性别者反抗压迫的斗争在劳工运动中扮演了“最反动的角色”的想法纯属无稽之谈。他们可以问任何一个为跨性别解放而罢工的星巴克员工。IMT领导人继续补充说:
关于跨性别女性是否“真的”是女性，或者你是否存在“生错了身体”的无休止争论，我们并不感兴趣。这些所谓的争论只会造成分裂，转移人们对真正问题的注意力。必须提出的问题应当如下：一个成年人是否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自己的身体？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毫无疑问，一个成年人有权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改变ta们的性别，如果ta们愿意的话。没有人有权阻止他们这样做。当然，在孩子们成熟并能够做出决定之前，ta们不能采取如此激烈的步骤。
Ta们只能通过为知情成年人提供身体自主权的自由主义框架来为捍卫性别确认护理的权利辩护。这完全忽视了基于大量证据的医学共识，即适龄的性别确认护理为成年人和青少年提供了压倒性的积极成果。这也完全没有解决公开信中提出的青春期阻断剂问题，因为根据定义，青春期阻断剂只能用于治疗未成年人。此外，如果这种框架是允许性别转型的唯一理由，那么要求将性别确认护理作为医疗保健的一部分就没有依据了。右翼对跨性别的许多攻击都特别针对未成年人的性别确认护理——IMT领导人似乎同意许多共和党人的观点，因为“儿童不可能迈出如此激烈的一步”。然而，正如跨性别同志指出的那样，青春期本身也是一个急剧的、不可逆转的步骤。历史上，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为年轻人的权利而斗争。如果Ta们没有能力对自己的身体做出决定，那么谁又能为ta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呢？父母？资产阶级国家？还是IMT？
持续的沉默
面对右翼分子的猛烈攻击，去年美国有21个州通过了79项反动法案，但IMT大多保持沉默。直到2023年6月，IMT的国际网站Marxist.com才发表了有史以来第一篇专门为跨性别者辩护的文章。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这是其创始人泰德·格兰特（Ted Grant）传统的一种不幸表现。
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这篇文章显示了许多相同的政治弱点：关于跨性别权利的斗争并没有被呈现为反对压迫的斗争，而是被资产阶级竞争的两翼煽动起来的“文化斗争”。这篇文章回避了对当前的斗争的任何评论：跨性别青年是否应该能够参加体育运动，使用公共浴室，拥有ta们受人尊重的代词，尤其是，ta们是否应该获得性别确认护理？IMT领导人是怎么想的呢？相反，该组织提出，可以通过关注经济要求来回避整个问题——这与《雅各宾》（Jacobin）杂志的阶级还原论和全阶级要求的方法如出一辙。
尤其离奇的是，IMT意大利支部的一份报告（https://www.marxist.com/italy-the-square-belongs-to-everyone-for-a-broad-democratic-movement-2.htm）解释说，ta们在一次女权主义者示威游行中遭到了袭击，并声称：
用暴力压制不认同酷儿理论的女权主义者的声音，在一些国家已司空见惯。在不诉诸人身恐吓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咄咄逼人的语言，甚至是对承认女性存在本身施加禁忌。
袭击是真实发生的，但与酷儿理论或“女性的存在”毫无关系。正如文章所解释的，IMT因反对后法西斯主义的梅洛尼政府（Meloni government）的标语而遭到袭击。但常见的跨性别恐惧症言论却被无端地抛了出来。
这种“用暴力让女权主义者闭嘴”的行为常见吗？这不过是J·K·罗琳和她的同类脑子里的右翼幻想。没有人，绝对没有人强加“承认女性存在的禁忌”。
内部文件
内部文件显示，IMT对跨性别权利的沉默绝非偶然。IMT领导人弗雷德·韦斯顿（Fred Weston）在谈到2021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时，（https://cdn.discordapp.com/attachments/963511167744094248/997292462462734346/Campaign_for_Marxist_Philosophy_FWs_IEC_Leadoff_202102-1.pdf ）引用了一些右翼言论。他声称，“女权主义最终基本上是把男人当作男人来指责”。他批评“女权主义罢工”是“将工人阶级分为男人和女人”。关于后殖民理论，韦斯顿认为：
在一次讲座后，我和一名大学音乐系的学生交谈，他们在讨论贝多芬。演讲者不是在讨论音乐或贝多芬的形象。学生们被要求提出的问题是：贝多芬是白人（虽然有些人试图声称他不是，我想这意味着他的音乐还可以）、欧洲人、异性恋和男性。这是要求学生去思考的事情，在学术界一直都有。
马克思主义者固然要批判后殖民理论，但这种论证方式——一个表亲的朋友曾听人说过关于那些疯狂大学生的离奇轶事——简直像是摘自《福克斯新闻》（Fox News）。我们怀疑这位同志能否找到任何人、任何地方说贝多芬的音乐不好是因为他是白人的出处。难道这“在学术界一直存在”？此外，如果不考虑贝多芬所处的社会以及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就无法真正欣赏贝多芬的艺术：这也是唯物主义艺术批评的基础。
韦斯顿同志似乎特别为性别是复杂的这一观点所困扰:
在准备这个开场白时，我发现了一个提供性别政治术语的网站，我找到了64个不同类型性别的不同术语。其中有“顺性别”，基本上就是指你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在某些圈子里，顺性别已经成为一种侮辱；如果你是顺性别，你就被淘汰了，几乎就好像这样的人就是反动分子。[4]
我们不想打击这位同志的思想，但早在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时代——120年前，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社会主义者就通过严谨的科学研究认识到，性别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生物学上的性别无法明确地划分为男性和女性，而性别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发生着变化。前IMT成员曾指出过，韦斯顿曾大声质疑自我认同是否意味着他可以认同自己是一架直升飞机——这是最常见的跨性别恐惧症的网络套路之一。
托洛茨基主义与跨性别解放
目前，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MT）正在重蹈一代人之前工人国际委员会（CWI）的覆辙：对性少数斗争保持沉默，因为担心这会“吓到”异性恋工人。
弗雷德·韦斯顿和其他IMT领导人完全错了。反对压迫的斗争不会“分裂”工人阶级。情况恰恰相反：压迫分裂了我们的阶级，而结束压迫的斗争则使我们团结起来。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为白人工人反对歧视黑人工人、为男性反对歧视女性、为异性恋者反对压迫同性恋者、为同性恋者反对压迫跨性别者而斗争。共产主义者一直为殖民地的被压迫人民争取大都市的工人声援。
一直以来，都有社会主义者认为这些斗争是对阶级斗争的“转移”，因为阶级斗争主要是经济斗争。但经验表明，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和性少数解放同样是阶级斗争的动力。想想1917年彼得格勒的女工是如何在妇女节庆祝妇女罢工，从而掀起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吧。再举个最近的例子：阿根廷一家工厂的工人效仿托洛茨基派工人的做法，举行罢工以捍卫一名跨性别同事的权利，最终占领了Ta们的工厂。（https://www.leftvoice.org/when-workers-went-on-strike-to-defend-a-trans-colleague-and-ended-up-occupying-their-factory/）
这是思考跨性别解放与阶级斗争之间联系的一个起点。列宁有力地指出，社会主义者不能把自己局限于经济问题——ta们“必须能够对暴政和压迫的每一种表现作出反应，不管它出现在什么地方，不管它影响到人民的哪个阶层或阶级，必须能够把所有这些表现概括起来，形成警察暴力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单一图景”。这就是我们今天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IMT的成员大多是年轻人，ta们往往天生同情跨性别者的解放斗争。许多人可能会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组织在跨性别斗争方面充其量只是犹豫不决。我们鼓励IMT的年轻成员努力改变ta们组织的立场。这意味着要为IMT新闻媒体撰写文章并推动其发表。在一个列宁主义的组织中，说服像弗雷德·韦斯顿（Fred Weston）这样担心性别确认护理的年长保守成员应该不成问题——或者，如果有必要的话，将ta们换掉。在同性恋权利问题上，IMT应该与泰德·格兰特（Ted Grant）遗留下来的传统决裂，在争取性少数解放的斗争中站到前线。
作者介绍：
纳撒尼尔 ·弗兰肯（Nathaniel Flakin）是来自柏林的自由记者和历史学家。他是左翼之声（Left Voice）和我们的德国姊妹网站阶级对阶级（Klasse Gegen Klasse）的编辑委员会成员。纳撒尼尔的绰号是“瓦列迪克”（Wladek），他撰写了一本关于二战期间法国托派抵抗战士马丁·莫纳斯（Martin Monath）的传记，这本书有德语版、英语版、法语版和西班牙语版。他还写了一本名为《革命的柏林》（Revolutionary Berlin）的反资本主义指南。他属于孤独症谱系（autism）。
2023年7月29日
原文链接：
https://www.leftvoice.org/trans-liberation-and-socialist-revolution-a-debate-with-the-imt/
[1] 萨莎·弗罗斯特(Sasha Frost)是IMT加拿大支部“反击”(fight back)的成员，她在该组织工作了15年，后于2022年年中与大约50名战友一起离开了该组织。
[2] 案例研究见 Dan Healey, Homosexual Desire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 and Gender Diss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66ff., 142ff.
[3] 例如，参见 Andrea D’Atri 的《面包与玫瑰》第 8 章：资本主义下的性别与阶级》（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21 年）第 8 章。（Bread and Roses）
[4] 当然，有些读者会怀疑我们是否在断章取义地引用威斯汀（Westin）的话。我们鼓励他们阅读整份长达六页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