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和酷儿恐惧症

马可·海尔姆布里希特（Marco Helmbrecht）尼可·韦伯（Niko Weber）著
马可·海尔姆布里希特英译，彼得潘中译 

“一份对马克思主义和酷儿群体生活的历史调查，从年轻的苏联到斯大林时代的恐同症。”

几十年来，所谓的常识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只关注阶级对立，而忽略了其他形式的压迫，例如对女性、有色人种和LGBTQ+人群的压迫。事实上，许多声称继承马克思主义衣钵的人，从斯大林主义传统到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甚至包括今天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党（DSA）——都淡化了特殊压迫的重要性，并坚持了一种只会让上层工人受益的经济主义战略。但是，纵观革命工人运动的历史，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对性向和性别压迫的反动立场丝毫没有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相反，俄罗斯的革命社会主义，伴随着十月革命，引领了对LGBTQ+歧视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基础的彻底改变。但当该政党和组织不顾其社会主义的自我形象，放弃革命的视野，试图与资本主义世界妥协时，就逐渐产生了反动的偏差。这种历史洞察力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在今天，在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美国，针对酷儿群体的权利发起新的猛攻之际，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来获得解放。

布尔什维克的进步

19世纪下半叶，在俄罗斯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出现了属于男同性恋的聚集地。他们创造了社交场所，如澡堂；语言规范（tetki，粗略地翻译为“阿姨”，这个词被他们和其他人应用于同性恋者）；着装规范的要素；以及至少在私人空间着异性服装。正如历史学家丹·希利（Dan Healey）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革命时期俄罗斯和苏联的同性欲望》（Homosexual Desire in revolutionary Russia）中所描述的那样，“声称在沙俄或苏联，同性恋文化是从国外引进或由共产主义暴政创造的，这分明是一种异性恋霸权和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思维。”与此同时，在东正教的规定下，男性之间的同性行为是非法的。在1917年之前，即便是双方自愿的“鸡奸”（sodomy）也会遭遇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惩罚。但人们对这种威胁的认识并不均衡。1917年沙皇法典的废除意味着同性恋事实上的去罪化，随着1922年新法典的采用，“鸡奸”一词从这个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官方法律文本中消失了。继经历过大革命的法国之后，苏联成为世界上最早将同性恋合法化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在魏玛共和国，政府援引德意志帝国中臭名昭著的第175条法令将同性恋定为犯罪，在法西斯主义上台之前一直有效，直到1994年才最终在联邦共和国被废除——比苏联的合法化晚了整整一代。

在俄罗斯，与其他女性建立亲密关系或性关系的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较少，因此更难以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社区。关于这一问题的资料较少，因为女性之间的同性性行为不受惩罚，因此不会出现在法庭记录中。然而，经济独立的女性已经成功地建立了网络，并进入了传统异性恋家庭之外的关系。在十月革命后内战时期的军事氛围中，许多女性选择了男性化的风格，这一方面表明了对革命的忠诚和捍卫革命的意愿，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同性恋女性吸引其他女性的暗号。跨性别的界限有时是模糊的。1923年，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Sverdlov University）进行的一项关于性行为的调查中，一个回答是“我想成为一个男人，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关于阉割和男性器官（腺体）移植的科学发现。”这种手术确实在20世纪20年代进行过，尽管由于当时的方法还很简陋，其成功与否值得怀疑。即使没有医疗干预，许多人也利用这个机会改变了自己的性别认同。他们有适当的身份证明文件，采用了男性的名字，并改变他们的服装和外观。与此同时，关于同性恋和性别的起源与本质的科学辩论也很活跃，这被广泛认为是密切相关的。生物学家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科尔佐夫（Nikolai Konstantinovich Koltsov）曾断言：“当然，没有绝对的中间性别，但是有无穷多的中间性别。”1915年，17岁的叶夫根尼·费多洛维奇（Evgenii Fedorovich M.）开始以男性身份出现。革命期间，他在官方文件中改了名字，并在特工部门工作。1922年，有了这些新文件，叶夫根尼娶了一个女人，据资料显示，这个女人名叫S。即使在身份改变被人知晓后，相关部门指控这对夫妇犯有“反自然罪”的案件也没有成功，而这段婚姻仍然存在。法院裁定这种结合是合法的，因为它是双方自愿的——至于配偶的性别身份并不重要。这对夫妇作为一个家庭继续生活了几年，并带着S在与同事有染后生下的孩子。革命的觉醒和对传统规范的摈弃不仅以布尔什维克精英为代表，而且让叶夫根尼这样的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决权。

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者偶尔声称，布尔什维克并不打算通过废除沙皇法典使同性恋合法化。例如，西蒙•卡琳斯基（Simon Karlinsky）声称，十月革命逆转并否定了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在同性权利方面取得的进步，而忽略了“鸡奸”的首次合法化。然而，希利根据1991年苏联档案开放后公开的司法委员会档案，得出了以下明确的结论：虽然这些文件没有详细讨论鸡奸法规，但它们确实表明了一个原则性的意图，即从1918年编写社会主义刑法典的最早努力到1922年最终通过立法，都是为了使成年人之间的同性行为非刑事化。

通过将男同性恋合法化，布尔什维克站在了劳工运动的悠久传统中。例如，18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是第一个在议会中呼吁解放同性恋的政治家。三年前，当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因同性倾向而受审时，社会主义者曾为他辩护。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尖锐地批评了同性恋偏离“自然本能”的观点，相反，他建议将其理解为偏离“统治阶级坚定维护的虚构规范”，并认为“没有合理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类似契约应该受到刑事处罚”。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唯一呼吁将同性行为合法化的人。然而，十月革命后，ta们不仅提出了要求，而且付诸实践。

1923年，莫斯科社会卫生研究所所长格里高利·巴特基斯（Grigorii Batkis）博士写了一本名为《俄罗斯的性革命》（The Sexual Revolution in Russia）的小册子，给人留下了革命后最初几年布尔什维克的官方立场的印象。他在书中写道：（苏联立法）宣布国家和社会绝对不干涉性事务，只要没有人受伤，没有人的利益受到侵犯。关于同性恋、鸡奸和各种其他形式的性满足，这些在欧洲立法中被规定为违反公共道德的行为——苏联立法将这些行为与所谓的“自然”性交完全相同。所有形式的性行为都是私事。

当然，在年轻的苏联，并不是所有的偏见都能在一天之内被消除。它们已经在几十年、几百年的沙皇时代的落后状态中根深蒂固。此外，布尔什维克的合法化政策并没有扩展到苏联的整个地区。例如，成立于1926年的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典仍然包含反对同性行为的条文。在这个国家的欧洲中心地带，同性恋被理解为少数人的先天特征；而在边缘地带，它被认为是一种因社会条件而产生的普遍现象。希利称这是“苏联采取的性前卫主义理念与其在边远地区的民族自决政策之间的矛盾”。

此外，在20世纪20年代，（因为物质的匮乏）进入城市中心的舞厅和会议室越来越少，根据普遍的解释，这导致了同性恋社群退回到私人领域。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同性恋群体在这个年轻的苏联共和国扮演着重要的公共角色。作家米哈伊尔·库兹明（Mikhail Kuzmin）来自贵族背景，在1906年写了第一部肯定同性恋的出柜小说《翅膀》（Wings），他同情革命并担任彼得格勒艺术家协会主席。库兹明与公开的同性恋者乔治·契切林（Georgy Chicherin）是朋友，后者在1918年至1930年期间担任外交事务人民委员，这一职位大致相当于苏联的外交部长。

斯大林主义的倒退

与布尔什维克的希望相反，直到1923年，伴随着一战后的欧洲革命浪潮的结束，没有再出现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经过多年的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内战的损耗，物质的匮乏，以及由此造成的苏联工业无产阶级的大规模衰减，一个广泛的官僚集团趁机在所有行政领域占据了地位，并试图将国家的孤立现状提升到“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地位。

与西方资本主义共存的官僚集团不顾一切自保的本能，与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相匹配，这导致了提高出生率的政策。废除家庭的努力，通过建立公共托儿所、洗衣店或公共食堂，使家庭的社会再生产任务变得多余，被巩固传统的家庭和性别规范所取代。

在1938年被罢黜之前，曾在苏联司法部门担任要职的阿伦·索尔兹（Aron Solz）在一家工会报纸上写道：“苏联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但她并没有摆脱伟大而光荣的自然职责：她是母亲，她给予生命。”（“没有女人家能拒绝成为母亲的乐趣”）

1934年，斯大林在文化问题上的代言人、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为重新将同性恋定为犯罪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他将同性恋归因于对青年的腐化影响，并将俄罗斯“纯洁”的神话与西方“过度文明”的腐朽进行了对比，后者据称与同性恋一起催生了法西斯主义。他的言论在臭名昭著的声明中达到高潮：“只要消灭同性恋——法西斯主义就将会消失！”

正如1922年同性行为合法化是一项更广泛的努力的一部分，以克服基于性别或性行为的任何形式的压迫，20世纪30年代的反改革也不限于重新引入对同性恋的迫害。卖淫也被重新定为犯罪，堕胎被禁止，中央委员会的妇女部被解散。列夫·托洛茨基将这种禁止政策描述为“被赋予宪兵权力的牧师的哲学”。 

这种向母性崇拜的转变伴随着对任何真实或想象中的政治反对派的残酷迫害。在《面包与玫瑰》（Bread and Roses）一书中，安德里亚·达特里（Andrea D’atri）就女性政治的关系，描述了新生的工人国家最初的法令与后来令人发指的官僚集团规定之间的不连续。对于官僚集团来说，这是很明确的：“革命需要用反革命来否定。”这种断裂是通过对无数人的驱逐、监禁、酷刑和谋杀来实施的。 

在已经被剥夺了革命内容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斯大林官僚集团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将其反动的意识形态带入世界其他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在革命时期的古巴，共产党的官僚集团逮捕并监禁了男同性恋，强迫艾滋病毒阳性患者进入国营疗养院，并在1980年用马里埃尔船驱逐了数千名同性恋。直到1986年，所有将同性恋定为犯罪的条款才从法律法典中删除。

尽管直到毛泽东去世后，同性恋才在中国被官方禁止，但那些寻求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男性可能会被指控为“流氓罪”，特别是在毛泽东及其盟友发起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

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因此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对整个左翼施加了强大的保守影响。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翼对同性恋的敌意并不限于斯大林主义组织。例如，美国的托派团体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在石墙暴动前后的几年里，即在激进的LGBT解放运动出现的时候，也曾“非正式地”将同性恋和跨性别排除在该组织之外。甚至公开宣布了将其排除在青年组织之外的政策，即使它很快被证明是不可执行的。当该组织在1975年的一本倡导美国同性恋权利的小册子中改变立场时，它认为将这一要求适用于古巴是“文化帝国主义”，因为在古巴，公开同性恋身份是被卡斯特罗政权禁止的。 

然而，在1959年古巴革命之前，同性恋在古巴是合法的。关于古巴人特别保守，甚至全是异性恋的暗示，在当时也不过是一种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社工党并不是托洛茨基主义传统中唯一采取这种立场的组织。在一次采访中，雷·古斯比（Ray Goodspeed）讲述了他的组织当时的态度，他在1984年与男女同性恋支持矿工组织发起英国矿区的大罢工，并在电影《骄傲》（Pride）中为人所知。“我当时所属的‘战斗派’（Militant）认为同性权利是资产阶级的关注点，并觉得工人们将无法处理它。然而，当我出柜时，只有党内的政客有奇怪的反应，而工人阶级却相当随和。”

尽管这些团体声称要继承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遗产，但它在这个问题上却公开持反动立场。但是，这并不是孤立的偏差，而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政治方法的必然结果。这种偏离包括一种愈发增强的“客观主义”，即阶级政治先锋的作用的相对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既定事物的适应。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试图借助过渡性要求来提升当时美国大部分工人阶级的落后意识，而是适应了这种保守主义情绪。与此同时，它对古巴的不加批判的态度使它把维护古巴革命成果的必要工作与维护官僚集团混为一谈，官僚集团不仅迫害同性恋，而且压制任何形式的无产阶级民主。

遗产

要理解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后对性少数群体政策中持续存在的矛盾，就必须把它们放在这个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物质匮乏和国际孤立的背景下。然而，今天，这些历史上的特殊情况已不复存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之后，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将使新的社会主义尝试处于无限的有利地位。例如，在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将生育劳动社会化的尝试注定会失败，废除传统家庭的计划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在今天，实现这一计划的经济条件是无与伦比的优越。毫无疑问，从性别和性取向压迫中获取解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同性恋在苏联的合法化不仅是性解放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也证明了独立于资产阶级国家所有机构而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正如列宁在1902年所说的那样，这样的运动是“被训练来应对所有暴政、压迫、暴力和虐待的情况，而无论受影响的是哪个阶层”。

现在在美国发生的LGTBTQ群体维权的受挫表明，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现真正的民主是不可能的。一场旨在变革社会的革命社会主义斗争可以为酷儿（性少数群体）赢得的认可和自由，将远远超过在世界各地资本家的所谓民主国家所取得的成就。

原文标题为Marxism, Stalinism, and Queerphobia

原文链接：

https://www.leftvoice.org/marxism-stalinism-and-queerphobia/

2022年7月17日经英文翻译 

2021年6月19日在《阶级反对阶级》杂志（Klasse Gegen Klasse Magazin）上以德语首次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