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内斯特·曼德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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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亚历克斯·德·荣（Alex de Jong）著；
梁旖凌 翻译、Hertzian 校对
生于一个世纪以前今天的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从青年时期投身反纳粹运动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曼德尔一直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工人阶级利益的捍卫者。
比利时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出生于一百年前的今天，即1923年4月5日。曼德尔是一位不知疲倦的鼓动者和学者，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他写下了一些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如今，人们对曼德尔印象最深的可能是他的著作《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该书普及了一个现在人们熟悉的术语。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大量引用了曼德尔的经济学论述，而“晚期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分析中新闻界的陈词滥调。
曼德尔本人曾经写过一本以犯罪小说为背景的社会史，他可能对这种奇怪地借用他的作品的方式一笑置之。然而，他的首要目标是挑战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而不是分析其文化副作用。
从青少年时期作为战时抵抗战士在纳粹监狱系统中幸存下来，到20世纪9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废墟中的最后日子，他始终忠于这个目标。曼德尔的政治生活和工作可以成为今天新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灵感来源。
抵制纳粹主义（Nazism）
曼德尔出生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市（Antwerp）的一个具有德国背景的、同化的波兰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亨利·曼德尔（Henri Mandel）同情左翼，对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思想特别感兴趣。20世纪30年代，纳粹在德国上台后，曼德尔家成为左翼难民的聚集地。在听这些难民讨论社会主义、苏联的最新发展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时，年轻的埃内斯特对激进政治有了初步的了解。
1940年5月，随着纳粹德国入侵比利时，战争来到了比利时。大部分已经确立的左翼无法应对新形势。社会民主主义的比利时工党（Belgian Labour Party）和工会的许多领导人逃离了国家，前工党领导人亨德里克·德曼（Hendrik de Man）则呼吁和占领者合作。
当时，苏德互不侵犯条约（Soviet-German nonaggression pact）仍然有效，而比利时共产党宣称持有“最纯粹和最彻底的中立立场”。纳粹入侵几周后，一名在苏联指令下工作的刺客暗杀了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
在这种混乱中，一群独立的左翼人士开始在曼德尔家中出版第一份弗拉芒语的地下报纸。埃内斯特和他的父亲在报纸上写了许多文章。1942年8月，埃内斯特加入地下抵抗运动。当年年底，他被逮捕，但在被押送途中成功逃脱。
根据曼德尔的传记作者扬·威廉·斯图特杰（Jan Willem Stutje）的说法，亨利·曼德尔为他儿子的释放支付了一笔赎金。埃内斯特的“大胆逃亡”很可能是“由那些急于避免被审问的特工所策划的”。据斯图特杰称，曼德尔的逃亡让他感到愧疚。
然而，曼德尔并未被这些困扰，而是继续他的抵抗活动。这时，他已经成为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RCP）的成员。1944年初，革命共产党制作了一本关于德国和美国企业之间联系的双语小册子，直接向德国士兵表明：“你们正在被当作炮灰牺牲，而你们的主人却在为保护他们的财产谈判”。1944年3月28日，在分发这本小册子时，曼德尔再次被捕。
由于是因为他的抵抗活动而被捕，而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曼德尔被送到不同的监狱和劳改营，一度被迫在法本化学工业公司（IG Farben）的一家化学工厂工作。作为一名抵抗运动成员、犹太人和被斯大林主义者所鄙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的生存机会十分渺茫。
曼德尔后来回忆说，运气是他能够成功渡过困境的原因之一。但他也将其归功于他成功地与一些曾在纳粹上台前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德国狱卒建立的联系：“即使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明智之举。”严酷的条件对他造成了伤害，1945年初，曼德尔住院治疗。1945年3月25日，美军解放了他所在的营地。
托洛茨基之后的托洛茨基主义
尽管曼德尔的直系亲属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但他的祖母、姑姑和叔叔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被杀害。亨利·曼德尔对儿子的学术生涯抱有极大期望，但埃内斯特有其他优先的考虑。他想继续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个制度催生出纳粹主义和恐怖的战争。在曼德尔的一生中，法西斯主义的经历始终是他政治和道德思考的一个重要考量。
列夫·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于1938年成立了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FI）。托洛茨基预期即将到来的战争将使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丧失信誉，并希望第四国际能够成为一个替代方案。然而，苏联在击败纳粹德国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共产党人在欧洲抵抗运动中的参与，为那些党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声望和人气，使得工人运动激进派的发展机会有限。
与此同时，战争和镇压几乎摧毁了与第四国际相关的小团体。曼德尔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开展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成为其中的一名主要活动家。部分原因是他受到那些被纳粹杀害的同志的回忆的驱使，比如他的密友阿布拉姆·莱昂（Abram Leon），一位重要的犹太历史和反犹太主义研究者。
像许多激进分子一样，曼德尔认为战争将成为欧洲革命浪潮的前奏，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托洛茨基在1938年为第四国际起草的纲领中宣称资本主义已经陷入僵局：
人类的生产力停滞不前。新的发明与改革已不再提高物质财富水平。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危机的条件之下，行情性的危机使群众承受越来越沉重的损失和痛苦。
曼德尔渐渐认识到这个体系不仅能继续运作，甚至能进一步发展，在1945年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经济增长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他加入了比利时社会党（Belgian Socialist Party），对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身份保密，并帮助创办了在比利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左翼》（La Gauche，The Left）周刊。
在这一时期，曼德尔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理论家和领导人。1962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Marxist Economic Theory，译按，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名为《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该书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主题，试图通过利用“当代科学的科学数据”来“重新构建卡尔·马克思的整个经济体系”。
在该书的导言中，曼德尔将自己的方法描述为“遗传进化论”，意思是他从事的是对该主题起源和进化的研究。他写道：“《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应该被视为一种方法、通过使用这种方法获得的结果、以及不断受到重新审视的结果的总和。”结合历史和理论，不断尝试整合新的发现，是曼德尔工作的重要特点。
结构性改革和社会主义战略
在撰写《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这本英译本近八百页的书籍时，曼德尔开始在《左翼》周刊的圈子中提出一种“反资本主义结构性改革”的策略。他指的是那些本身并非社会主义，但是能向社会主义前进，并且“赋予工人阶级决定性削弱大资本的能力”的改革。
对于曼德尔来说，比利时可能的反资本主义结构性改革包括组织一个能保证充分就业的规划局，对主要企业实行公共监督，并实现能源部门的国有化。他强调，经济改革不能与政治权力问题分开。
曼德尔试图制定一种适合于类似比利时这样的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战略。这种努力的一个灵感来源是1960年冬天的比利时大罢工，这场抵抗右翼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大罢工持续了几个星期，涉及数十万工人。1936年6月，左翼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上台后，法国爆发的罢工和工厂占领运动则是曼德尔所引用的另一案例。
在战后经济增长的时期，许多人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像比利时大罢工这样的斗争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完全使工人阶级平息。对于曼德尔来说，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最有力武器是组织、政治教育和对他们自己在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认识。
他认识到，工人阶级的斗争不仅围绕经济条件展开，也受到对异化和压迫性工作方式之抵制的驱动。即使是相对富裕的工人也会在工作场所经历异化和支配。在对1960年罢工进行总结时，曼德尔写道，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斗争，因为它不仅是为了基本、迫切的利益而战”。这种斗争可能成为一场“有意识地重构社会”的斗争。
曼德尔认为，比利时罢工是一次错失的机会，因为当时没有政治领导来提出这样的重构建议。要实现革命性的变化，就必须将争取经济改革的斗争扩展到政治权力的问题上。
对于曼德尔来说，这场斗争只有在“不仅在工厂里而且在街头反抗对手”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胜利。他坚持认为，历史已经显示出建立一个革命党的必要性，这个党将“不厌其烦地向工人阶级解释”，要实现他们的目标，就必须夺取经济和政治权力。
晚期资本主义的动力
在20世纪60年代，在马克思发表《资本论》一个世纪之后，曼德尔发展了对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理解。他最初将其称为“新资本主义”（neo-capitalism），后来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他的巨著《晚期资本主义》于1972年出版。
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曼德尔试图为战后快速增长浪潮的原因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认为这段增长期有内在的限制，必然让位于世界资本主义另一波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其特征是整体增长速度大幅降低。他准确地预测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战后繁荣的结束。
曼德尔认为，技术创新加速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这缩短了固定资本的寿命，导致大公司更加需要参与规划。政府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干预经济，以避免类似1929年华尔街崩盘的危机。正如曼德尔在1964年观察到的：“国家现在直接和间接地保护私人利润，从隐藏的补贴到‘亏损的国有化’都有”。
然而，资本主义克服自身矛盾的每一次尝试都会带来新的问题。在政府的支持下，银行向企业提供廉价信贷，推动企业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了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损害了作为大型资本密集型企业之间竞争核心的长期投资。
反过来，试图对抗通货膨胀的尝试也产生了自身的问题，抑制了经济增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有助于避免灾难性危机并保障利润的获取，但这也让人们意识到，“经济并非自然产生”。
革命的视野
曼德尔把赌注押在这种矛盾导致革命性变革的可能性上。比利时大罢工和希腊叛变危机这样的事件，给他提出了一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两难困境。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每个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工人阶级如何才能解放自己呢？
曼德尔认识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比通过大众传媒、学校系统等进行的“意识形态操纵”有着更深的根源。这种支配地位从日常的资本主义运作中汲取力量，在这种运作中，工人被迫相互竞争，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然而，由于主导性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危机也导致了执政共识上的裂痕。社会主义者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超越由于经济动荡难免导致的不满情绪的爆发，从防御性的斗争——反对对生活条件和工资的攻击——转向要求工人权力，这需要一个“有意识的飞跃”。
在一篇颇具影响力的关于社会组织必要性的文章中，曼德尔阐述了他关于这一飞跃将如何实现的观点。他将三个群体做了区分：工人阶级群众；由积极工人分子组成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以及革命组织的成员。第三类群体和第二类有部分的重合。
在曼德尔的框架中，“先锋队”并非自封的精英，而是工人阶级中最具奉献精神和活力的活动家。建立一个革命运动意味着要争取这些积极分子工人，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这将为他们提供组织，并防止他们在当前社会斗争不可避免的低谷中退出政治活动。
只有在动荡的浪潮中，资本主义的矛盾引发大规模的愤怒和抗议时，激进的变革才有可能。在这样的时期，一个革命党应该努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政治行动，并提出反资本主义的要求。
曼德尔认为，革命是有组织的行动和自发运动之间相互作用过程，劳动人民将不可避免地组织成不同的团体。这跨越了马克思主义左派列宁和卢森堡在组织性和自发性之间的刻板划分。曼德尔半开玩笑地称自己是“有卢森堡偏差的列宁主义者”。
跨越世代的桥梁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是非常动荡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曼德尔的工作效率非常高，他的作品仿佛被阶级斗争的浪潮带动着前进。除了《晚期资本主义》之外，他在那些年里出版的其他书籍还包括对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之间矛盾的研究，以及关于《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的学术著作。他还批判欧洲共产主义，批判西欧共产党中的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t）倾向，并考察资本主义历史中的繁荣和萧条周期——写就《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在曼德尔的一生中，他出版了二十多本书和数百篇文章。
与此同时，曼德尔是一个不知疲倦的鼓动者和辩论者。1964年，他应邀前往古巴参加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的辩论。切·格瓦拉（Che Guevara）曾饶有兴趣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并与曼德尔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曼德尔对这位阿根廷革命领袖的印象非常深刻。1967年，当格瓦拉试图发起一场游击战时，玻利维亚军队将其抓获并立即处决。曼德尔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向“一位伟大的朋友、一位模范的战友、一位英雄的战士”致敬。
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将曼德尔视为他们领土上不受欢迎的存在。1969年，美国当局拒绝了曼德尔的入境，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后来引用这个例子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穆斯林禁令”提供佐证。几年后，西德政府进行干预，阻止曼德尔在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任职，并将他驱逐出境。
法国也禁止曼德尔进入其领土。1968年5月，他应邀在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JCR）的会议上发言，这是一个向第四国际靠拢的激进团体，积极参与了1968年5月的暴动和抗议活动。
在“路障之夜”（night of the barricades）期间，曼德尔帮助在巴黎拉丁区（Paris Latin Quarter）修建路障，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实践活动的机会。当时他乘坐的汽车在巷战中被毁。一位记者无意中听到曼德尔感叹道：“真漂亮！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革命！”（How beautiful! It’s the revolution!）
对于新一代革命者来说，曼德尔是革命历史和经验的重要纽带。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人之一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ïd）回忆道，曼德尔帮助他们发现了“一种开放的、世界性的和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本赛德说，对于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而言，曼德尔是“理论上的导师”和跨越世代的桥梁——一个让人思考，而不是替人思考的人。
曼德尔具有很强的教学能力，在与工人、工会会员、学生激进分子和革命活动家的无数次会面中得以实践。他在1967年出版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Economic Theory）成为广为阅读的经典。
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
曼德尔为社会主义变革而努力奋斗，但在1995年去世时，新自由主义霸权正处于鼎盛时期，这令人感到悲哀。曼德尔很难适应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斗争的衰落。
在回顾曼德尔于1974年出版的一本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书时，本赛德认为，曼德尔对社会主义前景的乐观政治分析是基于他对“整个无产阶级的日益扩展、趋同和成熟的社会学信心”。根据本赛德的说法，这种信心“将战后工业资本主义创造的特定形势及其特定的调节模式转化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攻势使这一进程逆转，破坏了有组织的劳工的力量：
同质化的趋势远非不可逆转，而是被工作单位的分散、世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工资和劳动时间的个人化、休闲和生活方式的私有化、社会团结和保护等政策有条不紊的拆除所削弱。换句话说，这远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机械结果，反抗和颠覆资本建立秩序的力量的集结是一个持续性的任务，它需要在日常斗争中重新开始，其结果永远不会是确定的。
在曼德尔的晚年，他将旺盛的乐观主义与对资本主义长期影响的警告相结合。他坚持认为，历史的选择不是野蛮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结果是无法保证的。
在这一时期，曼德尔重新回到对资本主义野蛮行为的研究，这体现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主义罪行的关注上。尽管他仍然是托洛茨基的忠实拥护者，但他对托洛茨基在“黑暗年代”中的做法进行了重新评估，变得更具批判性。曼德尔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初，“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战略阻碍而非促进了工人的自主活动”。
曼德尔为自己身处他认为的启蒙运动的基本传统之中而自豪——这种传统就是为人类解放和自决而奋斗。尽管他不喜欢这个词，但正如曼努埃尔·凯尔纳（Manuel Kellner）所言，曼德尔的思想中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维度。他在乌托邦主义的最佳意义上：相信社会可以通过人类行动被改造成更好的形态。
在曼德尔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危机首先是对这种信念的危机。他在临终前写道：“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社会主义在成千上万的人意识中的可信度”。他用“近乎圣经式的语言”描述了社会主义的目标：
消除饥饿，为赤身露体者提供衣服，让每个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拯救那些因缺乏适当的医疗照顾而死亡的人的生命，普及免费获取文化知识的机会，包括消除文盲，普及民主自由、人权，并消除一切形式的压迫性暴力。
对曼德尔来说，对这样的未来的希望是基于反抗压迫和异化条件的反叛火花。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通过支持所有这样的反叛，并提出另一种替代式的前进方式，让这种火花燃成熊熊火焰。
这项任务并没有改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曼德尔的写作和行动主义遗产可以帮助我们寻找一条新的道路。
2023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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