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大选结果对激进左翼的意义
[英国]凯文·欧文登（Kevin Ovenden）著；日土兀 译
葡萄牙2022年1月30日举行大选，结果受挑战，中间偏左的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得票增加，在国会230席中取得117席的绝对多数。
民调——当中部分可信性存疑——却预期在比例代表制下，社会党与中间偏右的“社会民主”党（Partido Social Democrata）之间竞争会更为激烈。
“社会民主”党得票只是温和增加，席次更减少了。当地右翼同时出现激进化和碎片化，极右法西斯的“够了”（Chega）党以及极端自由市场政党自由倡议党（Iniciativa Liberal）大跃进，前者更成为国会第三大党。
很不幸激进左翼在这次选举中惨败。1999年在反对企业全球化运动中兴起，由反资本主义组织和活跃分子组成的左翼集团（Bloco de Esquerda），得到减半至4.5%，议席由19席减至5席。与其相似的是，与绿党结盟的葡萄牙共产党丢失了6席，得票跌至4.4%。
是什么导致了这结果？
葡萄牙是西欧最贫穷的国家，与其它在1970年代脱离独裁统治的南欧国家一样，阶级矛盾尖锐。葡萄牙与希腊一样，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遭受欧盟强加的紧缩政策重创，引起反弹。在一系列大型社会运动驱动下，中间偏右政府在2015年被赶下台，由社会党组成少数政府。
社会党在国会内得到自反紧缩运动争取选票大幅增长的葡共和左翼集团（Bloco de Esquerda）的支持。两党未有加入政府，但在政府外透过被称为geringonça（糙陋之物）的政治协议提供支持。
2019年选举的结果也差不多。仍然未达多数的社会党这次没有制订正式的政治安排，而是依靠激进左翼或右翼的支持或弃权去推动政策过关。很多中间偏左的评论家称之是其它地方的社会民主党或工党式的政党应该仿效的模式。
现实是，2015年紧缩打击高峰过后，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的控制稍微放宽，加上近期的疫情，迫使暂停削减预算，政府得到一些空间——“财政净空”——为劳动人民做些温和的改善工作。
但这有点像在飞速下堕的电梯中走几步一样。紧缩时期最坏日子的巨大冲击未有逆转过来。激进左翼要求推翻紧缩时期削减工人权利的要求并未实现。可是六年来左翼多少支持着这个政府，直到去年十月葡共与左翼集团联同右翼反对党否决了2022年度的预算案，触发这次大选。
同时过去两年，右翼同时出现激进化和碎片化。“够了”（Chega）党成立至今还不到三年。即使其经济政策完全与大商家兼容，其种族主义的煽动并把自己装扮成反对派，使其能以同心圆形态成长：首先，正如在西班牙的对应政党“声音”（Vox）党，来自老右派的死硬分子。它有效地吸收了基督教民主党的选票；第二是不投票的人。这次大选投票率增加了9%，但仍只得58%。在葡萄牙，人们对形式上的议会政治有深深的疏离感。第三，她希望吸引让贫穷的工人阶级和失业者。在葡萄牙，青年失业率达25%，不计算人口移出数字将会更高。有二万多名护士离开葡萄牙到德国、法国、英国等地工作。葡萄牙的卫生系统正在崩解。
直到上一个十年的中期，激进左翼曾推进并连系了一些非常大型的社会抗争，但正如一些积极分子抱怨的那样，自此越来越以议会和与少数中间偏左政府无休止协商策略为取向。
激进左翼没有正式加入联合政府，但对很多选民而言，她就像是入阁一样。其主要政治论述越来越变成是把自己说成是能够透过议会策略把大得多的执政党推向左翼的工具。
但这意味着选举来临时，民众普遍会有一种情绪，希望结束不确定以及议会内的僵局。偏向自由派的中间以至中间偏右的选民，不相信官方的反对党，不会与崛起中的极右派或撒切尔主义狂热分子合作。部分人选择中间偏左政党。
很多激进左翼选民似乎认为，如果一切是为了支持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府，他们也可以投中间偏左的政府一票（类似的事情去年在德国也发生过）。左翼集团和共产党艰困地传递不同的讯息。左翼集团在诸如女性和性小众等社会权利的巨大差别，并没有产生效果，政府可以轻易把这些成绩归功于自己，又不会花国家预算一分一毫。
大选很大程度是对总理安东尼奥·科斯达（António Costa）的公投。他在疫情期间的支持率反复不定。近月来，由于其政府和各地政府一样，以广泛接种疫苗（葡萄牙的接种率相当高）以掩饰过去的错误，他的支持度再度上升。旅游业占葡萄牙经济收入的两成，这一点尤其与希腊相似。让葡萄牙在今年夏重新成为富裕国家的有钱人，消耗在封锁期间积存的家庭存款的热门旅游地，对选民非常有吸引力。因此，对一个被认为做得不很差，人民又期望可以平稳过渡疫情、欧盟投入适量复苏资金的总理而言，虽然未必热衷于举行大选，但这也是实际的选择。这些资金也是有巨大的代价的。到底他们要求这些国家回到减债减亏的道路上，确定不会动用国帑挑战企业资本主义，或在权力的天秤上偏向工人阶级。
科斯达决定孤注一掷、重新大选，但他有总统、大量媒体和建制的支持。他的目标是清晰的。过去六年他透过使激进左翼一次又一次支持妥协案，吸取其力量，他看到在选举中确认政治中间路线的机会。他成功怪责左翼在冬季炮制一场人民不想要的选举，并从中取得选票。他在议会内有多数票。政治上他与中间偏右没有大分别，没有激进左翼的包袱，他会继续这样执政。过去被欧洲左翼高举为模式的葡萄牙协议变成了漫长的阉割过程，最终导致大败。
从选举结果得出工人阶级已经放弃一切具反对性和冲击性目标的解读是错误的。我们会看到社会和工会抗争如何展开。更可能的是解释是，在选举中，如果只有执政选择，很多原来激进左翼支持者会转投其它政党，以确保中间偏左政府可以占多数，因为无论是哪一种方案，可以选择的就只有社会党政府。
这对于欧洲的激进反资本左翼摆下了大问题。未来对于如何前进和重新组织将会有很多辩论。葡萄牙激进左翼的失败、德国左翼党的失败、英国科尔宾主义不同但更大的挫败，作为希腊反对性左派力量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崩解以及老中左派以变革运动（KiNAL）的新名字复苏，以及西班牙一度激进的“我们能党”（Podemos）如今处于次要角色等等的例子，都有相似的地方。
十年前在欧洲左翼中有一场大辩论：焦点应该放在社会抗争以及与制度决裂的左翼政治，还是“左翼政府主义”（left governmentalism），无论是透过直接参与或者成为对社民党施以影响的集团。大部分人认同走执政之路。一些人甚至嘲讽不同意的反资本主义者。
十年过去了。辩论又回来了，而且不是在最好的条件下。在反对我们正面临的多重危机的共同斗争的过程中，认真坦诚地讨论这个议题会是重要的。
我们要比过去六年做得更好。
2022年1月31日
凯文·欧文登（Kevin Ovenden）是一位进步记者，有25年采访政治与社会运动的经验。他在巴勒斯坦人民抗争中是一名活跃分子，五次带领救援船突破针对加沙的封锁。2010年5月10日以色列突击队员登上蓝色马尔马拉号杀害十人的时候他也在船上。他是《在迷宫里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 Inside the Labyrinth）一书的作者。
原文链接：https://www.counterfire.org/articles/opinion/22934-what-does-portugal-s-election-result-mean-for-the-radical-le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