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由来与发展（读书笔记）
阿迪 著
民族是个近代才有的概念，在18世纪以前，民族主义至多只是在萌芽阶段，民族国家也尚未形成。所谓民族，按照安德森的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民族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同胞，和他们相遇，甚至听说过他们，但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心中；民族是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也不可能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民族被想象为有主权的，因为民族的概念诞生时，也正好是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时代，民族梦想成为自由的，而这个自由的象征就是主权国家；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和剥削，但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平等的友爱关系。
但是，这种想象并不是无凭无据的幻想，而是建立在一定客观条件基础上的想象。斯大林侧重于客观标准对民族给出的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当然，斯大林对客观标准的定义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因为很多百分之百的民族并不符合这些客观标准，符合这些客观标准的也不一定就是公认的民族。构成民族的客观标准是模糊的，并且在不断变化，有时根据单一的标准，有时又会交杂各类不同的标准。不过总体来说，语言、族群特性、宗教、文化仪式之类都是通常被选用来创建民族的标准。
而民族之所以最终成为民族，基本上是通过民族主义的运动来完成这一想象，可以说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现代民族。但民族主义其实也是一个混乱不清的概念，和“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具有明确内涵和系统思想的意识形态相比，民族主义从未有过它自己的伟大思想家，也缺乏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也正因为如此，具有世界主义精神和能够使用多国语言的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总是会有某种轻视的态度。对于民族主义，我们不应该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而应该看作是类似于“血缘关系”这样的情感认同。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这样一种民族认同逐渐取代前现代的血缘、宗教和王朝认同的过程。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前现代的各种认同。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人的认同感是一种差序格局，每个人都有一张以亲属关系的远近所布成的网，而网络的中心就是自己。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认同来源于最古老的原始氏族部落，只有在原始社会落后的生产力下，人们才能清晰按照血缘关系来形成共同体。而一旦人类的组织形式超越了部落的范围，就需要用新的认同来取代旧的血缘关系认同，否则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共同体。
部落发展为部落联盟后，最为强大的部落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将自己的文化确立为整个联盟的文化，用权力集中的方式把自己在联盟中得到的权力进行进一步巩固，这样就形成了最初的国家。而这种国家体系与现代国家截然不同，在现代概念中，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疆域内的每平方厘米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且均匀的。但在古代国家里，国家是以王权为中心来界定的，王权把所有事物环绕在一个至高的中心，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交错模糊的，而且主权也有相互渗透重叠之处。民众并不是某个国家的国民，而只是某个王朝的臣民或者子民。而王权的合法性来自于神授，和民众无关。在理论上，王权可以延伸到全世界，让全人类都臣服于某个国王。实践中，王朝也热衷于扩张，并且通常还采用联姻的形式，将各种各样的民众整合到同一王朝的统治下，哈布斯堡王朝就是个典型例子。在古代王国中，不管是对于统治者还是对于人民，爱国都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人们除了特殊的军事义务外，只需恪守服从与安顺，并不需要展现对国家的效忠和热情。当忠诚的提罗尔人发动游击起义时，皇帝法兰西斯二世的反应是：“今天他们会为爱国而拥护我，明天他们就可能因爱国而反对我。”而这种对于王权的臣服，就构成了古代国家的共同体认同。
不过通常而言王权并不稳定，尤其是在中东和欧洲地区，这也使得宗教认同成为了另一个有力认同。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教世界和儒家中国是很典型的案例，在这几个区域内，知识分子使用着一种与日常口语无关的神圣语言，基督教世界使用拉丁文，伊斯兰世界使用阿拉伯文，儒家中国使用文言文。他们借助这种与超越尘世的权力秩序相联结的神圣语言为中介，把自己设想为位居宇宙的中心。我们必须把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和现在的知识分子区别开来，古典知识分子在一个以神为顶点的宇宙秩序中，是一个具有战略性地位的阶层，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他们通过垄断知识和文字，连接着神圣语言与日常方言，同时也连接了尘世与天堂。而落后的族群一旦掌握这种文字，就等于接受了这样一种文明，成为这一宗教共同体的一部分。因此在这种共同体中，有一种强烈冲动就是让异族人“改宗”或者“归化”，这对现代民族主义而言是难以理解的。这也与现代各大宗教的传教不同，并不仅仅是让人接受特定的宗教信条，而是需要把人吸纳到一种神圣语言的体系中，无论是英格兰人成为教皇，还是满族人成为天子，都是这种宗教共同体的体现。
随着宗教改革后神圣语言的地位逐步衰落，各地方言写作开始崛起，产生了一批使用方言写作的知识分子，这也是民族意识的直接起源。这一过程与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和书籍出版业的兴起息息相关。通过市场化的书籍出版，在神圣语言之下、日常口语之上形成了标准化的印刷语言，而人们可以通过这种印刷语言创造统一的交流与传播领域。如果使用这种语言的精英群体刚好跟国家领域或语系范围重合的话，就有机会以这个社群为基础继续发展，并在日后联结成民族的沟通网络。至于这种语言是不是只有少数人使用，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语言在政治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比如说在意大利建国的时候，只有不到百分之三的意大利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意大利文。但意大利文很早就将意大利半岛上的知识分子连接起来，在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网络。同时，由于在中世纪后期，各地的政权已经相对稳定，在这些政权的贵族中逐渐产生了“贵族民族主义”。这些贵族们对某个王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得他们形成了“历史民族”——最为典型的是百年战争之后英格兰和法兰西贵族所形成的对国家的认同。这种民族主义的原型和某个特定语言的使用相结合，最终产生了真正的民族主义。
当然，民族主义在精英分子中产生后，并不一定就会引发民族主义运动。以19世纪的欧洲为例，民族运动的发展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纯粹是文化、文学与民风习俗的交融时期，其中所具有的政治或民族暗示，绝不会高出“吉普赛知识学会”这类团体所带有的色彩；在第二阶段中，会出现民族主义的先驱以及诸多推动民族概念的激进派，他们大力鼓吹借助政治手段来建立民族；第三阶段也就是民族主义纲领取得人民支持的阶段，或者至少是民族主义者宣称他们拥有广大人民支持的阶段。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是一大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有时会出现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比如爱尔兰。但大部分是在国家建立之后，也可以说是国家创建的结果。有时甚至会在国家建立后很久还不见征兆，比如在很多非洲国家。
民族主义运动起源于美洲，南北美洲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是第一波民族主义运动浪潮，而几乎同时代的法国大革命也在欧洲开启了民族主义的新时代。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共同构成了第一波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虽然西班牙和葡萄牙应该算是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在美国革命之前，北美的政治理论经常谈到“人民”、“联盟”、“联邦”、“公共福祉”等，却总是避免使用“民族”一词，因为它容易给人中央集权和反对联邦各州权利的恶感。然而到了革命时期，“民族国家”、“合众国”的呼声响彻云霄。在法国，“单一而不可分裂”是当时流行的民族口号。“民族”是国民的总称，国家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是民族政治精神的展现。无论民族的组成是什么，公民权、大众的普遍参与或选择，都是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将民族等同于国家、等同于人民，尤其是享有主权的人民，这就形成了一种“公民民族主义”。因此有人认为法国大革命跟民族情感并无多大关系，甚至是相冲突的。因为革命民主派认为，民族是无关乎语言、族群或其他类似要素，它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可以对抗私利和特权。无论一个人说什么语言，来自哪里，都不妨碍他享有法国公民权。不过在当时，还存在着另外的民族主义一派。按照他们的观点，构成国家的人民，必须具有先天上显著不同于外国人的共同性，比如语言和族裔等民族要素。对大多数雅各宾党而言，不会说法语的人都是可疑分子，因为他们认为语言、族裔才是民族的判断标准。所以自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便特别注重民族语言的统一问题，这在当时是个偏离常态的做法。作为一个法国人的先决条件在于：他除了想取得法国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外，还想以法语为其国语，以此形成了一种“语言民族主义”。当然，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有人声称德雷福斯因为其犹太裔血统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法国人，企图从根本上挑战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对法兰西民族的定义。这充分证明了关于“民族”概念的混乱性，也为二十世纪兴起的种族主义埋下伏笔。不过无论如何，法国革命让语言民族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当时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却是一种单独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这更类似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美国革命也有很强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因素，是“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结合的产物。我们之后再来讲述这种民族主义，先从欧洲的民族主义开始说起。
在整个十九世纪，尤其是1830年至1880年，民族主义的兴起大幅度改写了欧洲版图。但对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潮而言，即使民族国家在现实中的作用非常重要，民族和民族主义却似乎是并不值得关注的事物。在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里，民族无法构成一个单独的分析单位。任何超过公司企业规模的经济单位，都不在古典经济学的讨论范围。直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开创者李斯特，才完整建立了一套自由主义的民族概念。这主要包括两点：第一，民族独立只适用于具有一定大小的国家，即所谓“门槛原则”。像西西里人、布列塔尼人和威尔士人这样的小民族，他们的民族主义就不被重视，其独立建国的要求也得不到自由主义理论的支持，甚至爱尔兰是否应该独立也饱受争议。“小国林立”和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产生的“巴尔干化”，在政治学上都是带有贬义的词汇。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马志尼在1857年重划未来欧洲的地图时，按照“门槛原则”将欧洲分成十二个国家。在这个阶段，“民族自决”只属于文化与经济大国，甚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居民也几乎都举双手赞成加入德国，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这样狭小的国家能在经济上存活下来。第二，民族的建立被视为是一种逐步扩张的过程，即“扩张原则”。也就是说，以民族运动来完成民族统一与民族扩张的任务是合理的，而独立运动等其他用来分裂既存国家的民族主义是不合理的，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就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这其实也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的观点，按照进化论的历史观，民族国家本身也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会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被历史所淘汰。而民族国家的创建正好符合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使得扩张型的民族主义在当时具有历史正当性。也因此民族主义在当时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具有重合之处，自由主义认为民族是和人类社群由小到大的演化历史相叠合，从家庭到部落到地区到民族，以至未来的大一统世界。另外，由于民族是当时历史上的新产物，备受保守派和传统派的非议，所以自然吸引了自由派的注意，导致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盟。不过自由主义的看法在当时也不是绝对的，比如激进民主派就明确反对“门槛原则”。总体来说，自由主义的民族观点主导了十九世纪中叶的一系列民族运动，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后，很少有人会认为欧洲版图在巴尔干地区之外会有进一步的基本变动，因为欧洲的民族国家已经创建完成，民族问题已经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问题。这反过来说明为什么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对民族问题的讨论是非常稀少而且极其不严谨的。
然而自由主义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在1880年后，民族问题受到了越来越严肃而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在社会主义者的阵营里。在第一国际的时代，民族问题并不那么严重，绝大多数民众都未曾考虑过这一问题。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到德国与意大利的统一这一波民族主义运动，包括希腊独立、比利时独立、罗马尼亚建国、匈牙利取得自治地位等已经取得成功的案例，以及爱尔兰的“芬尼亚勇士团”运动、南斯拉夫的“伊利里亚”运动和波兰的独立运动这种未取得成功的案例，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大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以及革命民主派的解放运动。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其他自由主义者类似，认为民族问题是次要的，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人类共同体。但到了第二国际的时代，民族问题却是辩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在这时，普通百姓已经开始觉得民族主义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重要了，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主要有几个特征：第一，自由主义时期民族理论的核心——“门槛原则”被抛弃，无论多小的民族，都认为自己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第二，对这种缺乏历史国家渊源的民族而言，族群特征和语言等因素被作为决定民族归属的最主要指标，“语言民族主义”发展到了极端，种族主义也开始逐渐成型。而在19世纪早期，“公民民族主义”还有很强的影响力。比如1848年革命的民族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类似，跟语言种族问题关系不大。爱尔兰独立运动也直到1893年“盖尔联盟”成立之后才和语言问题联系起来，不过直到今天，爱尔兰人也都说英语；第三，民族主义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除了完全的国家独立之外，任何形式的自治都无法满足本民族的需求；第四，老牌国家的民族主义迅速右转，由革命派的工具转变为保守派的旗帜。“民族主义”一词在19世纪末首次出现时，就是用来形容法国和意大利的极右派群体。
这根源于当时社会与政治的变迁，有几大巨变促使民族主义运动发生转变：第一，在现代化的威胁下，传统势力开始疯狂反扑；第二，在各国的大城市中，新兴的社会阶级正在不断壮大，无论是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第三，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潮，将各个民族的成员混居在一个地方，彼此之间缺乏长久共居所凝造的共同文化习惯，各民族之间发生冲突与摩擦的可能性大为增加；第四，世界资本主义已经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配合的那种国际形势已经不复存在。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国际形势都显示出一个民族国家的获利，不一定是另一个民族国家的损失，自由贸易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但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各大列强之间竞争激烈，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简而言之，如果说大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前提，那么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后果。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现代国民基础教育的日益普及、文化活动的日益繁荣等，都为这种民族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而最直接的因素在于语言教育问题，因为语言民族主义所追求的，是利用他们的民族语言作为国家的官方书写语言以及在公共场合的口语，或至少为其语言赢得官方认同地位，这其中最主要的推动者以及受益者，就是受过这种语言教育的小资产阶级。
不管是对于社会的上层阶级还是对劳工大众而言，语言问题一般不会造成严重的政治问题。上层阶级所使用的通常是主流大文化所使用的语言，如果他们的民族语言或在家中使用的语言与主流语言不同，也一定会兼用多种语言。因为他们与主流大文化保持一致对自己最有好处，可以在一个较大的流通区域内行使自己的权力。而对于普罗大众来说，语言的最重要功能是生计问题，除此之外他们都并不关心。会说通行度较广的语言，在找工作上一定可以有压倒性的优势，而且不会有明显的坏处。对只会说母语的印第安人来说，一旦他们走出家乡或者转业改行的话，他们的处境只会比不会说话的动物好一点，只能靠指手画脚与外人沟通。所以去往纽约打工的华人，他们努力学习英语并争相做美国人，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比利时人同样也认为会说法语具有诸多好处，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弗兰德斯人开始勤练法语，他们多半都变成了双语民族。
因此，贵族和大资本家通常不会对语言民族主义感兴趣，工人和农民也不太受语言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十九世纪末兴起的种族沙文主义以及小民族的语言狂热，都很难让统治阶级产生共鸣。绝大多数波兰资本家，都自认为自己是日耳曼人或犹太人，而不是波兰人，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经济利益是建立在全俄罗斯或其他超民族的市场规模上。无论苏格兰资本家多么自豪于其苏格兰血统，他们都会认为主张苏格兰独立的人是感情用事的白痴。即使语言问题很容易被用来作为民族冲突的象征，劳工阶级在当时也建立了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运动。就连按理来说会因为反犹主义而更加强调民族独立的犹太人，犹太工人阶级组成的崩得派也选择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一起行动，是犹太复国主义最强烈的反对者之一。
最容易受语言问题影响的，是那些社会地位普通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学校教员和下层公务人员。每当一门语言朝官方语言特别是教育语言的地位迈进一步，使用这门语言的人就会分享这种利益。就像芬兰民族主义者很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将芬兰语作为小学和中学教育的正式语言，才能创造出一大批使用芬兰语的工作岗位，并教育出使用芬兰语的新世代，以此来塑造并传承一种新的民族主义。不过以接受弗兰芒语教育的新生代为例，他们发现自己孤悬在上下两个阶级之间，在他们下面的弗兰德斯民众已经开始全力学习法语，因为会讲法语可以给他们带来不少好处。而比利时的上层阶级仍然是以法语作为公共事务的标准用语。所以同样一个职位，以弗兰芒语为母语的人必须要有双语能力，而以法语为母语的人只需要听懂最简单的弗兰芒语。这种情况自然加深了这些中产阶级的自卑感，使他们对自身地位深感不安。他们希望成为社会精英，但使用优势语言的社会精英根本不把这些受方言教育的人视为他们的一份子，只有通过独立，他们才能取得他们渴望的地位，日后的魁北克独立运动也是如此。
一些更小民族的语言民族主义情况也类似，比如巴斯克民族主义。巴斯克民族主义的基础建立在海岸都市保守的天主教小资产阶级中，他们强烈反对工业化，反对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及大批无神论移民，同时也反对与西班牙统治者沆瀣一气的巴斯克大资产阶级。而巴斯克语在这些新兴的工业城市中已经濒临灭绝，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很多都是在长大成人后才开始学习这门语言。说传统巴斯克语的巴斯克农民对这种民族主义根本不感兴趣。当然，保存古老语言，以旧社会的传统来对抗现代化，这也是保守势力的目标。因此罗马天主教会才会接过民族主义的大旗，支持布列塔尼和巴斯克等民族的民族运动。
在老牌国家，日益兴起的种族沙文主义的阶级基础也是中产阶级，比如前文所提到的“德雷福斯事件”。这个阶级的人们由于容易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无法稳定下来，因此对自身社会地位焦虑不安，痛苦地发现自己被夹在上下两个阶级之间：一边是终日劳苦、沉默寡言的下层民众，另一边是安稳度日，醉生梦死的上层阶级。由于这些中产阶级主要是得益于高等教育以及白领专业工作的大量扩张，与国家政权的现代化息息相关，是才出现在历史上的新阶层，因此他们在自我定位上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阶级，而更像是一群最爱国最忠诚的团体。另外对于商人、独立工匠和某些受到工业经济进步威胁的农夫来说，外国人逐渐变成资本主义的象征，而资本主义正是瓦解古老传统的力量，因此仇视外人也特别有吸引力。他们在民族主义的认同下反对各种所谓的“外来威胁”，比如工人、外国人、移民、资本家和犹太人等等。这些所谓的威胁被认为是挑起革命和动乱的捣蛋分子，是破坏自己安稳生活、造成自己焦虑的主要原因。在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政坛，最流行的词汇便是“威胁”。
而在当时，无论是小民族的语言狂热，还是大民族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沙文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反对新兴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这不只是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是无产阶级，还因为他们大多是国际主义者而非民族主义者。因此人们认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水火不容，两者相互排斥。主流历史学家也认为那个时期的民族主义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根本不是民族主义的对手，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最明显的证明。
然而民族主义并不只是这么简单，所谓民族主义运动，即人民愿意在情感上与“他们的民族”相认同，并以捷克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或任何其他民族的身份，在政治上进行动员。这种自发情绪是可以在政治上加以利用的，当进行这类政治动员时，这种情绪被称为“爱国心”。在已经确立的民族国家中的右翼民族主义，指的是极右派对爱国心的垄断，他们将所有异己归类为叛国者。那些尚未建立自身国家的民族运动则更复杂，有些是与右翼或左翼认同，有些则对右翼和左翼都漠不关心。对于这种排外的右翼民族主义来说，它的纲领是反抗、驱除、征服或淘汰外国人，除此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重要。只要能在一个爱尔兰民族、日耳曼民族或波兰民族的独立国家中，维护其爱尔兰人、日耳曼人或波兰人的特性，宣布其光荣的未来，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尽一切牺牲，就足够了。因此它的吸引力只存在于热情的理论家和好战者、寻找凝聚力和自我认同的中产阶级、把所有的不满归结于外国人的挣扎中的小人物，以及告诉公民有爱国心便足够了的政府。但这种民族主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民族运动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果，它没有真正赢得大众的支持。对人民群众来说，民族运动必须与更强有力的比如宗教等动员力量以及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纲领结合起来，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
事实上，对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真正深入人心的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所塑造的“公民民族主义”，也就是现在所广泛认同的“爱国主义”。这种民族认同就是对其公民权的认同，与语言族裔关系不大，而与政治和经济权利关系更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国政府用来动员人民的，不是之前所流行的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而是这种爱国主义。英国和法国政府声称它们是在维护民主和自由，抵抗君主统治、军国主义和野蛮习性的德国人；而德国政府则声称它是在维护秩序、法律和文化的价值观，抵御沙皇俄国的独裁政体和野蛮习性。就连因为民族问题闹得天翻地覆的奥匈帝国，绝大多数群众也明确表现出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支持。1914年心甘情愿甚至满怀热情走上战场的人，是受到爱国思想的感动。这种爱国思想不能局限在民族主义的口号中，因为它带有公民责任意识。这些军队奔赴战场不是因为嗜好作战和英雄气概；也不是要追求右派那种民族自大狂和民族主义的无限扩张；更不是因为对于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敌意。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战争动员，惟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感觉世界将因“我们的”胜利而更好，而“我们的”国家将成为“适合英雄居住的国度”。
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惊天骗局，在战争中各国民众逐渐醒悟过来，这为新的社会革命打开了大门。虽然这次的革命不一定和民族主义有关系，但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却并没有像主流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水火不容。从传统上看，很多革命本身就是一件以民族为单位的事，比如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从雅各宾爱国主义那里获得的支持不亚于社会解放口号。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从1848年激进民主派的民族主义中获得许多支持。德国工人愤恨的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右派，而他们对右派最最不能接受的地方之一，就是右派将社会民主党人称作没有祖国的家伙，这不仅剥夺了他们当工人的权利，也剥夺了他们做个好日耳曼人的权利。也正是因为如此，向来对政治独具观察力的列宁，才将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视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民族自决权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民族工作原则。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甚至是民族独立的领导力量或者重要推动力量，比如波兰的社会党，亚美尼亚的联合党。当然，这些政党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受到批判，因为它们把民族主义放在社会解放之前。纯正的社会主义者对民族主义应该采用一种单纯的实用主义态度，对马克思来说，1848年匈牙利人和波兰人的民族主义是好的，因为是站在革命那边，而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民族运动是坏的，因为客观上是站在反革命那边。不过还有一些反对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实践中意外发现自己成了民族运动的代表，比如芬兰的社会党，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甚至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而俄国革命，也拉开了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对绝大多数穷人来说，民族议题和社会革命根本就是一回事。
不过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盟也并不牢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认同，它可以与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相结合。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民族自决权来争取被压迫民族支持的时候，国际资产阶级也选择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来与布尔什维克竞争。尤其是奥匈帝国当局为了避免革命，表示愿意继续这场必败的战争，通过协约国的胜利来落实“民族自决原则”，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温和替代品。随着协约国的胜利，原本被压迫民族的中产阶级，都摇身一变成了新兴国家的统治精英。在协约国联军的保护伞下，各民族无需通过社会革命便可实现民族独立。战前盛行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完成了目标，这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情。而在战败国以及像法国意大利这样被战争严重削弱的老牌国家，包括俄国在内，社会主义革命带有更纯粹的国际主义色彩。民族主义将战败以及社会混乱的责任都推给了无产阶级革命，变成了用来动员小资产阶级的一种反革命力量，已经开始演化为法西斯主义。俄国革命的成功，说明即使在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对立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也不见得就一定会是最终的胜利者。
无论如何，除了苏联之外，民族主义的建立民族国家这一目标首次在欧洲得到普遍实现。除了对德国以及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领土做出战略性的调整外，各国的领土划分尽量与民族和语言的疆域相重合。当然这一切也只是徒劳，各民族的混居已经由来已久，在旧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兴民族国家，仍然是由多民族所组成。而这些小国里当权的小资产阶级右派，也和之前的大国沙文主义一样，无法容忍国内的少数民族。如果要建立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那么就只有驱逐或者屠杀掉这些少数民族。1925年，波兰走廊里的大约一半日耳曼人迁徙到德国，法国境内的大半日耳曼人也同样如此。几十万马扎儿人从东南欧各国逃回到了匈牙利，更严重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可以说是纳粹种族屠杀的前身。希特勒同样信奉这个逻辑，他主张所有日耳曼人居住的领土都应该是德国领土，而欧洲的日耳曼人也应该全部迁回德国，并将国内的犹太人永远驱逐。甚至在今天，追求族裔、语言和文化同质性的小国也是极右势力猖獗。1990年斯洛伐克独立后，便确立斯洛伐克语为唯一官方语言，强迫境内的马扎儿人使用斯洛伐克语和官方打交道。塞尔维亚境内的科索沃问题、克罗地亚境内的塞尔维亚问题、格鲁吉亚境内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摩尔多瓦境内的德左问题，以及因为当前的俄乌战争而广为人知的乌克兰顿巴斯问题，背后的原因都大同小异。我们可以看出，要达到右翼民族主义的目标，只有用这种非常残酷并且代价高昂的手段。历史也同样证明了，即使使用这种残酷的手段，也不一定能够实现目标，反而给大国干涉带来借口。即使能暂时完成目标，经济全球化导致的人口自然流动也会很快抵消掉这种努力，比如二战之后德国境内的土耳其移民。
在欧洲的右翼民族主义当道的同时，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解放政策却在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获得支持。毕竟，威尔逊版本的民族自决只是为了在欧洲对抗社会主义革命，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还并没有出现社会主义，也就不需要让这些国家也享有同样的权利。中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巴黎和约签订之前，中国希望凭借战胜国的身份解决山东问题，对巴黎和会寄予了极大的希望。然而协约国却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让给了日本，这让致力于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对欧洲列强不再抱有希望，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为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埋下伏笔。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盟，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
欧洲的情况也随后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由于右翼民族主义已经演化为了法西斯主义，也就从一种单纯的情感认同变成了一门复杂的意识形态。一旦一种思想成为意识形态，那么又会具有一种普世性，具有一种国际主义的特征。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精妙的辩证法案例，民族主义一旦发展到了极端，反而带有了很强的国际主义成分。在这个阶段，右派国际政治联盟正式形成，右翼民族主义当政的国家都选择加入这一联盟，比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等。而其他国家的极右翼分子也更加认同这一联盟而不是自己的国家，比如建立英国法西斯联盟的莫斯利，建立法国火十字团的拉罗克，都支持亲纳粹政策。当时法国流行的口号是：“希特勒好过布鲁姆”，本意是说德国人好过犹太人，不过很容易被理解为外国人好过本国人，在实际操作中也是支持德国人统治自己国家。英国的情况也类似，保守党一直对于抵抗德国犹豫不决，在他们看来纳粹党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中流砥柱，而不是大英帝国的巨大外患。极右派的这种特征在今天也是一样，比如2015年在圣彼得堡召开的“国际保守派论坛”，组织方是俄罗斯祖国党，参会的有欧洲大约150个极右翼政党，包括英国国家党、德国国家民主党和希腊金色黎明等，他们致力于创造一个极右派国际联盟。特朗普也一直致力于白人右派大联合，在很多国家的极右翼政党中得到了响应。
20世纪被公认为是意识形态的世纪，好像各种冲突都是意识形态冲突的表现。但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意识形态争端背后，我们总能找到其中的民族主义因素。它就像是一个不停转动的陀螺，时而偏向一边，时而又偏向另一边。当欧洲笼罩在法西斯统治以及战争的阴影下时，民族主义又重新成为了左派的武器。各国共产党普遍成为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中流砥柱，其中一些甚至成功完成社会革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比如南斯拉夫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也本可有机会夺取政权。法国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的声势连戴高乐都开始担心。当然也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都将对方视为工具。在轴心国军队似乎战无不胜的时候，一些民族主义者选择与他们合作来反对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比如爱尔兰共和党和印度国大党，还有中国人所熟悉的昂山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这些反帝运动的领导者都希望借助德国和日本的力量驱逐英法势力，实现民族独立。而在反法西斯阵营取得优势的时候，又选择抛弃德国日本，加入盟军一方。在社会主义者眼里这是投机主义的表现，但民族主义者却认为这个逻辑并没有问题。一个人到底是社会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应该看他是以世界革命为第一认同，还是以民族独立为第一认同。
布尔什维克的民族自决权政策，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也饱受争议，罗莎卢森堡就明确反对这一原则。但这一原则却实实在在让社会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获得了广泛支持，也沉重打击了老牌帝国主义势力。另外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国家中，这一政策也最大限度避免了其境内的民族冲突与民族仇杀。在理论上，苏联以及南斯拉夫这种国家并不是民族国家，执政者并不代表某个民族，境内所有民族的个别利益都服从于更高的共同目标。这一点类似于古代的王朝认同，不过共产主义理想代替了王权，以此将所有民族组织起来。当然，在亚洲的工人国家中，由于社会革命带有更强的民族解放属性，会更加强调自身的民族特色，比如中国、朝鲜和越南。在实践中，虽然苏联带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习气，南斯拉夫带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习气，但民族自治却是这些国家中唯一相对严格遵守的宪法安排。南斯拉夫创造了巴尔干地区有史以来最长的民族和平期，苏联潜在的民族问题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一直被控制得很好。俄罗斯境内弱小民族所受到的压迫与歧视，在苏联解体之前远没有解体之后严重。当然，苏联和南斯拉夫由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大塞尔维亚主义，造成了很多潜在的民族矛盾，最为严重的是乌克兰和车臣等民族在战争期间与纳粹的合作，其中原因与英法殖民地的民族运动非常类似。如果能按照列宁的原则处理民族问题，那么完全可以更好地促成民族团结，就像列宁当年很好地解决了车臣问题。即便这样，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除了波罗的海三国，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考虑过要独立建国，苏联解体并不是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出于民族问题。而苏联以及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的民族纷争，可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问题的延续。
至此，欧洲的民族运动就告一段落，我们先回到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是一种“克里奥尔民族主义”。所谓“克里奥尔人”，指的是具有纯粹欧洲血统，却出生在欧洲以外地方的人。而“克里奥尔民族主义”，也就是这些出生在美洲的土生白人中兴起的民族主义。在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一直离不开对殖民地的掠夺，从早期新航路的开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是如此，即使现在也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剥削欠发达国家。这就使得欧洲国家是同时以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双重形式崛起，也就是说，在欧洲本土需要形成强大的民族国家，同时要保持殖民地区的非民族状态。这个状态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它存在着内部矛盾，因为宗主国不可能将殖民地按照本国的方式进行管理，殖民地区在管理上仍然非常落后，带有很强的封建以及买办色彩，需要塑造出一大批当地精英配合统治。而宗主国对殖民地又是采取一种纯粹掠夺的政策，希望能全面限制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以及殖民地人口向宗主国的流动，这又让当地精英感到非常不满。在统治美洲的几百年中，西班牙不断征收新税，执行母国的商业垄断，禁止美洲与母国的一切竞争。甚至美洲大陆内部的不同地区也不能有贸易往来，从美洲一边运到另一边的货物必须经过西班牙的港口，由西班牙的商船提供贸易服务。同时又鼓励大量的西班牙人移民美洲，在独立运动之前，拉丁美洲地区的土生白人数量已经达到三百万人左右，而这些人不被看成是西班牙人，他们只是二等公民，无法取得和西班牙人相同的政治地位，这使得在他们中间至少是精英分子中诞生了一种美洲人的意识。
另外，欧洲的启蒙思想也在美洲地区得到传播，影响最大的是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以及法国殖民地海地。而这两个国家的独立也是美洲最为进步的革命，其他的独立运动是贵族、军人和法国化进步分子等少数集团的事，信仰天主教的穷苦白人群众仍处于消极状态，而印第安人则持冷漠或敌视态度，只有墨西哥独立是有农民大众的主动参与。但在当时，这些少数精英足以在政治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这在后来的亚非殖民地独立运动中也是一样，这些运动通常是由西方化的本地知识分子所领导。本地精英阶层与殖民者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他们通常受过纯正的西方精英教育，很多人甚至在西方国家生活多年，但最终也无法融入到西方国家的精英圈子里，最多只能作为殖民地的社会精英。他们要想与西方国家的精英们平起平坐，就只能让自己所在的国家至少在形式上与西方国家处于平等地位，而不是附属地位。他们希望借由西方自身的民族主义思想，将自己国家也打造成经济强国，从而在世界上更有话语权。当然，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二战之后已经成为了反帝运动的代表，所以很多亚非殖民地独立运动更多是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词汇，也得到了苏联中国等国的帮助，这是与拉丁美洲不同的地方，虽然建立的大多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而非工人国家。
这些新生的国家和欧洲国家最大的区别是，其疆域并非是按照殖民时代之前的语言或族群的边界来划分，而是根据殖民者行政区域的划分。殖民地行政单元的划分是简单粗暴的，完全不考虑当地自然和社会状况。但是，时日一久，在地理、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下，它们发展出了一种较稳固的现实性。殖民地本土精英的活动范围，通常就是在这些由殖民者划分的行政单元内。在西班牙出生的官员，他的仕途能从巴塞罗那到哈瓦那，经过墨西哥城，再到圣地亚哥，最终返回到马德里。而在阿根廷出生的当地精英，他的仕途只能从拉普拉塔到罗萨里奥，最高就只能到达当地的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无论是在水平方向还是垂直方向，他的仕途之路都非常有限。在这一范围内的当地精英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拥有了阿根廷人的共同认同。
与此同时，传媒在民族意识的诞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像早期的印刷资本主义在欧洲所发挥的作用。一个委内瑞拉出生的白人官员也许会读一读马德里的报纸，不过主要还是读加拉加斯本地的报纸，因为这与自己的生活更有关联。而西班牙官员即使也居住在加拉加斯，主要还是会读马德里的报纸，尽量不读本地的报纸，因为他知道自己迟早会离开。这些传媒创造了一种时间上的同时性，即使相隔很远，人们也能意识到这些新闻是同一时间发生，与自己的生活同时存在。但由于各行政区域的相互隔绝，经济和通讯往来也非常有限，墨西哥人可能要几个月后才能知道智利发生的事情，而且主要是通过墨西哥的报纸而不是智利的报纸，这样就无法形成同时性，只能形成一个较小范围内的墨西哥认同。
不管是在拉丁美洲还是在之后的亚洲非洲殖民地，民族意识形成的路径都是如此。这也说明了要求建立国家的民族认同与语言族群的关系并不大。拉丁美洲普遍都说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但包含了多个民族意识，没有按照语言来形成国家。亚洲非洲很多殖民地内包括了多种语言和多个族群，却形成了统一的民族意识和一个国家。当然，在这些国家内部，统一的民族意识非常微弱，民族意识主要还是在存在于精英阶层中，甚至在今天也是这样。
自此，除了西方国家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加泰罗尼亚和苏格兰等没有取得独立的小民族，还有苏联以及南斯拉夫解体之后重新爆发的一些民族问题，民族主义的建立民族国家这一目标已经得到了广泛实现。在新成立的亚非各国中，某些国家内部又兴起了新的民族运动，其中有部分是以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为目标，比如中东的库尔德人、伊朗和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人、缅甸的克钦人等少数民族、泰国南部的穆斯林、印度东北的达尼人和阿萨姆人等少数民族、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马里与尼日尔的图阿雷格人等。不过这些运动大多未取得成功，真正取得独立的只有印尼的东帝汶和苏丹的南苏丹，以及更早一些脱离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另外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聚居区、索马里的索马里兰取得了高度自治的权利。除此之外的很多族群冲突并不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在非洲、中东以及印度印尼等地方非常常见，在中国也有汉族与回族等民族的冲突问题。最为知名的是卢旺达和布隆迪的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冲突，导致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事件。
由于这种民族运动也以民族诉求为旗帜，但不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也不追求欧美极右翼的建立纯粹单一民族国家这种目标，就算发生大屠杀也仅仅是出于简单的复仇或者抢夺资源的心态，因此与古典的民族主义有很大的不同，被称为“族群民族主义”。尽管这种现象在美洲地区很早出现，比如印第安人、黑人、爱尔兰人、拉丁人和英裔德裔为主的其他白人之间的冲突，但被广泛关注还是在殖民地取得普遍独立之后，它为许多领域带来了全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像组建新民族时会遇到的问题，更像是新移民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时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一个多元族裔组成的社会中适应新环境并争取自己利益。这些新移民多半会融入到来自老家的同乡移民中，主要原因是为了互助，能借由集体力量对抗来自外界的敌意。他们关心的问题主要是以集体的方式和其他族群争夺国家资源，保护本族群免受歧视排挤，扩大本族群成员的机会并降低不利于自己的因素。这些问题都和争取独立建国和语言自主的民族主义无关，只是为了让移民群体感觉好过一点。
美国黑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众所周知黑人在美国是一个受歧视与压迫的群体，但黑人独立建国根本行不通。无论是大规模移民到非洲国家，还是从美国领土中分裂出去，都没有实际可操作性。虽然回归非洲的想法曾在西半球的黑人中引起热烈回想，但没有人把这当成是可行方案认真考虑，只有白人至上主义者才真的幻想把有色人种都遣返回自己故乡。而在美国划出黑人领地一事，共产国际倒是基于民族自决权的原则提出过这一建议，只不过黑人对此没有兴趣。在黑人民权运动时期，也有一些黑人提出来独立想法，但也没有赢得大部分黑人的支持，黑人运动整体来说，还是寻求在美国内部取得一定政治经济地位。
族群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个阶级问题，不同的族群通过分隔化的社会分工模式形成固定的社会关系。按照族裔划分的劳动市场在很多国家都很常见，在美国，犹太人开银行，韩国人开超市，中国人开餐馆已经是个广为人知的事。这主要是因为移民往往会通过非正式的人际网络将自己的亲朋好友带到特定的职业之中。这本来并不构成冲突，但族群运动对这类社会分工问题毫不关心，他们只在意那些各族群都能自由进入的领域中，各族群具有什么样的地位。而这最典型的就是政治领域，族群竞争几乎可以等于是为了取得或掌握国家机器中职位的竞争。对于各族群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取得出任国家公职的资格是通往财富和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这也是他们的主要奋斗目标。教育问题又是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各族群中精英分子都想掌握或独占教育这项资源。美国民主党推行的亚裔细分法案被华人所反对，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一些国家为了保证自己主体族群的利益，甚至会主动选择让少数族群独立，比如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为了限制华人的影响力，主动让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独立，这和古典的民族独立原因完全不同。
这种族群民族主义和之前欧洲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颇为相似，都是民族内部的小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而选择以民族主义的口号进行政治动员。不过不同之处在于，现在的小资产阶级已经明白了一旦独立建国，那么很多掩盖在民族口号下的潜在问题都会暴露出来。而只要坚持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政治活动，不寻求独立建国，那么自己就一直可以通过持久的民族冲突来获取本族群的支持，为自己赢得长期的好处。他们也拒绝和谐一致的民族关系，一旦没有了对手，他们也无法继续保持族群团结，自己也不能再领导民族运动。理论上讲，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可以将不同族群的底层工人团结起来，让他们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解放出来，建立自己的阶级共同体。不过新自由主义兴起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无法完成这一目标，无产阶级碎片化原子化的倾向明显，更容易投入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怀抱，这一趋势最近几年才有了好转。
也正是因为民族主义已经失去了其最重要的目标，因此民族认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丧失了其最独特的特性，和其他身份认同越来越类似，并不能成为压倒其他一切认同的最高认同。今天的民族主义已经越来越像是一种亚文化，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选择的一种抵抗仪式，和其他亚文化以及反文化认同没有本质区别。一个人不断强调自己是康沃尔人，和一个人不断强调自己是嬉皮士的原因差不多，都是强调一种对主流社会的不满。20世纪晚期快速而史无前例的社会经济变迁，资本主义主流文化对传统的侵蚀，都让人失去归属感。迷失方向的青年一代，很多人选择以强化的民族认同来对抗这种焦虑感，重新获得集体的力量——当然也有人选择其他类别的身份认同来获得集体感，比如性别、宗教或某个亚群体等，甚至会不断在各种身份认同群体之间跳跃。这种情况看起来和之前中产阶级支持民族主义的原因非常类似，又由于更大规模的社会变迁极度放大，当前世界的排外主义倾向甚至高于法西斯主义当道的那些年。但也比之前更缺乏政治性，沦为了纯粹的仪式性活动。一个人即使是个好斗的威尔士民族主义者，也不一定会去支持威尔士民族政党，真正支持苏格兰或者威尔士民族政党的人并不多，这种政党的成员数量和选举前景都处在快速变动之下。在今天，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广泛的割裂，民族等于国家的公式已经不再成立，国家不会像以前一样强调自己是一个民族国家，人们也普遍不再关心这点。在爱尔兰独立之后，英国政府表示如果爱尔兰人居住在英国也享有完整的英国公民权，这种双重国籍的情况并没有使爱尔兰人感到奇怪，就好像是自己从来没有脱离英国一样。中国人也普遍羡慕澳门人可以持有葡萄牙护照，享有事实上双重国籍的好处。19世纪的德国统一是人们长久以来的愿望，也是德国最为重要的头等大事。而冷战之后的德国统一却只是一个意外的结果，当时西德没有任何一个主要政党认真考虑过两德统一的实际问题，以民族主义为诉求的政治组织只是西德政坛上的边缘势力，在东德也是一样。而即使像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这种仍然追求独立建国的民族运动，现在也追求的是绕开全国政府直接以区域的身份加入欧盟，成为一个大型政治经济体的次单位，这也已经背离了古典民族主义的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目标。
这种情况在以前就存在。波兰重新独立的时候，很多波兰人宁可居住在德国也不愿意住在重生的波兰，很多斯洛文尼亚人宁愿选择当奥地利人也不愿意做南斯拉夫公民，北爱尔兰人并不认为他们和其他爱尔兰人属于同一个民族。更典型的要数瑞士，这个国家本身就是由不愿意成为其母国公民的德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所组成。不过民族不同于国家这一观念直到20世纪后期才成为主流，同时又由于各种其他身份认同的兴起使得民族认同变得非常复杂。在以前的欧洲，能取代民族认同作为第一认同的是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等教派运动，或在之后脱胎于民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而在现在，人们的第一认同可能是同性恋、素食主义者或环保主义者等等。在亚非拉地区，宗教认同时常会取代民族认同成为第一认同。在斯里兰卡，有大约一小半的泰米尔人更愿意将自己视为穆斯林，他们并不认同泰米尔民族主义。在伊朗，统治阶级也更愿意以什叶派穆斯林的身份而不是伊朗民族主义者的身份来统治国家。
甚至语言问题也越来越淡化，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见到语言民族主义。对当前大部分国家而言，采用多语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大势。在西方国家，大量移民已经在各大城市建立了特定的族裔区。在其他国家，也包含了至少几种彼此无法沟通的族群。新兴国家中最能被各族接受的官方语言，通常都是之前殖民者的语言，这种语言最没有族群色彩，双语的统治阶级管理着形形色色的单语人群。而在美国，西班牙语的使用在很多城市已经非常普遍，虽然美国没有正式的官方语言，但我们可以预见到西班牙语很可能像英语一样，成为事实上的官方语言之一。
民族主义今天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的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息息相关。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民族主义才能证明自己在历史中的合理地位。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反过来加强国民的民族认同，就像阿泽利奥在1860年说道：“我们已经缔造了意大利，我们必须接着缔造意大利人。”在资本主义刚兴起的时候，资产阶级需要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形成统一的国民经济体，以此来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竞争，就需要民族主义这件强大的武器来组织起一个强大的民族。而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全球化的阶段，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古典的以领土为范围的国民经济模式，各国都高度依赖于全球统一的贸易体系，作为国际分工的一个环节。这种转变在二战之后的欧洲开始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扩展到全球。跨国资产阶级的兴起让民族国家的职能发生了重要转变，这些资本家已经不再寻求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而是像对待殖民地一样对待自己的祖国，对自己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漠不关心，然后躲在像英属维尔京群岛或者新加坡这样的地方逍遥自在。这些小国类似于中世纪的贸易中心城市，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与自己体量不相称的作用。这种情况自然会让民族主义的影响力衰减不少。另外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苏联的存在，冷战时期一直是以意识形态的争端为国际政治的主题，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只是美苏争霸的陪衬。
而且，从整个历史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合理性。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已经从传统的循环论的历史观中摆脱出来，随之而来是对不确定的未来的焦虑与恐惧。只有拥有对不断进步的美好未来的信念，才能消除这种焦虑和恐惧，保持对未来的乐观与希望，也就是从一种圆形的历史观变成一种线性的历史观。一旦资本主义无法再推动历史进步，人类要么回到传统的历史观，要么陷入普遍的焦虑。而民族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代表，也需要承担人们对于现代化这个命题本身的质疑。
当然，虽然很多学者将当前的社会性质称为“新封建主义”，但根本上而言目前社会仍然保留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只不过是一个极度衰落腐朽的资本主义。不管民族国家如何被跨国资产阶级所鄙视，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各国保守派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开始重新呼唤民族主义。最近几年逆全球化思潮盛行，各国右派重新上台，希望重新回到19世纪的民族国家模式，建立强大的国民经济体来将自己国家从衰落的泥潭中拯救出来。现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也趋于激烈，甚至爆发了俄乌战争这样的大规模冲突。不过这种竞争也没有完全回到19世纪，而是沿用了很多20世纪美苏争霸的话语体系以及政治框架。当前的帝国主义竞争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夹杂着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与民族主义话语体系，而且相比于二战时期要更加混乱。在美国那边，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要多一些，也继承了一整套冷战时期的政治结构，甚至连特朗普这种赤裸裸宣扬美国优先的人也需要用白人至上主义的意识形态，像希特勒一样促成极右翼的大联合，而民主党更不用说，本身就代表了跨国资本集团的利益，使用意识形态工具更加得心应手。但这套不合时宜的系统内部摩擦不断，从意识形态来说由于美国内部资本集团的分裂，虽然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但使用的意识形态工具不同，造成了各种政策相互牵制，国内矛盾重重，对外关系也寸步难行。从国际关系来说美欧资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已经无法通过意识形态的说辞来进行调和，只是由于俄乌战争才重新强化了北约系统，但也一定会随着形势变化逐步瓦解。在中俄这边，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要多一些，因为其本身的跨国资本势力相对于国家来说力量弱小，国民经济仍然强劲，保留了更多民族国家的特征，同时又由于已经经历了意识形态的崩塌而更加紧紧拥抱民族主义的说辞。
这种做法在发达国家内部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反而因为各种矛盾引发了社会混乱。毕竟历史不可能真的回到19世纪，只能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继续走下去。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没有新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么这种长期的混乱会一直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办法，是宣传赤裸裸的民族主义还是借用各种意识形态的说辞，都已经无法再重新建成强大的民族国家和国民经济体。而中俄虽然保留了更多19世纪民族国家的特征，但在整个资本主义衰落的大背景下也只能勉力支撑，无法真的拯救资本主义，即使在帝国主义竞争中获胜也不可能提供一个替代性的国际秩序。
而在欠发达国家中，由于一直以来都受到西方国家的剥削和压迫，所以最根本的任务是反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不能等同于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本身只是反帝运动的一个工具而不是目的，宗教以及社会主义同样也是反帝运动的强有力工具，在很多时候比单纯的民族主义要更加管用。在和西方的对抗中，原教旨主义者强调宗教和文化，自由主义者强调民族，社会主义者强调阶级。在民族国家模式尚未出现危机时，民族主义对这些国家的精英仍然有深深的吸引力，他们希望像西方国家一样建立强大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但单纯依靠民族主义取得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数，只有土耳其一个国家是典型。像印度这些相对民族认同感较强的国家，更多是由于殖民者主动放手以及冷战的因素而成功实现目标。而中国、朝鲜、越南就完全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实现反帝目标。民族主义最典型的失败案例是在中东和非洲，这些国家自独立之后一直动荡不安，发生了数不胜数的族群、部落和宗教冲突，即使统治阶级大力呼吁一种“泛阿拉伯主义”、“泛非主义”，也没有解决问题。这些国家很多都被族群因素瓦解成碎片，无法维系任何可以称之为国家的政治体制。阿拉伯国家独立之后，统治者普遍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但这并没有建立起来强大的民族国家，经济命脉仍然被西方国家所控制，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原教旨主义运动开始兴起，甚至在伊朗这种民族意识较强的国家也发生了伊斯兰革命。原教旨主义运动自然无法像社会主义革命一样建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但它力图回到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的社会，以此来抗拒西方帝国主义的侵蚀。因此，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在这些国家非常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