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会NGO化”：非洲女权主义组织的四个教训

瓦莱里·巴赫、费洛基·阿努莫著

阿土译

素侠云雪校

非洲女权运动是多样的。但是我们可以，并且必须从这大洲上几十年不断变换的组织中总结经验教训。

作为非洲女权主义者，我们面临各种各样的压迫，包括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然而，我们的运动比以往更有活力、政治性上更加激进。

我们颠覆了抹杀妇女和性少数群体的历史记录。我们影响了公共观点和政策。我们正努力解决非政府组织化和我们运动中非政治化的问题。需要重建国际、代际团结的共识也在增长之中。

我们的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在区域、性格和影响方面差异巨大，几乎无法分类。但是，我们可以从非洲大陆几十年不断变换的组织中学到必要的经验教训。以下有四个：

男权制的一个作用就是抹杀妇女和社会性别相异者的历史记录。鉴于此，建立和推广替代档案成为一种激进的抵制行动。

像非洲女权主义论坛（AFF）这样的平台为非洲及其侨居在外的女权主义者创造了联系和互相学习的机会，包括被我们站在肩膀上的巨人。AFF最近推出了一个名为“声音，力量和灵魂”的系列视频，将一张张面孔、一个个声音置于非洲大陆充满活力的运动之中。

AFF系列视频包括了杰出的非洲女权主义者，也有其他一些在他们本身活动圈子之外就不太知名的人。因为只记录著名人物会产生忽略掉小人物的集体力量的问题，所以这非常重要。

现在已经逐渐重视起学生和青年活动家、性少数群体、艺术家、农民和性工作者来。从南非的以学生为主导的抗议活动，到女权主义者动员反对在乌干达的“杀死同性恋者”法案，到抵制在埃及的专制，坚定的女权主义领导力量正在整个非洲大陆发动起来。

非政府组织数量的增长、在推进女权项目上对它们的过度依赖，在很多方面使得本应是变革性议程的事情去政治化了。通过非政府组织运动的政治工具化和制度化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切和批评。

一个例子，是对男性参与非洲女权运动的必要性的关注（有争议）。这已经削弱了女权运动的基础，并且损害了来之不易的安全空间，因为女性将男性纳入组织会有压力。

为寻求变革，一些非洲女权主义者拒绝更传统的模式和结构，并通过非正式的、社会团体主导的集体如 Ikhtyar和HOLAAfrica!进行组织。互联网也成为一个动员民众、反映呼声的重要工具。如若不信，可以在推特上搜索#Afrifem hashtag 。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非洲女权主义者将运动的诉求从街头转移到了国家政策制定，甚至更多。他们和政府代表谈判以实现进步性的协定，比如关于女性权利的“马普托协议”，由非盟在2003年正式通过。进步运动提升了公众对性别平等的关注和它的政治影响。

现在非洲女权主义者必须解决运动中议程和工具选择的问题。女权主义学者阿诺·奥克其争论说，在国际发展上，“性别”问题去政治化使非洲女权运动遭受损失，因为去政治化致力于包容性政治，而非根本的变革。妇女和女权运动领导者加入了政府，最终不再谴责该政权的攻击行为，这似乎是“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必然后果。

非洲女权主义者已经开始将性别和发展重新定为变革的根本——通过非洲女性主义政治化来形成新的基础，以实现团结，致力于达成共识的同时，也不否认分歧。

例如，我们看见南非年轻女权主义者要求：必须打倒罗兹（Rhodes）^[1]，但也要打倒父权制。这为学生创造了条件，使他们能够在运动中批判性地将黑人女性主义，泛非主义，社会性别和性等问题定位在非殖民化教育体系上，并将教育视为人权而不是商品。

非洲女权运动非常强大。但是意识形态、代际和策略上的不同产生了许多分歧。有些情况是，年轻人、穷人、跨性别者、酷儿和性工作者在抗争中会发现他们受到年长者、中产阶层、性多数者、直男和白领的抗争的排斥，后者受到更多的主流认同。

深度的组织交融，和挑战如父权制、一般异性恋的交互压迫，对于展示团结和寻求变革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再使我们的斗争互相分裂，这应该反映在我们的策略和要求上，而这应该和女权主义者面临的各种压迫联系、交融起来。一个社会群体的解放不应成为另一群体受压迫的基础。

2017年7月31日

来源：《开放民主》

[1] 塞西尔罗兹是19世纪末英国殖民主义者，主要在南非活动，也是钻石开采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