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目录
﹝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韩达 译
Peng Yu 校
序言
任何方面的知识都有一个中心概念，用来表达了它所研究和处理的现实领域的基本特征或功能。在政治科学中，这个核心范畴是国家。
在人类文明中，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政治思想首先是由他们对国家的态度和对国家本质的定义来刻画的。因此，古希腊贵族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他那个时代的“城邦”——是一种以家庭和村庄为基础的“美好生活的联合体”；然而，体力劳动者、工匠、妇女、外邦人和奴隶被排除在公民的权利和福利之外。
资产阶级哲学家黑格尔，就像他的理念论先驱柏拉图一样，断言民族国家是客观意志的产物，最好由君主立宪制统治。
如今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以及紧随其后、模仿他们思想的改革派社会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相信存在这样一个国家：它作为一个公正的仲裁者，凌驾于阶级的自私争论之上，公正地处理不同“利益集团”各自的诉求。这种无阶级国家的崇高的观念是建立在人民同意基础上的一种纯粹民主政体，而不是致力于维护统治阶级的财产和权利，这是资产阶级民主意识形态的核心。
历史唯物主义对国家的本质持更为现实的看法。国家是社会结构中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的产物，它试图以统治阶级的身份来治理社会。每一个国家都是某种既定生产体系的组织机构，它基于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财产所有权形式。这种所有权形式赋予国家一种特定的阶级偏见和内涵。每个国家都是有组织的政治表达，是在经济上具有决定性地位的阶级的工具。
决定一个国家特征的主要因素不是其统治的主要形式，因为这种形式随时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是财产和生产关系的类型，他们不断受到受益者的保护和支持。
在古代，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都是在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国家经历了帝国主义君主制、神权政治、绝对君主制、财阀政治和共和政体。
资产阶级社会在其演变过程中，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由各种君主专制（从绝对专制到宪政）、共和制和议会制，以及军事独裁和法西斯独裁统治。
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苏联成立后半个世纪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兴起的十二个工人国家里，已经出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统治类型。其中一种或多或少具有民主的特征，表达工农的权力，保卫工农的福利。另一种则带有专制和波拿巴主义倾向，一心要维护官僚阶层的特权地位，这些官僚阶层成功地篡夺了大众的决策权。
在资产阶级时代的萌芽时期，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前，精明的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就已经表明，国家是最高的、有组织的、权力的合法表达方式。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Meineke）写道，“马基雅维利的理论是一把刺进西方人类政治体侧翼的利剑，使其尖叫并奋起。”
同样，遵循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导，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阐述，国家建立在暴力原则的基础之上。直指它们所控诉的犬儒主义和反人道主义，这一观点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大惊失色。然而，从两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庞大军火库，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再到美国战争机器对越南的破坏，还有像1933年的德国到和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针对自己的公民的野蛮报复，这些历史事实似乎已经充分验证了这种观点。
一边是国家力量的存在与运作形式，一边是构成社会经济结构的财产制度，马克思主义通过揭示和解这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为马基雅维利的观察增加了更深层次的维度。国家行使的威压权力是维护最高受益的剥削者物质利益的最终手段。
在美国，工业家和银行家拥有并运作大部分资源，控制主要政党。显而易见，他们同样会直接使用军事机器和联邦政府的其他镇压机构。他们通过警察、州警卫队和联邦部队镇压贫民窟的起义，这证明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公开的镇压功能。然而，自由派美国人发现很难从这些相当公然的事实中进行归纳总结，从而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权力的社会学定义。
他们被三种误解所蒙蔽或迷惑：（1）美国社会没有明确界定的阶级构成；（2）阶级之间没有严重的或者不可调和的矛盾；（3） 政府不是管理一般事务和促进资本主义剥削者目标的“执行委员会”，但它可以成为照顾全体人民福利的最高机构，而不仅为少数富人的利益服务。
在这些文章中，厄内斯特·曼德尔对国家权力演变和本质的分析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消除这些错误观点。他是比利时《左翼》周刊的总编，可能是当今西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具影响力的权威代表。他通过其两卷本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率先在这一领域让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这本书自1962年首次出版以来，在法国已经有了三个版本，目前英译版也已问世，而且已经被翻译成德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
曼德尔在世界各地的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涉及各种主题的文章，并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顶尖大学发表演讲。
在《资本论》出版一百周年之际，曼德尔的《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1843-1863》由法国马斯佩罗出版社出版。作为对J.J. Servan-Schreiber的《美国的挑战》的回应，他写了著作分析共同市场和美国资本对西欧渗透。该书最近在德国成为了畅销书，不久将出版英文译本。
曼德尔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概论》目前已有英文第四版，在全国各地的课程中被教师和学生广泛使用。对资本主义体系动态的通俗阐述来说，这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小册子是一个有价值的补充。
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
1969年10月1日
I．社会历史中国家的起源和发展
A．原始社会和国家的起源
国家并非一直存在。
一些社会学家和学术类政治学家在谈到原始社会的国家时犯了错误。他们真正所做的是把国家和共同体等同起来。如是这般，他们就剥夺了国家的特殊性质，即某些由共同体集体行使的职能被移除，而成为这个共同体中一小部分成员的专属特权。
换句话说，国家的出现是社会分工的产物。
如果这种社会分工还处于初级阶段，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就轮流行使其这个共同体的全部职能。这样就不存在国家，也没有特殊的国家职能。
关于布希曼人，维克多·埃伦伯格神父写道，这个部落既不知道私有财产，也不知道法院，既不知道中央政府，也不知道任何形式的特殊机构。（《布什曼的悲惨结局》，第70-73页〔巴黎：阿米奥特·杜蒙特，1953年〕）另一位作者这样描述这个部落：“布须曼人真正的政治主体是群体，而不是部落。每个群体都具有自主性，独立于其他群体而过着自己的生活。群体的事务通常由熟练的猎人和年长的、有经验的人来管理。” （I. Shapera,《南非科伊桑人》，第76页〔伦敦：乔治·劳特利奇父子有限公司，1930年〕
远古时代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也同样如此：“拥有父权的家长制家庭的时机并不成熟，真正集中的政治集团的时机也不成熟。主动义务和被动义务在图腾氏族政权中是集体的。权力和责任在这个社会中仍然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我们在这里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公共的和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分享同一图腾是每一个人的本质和所有人的凝聚力的基础，使氏族所有成员享有平等地位。” （A.莫雷和G.戴维，《氏族与帝国》，第17页〔巴黎：La Renaissance du Livre，1923年〕）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随着社会分工不断发展，社会被划分为不同阶级，国家出现——其本质被定义为：对于每个成员来说，作为一个整体中的一部分，他被剥夺了某些职能的行使权；只有一小部分人负责行使这些职能。
剥夺大多数成员曾经（一开始是集体）行使的某些职能，以便将这些职能移交给一小部分个人。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发展。
第一个例子：武器。
这是一项重要的职能。恩格斯说道，归根结底国家不过是一具全副武装的人。
在原始集体状态中，群体中的所有男性成员（有时甚至所有成年成员，无论男女）都被武装起来。在这个社会中，那种将携带武器视为某些被称为军队、警察以及警察部队的特殊机关的特权的观点是不存在的。每个成年男子都有权携带武器。（在某些原始社会中，标志着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成年仪式就是赋予其携带武器的权利。）
在那些仍然是原始的但已经接近阶级划分阶段的社会中，情况也完全一样。例如，这一点在日耳曼人攻打罗马帝国时也适用：所有自由人都有权携带武器，他们可以用其来捍卫自己的人身权利。我们在原始日耳曼社会中看到的自由人之间的权利平等，实际上就是士兵之间的平等——苏瓦松花瓶[1]的轶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古希腊和罗马，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经常围绕着携带武器权的问题展开。
第二个例子：正义。
总的说来，文字对于原始社会来说还是一种未知事物。因此，原始社会没有成文的法典。此外，行使正义并不是特定个人的特权；这项权利属于集体。除了由家庭或个人自行解决的争端外，只有集体集会才有权作出判决。在原始日耳曼社会，人民裁判所的负责人并不能做出判决，他的职责是确保某些规则、某些形式得到遵守。应当给某些脱离集体的人保留伸张正义的权利，这种观点对于一个以氏族或部落的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的公民来说似乎是荒谬的，正如相反的情况在我们大多数同时代人看来是荒谬的一样。
总而言之：在社会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上，社会阶级划分之前，群体的所有成年成员集体行使某些职能——如携带武器或行使审判职权。只有当这个社会进一步发展到社会阶级出现的地步时，这些功能才从集体中拿走，保留给以特殊方式行使这些职能的少数人。
这种“特殊方式”的特点是什么？
让我们从封建制度开始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来考察我们的西方社会。
大封建集团的独立性（不是形式上的，也不是法律上的，而是非常真实的并且几乎是全部的）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来证明：封建领主。只有他，在其整个领域内，行使着上面列举的所有职能。这些职能在原始社会中已经移交给了成人集体。
这个封建领主是自己领地的绝对主人。他是唯一有权随时携带武器的人；他是唯一的警察，唯一的治安官；他是唯一的法官；他是唯一有权铸造货币的人；他是唯一的财政官。他在他的整个领地内行使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国家的所有典型职能。
随后，将会发生演变。只要他的领地仍然比较小，人口有限，领主的“国家”职能还是初级阶段，并不是很复杂。只要行使这些职能仅仅需要领主的一点点时间，他就可以亲自处理状况并行使全部的职能。
但随着领地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封建领主的职责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详细和繁重。一个人要行使所有这些职能就变得难上加难。
那么封建领主该如何行事呢？
他将自己的权力一部分委托给他人——但不授予自由人，因为自由人属于一个与封建领主阶级对立的社会阶级。
封建领主将部分权力授予给完全在他控制之下的人：属于他仆从的农奴。他们的奴隶出身反映在许多当前的头衔中：“治安官”（constable）源自于马厩伯爵（comes stabuli），马厩的农奴头领；“部长”是指从事辅助性事务的农奴，例如，应领主要求伺候其需求的农奴——作为领主的随从、仆人、助手以及代理人等等；“元帅”（marshal）是指管理马车、马匹等等的农奴（源自marah scalc，古高地德语指马匹的看管者）。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非自由人、家仆、佣人完全处于他的领主的控制之下，封建领主部分地将他的权力委托给他们。
这个例子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
国家是在人类历史演变的某一时刻出现的一个特殊机构，它注定要在同样的演变过程中消失。它产生于社会的阶级划分，并将随着这种划分的消失的同时也随之消亡。它是作为有产阶级手中的工具而诞生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持该阶级对社会的统治地位，它也将随着这个阶级的统治结束而消失。
回到封建社会，应该指出，统治阶级行使的国家职能不仅涉及最直接的权力领域，如军队、司法、财政。而且意识形态、法律、哲学、科学、艺术也在封建领主的控制之下。那些行使这些职能的人都是穷人，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把自己的才能出卖给一个可以满足他们需求的封建领主。（教会领袖必须属于封建领主阶级，因为教会是大片土地的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至少说，只要存在这种彻底的依赖，意识形态的发展就完全由统治阶级控制：它单独指挥“意识形态生产”；只有统治阶级才有能力资助那些“空想家”。
如果我们不想在错综复杂和细微差别中迷失，我们必须牢记这些基本关系。不用说，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国家的职能变得比我们刚才粗略描述的封建政权更加复杂，有更多的细微差别。
然而，我们必须从这种透明清晰的状况出发以便理解演变的逻辑，这是导致社会分工的根源，通过这一过程使得不同的国家职能变得越来越自主并且开始逐渐独立于统治阶级。
B．现代资产阶级国家
现代国家的资产阶级起源
这个也相当清晰。现代议会制度起源于英国资产阶级向国王发出的战斗口号：“没有代表权就不得征税!”用简单的话来说，这意味着：“只要我们对你怎么花钱没有发言权，你就不会从我们这里得到一分钱。”
我们可以立即看出，这并不比封建领主和被指派到马厩的农奴之间的关系更微妙。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一世，因为不尊重这一原则而死在了断头台上。自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出现以来，这一原则成为所有直接或间接的国家机器的代表都必须遵守的黄金法则。
资产阶级国家，阶级国家
这个新社会不再由封建领主统治，而是由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家统治主导。众所周知，从15世纪到16世纪开始，现代国家——新的中央政权，大体上属于君主专制政体——的货币需求变得越来越大。资本家、商人和商业银行家的钱，很大程度上填满了国家的金库。从那时起，某种程度上，资本家为维系国家而买单，他们也将要求后者完全为其服务。他们制定了法律，创建了制度，这些法律和制度的本质，使人清楚的感受到并且理解这件事。
一些今天看来具有民主性质的制度，例如议会制度，清楚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质。因此，在大多数设立了议会的国家里，只有资产阶级拥有投票权。这种情况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一直持续到上世纪末甚至二十世纪初。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普选制度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相对较新的发明。这该作何解释呢？
非常容易。17世纪时，英国资本家宣称“没有代表权就不得征税”。他们所考虑的只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些一无所有、不纳税的人也可以投票的观念在他们看来似乎是荒唐可笑的。设立国会的最重要目的不就是为了控制用纳税人的钱开支吗？
这一论点是在要求普选权的时候，由我们的教条主义的[2]资产阶级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是非常正确的。对于这个资产阶级来说，议会的作用在于控制预算和支出。而且只有那些纳税的人才能有效地行使这一控制权；因为那些不纳税的人会不断增加支出的趋势，因为他们不用为此买单。
后来，资产阶级对这个问题有了另一种看法。伴随着普选产生了普遍征税，这使工人的压力越来越大。通过这种方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正义”。
议会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体现了一种非常直接、非常机械的联系，这种联系存在于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国家权力的行使之间，即使在资产阶级国家中也是如此。
还有其他的例子。让我们来看看司法系统中的陪审团。陪审团在性质上似乎是一种非常民主的制度，特别是与不能罢免的法官来执行司法相比，这些法官都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人民无法控制他们。
但是陪审团的成员是从哪个社会阶层选出来的呢？从资产阶级，时至今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此。甚至还有一些特殊的限定性条件，类似于对拥有财产的人的投票要求，要成为陪审员必须是房产拥有者并缴纳一定数额的税款等等。为了说明资产阶级时代国家机器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直接联系，我们还可以援引法国大革命期间通过的著名的勒沙普里安法，该法律以在所有公民之间建立平等关系为借口，禁止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因此，当工业社会已经超越了公司阶段，在禁止雇主成立公司的借口下，工会就被视为非法。这样一来，工人们对老板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只有工人阶级的组织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对雇主们的财富起平衡作用。
II．资产阶级国家：面对日常现实
通过工人运动的斗争，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些制度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普遍选举权仅取代财产所有者的选举权；服兵役已成为强制性的；每个人都要纳税。然后，国家的阶级特征变得不那么显而易见。古典资产阶级统治的时期，行使国家职能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与封建时代一样清楚，与那时相比，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性质便不那么明显。 因此，对现代国家的分析也将更加复杂。
首先，让我们在国家的不同职能之间建立一种等级制度。
在这个时代，只有最天真的人才相信国会是实际的执政者，才会相信国会是基于普选权的真正国家主人。（这种幻想在那些议会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中更为普遍。）
国家的权力是一种永久的权力。一定数量的机构行使这种权力。这些机构独立于那些像普遍选举权一样既多变又不稳定的影响因素。如果我们要了解真正的权力所在，则必须对这些机构进行分析：“政府上台下台，但是警察和行政官员保持不变”。
国家首先是这些永久性机构：军队（军队的永久部分–总参谋部，特种部队）、警察、特种警察、秘密警察、政府部门的高级行政官员（“最重要的”公务员）、国家安全机构以及法官等等，一切不受“普选权”影响的事物。
这种行政权正在不断得到加强。就普选制度出现和某些代表机构的某种民主化（尽管是完全正式的）发展而言，可以表明，真正的权力从这些机构转移到越来越不受议会影响的其他机构。
如果国王和他的官员在议会制强化的阶段失去了一系列的议会权利，相反地，随着议会制的衰落（从普选的胜利开始），议会开始逐渐失去各种权利，并使它们回到国家的永久和不可撤销的行政机构手中。这种现象在整个西欧是普遍存在的。目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就是这一现象的最显著和最完整的例子。
这种转变或者倒退是否可以视为邪恶的资本家反普选的恶性阴谋？这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客观现实：真正的权力从立法机关转移到行政机关；由于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作为变化的结果，行政人员的权力以永久性和持续性的方式得到了加强。
这一进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大多数交战国开始，此后一直没有中断。但这种现象往往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在德意志帝国，这种行政优先于立法的优先权与普选是同时出现的。俾斯麦和容克地主准予普选，其目的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工人阶级作为对抗自由资产阶级的手段，从而保证（在这个已经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普鲁士贵族所行使的行政权力的相对独立性。
这一过程充分表明，政治平等是表面的而非实际的，公民投票者的权利只不过是每四年在投票箱里放一小张纸片的权利。普选权很难进一步发展，最重要的是，它也不会到达真正的决策和权力中心。
垄断组织从议会手中接管了政权
议会制的古典时代是自由竞争的时代。当时的个体资本家、工业家和银行家都是非常强大的个体。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独立，在资产阶级自由的限度内非常自由，可以在任何他想要的市场上进行风险投资。在这个原子化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议会在日常事务的顺利运作中发挥着非常有效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客观作用。
实际上，只有在议会中才能确定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同点。几十个独立的资本主义集团，由于众多的部门、区域和社团利益而相互对立。而这些集团只有在议会中才能有秩序地聚集在一起。（他们的确也在市场上见过面，但那是用刀，而不是用言语！）只有在议会中，才能确定一条中间线，这条线可以诉求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
因为那是议会的职能，一个可以构想资产阶级集体利益的共同会议场所。让我们回顾一下，在英雄主义的议会制时代，这种集体利益不仅是用言语和投票来实现的，而且还使用了拳头和手枪。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古典资产阶级议会难道不是利用微弱的多数票将人们送上断头台吗？
但资本主义社会不会一直保持原子化。渐渐地，人们看到它以一种越来越集中的方式组织和构造自身。自由竞争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垄断、托拉斯和其他资本主义集团。
资本主义权力集中在议会之外
现在，金融资本、大银行和金融集团真正集中起来了。如果说议会的议事录[3]在一个世纪前表达了比利时资产阶级的意愿，那么今天首先要研究的是Société Générale[4]或Brufina[5]为股东大会准备的年度报告，这样才能了解资本家的真实意见。这些报告包含了真正举足轻重的资本家的意见，他们是主宰国家生活的大型金融集团。
因此，资本家的权力集中在议会和普选产生的机构之外。在权力如此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我们只需记住，在比利时，十几个金融集团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议会与政府官员、警察署长和那些千万富翁之间的关系几乎完全不受缚于理论。这是一种非常直接和实际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是报偿。
资产阶级的可见金链子——国债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甚至是政府，无论它看起来多么民主，都被金链子与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这些金链子有个名字——公共债务。
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坚持超过一个月而不去敲银行的门来支付其当前的费用。如果银行拒绝，政府就会破产。这种现象的起源有两个方面。税不是每天都进国库的；收入集中在一年的某一时期，而支出则是连续的。这就是短期公共债务产生的原因。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些技术手段来解决。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所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支出都大于收入。这是一种长期公共债务，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最容易以高昂的利息预支资金。在国家和大企业之间，有一种直接而即时的联系，这是一种日常的联系。
国家机器中的等级制度……
其他无形的金链，使国家机器成为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
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公务员的招聘方法，我们就会发现，要想成为一个部门的初级职员，就必须通过考试。这条规则看起来确实很民主。另一方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任何级别的考试。针对部委秘书长、陆军总参谋长职位和小机关的初级文员职位的考试是不一样的。乍一看，这似乎也很正常。
但是！这些考试发展了，使它们有一种选择性特征。一个人必须具有某种学位，必须完成某些课程，才能申请某些职位，尤其是重要职位。 这样的制度将大量无法受高等教育的人排除在外，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平等的教育机会。即使公务员考试制度表面上是民主的，它也是一种选择性的工具。
…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制度的镜像
这些无形的金链也可以在国家机构的成员所获得的报酬中找到。
所有政府机构，包括军队在内，都发展了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的金字塔式结构，一种等级结构。我们深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异常，因为一个部门秘书长的薪水比同一个部门的初级文员或者办公室的清洁女工的薪水高十倍。这个女清洁工的体力耗费当然更大。但是，部门秘书长他自己却觉得，他的工作更累人！而且每个人都这么认为！同样的，总参谋长的薪水远远高于二等兵。同样，有些人会认为理应如此!
国家机器的这种等级结构使我们不得不强调：在这个机构里，有秘书长、将军、主教等，他们同大资产阶级有同样的薪酬水平，因此也同大资产阶级有同样的生活水准，所以他们是同一社会和意识形态环境的一部分。然后是中层工作人员，中层官员，他们与小资产阶级和中层资产阶级处于相同的社会阶层，并且收入相同。最后，大量没有职称的雇员，清洁女工，社区工作者，他们的收入通常比工厂工人低。他们的生活水平显然与无产阶级相当。
国家机器不是均质的工具。它自己的结构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非常接近，具有阶级间的金字塔结构以及这些阶级间的身份差别。
这种金字塔结构符合资产阶级的真正需要。他们希望有一种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资产阶级长期以来，并且非常努力地试图剥夺公共服务人员罢工的权利，这是显而易见的。
国家只是一个仲裁者吗？
这一点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概念中很重要，无论它在形式上或多或少都是“民主的”。而且，还有一个基本前提，它与国家的起源有关。国家对集体的需求仍然是敌对的，或者说是不适应的。根据定义，国家随着是少数一些人行使集体职能而诞生的。这些人不提供任何生产性劳动，但得到社会其他成员的支持。
在常规时期，不太需要监管机构。例如，即使在莫斯科，公交车上也没有人负责收费：乘客们在上车时把他们的戈比投入，不管有没有人看着他们。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要同其他每个人不断地斗争，以便从少得难以分配的国民收入中获得足够的生活费，一个庞大的监督机构就变得必要了。
因此，在德国占领比利时期间，一些专门的监督机构激增（火车站的特别警察、印刷厂的监督、配给制等）。在这样的时期，发生冲突的领域证明一个强大的监督机构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我们稍微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行使国家职能的人，所有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监视者。特警和正规警察都是监督人员，但收税员、法官、政府办公室的文书人员、公共汽车上的收费员等也是。总而言之，国家机器的所有功能都被简化成这样：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监视和控制社会生活。
人们常说，当代国家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这与我们刚才所说的相当接近。“监视”和“仲裁”，其实不都是一回事吗？
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仲裁者不是中立的。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国家机器的高级人员是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仲裁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发生在维持现有阶级社会的框架内。当然，仲裁员可以为被剥削者做出让步；这基本上取决于力量关系。但仲裁的基本目标是维持资本主义剥削的现状，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在次要问题上做出一点让步。
监视型国家，社会贫困的见证
第二点，国家是社会创造的一种实体，用来监督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它为统治阶级服务，目的是维持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这种监督组织存在一种客观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与贫困的程度和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冲突数量密切相关。
从更普遍的历史角度来看，国家职能的行使与社会冲突的发生密切相关。反过来，这些社会冲突又与物质、财富、资源和满足人类需求的必要手段在某种程度上的稀缺程度密切相关。应该强调这一事实：只要国家存在，它就会证明社会冲突（因此商品和服务也相对稀缺）仍然存在。随着社会冲突的消失，一无是处的、寄生性的监督者将会消失——但不先于冲突的消失而消失！实际上，只要符合社会的部分利益，社会便会为这些人支付费用，让他们行使监督职能。但很明显的是，当没有社会团体资助这些正在运作的监视职能之时，这一职能将随着其效用而消失。与此同时，国家将消失。
国家存在的事实本身证明了社会冲突仍然存在，介于绝对贫困（原始共产主义时期的状况）和富裕（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状况）之间的商品相对稀缺的状况仍然要存在于人类历史的漫长时期。只要我们仍在这个万年人类历史长河中的过渡时期里，也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国家将继续存在，社会矛盾将继续，必须有人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对这些冲突进行仲裁。
如果资产阶级国家从根本上仍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这是否意味着工人们应该对这个国家采取的议会民主、军事、独裁、法西斯独裁的特殊形式无动于衷？一点也不！工人们越能有组织地起来捍卫自己的思想自由，未来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种子就越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长，社会主义的到来也就越有可能在历史上得到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必须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以防止一切旨在削弱其民主（反罢工法，建立“强国”）或镇压民主（法西斯主义）的手段。
III．无产阶级执政
前述内容可以回答有关国家和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
工人阶级需要一个国家吗？
我们说，国家将一直存在，直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结束为止，但问题是工人阶级掌权后是否还需要国家。
工人阶级一旦掌权，难道不能在一夜之间废除国家吗？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然，在理论上，工人阶级是可以废除国家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形式上的法律行为。工人们还没有在一个已经极度富裕、物质产品和服务极度丰富的社会中夺取权力。在那种社会中，以分配产品为中心的社会冲突将会消失。而与此同时，掌控混乱局面的仲裁者、监督者、警察的必要性也消失了，商品的相对稀缺也消失了。这种情况过去从未发生过，之后也不太会发生。
从某种程度上说，工人阶级会在一个仍然存在部分商品短缺或一定程度贫困的国家掌权，它掌权的时候，社会还不能不靠国家来运转。大量的社会冲突仍然存在。
人们总是诉诸一种虚伪的态度，就像某些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叫嚣：让我们废除国家，用另一个名称来称呼那些行使国家职能的人。但那纯粹是口头上的操作，是对国家书面上的“废除”。只要社会冲突仍然存在，人们就确实需要调节这些冲突。现在，国家就是那些冲突调停者。在一种真实存在的不平等和无法满足每个人的需要的情况下，人类不可能团结地调节冲突。
贫困中的平等
对此可以提出反对意见，尽管这有点荒谬，而且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这么提了。
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社会：国家的废除将与人类需求的减少相联系；在这样的社会里，完全的平等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当然，这就是在贫穷中平等。因此，如果工人阶级明天在比利时掌权，每个人都能吃到面包和黄油——甚至比面包和黄油还多一点。
但是，不能人为地否定生产力发展所创造的人的需要，这种需要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结果。当一系列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时，禁止这些商品和服务总是无效的。这样的禁令只会为黑市和这些商品的非法生产创造出理想的条件。
因此，在中世纪和现代，所有的共产主义派别都试图在成员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立即建立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他们禁止生产奢侈品和普通舒适的物品——包括印刷！所有这些实验都失败了，因为人的天性使得从一个人意识到某些需求的那一刻起，就无法人为地抑制这些需求。宣扬忏悔和禁欲的Savonarola[6]，猛烈抨击奢侈品，并要求烧毁所有画作，但他不可能阻止一些屡教不改的爱美之人秘密地绘画创作。
这种“非法”产品的分销问题将会比以前更加稀少，但仍将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
无产阶级的赌注
另一个原因虽然不那么重要，但应该会在本章开头的部分补充说明。
无产阶级掌权是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进行的，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社会阶级夺取政权的情况。在历史进程中，当所有其他社会阶级夺取权力时，他们已经掌握了社会的实际权力——经济的、知识的和道德的。在无产阶级之前，没有一个社会阶级在经济上、知识上和道德上仍然受到压迫的情况下获得权力的例子。换句话说，对无产阶级来说夺取权力几乎是一场赌博。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个阶级，无产阶级集体受到压迫，无法充分发挥其创造潜力。如果我们每天在车间、工厂或办公室里工作8、9或10个小时，我们就不能充分发展我们的智力和道德能力。这就是今天无产阶级的状况。
因此，当涉及到权力时，工人阶级的力量是非常脆弱的。在整个历史过渡时期，在许多领域，工人阶级的力量必须得到捍卫，以对抗仍将继续存在的少数人。与工人阶级相比，他们在知识领域和物质财富上享有巨大的优势，至少在他们的消费品存量上。
正常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剥夺大资产阶级作为生产资料拥有者的权利；但它不会剥夺资产阶级拥有者积累的财产或文凭。它更不能剥夺他们的智力和知识：在工人阶级夺取权力之前的整个时期里，几乎是资产阶级独占了教育。
因此，在一个无产阶级只掌权一段时间（政治权力，武装力量）的社会中，许多真正的权力杠杆仍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更确切地说，掌握在一部分资产阶级手中，他们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或知识和技术资产阶级。
工人的权力和技术资产阶级
列宁在这方面有过一些痛苦的经历。事实上，可以证明，无论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无论颁布什么法律、法令、推行什么制度，如果社会机器的各个层次需要教授、高级官员、工程师、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要把无产者在一夜之间，甚至在夺取政权后的五六年里，安置在这些位置上，是非常困难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早期，列宁用一个理论上正确但有些不完整的准则武装起来，他说：“今天的工程师为资产阶级工作，明天他们将为无产阶级工作，为此，他们将得到报酬，如果有必要，他们将被迫工作。重要的是，他们是由工人控制的。但几年后，列宁在他去世前不久列出了那个时期的一份资产负债表，并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谁控制着谁？是专家们被共产党控制，还是相反的情况正在发生？
当我们日复一日地在不发达国家具体地解决这个问题时，当我们看到这在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时，我们很清楚，这个问题很容易在纸上用几个神奇的公式就能解决，但当它必须在现实的国家、在现实生活中解决时，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例如，在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这就是少数人彻底地控制。大学教育（或任何一种教育）的特权只属于社会中极小的一部分人，而为赢得独立而英勇战斗的广大人民，当他们需要行使权力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缺乏相应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获取。他们发现，在此期间，他们如此英勇地争取和赢得的权力，必须完全屈服于受过教育的少数人。
古巴革命是这一领域中最英勇的试验，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和最革命的试验。从过去各种各样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古巴革命致力于在更大范围和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开展一场非凡的教育运动*，将成千上万的文盲工人和农民转变为教师，教授和大学生。经过五六年的工作，取得的成果是可观的。
然而，尽管古巴人民具有革命精神，在一个有成千上万工人的地区，如果一名工程师或农学家垄断了对该地区至关重要的技术知识，那么他可以成为该地区实际的主人。同样，错误的解决方案是让社会倒退到不需要技术人员的初级阶段。那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
国家，工人权力的守护者
所有这些困难都表明了，无产阶级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有必要或多或少对所有可能夺取权力的人行使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必须在这个新的转型社会中行使国家权力。在这个社会中，无产阶级拥有手段控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但无产阶级仍旧受制于它是弱势群体的现实和新敌人的出现。这种情况使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保持国家的形式，并且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废除国家。但这个工人阶级的国家一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
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和特征
工人阶级，由于其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前面已经描述过），有义务维持国家。但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权力，这个国家必须与过去维护资产阶级、封建领主或者奴隶主阶级权力的国家有根本的不同。无产阶级国家既是一个国家，又不是一个国家。它变得越来越不像一个国家。正如马克思和列宁正确地说道，这个国家在诞生的那一刻就开始消亡。马克思发展了无产阶级国家的理论，他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871年的巴黎公社为例，国家的消亡呈现出了它的几个特点。它有三个基本特征：
（1）行政权与立法权没有明显的分离。这种国家需要制定法律并同时执行法律的机构。总之，有必要倒退到那种氏族和部落产生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国家，在古雅典的人民大会中也能找到这种国家。
这个很重要。这是最好的方法，它是尽可能减少实际权力之间的分裂，这种权力之间的分裂导致越来越多的实权集中在永久性机构的手中，而这种虚假的权力却留给了审议大会。这种分裂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特点。如果这种分裂没有任何本质的改变，用一个审议大会取代另一个审议大会，那是不够的。审议大会必须有实际的行政权供其支配。
（2）在最大程度上由选举产生公职。不仅是审议大会的成员，法官、高级官员、民兵军官、教育监督员、公共工程管理人员也应由选举产生。对于那些极端反动的拿破仑式传统的国家来说，这可能有点令人震惊。但某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例如美国、瑞士、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保留了某些公共职能的选举性质。因此，在美国，县治安官是由他的公民同胞选举产生的。
在无产阶级国家，选举公职人员的同时，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有罢免公职人员的权利，即在任何时候人民可以投票罢免不满意的官员。
因此，必须要让人民长期和广泛控制行使国家职能的人，真正拥有国家权力的人和名义上行使这些权力的人之间的分离必须尽可能小。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不断更换民选官员，以防止人们永久留任。国家的职能必须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由全体人民轮流行使。
（3）没有过多的薪水。 任何官员，代表机构和立法机构的成员，行使国家权力的个人均不得获得高于熟练工人的工资。它可以防止人们把谋求公职作为一种补贴自己巢穴和依赖社会的方式，这是唯一有效的避免产生这种人们眼中寄生虫的方法。
这三条原则很好地表达了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这种国家不再像它的任何前身，因为它是第一个在它出现的那一刻就开始消亡的国家； 因为这个国家的机器是由那些不再享有相对于社会大众特权的人组成的；因为这个国家的职能越来越多地由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成员行使，这些成员不断地取代彼此的位置；因为它不再脱离群众地行使职能，和那些脱离群众的执行者的国家不一样，它是与人民、与劳动群众不可区分的国家；因为它是一个随着社会阶级、社会冲突、货币经济、市场生产、商品、货币等一系列现象的消亡而消亡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消亡应该视为其自我管理的发展，生产者和公民的自治程度提高，直到在整个社会物质丰富和文化水平较高之时，形成了自我管理的生产者——消费者共同体。
苏联怎么样？
当我们回顾苏联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时，得出的关于国家的结论很简单：它是一个拥有常备军的国家。我们可以发现该国的元帅、信托管理人，甚至编剧和芭蕾舞演员，其收入是体力劳动者或家政工人的五十倍。它对某些公共职能有极大选择性，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行使这些职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权力是由一些人组成的小委员会行使的，他们的任期以神秘的方式得到延长，他们的权力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保持固定和持久——这种国家显然并没有处于消亡的过程中。
何故？
对此的解释很简单。在苏联，国家没有消亡，因为社会冲突没有消失。社会冲突并没有消失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不允许这种消亡，因为即使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半稀缺性的情况也仍然出现在苏维埃国家。只要这些半稀缺性的情况存在，管理者、监督员、特别警察就是必要的。当然，在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这些人会为更好的事业服务，至少在他们捍卫社会主义经济的程度上是这样。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它们是与社会主体相分离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寄生虫。它们的消失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直接的联系，只有生产力才能使社会冲突消失，并使与这些冲突有关的国家职能消失。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监督者、控制者越来越垄断政治权力的行使，在这种程度上显然他们可以增加物质特权，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主导稀有资源的分配。因此，他们构成了特权官僚机构，超出了工人的控制范围，并且倾向于首先捍卫自己的特权。
关于“封锁线”的争论[7]
反对上述批评的人，总是会提到被资本主义包围所产生的危险。这种观点认为，只要外部危险存在，建立一个国家就是必要的，就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哪怕只是为了保护国家免受周围的敌意。
这种观点是基于一种误解。威胁性的资本主义包围圈的存在可以证明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军备和军事机构的必要性，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存在一个脱离社会的军事机构是正当的。存在这种脱离整个社会的军事机构表明，在这个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社会紧张局势，这种紧张局势使各国政府不允许自己为人民提供奢侈的武器装备，这使得领导人不敢相信人民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自我防卫的军事问题。
实际上，外部环境问题只是一个次要方面，更为普遍的问题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国家的经济成熟度，远远没有达到一个社会要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水平。苏联仍然是一个过渡性社会，其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相当。因此，它必须用相当的武器作战。由于没有消除社会冲突，苏联必须维持对人民的控制和监督机构，并因此必须维持甚至强化国家，而不是让其消亡。由于种种特定原因，这导致了这个过渡社会的官僚主义变形和堕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害，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苏联社会被贴上了“社会主义”的标签，而不敢说出真相：我们仍然十分贫穷落后，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出于宣传的原因不惜一切代价使用“社会主义者”标签，导致现在不得不解释诸如“社会主义”清洗、“社会主义”集中营、“社会主义”失业、“社会主义”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等事情的存在。
确保反对官僚主义
将来可以采取什么保证措施来避免出现像苏联那样的官僚主义异常增长？
1．严格遵守上面列举的关于工人国家开始消亡的三条准则（特别是限制经济和政治上所有行政人员的工资的规则）。
2．严格尊重经济管理的民主性质：在企业中选举产生职工自治委员会，由这些委员会选举产生生产者大会（“经济参议院”），等等。说到底，那些控制剩余社会产品的人控制了整个社会。
3．严格遵守原则，工人国家必须限制一切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政治自由（这一限制应与他们反抗的暴力程度成比例），与此同时，它应该把这些同样的自由扩展给所有工人：给予尊重社会主义合法性的所有各方以自由； 所有遵守这些相同的原则的报纸享有新闻自由；工人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集会、结社、示威自由； 工会从国家中真正独立出来，拥有被承认的罢工权利。
4．尊重所有审议大会的民主和公共性及其充分的辩论自由。
5．尊重成文法的原则。
理论与实践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国家消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在比利时，只缺少一个小细节，我们仍然要做一件事——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
1969年10月
注释：
[1] 索伊松花瓶轶事。这是一个关于公元五世纪法兰克国王克洛维斯统治时期的传奇故事。（克洛维是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法兰克国王，正是在他的统治期间，现在的比利时和法国的大部分地区统一成了一个王国。）在苏瓦松一场大获全胜的战役（公元486年）之后，士兵们将平均分配战利品，克洛维想为自己保留一只花瓶。一名士兵大步走出队伍，用剑将花瓶打碎，表示任何战士都没有分享战利品的特权。
[2] 教条主义者。19世纪比利时的自由党保守派成员被称为教条主义者。他们强烈反对普选，而自由党的所谓进步派则准备接受普选。
[3]Analytique，这在比利时相当于美国国会的记录。
[4] 法国兴业银行（Societe Generale）。这是比利时自1830年独立以来最重要的资本主义集团。Société Générale最初以商业银行的形式组织起来，是“金融资本”的先驱。直到19世纪最后25年，“金融资本”才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普及。这是由于Société’s很早就拥有许多股份公司的控股权，特别是在煤炭和钢铁方面。后来，它控制了著名的上加丹加矿物局，以及刚果的其他公司。
今天，它以中央控股公司的形式重组，该公司控制着许多看似独立的公司的股份，其中包括比利时主要的储蓄银行。
[5] Brufina。Brufina是比利时第二大资本集团，由比利时第二大银行——布鲁塞尔银行发展而来。
[6] 萨沃纳罗拉（1452 – 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家和群众领袖，他在激烈的演说中攻击腐败和恶习。由于他在教皇的法庭上揭露并公开丑闻，招致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敌意。他被指控为异端，烧死在佛罗伦萨在火刑柱上。
[7] “封锁线”。从字面上讲，就是美国及其第一次世界大战盟国在这个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周围设置的“防疫线”或隔离区。苏联被周边国家包围并且盟军海军在海上航线上巡逻，使苏联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外交、商业和意识形态交流被孤立或封锁。这一政策在苏联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像现在华盛顿政府目前试图通过经济封锁来摧毁古巴革命，并通过禁止前往古巴旅游来隔离革命“传染”，封锁线是这一现象的早期版本。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1969/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