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自由主义时代性别暴力的分析

[美]蒂梯·巴塔查里亚（Tithi Bhattacharya）著

Catty 译，素侠云雪校

让我们从一个画面开始说起：一个赤裸的白人男性在一个昂贵的曼哈顿酒店楼梯上往下追逐一个低薪寻求庇护的黑人女性，逼迫她与自己发生性关系。当然，这名男子是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法国政治家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凯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这名女性是33岁的娜菲莎图·迪亚洛（Nafissatou Diallo），她是斯特劳斯·凯恩酒店的一名管家，同时也在寻求美国庇护，她的祖国是几内亚——法国的殖民地之一。尽管针对这名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强奸和殴打的刑事指控均已撤销，但他不得不付出一些沉重的代价，其中包括辞职和向迪亚洛（Diallo）支付一大笔赔偿金。那么，正义得到伸张了吗？这个回答应该会引起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兴趣。这是因为这两个人物延伸出了一幅名副其实的剥夺地图，而本文的目的就是清晰勾勒出该幅地图[①]。

这个画面应该被当作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场景抓住了一个瞬间，消除了个人意义和社会意义之间的区别，个人——赤裸的富有的白人男子和低收入的黑人妇女——成为了纯粹的社会化身。

不用说，斯特劳斯-凯恩（Strauss-Kahn）攻击迪亚洛（Diallo）的形象的代表性力量，可对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对几内亚等南半球国家的实际权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凯恩斯主义对国民经济的指导被系统性地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在事后被准确地命名为新自由主义，用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的话来说，它推翻了“以前寻求‘用政治来驯服市场’”的公式，并开创出一种“用市场驯服政治”的新政治进程[②]。

在像迪亚洛（Diallo）出身的几内亚这样的国家，这种改变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外机构以“债务为枪口”而实施结构调整计划的形式出现。[③]

在分析新自由主义时，主流评论家倾向于将对话导向讨论正规经济的一些部分，最常见的就是普通民众最无法控制的经济部分。从这一角度，要了解我们的世界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了什么，似乎仅仅限于了解股市是如何运作的或者信用违约互换是如何发生的。然而作为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去理解资本主义，不仅把资本主义当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集合，而且也把它也理解为社会经济关系的综合系统。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在战后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策略，它的历史比衍生产品的买卖密集得多，影响也更为深远。

尼尔·戴维森（Neil Davidson）最近在《国际社会主义》上发表的文章，赋予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应有的广度和历史复杂性。[④]戴维森（Davidson）的著作突出全面地描述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战略的形成过程，这种“政治－经济”战略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由统治阶级的“先锋派”（像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为处理资本主义的盈利能力危机而发展起来的。他指出新自由主义既是（a）1973－1974年危机后采用的一种资本积累的新经济战略，也是（b）一套使资本得以积累并摧毁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政治政策。在戴维森所描绘的四十年中，我们很自然地发现，世界各地民选政府的政策并不总是与新自由主义路线进行资本重组的新需求相一致。因此，这个体系需要统治阶级中的政治先锋——戴维森（Davidson）称他们为资产阶级的“反列宁者”——成功领导本国经济中的阶级战争，以确保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虽然这需要时间和几次调整，但作为经济政策、政治战略和（因此产生的）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在1973—1974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成为霸权：

一旦新自由主义秩序在美国建立并强加于它所控制的跨国经济机构，这种模式就获得了一种积累的力量：在发达国家，与美国竞争的需要迫使其他国家试图采用似乎能够给美国经济带来优势的组织形式；南半球国家接受了以新自由主义方式重组经济的条件来获得贷款和援助。[⑤]

戴维森的叙述是对四十多年的全球历史和政治经济的权威概述。尽管戴维森没有具体讨论新自由主义下性别的命运，但他还是对这种秩序下社会生活的个体进行了一些深刻的观察，这些观察应该被认真对待。首先，他指出社会服务并没有被国家抛弃，而是被“重新配置”，这样对孩子或家庭成员的照顾“逐步……从国家传到家庭——尤其针对家庭中的女性成员——这些非正式安排之后会由国家机构进行评估。”对于本文的目的而言更重要的是，戴维森（Davidson）在社会学家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之后更重要地提醒我们，在新自由主义之下，社会不平等加剧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实际上是凝聚性社会关系的致命崩塌，“尽管没有哪个政府是故意降低社会凝聚力或者增加暴力、未成年怀孕、肥胖、吸毒和其他事情……但是这是收入分配变化的意外结果。”[⑥]

本文旨在拓展这一视角。新自由主义政策及其伴随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性别关系？我们能否将性别暴力理解为经济发展过程产生的一种结果——通常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吗？因为按照戴维森（Davidson）的观点，我们所理解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巩固在空间（民族国家）和时间（20世纪70年代至今）上是碎片化和不规则的，因此强调性别关系的命运遵循叠合不平衡律是很重要的。本文所指出的是理解性别和政治经济关系的大致轮廓框架，而不一定是具体国家或政策的详细历史性叙述。讨论的关键点是：

首先，过去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在大多数国家造成了性别犯罪的显著升级。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剧了这一本就严重的问题：这不再是一种“一切如常”的情况，需要社会主义者批判性地致力于这个问题。

其次，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我们来说描述当前暴力加剧的影响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为此提供一个解释。

第三，面临危机的资本主义正从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寻求解决方案：（a）试图重组生产表现紧缩的驱动；（b）试图重新安排社会再生产，表现为努力重塑性别身份和重新传播有关工人阶级家庭的某些意识形态。为了理解资本主义重构中的这一同时性和统一性，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对妇女压迫的分析，这种分析最好通过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分析框架来进行。

作为框架的社会再生产

社会再生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表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生活的生产是同一过程的一部分”。[⑦]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继马克思之后，莉丝·沃格尔（Lise Vogel）将劳动定义为“一种由人所承担的能力，区别于其持有者的身体和社会存在。”[⑧]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能够利用劳动力的能力为自己的利益创造使用价值。与此同时，劳动力的承担者是人——它们会生、老、病、死，并必定被取代。因此，一些过程，包括劳动力再生产、满足日常需求和随时间进行替换是必须的。

尽管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再生产对社会再生产至关重要，但他并没有对这种再生产究竟需要什么给出完整解释。沃格尔提出了三种构成阶级社会中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a）恢复直接生产者的各种日常活动，以让他们重返工作岗位；（b）开展针对从属阶级中非工作人员（儿童、老人、体弱多病者或因其他原因而不从属于劳动力的人）的类似活动；以及（c）取代那些因各种原因不再工作的从属阶级人员的活动。

因此，社会再生产理论对于理解这一制度的某些关键特征至关重要。

1.社会经济整体的统一性：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有偿劳动和无偿家务劳动的结合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这是肯定的事实。关键是将这两种劳动理解为同一过程的一部分。

2.资本积累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对社会再生产的支配不是绝对的。的确，社会再生产可以创造生产的基本要素，也就是人，但是生活再生产的实践是在生产的张力中发展和展开的。资本家试图从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工作，但工人反过来也试图索取尽可能多的工资和福利，作为使他们能够在个体和世代上继续再生产的原料。

3.雇主对社会再生产感兴趣：社会再生产不应该仅仅理解为孤独的家庭主妇打扫和做饭，以便她的工人丈夫每天早上都能精神焕发地去上班。雇主关注的是工人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社会再生产所利用的具体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重要的不仅仅是衣食无忧和准备就绪的早餐，还有教育、“语言能力……健康状况”，甚至“工作意愿”都决定了可用劳动力的质量。[⑨]每一种文化能力都是由历史的特殊性决定的，可以由双方谈判。劳动法、有关公共卫生和教育的政策，以及国家对失业的支持，都只是这种讨价还价的诸多结果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加强对社会再生产的理解，因为它通过三种相互关联的方式进行：（a）家庭中的无偿劳动越来越多地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完成；（b）作为国家以社会工资的形式提供的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中的无偿劳动；最后（c）作为市场为盈利而出售的服务。以个人责任为前提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试图废除国家服务，将社会再生产完全交给个人家庭或在市场上出售。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受益于家庭内社会再生产的无偿劳动和家庭外社会工资的有限支出。由于社会再生产保证了资本主义最需要的一种物品——人类劳动——的继续存在[⑩]，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在“不危及积累过程”的情况下完全放弃社会再生产。理解生产对社会再生产的这种矛盾性依赖，是理解性别关系（包括性别暴力）的政治经济学的关键。

但在我们试图理解社会再生产理论如何解释性别关系之前，我们应该先承认近年来性别暴力的严重程度，这使得这样的调查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于2013年发表的第一份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全面研究评估称，全球三分之一（35.6%）的女性在一生中会遭遇身体或性暴力，通常来自男性伴侣。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最严重的地区是非洲，那里近一半（45.6%）的妇女遭遇过身体或性暴力。在欧洲中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27.2%；在高收入国家，三分之一的妇女（32.7%）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遭受暴力。[⑪]贫困和性别暴力之间存在关联，但这种关联到底是什么呢？

许多人用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的理解来阐明这种关系。例如，一位试图解释强奸的作者指出：

强奸不会因为男人的“自然”本能而发生。它的结果是阶级社会扭曲性和疏远人们彼此以及自己……我们疏远了自己，也疏远了彼此。强奸和性暴力是这种异化的一些最极端的形式。[⑫]

不可否认的是，在资本主义下，性、性行为和性别的所有表达都被异化了。然而，马克思并不把异化理解为个人的或偶然的不满和挫折——它们可能在特定时期上升或下降——而是一种影响阶级社会中每个人，包括统治阶级的状况。异化作为一种解释工具本身也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强奸和性暴力事件是由男性而不是女性犯下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异化在资本主义下是一种普遍状况，而性暴力则是一种更为具体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在资本主义下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会被异化，但并不是每个人每天都遭受性暴力。[⑬]

与其从异化的概念开始，我建议我们从揭示产生性别暴力的可能性条件的多种相互作用因素开始。但是，这些影响家庭内性别和关系的因素并不局限于正式经济范围之外的社会生活的“私人领域”。的确，新自由主义下社会再生产的命运表明，生产的动力（正式经济）如何有能力破坏社会再生产过程（“私人领域”），反之亦然。

社会再生产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提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或者是对男性和女性如何能够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生存手段，以面对第二天的工作的解释。这些手段都是由历史决定的，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具体情况，比如社会的总体发展、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工人阶级能够从资本中为自己争取到的生活水平。在一些社会中，面包或大米价格的上涨可能使工人阶级家庭陷入危机，而在另一些社会中，危机可能随着基本社会服务的私有化而到来。由于女性继续承担着家庭中绝大部分的社会供给，社会供给的动态变化以及它在“安全”空间的范围内能够或不能发生的程度也决定了性别关系的框架。

什么构成了社会供给？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社会供给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什么？食物和住所是繁衍的两个基本条件，其次是维持人类生命和尊严所必需的其他社会化服务，如医疗保健、教育、儿童保育、养老金和公共交通。

住房，或者说家——就像家庭一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处于两种对立的状态。一方面，与公共世界的暴力和不确定性相比，家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真正的爱与合作的人际关系可以在家庭之墙内蓬勃发展，在孩子的笑声或夫妇的亲吻中被捕捉到。但是，躲避公众监督的家庭，也可能成为个人暴力和可耻的秘密舞台。任何目睹过一个女人试图用围巾掩盖褪色的瘀伤，或者看到过一个孩子在讨论一个“慈爱的”叔叔时变得沉默寡言，就会都知道这种恐怖的程度。无论家庭作为一个支撑结构的精神动力如何发挥作用，家仍然是一个更粗糙和更物质的庇护所。从字面上看，它是让工人在第二天劳动之前休息的物质庇护所。

因此，在2008年后的北半球，亲密伴侣暴力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与抵押贷款拖欠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相关的财务压力，或者用社会再生产的语言来说，由于作为再生产劳动身体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的安全庇护所的消失，暴力上升就不足为奇了。在美国，人口普查和全国家庭住户调查的数据确凿地证明，妇女，特别是非洲裔美国妇女，最容易成为掠夺性贷款的受害者，也最容易成为因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和被驱逐而导致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全国家庭暴力资源中心的一份关于经济衰退的报告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种联系：

离开施虐伴侣的女性通常会和家人或朋友待在一起……如果家人和朋友无法为他们提供住所，他们可能会去家庭暴力或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研究表明，近五分之一的家庭暴力幸存者在离开虐待他们的伴侣时，结合了非正式（家庭/朋友）和正式（家庭暴力/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住房援助来源……但同样的研究也表明，超过三分之一的家暴幸存者报告说，由于试图结束虐待关系，他们变得无家可归。由于当前的经济低迷，这一比例可能会上升……不幸的是……包括家庭暴力和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在内的服务提供者本已紧张的预算正在被削减，但同时他们面临着更大的需求。[⑭]

有许多故事记录了2008年住房危机和家庭暴力之间的交叠。例如，2008年俄勒冈州一对年长的夫妻自杀，因为他们在加利福尼亚洛杉矶的房子被取消了赎回权，一名曾在普华永道和索尼影业工作的失业男子杀害了他的妻子、三个儿子和岳母，然后自杀。[⑮]他留下了遗书，说他的经济已经破产，曾考虑过自杀，但最终决定杀死他的整个家庭，因为这更“光荣”。[⑯]让我们把“可敬的”一词的重要用法暂存一下，以后我们有理由再谈到它。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构成家庭经济的食物、水和其他产品，它们体现了妇女的劳动和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记住，妇女经常会在家里生产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对于20世纪前全球北方的女性来说，这些商品包括手工缝制的衣服、蕾丝和烘焙食品，而在结构调整开始之前的南半球，女性为家庭购买燃料和加工过的粮食。由于他们被排除在商品生产的循环之外，在正规经济中是看不见这种劳动的产品和生产者。在北方，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家用电器和食品加工生产的迅速扩张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首先，白人中等阶级女性以及随后的所有女性参与商品经济的比例迅速上升。

在全球南方，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要求下，自给自足经济的消亡和妇女全面融入市场的现象出现得较晚。例如，在西非的一些地区，SAP协议迫使政府削减对公共水务公司的财政援助。然而，水——做饭、清洁和护理工作的基本要素——是女性的责任所在。因此，在政府因停水而无法提供水的地区，妇女却要提供水。在塞内加尔农村，妇女们要步行10公里（6.2英里）去为家人取水。

在食品方面，情况更加严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南方经济体的主要要求之一就是让他们的货币贬值。货币贬值的目的是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减少对这些商品的消费。当然，食品、燃料和药品是南方国家进口商品的主要部分。

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庭踏入两种过程。一方面，在一个日益商业化和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它仍然是一个充满关怀的、非工具性的空间。另一方面，它也是高度性别化期望的场所——在暴虐的工作结束后，人们期待着一顿热饭和一张床，这两者都是由女性“制作”的。这种矛盾几乎适用于资本主义历史的所有时期。但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四十年里，这座房子被掏空了，所有赖以生存的资源——房子后面没有菜园，没有公共土地可以用来收集柴火，院子里唯一的碾米机也被卖掉了，用来购买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包装大米。然而，在家庭中为人类劳动的身体提供物质供给的需求仍然存在，并伴随着意识形态上的期望，即女性应该以食物、水和护理的形式来满足这种需求。对食物和住所的实际物质需要，加上认为妇女有责任在家庭中满足这种需要的高度意识形态期望，为性别暴力产生的可能性提供了条件。

对社会供给的攻击

20世纪8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重组在社会再生产的故事中扮演了特定的角色，尤其是社会供给。重要的是要理解，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生产和贸易领域如此有效，因为它们同时消除了支撑社会再生产工作的支持。从保健和教育到社区服务和公共交通，公共基础设施被迅速剥夺，其方式与世界许多地方为新兴采掘业而剥夺土地的情况类似。

这对资本有何帮助？取消对社会再生产的公共支持并不意味着工人在生产领域就可以不做工人了。相反，这仅仅意味着，以前所有的公共支持要么转移到个人家庭，要么私有化，绝大多数人都负担不起。公园的基础设施是用公共资金建造的，从企业那里获得了新的资金，并对工人阶级的孩子关闭了大门。那里仍然有游泳池、课后项目和体面的医疗保健，但只对那些负担得起的人开放。“因此，在默认和设计下，家庭，尤其是家庭中的女性，开始从事公共不提供且个人负担不起的工作。”[⑰]这使所有工人，无论男女，在工作场所都处于弱势，无法抵抗攻击。

当新自由主义时代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面临最严重的崩溃时，全球工人阶级的社会再生产已经面临着严重压力。

金融危机导致性别暴力增加，这是一个有据可查的事实。在英国，2010年家庭暴力增加了35%。在爱尔兰，与2007年相比，2008年接受家庭暴力服务的妇女人数增加了21%，2009年这一数字进一步上升，比2007年增加了43%。在美国，根据2011年的一项私人调查，全国80%的收容所报告家庭暴力案件连续第三年增加；其中73%的案例是由于失业等“经济问题”。我把2008年的金融危机作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例子，但要记住，它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事实上，社会科学家经常使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研究指标来理解之后经济危机的国内关系。这种暴力升级的前景如何符合我们的社会供给框架？

由于无法在家中满足家庭的需要，妇女往往被迫离家到街上去觅食。世界银行对民间社会组织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经济危机期间，穷人“更多依靠妇女和儿童参与街头收集纸板等维持生计的活动”。[⑱]

金融危机不仅增加了生育负担，而且大规模失业和雇主们的减薪也意味着女性要么被迫从事多份有偿工作，要么接受目前工作条件更差的工作。

但是，即使当妇女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时，妇女在公共领域的劳动仍然带有她在私人领域所从事的非正式无薪工作的印记。以美国为例，1964年—1997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美国创造了6500万个工作岗位，女性占据了其中的60%。但这些都是什么样的工作呢？社会学家苏珊·西斯特尔（Susan Thistle）展示道：

女性在服务业低工资底层的快速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低工资行业这个增长最快和最大的领域提供了大量工人……
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新地区的开发和无薪工人向有薪工人的转换可以创造巨大的利润，导致企业在海外设立工厂……我们必须认识到，类似的有利可图的过程正发生在美国本土……随着市场延伸到厨房和卧室，许多家庭任务变成了工作，生产力大大提高……[⑲]

因为它不受监管，不受劳动法的约束，这个所谓的“非正式部门”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就像私人领域的家务劳动一样，它无休止，并且可以在该被社会认为可以接受的营业时间之外运作。在新自由主义之下的印度，最近发生的两起暴力强奸案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对妇女的攻击之间的联系。

“指责”强奸受害者的一种常见方法是将女性而不是强奸犯置于批判性审视之下。在印度，遭受强奸的女性因“深夜”外出而受到指责，这种观点认为，她们活该遭受暴力命运。在法庭上，在2012年德里奸杀一案中被指控的五名男子里，有三人的辩护律师表示，“受人尊敬的”女性不会被强奸。马诺哈尔·拉尔·夏尔马（Manohar Lal Sharma）在法庭上说：“我从未见过一起强奸令人尊敬的女士的案例。”他反而指责受害者晚上和未婚的男性朋友出去玩。[⑳]

德里两起被广泛报道的强奸案的受害者——2012年12月遇害的女性和在淘拉克万（Dhaula Kwan）遇袭的女性——都在西方外包的呼叫中心工作。他们在晚上工作，以适应西方的白天营业时间。她们除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低工资、不稳定地位之外，还有一个风险是，她们晚上要在一个政府保护女性记录糟糕的城市街道上步行上下班。在莱索托，妇女在深夜离开制衣厂时被强奸，而孟加拉国的制衣工人报告说，长时间工作和凌晨两点才回家会引起丈夫和男性亲属的怀疑和威胁，“特别是当雇主隐藏过度加班的证据，在他们的工时卡上打卡，以表明他们在下午六点就离开工厂了。”[21]

我们应如何解读对女性性行为的普遍焦虑，这种焦虑已成为新自由主义无处不在的帮凶？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性的广泛商品化的结果，但我认为，这种焦虑是劳动纪律和暴力更深层次机制的表现。

出口加工区成为纪律和惩罚的剧场

为了充分理解新自由主义下劳动纪律的恐怖，让我们退一步讲，回忆一下我们坚持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统一的社会经济整体。除非我们理解资本策略的全球性和系统性，否则我们对它们的抵抗仍将是零零碎碎的和不完整的。因此，我们需要用与北半球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相同的分析指数来看待全球资本中看似不那么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正如大卫·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所言：“如果我们忽视东亚主要经济体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的惊人扩张，我们就会错过很多……故事，这些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是传统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三到四倍。”[22]因此，核心国家以外的经济体在全球资本积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没有出口加工区（EPZ）的历史，关于性别暴力和劳动纪律的描述就不完整，出口加工区是新自由主义秩序独特而具体的产物，它主要位于南半球。

在不受所在国劳动法约束的“经济特区”内使用廉价女性劳动力的做法，在韩国“经济奇迹”时期首次进行了尝试。经济学家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认为，韩国成功的关键在于，男女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模仿着资本主义下的建构轮廓。[23]就像家庭一样，它们是私人的，免于社会和国家的监督，由女性劳动生产社会所需的物品（衣服、鞋子、食品加工、玩具），是暴力猖獗的秘密场所。

在出口加工区工作的妇女普遍遭受言语虐待、无薪加班、性骚扰、强迫性行为和身体暴力。申请这些工作的女性被迫接受健康检查，包括孕检、裸体检查，并被问及诸如“你有男朋友吗？”和“你多久做爱一次？”这样的问题。在肯尼亚，四十多个出口加工区雇用了四万多名工人，生产的产品占该国出口的近10%。在这里，男女之间的工作竞争经常导致妇女为了确保一份工作，被迫发生性行为，尽管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国际劳工权利基金会（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Fund）透露，95%的肯尼亚女性在遭遇职场性骚扰时没有报案；在出口加工区工作的女性占本报告研究的女性的90%。同样，在莱索托，出口加工区的妇女经常要接受彻底的脱衣搜查，以确保她们没有偷东西，包括在月经期间必须脱掉卫生巾。在靠近美国的地方，美墨边境工厂展示了一些最恶劣的针对妇女的暴力形式。该加工区于1992年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建立，位于美墨边境的华雷斯城。自1993年以来，该加工区有四百多名女工“失踪”或遇害，华雷斯市因此获得了“杀害女性之都”的称号。2003年，一百一十六个国家的出口加工区雇用了四千三百万人。今天，这个数字更高了。[24]

对性的管理和对劳动的管理，是将全球劳动力中最脆弱的部分捆绑在一起的纪律链条。但是谁来执行这个管理职能呢？理解这个复杂答案的各个方面很重要。首先，工人阶级的男性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无辜。国际劳工权利基金会在肯尼亚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接受调查的男性中，70%的人认为对女性员工的性骚扰是“正常和自然的”。玛丽亚·费尔南德斯-凯利（Maria Fernandez-Kelly）对墨西哥边境工厂工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她认真对待华雷斯（Juarez）普遍存在的对女性性行为的焦虑，并将这种道德恐慌与女性在公共领域越来越多的曝光率联系起来。[25]根据费尔南德斯-凯利（Fernandez-Kelly）的说法，只要雇佣劳动为女性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这些工厂工作就被视为对“传统”男性权威形式的威胁。可能丧失这种潜在的社会控制所产生的恐惧，通过“女性滥交增加”的言论，“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被“明确地表达出来”。[26]在下一节中，我们将有机会解开“传统”这个特殊的概念。

虽然工人阶级的男性确实对工人阶级的女性的时间和性取向有一定的控制，但他们是在按照资本主义设定的规则行事。正如海丝特·爱森斯坦（Hester Eisenstein）所指出的，在低工资劳动的地区，女性领取的是“女性的工资”，而男性却不会领取“男性的工资”。[27]2003年，《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报道了迈克尔·A·麦克利曼斯（Michael A. McLimans）的案例，他是达美乐和必胜客的送货司机，他妻子是旅馆接待员。他们加起来每年只挣四万美元——远远低于迈克尔的父亲大卫·I·麦克莱曼斯（David I. McLimans）作为一名资深钢铁工人挣的六万美元。[28]

莱斯利·萨尔辛格（Leslie Salzinger）对墨西哥边境工厂劳工的研究，出色而准确地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女性化是新自由主义资本管理劳工的最佳策略之一。萨尔辛格开始解释她所称的“生产性女性气质”——即“‘温顺而灵巧’的女工形象”——是出口加工劳动的首选和预期的普遍性的体现。萨尔辛格（Salzinger）指出，尽管生产性女性气质的比喻似乎恰当地描述了墨西哥边境工厂的性别性质，但边境工厂依旧雇佣大量男工，这使她认为生产性女性气质不一定与工人的性别有关，而是一个对女性和男性身体施加不同方式的严格劳动纪律的过程，以生产出“边境工厂级”的劳动力。[29]

如果工人阶级男性宁愿找低工资工作，也不愿从事“女性的工作”，不愿声援女工，那么父权制是否能将所有男性束缚在沉默和支配的阴谋中？我们能谈谈所谓男性的兄弟情谊吗？下一节试图通过重新审视“荣誉”和“传统”的问题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是性别暴力中许多理由的基础。

发明传统

在接受世界银行采访时，一位来自尼罗河谷小渔村博格·梅赫泽尔（Borg Meghezel）的埃及男子对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给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收入不足是影响男女关系的原因。有时她早上把我叫醒，问我要五英镑，如果我拿不出，我就会沮丧地离开家。等我回来，我们就开始吵架。”[30]自世界银行介入该地区以来，尼罗河谷的这一特殊地区一直在与严重的水危机作斗争。一个加纳男子对这个问题有更尖锐的评价：“正是因为失业和贫困，社区的大多数男人打他们的老婆。我们没钱照顾他们。”[31]

在这些鲜明直接的叙述中，我们面对暴力发生的确切时刻，发现我们仍然有一系列问题。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这种暴力的背景，即家庭和以生存为基础的社区如何系统地变得无资源和空虚。虽然这无疑为可能发生的暴力提供了条件，但我们仍然面临如何解释施暴者的历史理由的问题。仅仅说一个工人阶级的男人在被解雇后回到家，发现的不是一顿热饭，而是驱赶，因此于是开始殴打老婆，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的画面，尽管在当前危机的许多情况下肯定是真实的，但引发了更多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工人阶级女性不回家打她的丈夫，因为肯定不只有男性才可能被解雇，而且在现实中，在这次经济衰退中失去工作的女性比男性更多。

性别暴力的发生并没有真正的理由，然而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能合理地解释它，至少视之为一种令人遗憾但有意义的行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试图以两种基本方式为这种暴行提供意义：

其一是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观念，即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尽管事实是，在绝大多数家庭中，男性和女性都必须在外工作挣钱，但仍有一种性别歧视的期望，即女性要照顾家庭。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创造性的讨论。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要注意，根据性别歧视的这一特殊方面，人们期望女性在家中负责照料家人，因此也要为供应不足负责。

第二，现有的性别歧视观念试图诉诸传统来使自己合法化。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资本家惯用的伎俩。早在1852 年，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就指出，当资产阶级想要为某事辩护时，

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32]

而且，马克思所说的“借来的语言”使用得相当具体。大多数情况下，它以否认阶级划分的意识形态为幌子，强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深厚的横向同志情谊”。[33]例如，国家被描绘成没有阶级之分的国家，宗教团体被描绘成同质的集体，所有成员都有相似的利益，而不考虑阶级。同样，在性别歧视的情况下，这些想法是在所有男人都有共同的兄弟情谊的假设下投射出来的（大概反对所有女人都有共同的姐妹情谊），并模糊了男性之间实际存在的阶级区分和剥削。对神话般的男性群体的要求是如何证明对女性施暴是正当的呢？想想，人们为了证明“荣誉谋杀”这种厌女暴行是正当的，会诉诸传统和血统。

“荣誉谋杀”是指家族成员谋杀被认为侵犯了家族荣誉的女性，这种做法为帝国主义提供了大量素材。种族主义者可以用荣誉谋杀作为所有穆斯林本性落后的证据。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新闻来源最近将其主要专栏文章之一命名为“让我们承认：西方的荣誉谋杀是穆斯林所为”。[34]同样，这些暴力事件被用来为西方帝国主义以妇女解放之名干预中东提供了理由。但是，我们如何解释“荣誉谋杀”呢？因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荣誉谋杀发生在大多数非白人家庭中，而且这些家庭与全球南方的某些国家有一定的历史联系。

根据伊朗和库尔德妇女权利组织（IKWRO）的数据，2010年英国报告了二千八百多起与荣誉有关的暴力案件。来自警方报告的证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这一数字增长了47%。

《卫报》记者福瑞娜·阿拉姆（Fareena Alam）对此类杀戮进行了令人心碎但唯物主义的分析。她在2004年的文章中正确地断言：（1）“荣誉谋杀不是穆斯林的问题”；（2）“荣誉犯罪与宗教信仰无关。”[35]相反，她展示了“大多数移民家庭，包括我的家庭，是如何与家乡的亲戚保持密切联系的。”这是一种丰富的联系，“在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时提供了一张安全网”。然而，阿拉姆并未为这样的网络而迷茫：

这些网络往往存在性别歧视，扼杀异议，并要求不惜一切代价表示忠诚……年轻男人可憎过相对不受监督的公共生活——社交、饮酒和玩弄女性。维护与社会地位和向上流动密切相关的荣誉则由女性来承担。只要被指控有不当行为——比如被看到与家庭网张络之外的男人在一起——就会损害一个女人的声誉，从而损害她的家庭的声誉……“荣誉谋杀”既不是单纯性别问题，也不是个别异常行为。这是移民家庭试图应对异化的城市化的表现。在“家乡”的村庄里，男人的控制范围更广，有更庞大的支持系统……未能保住控制权可能会带来毁灭性打击——足以产生难以想象的愤怒，以至于杀死自己的亲人。[36]

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阿拉姆关于男性丧失控制是暴力触发因素的论点很重要。虽然荣誉谋杀可能是暴力的极端例子，但广泛的性别暴力似乎是以失去“传统”男性权威或控制权的名义发生的。

2012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07年至2009年期间，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失业率上升，收入受到挤压，整个欧洲的自杀率急剧上升。在遭受严重经济衰退打击最严重的国家，如希腊和爱尔兰，自杀率增幅最大。在英国，男性自杀的可能性是女性的三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男性的身份认同和目标感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作有关。”工作带来收入、地位、重要性……[37]2011年，《时代杂志》回应了这一观点，即经济衰退使男性失去了“传统”角色，导致男性抑郁症发病率上升：“在文化上，男性主要肩负着养家糊口的角色，这是带来抑郁症风险的重要因素，通常取决于他们是否担当供养者的角色。”[38]这里最重要的词是“文化上……肩负”。所有这些报告和研究都表明，虽然男人并不总是家庭的主要养家糊口者，但他们相信或期望这确实是他们真正的角色。

与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美国的现实是，越来越多的男性和女性都通过工作（有偿劳动）来维持家庭；男女都在家里工作（无偿劳动）来照顾家庭和孩子。

美国最近关于就业的研究表明，女性是40%的家庭的经济支柱，其中绝大多数是单身母亲和有色人种女性。此外，我们还可以从1965年至2003年二十个工业化国家的数据中了解到，男性在家务劳动中所占的比例在各国都有所增加。

男人/父亲在家里帮忙也是如此。社会学家弗朗辛·多伊彻（Francine Deutsch）指出，工人阶级父亲比管理阶层父亲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39]根据2011年一项对963位在财富榜公司担任白领工作的父亲的调查，53%的父亲说，如果他们的家庭可以靠配偶的工资生活，他们会考虑做全职父母。[40]当社会上层人士谴责有色人种抛弃家庭时，美国心理协会和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所的研究驳斥了所有这些种族主义神话：

有工作的、受过教育的低收入、少数族裔和无房产的父亲更有可能参与到他们孩子的生活中来。
……与白人或西班牙裔父亲相比，非裔美国男性更有可能亲自照顾、喂养婴儿，并为之做饭。
一些民族学数据表明，父亲的大量经济支持（现金和实物援助），可能没在正式系统中上报。^[41]

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虽然大多数男性的物质现实是，在家庭中，夫妻双方的工资越来越低，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但对性别的期望似乎建立在一个神话模型上：幸福的妻子在家做饭，等待她的男性配偶下班回家。如果绝大多数女性都在墨西哥边境工厂、沃尔玛和星巴克工作，或为富人做家务，那么锻造这些女性的剪影的是谁的梦想呢？我们应该仔细检查这种剪影，因为当我们追溯其真正的来龙去脉时，我们就能开始理解性别暴力的理由是如何植根于物质现实和意识形态对性别的期望的。

法学学者琼·C·威廉姆斯（Joan C. Williams）在她最近关于美国阶级与性别关系的著作中，对工人阶级的男性气质提出了重要看法。威廉姆斯认为，性别是一个“重要的‘阶级隐性伤害’”，反映在“工人阶级的男性越来越无力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从而产生一种不足感”。[42]威廉姆斯对这种不足感是如何在阶级层面上表现出来的描述，值得全文引用：

在二战后短暂的两代人的时间里，分家理想实现了民主化，但今天，实现养家糊口理想的能力再次与阶级特权联系在一起。
……因为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养家男性—主妇家庭一直是中产阶级地位的标志，成功扮演这些角色在工人阶级家庭中被看得很重要……简而言之，传统性别表演是一种阶级行为。[43]

威廉姆斯提出的“养家男性—主妇家庭”的传统性别模式在工人阶级中变得不可行的时间线，与戴维森（Davidson）为新自由主义秩序开始设定的时间线完全吻合。传统的养家男性—主妇家庭的角色，以及由此产生的性别期望，从一开始就不是工人阶级的传统，而是资本借给工人阶级的。这种模式的力量恰恰在于：（a）通过展现所有男性的普遍兄弟情谊来消除实际存在的阶级差异；（b）通过将不切实际的性别期望强加于男性和女性，以性别划分工人阶级，这在现实中注定失败。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剪影模型。这位模范妻子和她的模范家庭，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新德里，都是一名阶级战士。她理想中的家庭保存在资本辉煌岁月的永恒琥珀中，在那里男人永远是男人，工会永远闻所未闻，奴隶或低种姓的人永远能把棉花带回家。

抵抗的资源

在当前的资本危机中，性别是用来隐藏阶级断层线的重要意识形态武器。社会名流为强奸辩护的浪潮日益高涨，攻击生殖权利和LGBTQ权利的法案接连不断，荡妇羞辱和指责受害者，这些都是在重新定义女性气质，重新唤起幻想中的养家男性—主妇家庭的各种方式，从而为工人阶级男性和女性提供不切实际的性别期望和模型。

我们如何对抗资本主义的家庭价值观？最后，当我们试图复兴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我们的世界的新方法时，很值得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在当今时代，我们作为革命者所面临的主要是三个相互关联的挑战：（1）理解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制度的确切性质；（2）确定对此制度进行革命性变革的主体；（3）确定变革过程的性质——如何开始，在哪里发生等。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有助于决定我们能否以及如何改变当今世界性别的命运。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组织资本积累的新方式，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重要的是要明确其新颖性的范围和局限性。当我们讨论这种新型资本组合为我们带来的各种新型经济安排和社会关系形式时，同样重要的是要强调其存在的连续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尽管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达，但并不预示着一种新型资本主义，而是统治阶级为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盈利危机而做出的一系列不同的努力，这些努力最初是尝试性的，后来被系统化了。换句话说，与一些学者所认为的不同，这不是一种新型资本主义形式，而是一种资本主义试图恢复和维持利润的新形式。这意味着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的基本见解仍然有效，其关于如何对抗资本主义的结论也仍然有效——即通过工人阶级的自我活动。

正如本文所探讨的，新自由主义胜利的关键一直是，今天仍然是，对全球工人阶级的成功的高度性别化的攻击。毕竟，这是建立在我方一系列失败基础上的秩序，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1981年）、印度工厂工人（1982年）和英国矿工（1984—1985年）的失败。[44]44 工会仍然是工人阶级组织和斗争工具的主要表现形式，而且往往是唯一的表现形式，它继续成为新自由主义攻击的主要目标。但是，长期的失败历史和工人成功反击的例子相对较少，这使得一些学者质疑工人阶级作为变革推动者的中心地位，并怀疑工人是否仍然有能力让体制停止运转并建立一个新世界。相反，许多人把目光投向了更加模糊的集体——最著名的是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 ）和安东尼·内格里（Anthony Negri）的“诸众”概念。[45]

与此同时，阿拉伯之春和美国的占领运动提出了另一个关于古典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问题，这一次是在斗争的舞台上。由于占领西班牙的公共空间、解放广场、祖科蒂广场和最近的格齐公园是近年来更为激进和大规模的斗争表达之一，因此，许多人很正常地看到，在这种反叛城市运动的政治形式中，有一条新的、可能更好的通往资本主义灭亡的道路，而不是工人在生产点的罢工或破坏。[46]

与算命先生不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不是预测下一轮斗争将在哪里发生。它也无法预测哪种特定的斗争将通过系统以普遍的形式出现。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的英国，最受期待的斗争——矿工罢工——恰好发生在生产环节。但是，当矿工们的斗争以失败告终时，一个更不可能发生的、与生产无关的事件——人头税骚乱——却对撒切尔政权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社会再生产框架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单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产和再生产在空间上可能是分离的，但在现实中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正如米里亚姆·格鲁克斯曼（Miriam Glucksman）所言：“分析每一极本身的必要性，并没有削弱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与包含两者的整体结构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每一极的独特性。”[47]当我们寻求重建和加强我们抵抗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机构时——无论是工会还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我们应该牢记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和谐。芝加哥教师工会（CTU）的社会正义工会主义模式之所以令人鼓舞和值得效仿，正是因为它试图将这种洞察力应用于实践。芝加哥教师工会的罢工不仅是为了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这次罢工是通过将工作场所之外更广泛的问题（种族主义的学校关闭政策、学生及其家庭的经济状况、城市历史）与工作场所内部的问题（如教师的工资和福利）联系起来而形成的。[48]

因此，我们为住所附近的强奸危机而战，与我们为促进社会供给而捍卫公共服务，或为提高工资和再生产正义而战是分不开的。但是，只有当我们反抗资本剥夺我们的劳动以获取利润的根本暴政时，性别正义才会最终获胜。这场斗争可能在社会的任何地方爆发，但它必须在生产点、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在街垒上获胜，在那里，我们把以前斗争的各个环节结合起来，才能在“历史的天空”中实现那著名的飞跃。[49]

来源：

https://isreview.org/issue/91/explaining-gender-violence-neoliberal-era/

[①] 我要感谢斯涅哈尔·辛加维（Snehal Shingavi）、阿什丽·史密斯（Ashley Smith）和比尔·V·马伦（Bill V.Mullen）对本文初稿的评论。

[②] 南希·弗雷泽：《女性主义的财富》（Nancy Fraser, Fortunes of Feminism ）(London: Verso, 2013), 218.

[③] Nancy Fraser, Fortunes of Feminism (London: Verso, 2013), 218.

[④] Neil Davidson, “The Neoliberal Era in Britain: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and Current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39, July 2013.

[⑤] Neil Davidson, “The Neoliberal Era in Britain: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and Current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39, July 2013.

[⑥] 引用于戴维森。

[⑦] Meg Luxton, “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Canada and the Politic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in Kate Bezanson, Meg Luxton eds, Social Reproduction: 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 Challenges Neo-Liberalism (Toronto: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36.

[⑧] Lise Vogel, “Domestic Labor Revisited,”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64, no. 2, Summer 2000, 156.

[⑨] Luxton, 37.

[⑩] Davidson.

[⑪] Sarah Boseley, “One in Three Women Suffers Violence, Global Study Finds,” Guardian (UK), June 20, 2013.

[⑫] Sadie Robinson, “What Causes Rape?” Socialist Worker [UK], June 7, 2011.

[⑬] 我感谢菲尔·加斯帕（Phil Gasper）和科林·巴克（Colin Barker）在我们的讨论中向我简洁地提出了这一点。

[⑭] Claire M. Renzetti with contributions from Vivian M. Larkin, “Economic Stress and Domestic Violence,” Report from the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on Domestic Violence, 2011.

[⑮] Stephanie Armour, “Foreclosures Take an Emotional Toll on Many Homeowners,” USA Today, May 16, 2008.

[⑯] Christina Hoag, “6 Die in Family Murder-Suicide in Los Angeles,” USA Today, October 7, 2008. 《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为《一男子为争夺市场杀死自己的家人并自杀》（“Man Kills His Family and Himself Over Market.”） See Rebecca Cathcart, “Man Kills His Family and Himself Over Marke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 2008.

[⑰] Kate Bezanson and Meg Luxton, eds., Social Reproduction: 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 Challenges Neo-Liberalism (Toronto: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⑱] 2003 World Bank Report cited in Marianne Fay, Lorena Cohan, and Karla McEvoy, “Public Social Safety Nets and the Urban Poor,” in Marianne Fay ed., The Urban Poor in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5), 244.

[⑲] Susan Thistle, From Marriage to the Market：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men’s Lives and Wor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110, 112.

[⑳] Andrew MacAskil, “Delhi Rape Victims Are to Blame, Defendants’ Lawyer Says,” Bloomberg News, January 10, 2013. 也可参考《社会主义工人报》（美国）2013年1月13日的报道。

[21] Kate Raworth, Trading Away Our Rights： Women Working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Oxford： Oxfam Publishing, 2004）, 28.

[22] David McNally, Global Slump：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Crisis and Resistance （Oakland： PM Press, 2011）, 37.

[23] Alice H. Amsden,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04.

[24] 要进一步了解，可参考： Jacqui Tru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5] Regina G. M. Karega,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the Workplace in Kenya： Assessment of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Commercial, Agriculture and Textile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Kenya, International Labor Rights Fund, 2002.

[26] Maria Patricia Fernandez-Kelly, For We Are Sold, I and My People： Women and Industry in Mexico’s Fronti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141.

[27] Hester Eisenstein, Feminism Seduced： How Global Elites Use Women’s Labor and Ideas to Exploit the World (Boulder, London： Paradigm, Publishers, 2009), 151.

[28] “Waking Up From The American Dream,” Business Week, November 30, 2003.

[29] Leslie Salzinger, Genders in Production： Making Workers in Mexico’s Global Factori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0.

[30] Deepa Narayan et al., Voices of the Poor Crying Out for Change,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World Ban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10.

[31] 同上，第123页。

[32]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in One Volum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68）, 96. 中译参考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二版，第132页。

[3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50.

[34] “Let’s Admit It： Honor Killings in the West is by Muslims,” op-ed, Israel National News, February 3, 2012.

[35] Fareena Alam, “Take the Honor out of Killing,” Guardian （UK）, July 6, 2004.

[36] 同上。

[37] Kate Kelland, “Study links British recession to 1,000 suicides,” Reuters, August 15, 2012.

[38] Alice Park, “Why the Recession May Trigger More Depression Among Men” Time Magazine, March 1, 2011.

[39] 39. Francine Deutsch, Halving It All： How Equally Shared Parenting Work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0–94.

[40] B. Harrington, F. Van Deusen, and B. Humberd, The New Dad： Caring, Committed and Conflicted （Chestnut Hill： MS：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Work and Family, 2011）.

[41]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Modern Day Father,” Report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2.

[42] 42. Joan C. Williams, Reshaping the Work-Family Debate： Why Men and Class Matter（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59, 158.

[43] 同上。

[44] 在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保罗·沃尔克明确指出了打破工会权力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他说：”[里根]政府在帮助反通货膨胀斗争中最重要的一次行动是击败空中交通管制员罢工”，引自 McNally，第35页。

[45] 对奈格里和哈特的批判，可参考： Tom Lewis, “Empire Strikes Out,”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24, 2002.

[46]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也许对这些反对 “剥夺 “的运动进行了最具创造性和热情的分析。见其最近的著作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London： Verso, 2013）. 要想对哈维的作品进行同情的批评，请听戈夫·贝利（Geoff Bailey）的评论：“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audio recording at WeAreMany.org.

[47] 4Miriam Glucksman, Women Assemble: Women Workers and the New Industries in Inter-War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1990), 258.

[48] 可进一步参考：Lee Sustar, Striking Back in Chicago： How Teachers Took on City Hall and Pushed Back Education “Reform.” Forthcoming from Haymarket Books.

[49] Walter 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