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内斯特·曼德尔，一位思想和行动中的革命者和国际主义活动家
目录
[比利时] 埃里克·杜桑（Éric Toussaint）著
柏林炮兵志愿团 译，素侠云雪 校
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是一位一生将其思想和行动结合在一起的国际主义者和革命活动家。在思想方面，他大量的理论成果、他对经济和政治形势的许多细致分析以及他的众多文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社会活动家、学生、研究者以及工会、社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并远远超出了曼德尔帮助领导的第四国际。曼德尔是第四国际的建设者，他在建设第四国际及其各国支部方面投入的精力与进行理论和政治创作的精力一样多。曼德尔是20世纪下半叶二十多位具有国际声望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也是少数几位能够将实际行动与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思想阐述相结合的知识分子之一——早在一种表述形成之前，他就已经跳出了既定的框架而进行思考。以下是我的个人经历所作的见证。
从1971年我当选为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领导人一直到1995年他去世，我一直与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1923—1995年）保持联系。1980年，我应邀参加了第四国际的领导层，即统一书记处（USec）和国际执行委员会（IEC），前者每年召开数次会议，每次三至四天，后者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每次五至六天。1988年，随着我成为主席团成员[1]，我与他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因为主席团是一个较小的机构，负责筹备统一书记处的会议，每月至少在巴黎举行两次会面。我那时密切关注与中美洲，特别是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以及从墨西哥到哥伦比亚的更广泛地区的社会运动和革命者的联系。在埃内斯特·曼德尔生命的最后几年，我们的会面变得更加频繁，关系也更加密切，尤其是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1991年初第四国际第十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以及1995年第十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在此期间，我们曾于1992年一同前往尼加拉瓜执行任务。
我第一次见到埃内斯特·曼德尔是在1970年，当时我16岁。在此之前，我目睹了比利时托派——社会主义青年近卫队（Jeune garde socialiste）和瓦隆工人党（Parti Wallon des Travailleurs）——对比利时煤矿工人罢工斗争的支持，于是我决定加入第四国际（FI）。在加入国际之前，我曾积极参与学生斗争、声援工人罢工运动、抗议越南战争、声援非洲裔在美国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以及力图保卫古巴革命的成果……埃内斯特·曼德尔那时是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的领导人之一，也是第四国际在国际上的领导人之一。尽管在我决定加入时并不知道这点：因为考虑到第四国际活动家在1968年的贡献，其领导机构必须设在巴黎——这是一目了然的。1970年6月，我决定和一位同龄朋友一起搭便车去巴黎，与第四国际的同志们见面。我们在新桥（Pont Neuf）下度过了第一个夜晚。然后，我们尝试去见共产主义者同盟。我们按响了圣马丁街95号的门铃。来开门的是皮埃尔·弗兰克，他曾是托洛茨基的秘书，尤其是在1929年托洛茨基流亡到土耳其普林基波岛的这一段时间里。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与他的交谈非常令人着迷。毫无疑问，看到有两位年轻人主动加入第四国际让他非常高兴，尽管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埃内斯特·曼德尔其实也是主要领导人之一，如果我们想与第四国际的成员会面，其实可以直接去布鲁塞尔找他。
此后，我亲眼目睹了第四国际的领导层是如何进行集体领导的。与其他政党组织不同，埃内斯特·曼德尔从不以领导人自居。我从未见过他试图宣称自己是领导者。他也从未试图利用任何特权。他的影响力来自于他的实际行动和他在理论分析上的贡献。从1970年到1995年，我和他一起参加了100多次会议，为此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表明这样一点。
我第一次见到埃内斯特·曼德尔是在1970年11月。那时他是红色欧洲组织一次重要会议的发言人之一。这次会议是由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联合召开的——当时的这些组织“与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有联系”，因为第四国际名下有好几个分支机构和国际组织都声称与1938年在列昂·托洛茨基参与成立的第四国际一脉相承。我所加入的，由埃内斯特·曼德尔领导的第四国际被认为是“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即第四国际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欧洲的第四国际多数派战士（由埃内斯特·曼德尔、皮埃尔·弗兰克和利维奥·迈坦三人领导）和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WP）——于1963年合并后统一。[2]当时是1970年，统一书记处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为期两天的“红色欧洲”会议。来自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的三千多名年轻人参加了会议。曼德尔以及阿兰·克里文、居住在英国的巴基斯坦战士塔里克·阿里和来自意大利的利维奥·迈坦等其他演讲者也纷纷发表了极具战斗性的演说。
我也是通过曼德尔的著作来认识他的。1970年夏天，我一加入第四国际就开始阅读曼德尔的作品。此前，我曾在左翼周刊《左翼》（La Gauche）上读到过他的一些文章，他在1956年帮助创办了该周刊。说服我加入第四国际的是他高水平的理论分析和实践，后者包括比利时托派所参与的矿工罢工和反对美国干涉越南的斗争。曼德尔在《世界革命新的兴起》[3]一文中的分析尤其令我信服。1969年4月在意大利召开的第四国际第九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份文件。文件强调了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它考虑到了1968年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法国发生的事情（这在整个欧洲都产生了影响），以及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和1968年1月30—31日晚共产党越南的“春节攻势”（Ted offensive），当时北越革命者一度成功占领了南方傀儡政权的首都西贡（这预示着美国在1975年彻底失败）。曼德尔的文章分析了世界革命三个组成部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欧集团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斗争水平和力量对比，并展示了这三个领域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因为1968年5月、1968年和1969—1970年发生的事件都是对于在第四国际的奠基性文件中所作出的判断显而易见的昭示，并表明了其所渴望采用的参与这些运动的方式（有组织的自发性群众动员）。
接下来对我产生重要影响的是阅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4]。1970年底，我在学校的圣诞假期期间读完了这本书的平装本。此后不久，我又热心地阅读曼德尔的另一本书：《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5]，由《每月评论》出版社于1971年出版。这似乎还显得太早，尽管我在十三岁时，即1967年就已经读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从那一年起，我就已经开始阅读各种有关革命的书籍，尤其是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从1967年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由左翼读书俱乐部出版，我从村里的图书馆借到一本）开始，到同样是由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所撰写的，于1968年出版的《今日的红色中国：大河的另一边》（Red China Today: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与此同时，我还阅读了K·S·卡罗尔（K.S. Karol）于1966年出版的《中国：另一种共产主义》（China: the Other Communism）一书。1971年6月至7月，在加入第四国际后，我又学习了列昂·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6]。这本书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使我确信作者分析革命进程的非凡能力。
1971年，我加入了新成立的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因为早在1970年6月，我就已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近卫队（Jeune garde socialiste或JGS），这是一个由第四国际成员领导的青年组织，1964年底到1965年初，由于比利时社会党领导层支持强化比利时国家的镇压，该组织从社会党中分裂出来。1968至1969年间，它开始自我定位为革命青年组织。它是第四国际的政治同情者。在1968年开始的青年造反运动中，该组织显著壮大，在比利时的几个城镇招募了大约一百五十到二百名青年。这些人都是活跃在各自社区的活动者，通常是大学生或像我一样的高中生，但也有在工人阶级社区活动。1970年，这一运动与社会主义工人联盟（Confédération Socialiste des Travailleurs）中的老一代组织合并。当然，埃内斯特·曼德尔属于更早的一代。他出生于1923年，当时47岁。尽管曼德尔并不老，但对于像我这样十七岁的年轻人来说，他依旧是一位长者，是老一代社会主义者的代表。这一代人在1940年至1945年纳粹占领比利时期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参与了比利时社会党及其青年组织内部的左翼运动。因此，社会主义青年近卫队开启了与老一辈成员的组织合并的进程，后者在工作场所，特别是在我的家乡列日的钢铁工业当中，拥有大量工人阶级支持者。
1970年年底，我参加了在根特举行的最后一次青年近卫队代表会议，会议批准了合并。合并大会于1971年5月在列日举行，这次合并奠定了后来成为新的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的重要基石。革命工人同盟（LRT）由原社会党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近卫队和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合并而成，后者汇集了三个组织：瓦隆地区的瓦隆工人党、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左翼联盟（Union de la Gauche Socialiste）和佛兰德斯的革命社会主义者（Revolutionaire Socialisten），以及他们的报纸《社会主义之声》（De Socialistische Stem，即后来的《红色》（Rood））。合并大会于1971年5月举行。埃内斯特·曼德尔积极参加了会议。国际代表还包括来自第四国际的法国支部共产主义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的阿兰·克里文（Alain Krivine）和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及其意大利支部革命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利维奥·迈坦（Livio Maitan）。
我们是一个约有三百五十名核心成员（甚至可以说有近五百人）的组织，在产业工人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弗拉芒语、布鲁塞尔语和法语大学以及在中学中也有很好的影响。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是其中最年轻的成员，因为当时我还不到十七岁。我记得那时中央委员会中总共有大约三十名成员。其中既有在1960—1961年冬季罢工后首次加入的产业工人，也有像曼德尔这样在二战前就已经加入第四国际的同志，他们都参加过抵抗运动：埃米尔·凡·休伦（Emile Van Ceulen，1916—1987年），前皮革工人，1933年加入托派组织（曾担任1951年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社会主义青年近卫队代表大会上以高于大西洋主义派的得票当选为副主席，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正式访问中国）、日内·格罗斯朗贝尔（René Groslambert，企业雇员（1935年与保罗·亨利·斯帕克（Paul-Henri Spaak）共同创立社会主义行动社，1936年与瓦尔特·道格（Walter Dauge）、莱昂·莱索尔（Léon Lesoil）共同创立革命社会主义行动社，1940年被捕并被驱逐到法国的维尔内集中营，1948年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代表）、皮埃尔·勒格拉夫（Pierre Legrève，1916—2004年，1933年加入托派组织，教师，1965—1968年间当选为社会主义左翼联盟（Union de la Gauche Socialiste）代表，积极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并声援摩洛哥政治犯。[7]还有一些产业工人，他们在列日的钢铁工业以及沙勒罗瓦和蒙斯的玻璃工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例如，除了埃内斯特·曼德尔，还有律师内森·温斯托克（Nathan Weinstock），他在1969年出版了一本可敬而又大胆的著作，即《锡安主义：伪弥赛亚》。在那次大会后两三周，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选举我为政治局委员。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正是在政治局当中我才第一次直接接触到了埃内斯特·曼德尔和他的伴侣吉塞拉·肖尔茨（1935—1982年），她是一位德国同志，在第四国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1年时，曼德尔四十八岁，而他的伴侣则比他小十二岁，也是德国革命左翼的成员，鲁迪·杜切克（1940-1979年）[8]的朋友，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红色鲁迪”。
与曼德尔那一代人相比，政治局中有几位年轻的活动家。其中的领军人物有弗朗索瓦·韦尔卡门（François Vercammen）、埃里克·科里恩（Eric Corijn）、丹尼斯·霍尔曼（Denis Horman）和扬·万克霍芬（Jan Vankerkhoven）。还有几位四十多岁的女性：来自列日的律师马特·朗贝尔（Mathé Lambert）、来自布鲁塞尔的记者杜杜·内延斯（Doudou Neyens）等等。还有泌尿科医生雅克·莱曼斯（Jacques Leemans）。弗朗索瓦·韦尔卡门（1944—2015年）和埃里克·科里恩（1947— ）比我大十岁左右，而当你只有十七岁时，二十七岁的人与你相比就已经“老”了。三十六岁的吉塞拉对我来说也很“老”了。因此，我们有了一个政治局和一个中央委员会，但其中每个中都有三四个不同的政治世代（generation），我就是在那里认识曼德尔的，因为每周六，政治局都在布鲁塞尔开会。我不仅钦佩他的历史和政治知识以及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一书中所做的理论贡献，还钦佩他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组织的领导机构成员，在面对产业工人阶级、公共部门和年轻一代的激进化以及激进的行动方法时的表现。
1968年5月之后，第四国际组织已经知道如何抵御警察的镇压，因此能够做好准备。我们磨练了我们自卫的技能。我们也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赤裸暴行的活动，例如美国在越南所扮演的可恶角色：1970年，越南的平民正处于美国没日没夜的轰炸之下，凝固汽油弹被广泛使用。我们还针对佛朗哥的独裁统治和希腊军政府的象征采取了反抗行动。我说的是1970年和1971年，当时佛朗哥还在西班牙掌权。比利时有一个西班牙人社区，其中包括大量共和主义者或共和主义者的子女，他们在1936年至1939年期间被迫离开西班牙而流亡，是佛朗哥政权的受害者。还有一个希腊人社区，特别是在煤矿工人中，他们反对希腊上校们的军事统治。20世纪60年代末，阿根廷有一个重要的游击队组织也加入了第四国际：即工人革命党—人民革命军（PRT-ERP），最初被称为工人革命党—战斗（PRT Combatiente）。这是一个一度非常强大的组织，自称是第四国际的成员，也支持格瓦拉和卡斯特罗、越南革命和中国革命。工人革命党—人民革命军的主要领导人是马里奥-罗伯托-桑图乔（1936-1976 年）。他于1968年5月来到巴黎，当时他加入了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JCR），该组织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联盟。1972 年末，马里奥·罗伯托·桑图乔（Mario Roberto Santucho）与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曼德尔位于布鲁塞尔的家中）、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ïd）和于贝尔·克里文（Hubert Krivine）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9]桑图乔四个月前从巴塔哥尼亚的罗森监狱越狱，即将返回阿根廷重新指挥武装斗争。[10]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在如何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于是在1973年10月，工人革命党—人民革命军宣布脱离第四国际。
举个我参加过的行动的案例，1970年4月，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大型示威游行，抗议越南战争、北约和核武器。我记得当时有六七千名示威者之多，托派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近卫队决定说服一些示威者绕开正式的示威路线，进入布鲁塞尔火车北站，通过在铁轨上行走以尽可能接近北约大楼，进一步谴责其侵略行为。1970年4月，我还不到十六岁，但我已经参与了社会主义青年近卫队的活动，尤其是在该组织参与煤矿工人罢工之后。在列日地区，我住在一个煤矿社区里。这个与社会党分道扬镳了的组织有数百人参加，甚至可能达到一千人。我们没有一直走到北约大楼门前，但我们抵达了附近，当我们走出铁轨时，迎面就遭到了镇压部队的猛烈袭击。我被几个宪兵用棍棒殴打，当时我正搀扶着另一名前额被击中、失血过多的年轻人。随后我被拘留并带往警察局。最后，我因参加未经许可的示威活动而被捕，并被审问了几个小时，但由于我当时还不满十六岁，所以没有受到指控。
当时不可能以这类“罪行”起诉一名未满十六岁的青少年。尽管宪兵诬告我打伤了他们的一名同事，但我还是避免了惩罚。这让我学会了如何在接受询问时与警察打交道，也让我学会了采取直截了当的方式：签署一份声明，表明我没有什么可宣告的。在试图避免被起诉时，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之所以提到这段经历，是因为在阅读埃内斯特·曼德尔的传记[11]时我才发现1970年4月三十五岁的吉塞拉·肖尔茨（Gisela Scholz）是这次（runoff）和反越战示威的组织者之一，她对我们能够组织如此艰难的行动感到非常高兴，尽管我们最后没能走到北约办事处。吉塞拉·肖尔茨当时写信给她的一位同事，回顾了一年前在布鲁塞尔发生的类似行动：
当时，马匹、坦克车、一切都投入了战斗。我们拼命战斗，值得骄傲的是，只有少数人受伤：最多时有四十人受了轻伤，一人受了重伤（……）两个宪兵把我推倒在一辆汽车上，但我还是放慢了摔倒的速度。
我再讲一个一个关于我与埃内斯特·曼德尔的友谊以及事关镇压和安全问题的故事。1973年9月或10月，我被叫到布鲁塞尔一位第四国际的老活动家家中，以解决比利时支部的安全问题。埃内斯特·曼德尔和于贝尔·克里文出席了会议。原因是什么呢？曼德尔和克里文询问我买卖迷幻麻醉药（narcotics）是否会给组织带来危险。当我告诉他们我根本没有这样做时，事情于是进展得非常顺利，没有一丝恼怒或紧张的迹象。
曼德尔和克里文当时本来正忙于处理一些重大问题，如阿根廷的工人革命党—人民革命军领导权、1973年6月法国对共产主义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的取缔以及第四国际的扩张等等，他们是如何设法叫我到一个秘密地点开会的呢？我是这样解释的：从1972年起，我就被比利时当局盯上了。这与我在革命工人同盟（LRT）领导层中的角色直接相关。1972年2月，在列日大学的学术厅，我主持了一次革命工人同盟会议，会上我们让爱尔兰共和军（IRA）的一名代表发言，尽管社会党司法和政府部长阿尔方斯·弗兰克斯（Alfons Vranckx）决定阻止我们这样做。革命工人同盟在五个主要的大学城组织了五次集会，以至每次警察始终都无法逮捕这名爱尔兰同志，而他第二天就重新出现在另一个城市。当时列日的参与者有五百多人。尽管警察进行了极大的干预，他们却徒劳无功，这使其觉得自己受到了一群年轻人的羞辱，对我们尤其是我本人相当不满，尽管我们还是设法阻止了他们逮捕这位爱尔兰同志。
为此1972年9月，我刚满十八岁几个星期就被传唤到列日司法警察局。会见我的检察官威胁要以强奸未成年人的罪名起诉我。这个指控很容易：我当时正在和一个比我小几个月的女孩约会，我们发生了性关系。为此检察官声称，我一满十八岁，就可以“自动”被认定犯有强奸未成年人罪，因为未成年人不可能同意。当我表示反对时，这位官员告诉我，检察院要求他传唤我，并对我提起强奸案诉讼，因为我是革命工人同盟政治局成员和比利时国际红色援助管理组织的成员，而这两个组织都被认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该官员称，如果我合作提供有关这两个组织的机密信息，就可以撤销对我的强奸指控。当我拒绝成为线人时，他勃然大怒，威胁我，并声称要抓伤我（原话如此！）。第二天，警察先是到我哥哥家，然后到我父母家，最后又到一位记者朋友家吓唬我们。我在1972年9月22日的《左翼》（La Gauche）第3版上记叙了这件事情。
我提出了侵犯隐私权的申诉，但司法警察再也没有传唤过我。我的律师犯了一个错误，没有要求政府当局提供金钱赔偿，这使得检察院对我的申诉最后置之不理。1972年底至1973年初，我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鼓动者。据警方称，全国有十六万名中学生罢课并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要求他们从十八岁起服兵役的计划。在比利时之后几个月，同样的行动在法国也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被称为反德布雷法运动）。政府及国防部长指责革命工人同盟腐蚀中学生。由于我和其他革命工人同盟成员一起参与了这场运动，警察找我麻烦的动机就更强烈了。1973年春，一位与革命工人同盟毫无关系的年长朋友告诉我，当局正试图以贩毒罪名逮捕我。这位朋友告诉我，他同时也是警方的线人，而警方也正试图说服他来指控我。
他接着说，在逮捕过程中，警察把我的照片给被抓到吸毒并被暂时拘留的年轻人看，让他们指控我是毒贩。轻罪法庭的一名成员恰好是参加监狱审讯的社会工作者。当他在毒贩的照片中看到我的照片时，他于是确信我正在危害组织，而且我本人也可能是一名毒贩。他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将信息转发给了组织。这就是我不得不向埃内斯特·曼德尔和于贝尔·克里文当面报告的原因。我必须说，考虑到对我的无端指责，埃内斯特和克里文对待我实际上非常得体。后来，警察，特别是安全和研究大队（BSR），又一次试图把我变成线人，通过向我提供我所在地区新纳粹组织的敏感信息以换取关于革命工人同盟和第四国际的信息。他们最终放弃了，但我仍在他们的监控之下。而要总结随后发生的事件，则恐怕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
请记住，社会党司法部长阿尔方斯·弗兰克斯（Alphons Vrankx）对1965年被逐出比利时社会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始终怀恨在心，而且在为加强安全合作而前往美国期间，他被尼克松政府说服，坚信极左翼组织与毒品贩卖之间存在联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重要的是要明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以取代当时在“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家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文。这些论文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来自苏联或在北京出版：它们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是教条式的，缺乏思想深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最初于1962—1963年以法文问世，它采用谱系学的方法，从人类已知的最早阶段开始研究人类历史，试图了解人类的社会关系是如何演变的，以及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社会如何构建其经济系统。批判性马克思主义者清楚地看到，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实行奴隶制的社会，从封建主义到小规模商业生产，再到资本主义，最后到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社会所经历的阶段并非只有五六个。这种所有社会都要经历某种阶段的思想根本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曼德尔延续了这种观点。必须指出，这一点在马克思1850—1860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其他著作中，特别是他1881年与维拉·查苏利奇的通信中都写得清清楚楚。
埃内斯特·曼德尔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他那个时代之前的实践方式进行了细致梳理。显然，他并不是这一点的首倡者，但采用同样方法的人也的确不多，正因为如此，他对整整一代人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那是在我之前的一代人，从1963—1964年到1968年。我本人属于“六八一代”，我们有幸经历了将革命重新提上日程的大规模动员。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之前的人一样，沉浸在马克思主义中，试图理解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以摧毁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没有任何形式压迫的社会。要摧毁资本主义，就必须确切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为此，埃内斯特·曼德尔对许多活动家来说是一个有力的帮助。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第四卷分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他试图理解和阐述“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苏联和东欧集团等社会的现实，表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如何堕落为官僚专制，尽管没有完全复辟为资本主义。
在第三卷中，曼德尔成功地解释了1950—1960年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繁荣时期遗留下来的社会，法语称之为“光辉的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曼德尔描述了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和内在矛盾，揭示了危机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而我们所需要就是抛弃资本主义而采用革命性的解决方案。关于曼德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一书的更多信息，我推荐扬·威廉·斯图杰（Jan Willem Stutje）的传记《埃内斯特·曼德尔：一个被推迟的反叛者梦想》（Ernest Mandel: a Rebel’s Dream Deferred）第5章。
1971年，当我第一次见到埃内斯特·曼德尔时，他那时已经是比利时革命工人同盟的主要成员。他当时在柏林自由大学任教，每周前往该校为一千多名学生讲课。[12]他刚刚完成了用德语撰写并答辩的博士论文。我清楚地记得，1971年夏天，他在革命工人同盟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向我们宣布这一消息时的热情。这篇论文的英文版于1975年出版，书名为《晚期资本主义》（德文版名为《晚期资本主义》（Spätkapitalismus），于1972 年出版）。埃内斯特·曼德尔那时正处于其智慧力量的顶峰。他人脉关系广泛，工作起来孜孜不倦，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他还是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弗拉芒语系的政治学教授，因而每天都要工作好几个小时阅读、写作，然后才能开展激进活动。
曼德尔在工会活动中的影响
曼德尔的影响遍及工会、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在工人阶级中，尤其是在比利时，自20世纪50年代起，他就作为安德烈·雷纳尔德（André Renard）的亲密合作者之一而广为人知。雷纳尔德是比利时工会激进派的主要领导人，而在激进派中，社会党、共产党和托派活动家比比皆是。这就是拥有一百多万会员的比利时劳工总联合会（FGTB）。1954年和1956年，两次以“控股权和经济民主”为主题的会议提出了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思想，而曼德尔则是发起人之一。[13]他为安德烈·雷纳尔德撰写了大量文件，并应邀在工厂、工会分会和工会会议上发表大量演讲。他善于将看似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易懂。他还善于向听众表明，他们必须采取行动来改变现状；因此，他经常举例说明工会代表团应当如何在跨国公司内部开展斗争，如何与工厂其他地点的工人建立联系，如何沟通，如何努力团结起来开展行动。自我管理和工人监督是这场斗争的核心要素。[14]
对于埃内斯特·曼德尔来说，这不仅仅是解释资本主义如何运作的问题，而且还通过具体的例子和具体的斗争来展示工人如何能够决定雇主的行为，特别是通过要求查看账目、工作时长，要求减少工作时间等等；当采取罢工行动时，工人阶级应当以最有效的方式组织罢工，以尽快赢得雇主的让步。单独一场罢工可以蔓延开来并使工人赢得他们的重要权利——但它也可能导致总罢工甚至革命行动。 因此，曼德尔在工人集会上就这些主题发表了讲话。 除此之外，他自然而然地为革命工人同盟和第四国际内部的反资本主义战士和革命活动家开设了培训课程。他是一位充满热情的沟通者和高水平的指导者。我在曼德尔的指导下参加了许多培训课程，它们使我自己也逐渐成长为了一位革命的指导者。
许多活动家都会记得他的教学，记得他讲授的关于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课程；记得他所讲授的关于什么是总罢工的内容，以及如何从总罢工转变为积极的社会占领性罢工：这是一场将导致在法国和意大利1968年5月抗议活动最进步的实验基础上建立工人权力机关的总罢工；除此以外，还有1920—1921年意大利工人代表会、1918—1919年匈牙利代表会的经验，以及俄国革命的苏维埃、1936—1938/1939年西班牙革命的人民政权机关或工农组织的经验。曼德尔不仅熟知19世纪和20世纪解放斗争的历史，而且熟知世界人类的悠久历史。他有深厚的知识和理解力，并希望向年轻一代说明怎样最好地利用所有这些历史经验。
关于工会与工会主义的见解
埃内斯特·曼德尔始终关注正在进行的斗争，无论是在他自己的国家比利时的工人运动，还是在欧洲其他国家或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运动。他参与所有这些斗争。他与社会党左翼的其他反资本主义战士一起创办的周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这就是他在上述工会主义者安德烈·雷纳尔德（André Renard）的支持下于1956年创办的《左翼》（La Gauche）。由于雷纳尔逐渐转向温和立场，他与雷纳尔德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但《左翼》延续了下来，甚至还拥有了弗拉芒语版本（即“Links”），他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撰写了数百篇文章，还在许多其他各种语言的刊物、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工会成员和学者都会阅读他的评论。在比利时，他为工会（即比利时劳工总联合会（FGTB））撰写了关于比利时的资本主义结构以及一系列大型资本主义企业（尤其是控股公司）如何控制比利时经济的重要报告。
我认为他编写的一本长约六十页的小册子意义重大。这就是安德烈·雷纳尔德署名的《通过行动实现社会主义》（Le socialisme par l’action），这本小册子发行了数万份，也许是数十万份。比利时数以万计的工会代表阅读了这本书，使其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对他们产生了重大影响。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比利时已经发生了几次大罢工。首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发生过多次工厂罢工和反抗纳粹占领者的活动，年轻的埃内斯特·曼德尔也参加了这些活动。（事实上，他曾三次被纳粹当局逮捕，两次侥幸逃脱）。随后，1950年发生了要求国王退位争取建立共和国的大罢工。20世纪50年代还发生了要求国有化的矿工大罢工，以及要求获得第十三个月工资的大规模钢铁和金属工业工人罢工。1960—1961年冬季又发生了一次总罢工，以至在这个仅仅拥有一千万人口的国家里，有超过一百万工人都参加了罢工。曼德尔生逢其时，他与工人运动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推动工人运动走向自我组织。
曼德尔在艰难的条件下度过了三十年的运动生涯。然而，在60年代后半期，全欧洲的青年和工人阶级都发生了深刻的激进转向；1971年，新成立的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革命工人同盟在工厂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这让埃内斯特·曼德尔看到，他昔日的倡议在比利时的几家大型工厂，特别是列日的科克里尔钢铁厂（Cockerill steelworks）和吉利的格拉韦贝尔厂（Glaverbel factory，位于沙勒罗瓦地区的一家玻璃厂）中的工人政治实践中结出了硕果。
曼德尔和青年运动
我已经提到曼德尔在1950—1960年间对比利时工人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扩散到了其他国家，当时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英国，以及后来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激进的工人和工会代表及领导人都积极听取他的建议。除此之外，他还通过反资本主义和国际主义学生运动——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SDS）影响到德国的激进学生。鲁迪·杜切克（Rudi Dutschke）是这一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而曼德尔从1966—1967年（即“五月风暴”运动之前）起就与鲁迪·杜切克保持着密切联系。1966年，曼德尔与德国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吉塞拉·肖尔茨结婚。
当然，他也对法国年轻的托派分子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阿兰·克里文和于贝尔·克里文双胞胎兄弟、丹尼尔·本赛德、亨利·韦伯（Henri Weber）、皮埃尔·鲁塞（Pierre Rousset）、雅内特·哈贝尔（Janette Habel）、凯瑟琳·萨马里（Catherine Samary）、乔塞特·特拉特（Josette Trat）和她的双胞胎妹妹珍妮（Janine），他们被法国共产主义学生联盟（UEC）开除后，共同创建了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JCR）。他影响了比利时激进的学生青年，其中一些人加入或领导了社会主义青年近卫队（JGS），该组织于1971年5月与社会主义工人联盟（CST）（Socialist Confederation of Workers）合并，成立了比利时革命工人同盟。
如前所述，1971年，刚刚在柏林自由大学完成博士学位的曼德尔成为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弗拉芒语区（即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的教授。当时我住在列日，在学生运动和进步的马克思主义教师的强烈要求下，曼德尔被邀请在1972年至1973年、1974年在列日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时候我刚被该校录取，和我那一代的其他学生一样。在他们当中，我要提到吕克（Luc），他是达登兄弟（Dardenne brothers）二人之一，他后来成为享誉国际的电影制作人，两次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其中一次是凭借电影《罗塞塔》（Rosetta）。吕克·达登（Luc Dardenne）和我一起，都去听了埃内斯特·曼德尔在列日大学的讲座。
曼德尔在座无虚席的讲堂当中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
如果说埃内斯特·曼德尔的演讲在1967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他的著作给同时代的学者留下的印象也同样重要。他与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吕西恩·戈德曼（Lucien Goldman）、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https://en.wikipedia.org/wiki/Robin_Blackburn ）让-保罗·萨特（https://en.wikipedia.org/wiki/Jean-Paul_Sartre ）等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大名人进行过辩论。他在公开辩论中与查尔斯·贝特尔海姆（Charles Bettelheim）、让·爱伦斯坦（Jean Ellenstein）、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等法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在公开场合辩论。从1967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整个期间，当他在某些事先宣布他将在出席的会议上发言时，听众就会多达数千人。1967—1968年在德国就是如此。1988—1989年，在德国，在与格里高尔·吉西（Gregor Gysi）等持批判态度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辩论中，有三四千人都来到柏林旁听，这是事实。1968年5月，在巴黎的街垒之夜，即5月9日，他在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一次大型会议上发言，听众也多达二千五百人；1971年，在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上，他在拉雪兹神甫公墓附近发言，听众则甚至有一万五千到二万人；1974—1975年康乃馨革命刚结束时在葡萄牙举行的会议和佛朗哥主义垮台时在西班牙举行的会议的与会者也有二千至二千五百人；至于前面提到的1970年11月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举行的第四国际的红色欧洲会议，那时的与会者达三千五百人。
因此，曼德尔在激进的先锋派中是一位备受推崇的大众演说家。他能够同时向学生和工人发表演说。他能用德语、法语、英语、佛拉芒语/荷兰语自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用西班牙语、在葡萄牙用‘portuñol’（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的混合语）、在意大利用意大利语演讲时也毫不逊色。他将非凡的理论分析能力与在公开演讲中进行表达，传递一个信号、一种力量的惊人能力相结合，在每个场合都大声疾呼：反对资本主义！国际主义以及解放和革命！。
曼德尔与第四国际
埃内斯特·曼德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即他十六岁时就已经加入第四国际。他从德国占领之初就参加了抵抗运动，曾三次被纳粹逮捕。第二次被捕发生在1944年3月29日，当时他正在列日向钢铁工人散发传单。他被德军逮捕，在列日的圣伦纳德监狱受审，并被判处多年的强迫劳动。他“幸运地”被德军作为政治异见分子抓获，而不是由盖世太保来审判。如果他被盖世太保审判，那么考虑到其犹太人身份，他完全可能会被直接送往灭绝营或处决。1944年6月初，曼德尔被运送到德国，由于他能博得两名狱警（其中一名是前社会民主党党员，另一名是前共产党员）的同情，他从他第一次被关押的集中营逃了出来。然而他很快又被重新抓了回去，并辗转于不同的集中营。他先后被关押在纳粹德国的六个集中营。1945年3月，他从当时所在的集中营被美军解放。德国档案馆列出了他被关押的集中营，扬·威廉·斯图杰（Jan Willem Stutje）的传记中也提到了这些集中营。[15]
二战结束后，埃内斯特·曼德尔成为第四国际领导人。在被占领期间和第二次被捕之前，他参加了重启第四国际的第一次欧洲秘密会议。这是指1944年2月，比利时和法国的第四国际代表在比利时阿登地区圣于贝尔的一个农场里所举行的一次会议。盟军解放后，他又参加了复兴第四国际的活动。这一次，他与米歇尔·巴勃洛（Michel Pablo，译按，也译帕布洛）一起，成为了第四国际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而获得解放时他才二十三岁。在1940—1950年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为第四国际运动领导人的角色既异常重要又相当低调。从出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一书起，他就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身份为人所知，他是比利时法语周刊《左翼》的创始人，也曾是社会党日报《人民》（le Peuple）的记者，后来又成为列日的比利时劳工总联合会（FGTB）日报《瓦隆》（la Wallonie）的记者。他在60年代中期被比利时社会党开除出党，并经历了五月风暴事件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才以第四国际的领导人的身份公开露面。
这一点，再加上他在国际学生和工人革命运动中的作用，立即导致他被多个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拒绝入境。其中包括有法国、美国、瑞士、德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在德国，这简直是一桩丑闻，因为他曾抵抗纳粹主义，并因参与反纳粹抵抗运动而获得战后德国政府的嘉奖；然而，尽管他拥有德国的博士学位，尽管德国反纳粹知识分子，当然还有德国的学生运动提出抗议，要求取消禁令，但他还是被拒绝踏入德国领土。事实上，我记得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访问列日大学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要求我在列日发表讲话。他要求我公开抗议德国政府关于禁止他进入德国领土的禁令。
禁令并没有阻止他跨越边境。埃内斯特·曼德尔经常旅行，尤其是，尽管他被禁止进入法国，但他还是经常跨越边境。例如，我和成千上万的法国示威者一样，清楚地记得1971年5月他应共产主义者同盟（Ligue Communiste）和工人斗争党（Lutte Ouvrière）的邀请，参加巴黎公社纪念活动。埃内斯特·曼德尔乘坐于贝尔·克里文（Hubert Krivine）驾驶的摩托车前来发表演讲时，我们的示威者应该有一万或一万五千人之多。他偶尔会被法国当局逮捕并遣送回比利时。有一次，他在抵达戴高乐机场后被送回比利时，同一天，一位来自布鲁塞尔的同志开车通过一条秘密路线将他送往巴黎。
在第二部分中，我将讨论曼德尔、古巴革命和切·格瓦拉。
英译者：克里斯蒂娜·帕格努尔（Christine Pagnoulle）、维基·布里奥（Vicki Briault）和苏舒万·达尔（Sushovan Dhar）。
原文链接：
https://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8202
作者简介：
埃里克·杜桑（Éric Toussaint）是一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于2017年获得博士学位。他是巴黎第八大学和列日大学的教授，是废除非法债务委员会（CADTM）的国际发言人，也是法国征收金融交易税以援助公民协会（ATTAC）科学委员会的成员。
他著有《债务制度》（Debt System）（2019）、《银行统治》（Bankocracy）（2015）、《看看后视镜》（Glance in the Rear View Mirror）、《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从起源到现在》（Neoliberal Ideology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Haymarket books, Chicago）、《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六十个问题，六十个答案》（Debt,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 Sixty Questions, Sixty Answers，每月评论出版社，纽约，2010年）。他在该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第四国际领导层的成员。
[1] 1988年至1991年期间，第四国际主席团成员包括埃内斯特·曼德尔、利维奥·迈坦、克劳德·雅克金（Claude Jacquin）、吉尔伯特·阿卡尔（Gilbert Achcar）、珍妮特·哈贝尔（Janette Habel）、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ïd）和我本人。班尼·杜甘（Penny Duggan）出席了所有会议。1991年初第十三次世界大会之后，统一书记处选出的新主席团由吉尔伯特·阿卡尔、珍妮特·哈贝尔、菲尔·赫尔斯（Phil Hearse）、克劳德·雅克金、利维奥·迈坦、埃内斯特·曼德尔、布劳略·莫罗（Braulio Moro）和我本人组成。班尼·杜甘参加了所有会议（见利维奥·迈坦：《一个批判的共产党员的回忆录：第四国际史》。（Memoirs of a critical communist.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Resistance Books-IIRE-Merlin Press,伦敦，2019年，第455页）。
[2] 参加统一大会的还有拉丁美洲的活动家，如秘鲁的土著和农民领袖乌戈·布兰科（Hugo Blanco 1934—2023 年）。玻利维亚也有非常激进的活动家。关于第四国际统一大会，见见利维奥·迈坦：《一个批判的共产党员的回忆录：第四国际史》。见《第四国际》杂志，1963年10月至12月法文版，另见《第四国际》杂志，Le Congrès de réunification de la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1963年第三季度特刊，巴黎，第72页。
[3] 此文的中文版可参考，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6904.htm
[4] 此书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译为《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参考：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1962book/index.htm
[5] 此书中文版由吕佳翼翻译，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电子版可参考：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1967/index.htm
[6] 此书中文版有郑超麟、王凡西译本和丁笃本译本两种版本。其中郑、王译本可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index.htm 丁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网页版可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index.htm
[7] 由于支持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活动，皮埃尔·勒格拉夫在1960年成为与法国特工部门有直接联系的组织“红手”（La Main rouge）的暗杀目标。
[8] 鲁迪·杜切克曾多次在德国的大型集会上与曼德尔辩论。1968年9月，在一次未遂暗杀后，他与曼德尔和吉塞拉·肖尔茨共度了两个星期。见Jan Willem Stutje, Ernest Mandel A Rebel’s Dream Deferred, Verso, 2009。
[9] 于贝尔·克里文是法国的一名资深第四国际成员，也是阿兰·克里文的孪生兄弟。
[10] 扬·威廉·斯图杰（Jan Willem Stutje）的《曼德尔传》报道了这些事实。
[11] Jan Willem Stutje, Ernest Mandel A Rebel’s Dream Deferred, Verso, 2009.
[12] Jan Willem Stutje, Ernest Mandel: A Rebel’s Dream Deferred q.v.
[13] 关于新资本主义与反资本主义结构改革，见埃内斯特·曼德尔：《西欧的社会主义战略》（A Socialist Strategy for Western Europe），工人监督研究所（Institute for Workers’ Control），小册子。
[14] Ernest Mandel: Workers’ Control and Workers’ (Spring 1973) and Self-Management – Dangers and Possibilities (Summer 1974)（此文中文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mia-chinese-mandel-1974a.htm ）.
[15] Jan Willem Stutje, Ernest Mandel… note 142, chapter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