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运动的新崛起
目录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 决议；素侠云雪 译
按：此文为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2021年会议通过的决议。
“为了改变生活条件，我们必须学会用女性的眼光看生活。”——列夫·托洛茨基：《反对官僚主义，进步和不进步》（1923年8月6日），《日常生活问题和关于文化社会的其他作品》，Monad Press, New York, 1973, p. 65.
导言
近年来，我们注意到女性主义运动的新崛起，在很多国家，这种运动具有群众性，同时，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和领导群众广泛抗议运动和民众起义。从这个角度来看，鉴于这些斗争的范式与之前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同，以及这些斗争与大规模国际动员的其他进程同时发展，我们认为，我们正在目睹新一波妇女运动将长期影响到阶级斗争的形式和要求，特别是在女性主义妇女罢工这一新工具中。
一、背景
2020年，Covid-19大流行造就了一个全新的背景，突出了局势的基本特征。我们在2018年举行的第十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文件强调了当今普遍存在的地缘政治动荡和危机。这场大流行充分表明了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以及所有资本主义政府都无力应对随之而来的健康、社会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动荡。
经济和卫生之间的突发情况制造了紧张关系，以便在当前文明危机的严峻和深入阶段混淆和误导大部分人。大流行导致经济危机的想法已在很大程度上传播开来，而事实上，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正在寻求重组，同时躲在大流行的背后。因此，针对大流行的社会影响而提出的措施被称为“特别措施”，应尽快让位于“常态”政策。这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这场大流行起源于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在2007、2008年之后仍无法克服由Covid-19造成的大规模封锁和特定隔离造成的综合危机（金融、社会经济、环境、地缘政治）。
这些持续的相互关联的危机尤其影响到妇女——这一点因大流行的影响而加强——并正在引发对通常被称为“最长革命”（longest revolution）的普遍与强烈的反对——“最长革命”在上个世纪促进妇女权利的增加。
妇女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他们所处现实状况不断恶化之间的矛盾，是妇女动员新崛起的基础，也可以解释经常出现的斗争平台的综合性和女性主义妇女罢工的发展，及象征着拒绝整个体制的在当地土地和社区中的经验作为行动方法。
（一）Covid-19大流行
Covid-19大流行是潜在的生态和社会危机交叉的产物：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扭曲（森林砍伐、生物多样性崩溃、野生动物贸易、工业化农业、动物和食品生产中的基因操纵），以及受利润驱动的资本主义政府无力建立和维持有效的健康和其他公共服务。这也是全球在获得医疗保健和资源方面的不平等的鲜明例证，例如，90%的可用疫苗已分配给全球北方国家。
各国政府采取了压制性的封锁和宵禁，由于卫生服务已被削减且无力应对疫情，随着大流行的继续，这些封锁和宵禁常常以不连贯和不合理的方式实施。即使在第一波疫情之后，也未注入新资源来防备不可避免的第二（或第三）波。这也为“病毒是人为制造的”阴谋论和反疫苗运动提供了机会，这些阴谋论本身开始威胁某些国家公共卫生。
妇女首当其冲承受着这场大流行的社会代价。大流行清楚地揭示了谁是“必不可少的工人”：人类生命延续所必需的那些人，例如卫生和护理人员、清洁人员、食品分配和生产中的工人和农民、教育中的教学和行政人员、运输工人。女性在受封锁和宵禁影响的行业中也占主导地位：酒店、商业以及非正规部门。所有这些部门都高度种族化，并且往往拥有高比例的土著工人。这些发展也对LGBTIQ社区产生了强烈影响，他们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必不可少的或不稳定的部门。
当学校和托儿所关闭时，女性的家庭负担会增加，她们面临着确保学童接受在线教学（如果能提供），并拥有足够的必要设备和条件的压力和焦虑。相关资源不足导致辍学率增加。妇女照顾病人和老年家庭成员的责任增加了。
在优先考虑Covid-19患者的同时，限制其他医疗服务会影响许多人，包括癌症患者等慢性病患者，以及需要定期护理的其他人，例如艾滋病毒感染者和需要定期服药的跨性别者。孕妇还需要在产前、产中和产后进行定期医疗护理。这种情况尤其影响需要立即获得医疗帮助以终止意外和计划外怀孕的妇女。
对于数亿处于极端贫困线以下的女性来说，极度依赖债务生存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在2.5亿小额信贷客户中，超过80%是非常贫穷的女性，她们承受的通常是高利贷。
许多移民，包括国内和国际移民，包括成千上万从事家庭佣工和纺织业的妇女，已被赶出他们在疫情前工作的地方。他们之所以迁徙，首先是因为他们无法在家乡找到工作，而且由于大流行导致经济收缩，情况就更严重了，所以他们通常留在农村社区，毫无生计。
封锁还对与施暴伴侣或家庭成员在一起的妇女构成了额外的威胁，在这些问题加剧的情况下，家庭暴力的发生率显著上升。一些国家在第一波疫情浪潮中采取了措施，使妇女能够报告此类事件并找到其他住所，但这些措施是不够的，而且是短暂的。许多LGBTIQ人群，尤其是年轻人，被迫回到出生家庭，这往往导致暴力和对他们的更广泛的压迫。
虽然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压制性和专制措施来应对疫情，但在地方一级——而且通常是在妇女的倡议下——建立了支援网络，打破了封锁和在家工作所造成的孤立。他们承担诸如为老年人和弱势群体购物或制作口罩等任务，以及在人们担心病毒会杀死他们或他们所爱的人时提供情感支持。农村妇女生产者支援当地和城市的粮食生产。
这场健康危机凸显了女性社会再生产工作的中心地位，并呼应了重新评估照顾行业的要求。危机还突出表明，在获得医疗保健和资源方面需要国际团结和正义。
（二）新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全球化、金融化和生产线的日益国际化降低了政府为统治阶级的集体利益实施经济政策的能力。帝国主义国家仍在努力确保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但全球资本比以往更加独立地运作。1996—1997年和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固有矛盾，并带来了严重后果：政治、社会和结构——包括债务爆炸、有组织犯罪的复兴，甚至人类奴隶制的死灰复燃。大型私人银行已着手通过小额信贷向数亿人放贷，尤其是向没有银行账户的女性放贷，从而征服新市场和新客户。
失业、待就业和不稳定就业及基础服务（住房、教育、福利等）的大幅减少，以及农业危机，严重冲击了数百万人的生存能力。
由于全球化、不受监管的资本增长、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以及大量人口的贫困，有组织犯罪已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经济和社会参与者。有组织的犯罪不限于毒品走私和销售，还扩大到以性剥削和劳动剥削为目的的拐卖人口作为其第二大赚钱工具，此外还包括非法武器交易，这些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加入其行列，并给社区带来了前所未闻的暴力。
所有这些都对从事有偿和无偿工作的女性产生了特别影响。更多妇女只不稳定就业，在非正规部门或失业率飙升的地区就业，而被拐卖者大多是妇女。服务工作的削减增加了家庭繁衍所需的家务劳动——这些不成比例的劳动落在了女性身上。
（三）极右翼、宗教原教旨主义、威权主义、反“性别观念”等崛起
极右翼、威权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潮流的兴起，虽然往往相互关联，但并不全然相同，不过都给女性带来特定的灾难性后果。
极右翼的复兴加强了旨在破坏妇女和LGBTIQ人群权利（堕胎权和生育权、家庭法）的反动推力，并引发针对LGBTIQ人群的政治迫害。
一些运动公然攻击女性和LGBTIQ人群，经常将同性恋和LGBTIQ权利视为帝国主义势力的干预。还有一些人则以保护妇女和LGBTIQ人群为借口，反对移民和/或穆斯林，声称要通过禁止戴面纱或戴头巾来捍卫妇女权利，指控移民和/或穆斯林是强奸犯，或声称伊斯兰教反对同性恋。结果是，极右翼可能会在两部分人之间制造紧张关系，一部分人以性别歧视和异性恋主义为其观念基础，另一部分人将妇女和LGBTIQ权利工具化，以服务于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移民偏见。然而，事实上它们是在互相加强而已。
宗教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单位和性别角色的分离，将压迫性的权力关系强加于女性的身体，危及女性的生命。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经常禁止女性进入工作场所，特别是工厂工作。
其他极右翼派别在所有“大型”宗教（或“民族宗教”原教旨主义，如犹太复国主义极右翼）中，以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出现。它们影响美国和巴西这样重要的政府，并在一些东欧国家起核心作用。无论是在福音派还是罗马天主教中，极端的基督教浪潮正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肆虐，它们实行针对妇女的极端反动政策——尤其是在堕胎权和妇女选择权问题上——而一些LGBTIQ人群持反“性别观念”，力图支持传统的男女两性角色，并攻击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尤其是跨性别的权利。穆斯林世界在宗教原教旨主义方面具有特殊的国际影响力，有伊斯兰国（IS）或塔利班等“跨境”运动。神权法西斯主义运动在其控制的领土上对妇女和未成年人使用系统的性暴力——主要是强奸和性奴役的形式。他们用这些形式来招募成员并与其他团体作战。
旨在加强父权制家庭的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极大地增加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除了肇事者有罪不罚之外，对遭受这种暴力的人的物质支援的减少创造了一种鼓励男性暴力的社会环境。
（四）气候灾害
预测会发生在未来的气候灾难已经出现在全球许多地区。气候变化、粮食危机、水危机、环境种族主义、跨国公司在领土及其资源上的推进、榨取主义——为了利润而开采自然资源——以及“生活金融化”是当今全球南方国家现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著族群、农民和青年处于环境斗争的最前沿，妇女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是因为她们遭受特定的压迫，而不是因为她们的生理性别——正如非本质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所表明的那样。父权社会将与“照顾”直接相关的社会职能强加给女性，并将她们置于环境挑战的最前沿。
妇女生产了南方国家的大部分基本食物，因此她们直接面临气候变化、榨取主义和农业综合企业的蹂躏。同样，他们承担了大部分育儿和家庭维护任务，因此直接面临环境破坏和中毒对社区健康和教育的影响。气候灾难受害者的自我组织及其防御是气候斗争的一部分，社区中的妇女是这些动员的核心。
（五）大规模移民
人们大量流离失所，现有25亿国际移民，7.5亿国内移民，人们移民往往是由于结构性经济改变，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战争和有组织的犯罪暴力以及现在的气候变化，会导致永久性流离失所。三分之二的国际移民生活在具有相当发展水平的国家。
妇女在国际和国内迁移，是为自己和家人谋求的更好的生活条件，也有人是为躲避政治迫害，或为躲避战争和地方暴力或家庭暴力而移民。在此危机的背景下，移民增加了剥削妇女的压迫和影响。她们忍受极端贫困并丧失权利，面临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剥削。妇女也遭受了“新型”工作的压迫，这些工作类似于奴隶制：监禁，卖淫和被拐卖。
工业化国家需要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移民劳动。然而，移民经常成为排外运动的目标和敌人。限制移民的压迫性法律使移民家庭破裂，要么当男性家庭成员在外移民打工时，由女性承担照顾家庭的唯一责任，要么相反，迫使女性成为移民工人，为家人谋生。移民链条给这些移民妇女的女性家人带来了越来越重的负担，因为她们要照顾留在原居住地的家人。
（六）再生产危机
资本主义必须一直确保劳动力的再生产，没有劳动力再生产，资本主义就无法运作：劳动力再生产是资本增值循环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养家糊口的工资”概念强化的父权资本主义家庭形式，将再生产的责任交给家庭中的女性，使资本主义能够确保劳动力再生产至少能偿付自己的支出。
这是一个不平衡过程，不仅因为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到前资本主义的残余仍然存在于全球的某些地方，而且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原因，在不同的情况下发展出不同的模式。
当资本主义需要广大妇女成为劳动力的一部分时——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时期——它被迫依据不同力量间的关系和当地经济的确切性质，通过国家，以不同的方式提供一些服务：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儿童保育等。由此产生的有偿工作被视为女性的工作，因为它与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相对应，这些工作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低收入工作，而且绝大多数由妇女来做，且通常是由少数族裔和/或移民妇女来做。
但随着资本主义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它被迫通过紧缩政策来攻击这些服务和权利。其目的是既要留住女性劳动力，同时要进一步降低她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这增加了许多妇女的负担，使她们被迫从事以前国家承担的工作。它们还将许多妇女赶出劳动力市场，或者让妇女从事更加不稳定的工作。他们进一步创造了对收入更低和更不稳定的女性（包括无证移民）来做这类工作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以使其他女性能保住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的位置。
二、导致这种崛起的因素是什么？
（一）前一波运动的收益
新一代能够以一种叠合不平衡方式从前几波妇女运动的成就中受益：首先，在正式权利、家庭和法律法规的变化、妇女获得教育和健康方面，其次，在生育和性的权利和自由方面，第三，在专业、学术、文化、政治和媒体世界的开放中。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女性主义派别已经成功地活动于劳工运动中并与之一同抗争，以改善劳工权利。
（二）劳动力的女性化
在世界各地，女性工作时长都超过男性……但她们的部分工作是无形的：在全球南方和北方，女性继续付出世界无酬照顾工作的四分之三以上。
虽然女性在就业率上与男性相比仍有差距，但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全世界每十名工人中就有四名是女性。在世界各地都存在这种增长，虽然北非和西亚等一些地区的百分比（低于30%）低于全球其他南方地区。
在世界各地，女性都更有可能被迫从事兼职工作，这一趋势随着Covid-19大流行而加剧。这种低水平就业人数可能占到女性就业总数的一半。在全球范围内，近一半的女性工人处于国际劳工组织所称的“弱势就业”领域，尤其是在农业企业、手工业和贸易行业。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比例超过70%。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深刻改变了经济和就业结构
总体而言，过去二十年来，就业已经从农业转向工业，然后转向服务业，服务业雇佣了约一半的劳动力。
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女性劳动力仍在从事农业工作，农业仍然是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主要的从业行业。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农村女性化现象日益严重。由于进入城市的产品有60%以上是由家庭和农民农业生产者生产的，因此妇女对经济至关重要。但经济政策有利于以牺牲当地消费为代价的出口导向部门，而其中的劳动者主要是男性。由于女性占世界小农的大多数，所以她们的处境依然很脆弱。
自1995年以来，工业从业者中女性人数有所下降。一般而言，她们集中在纺织和服装等部门。在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出口行业雇佣了大多数女性，而且这些女性往往非常年轻，而且工资低、缺乏社会保障、工作条件差，并面临性别暴力。
从1995年到2015年，女性在全世界的服务业从业者中占主导地位。女性集中在某些活动领域：中等收入国家的贸易、高收入国家的卫生和教育。总体而言，女性在服务业中的高比例就业和高频率的兼职工作同服务业中相对较低的工资有关，尤其是在销售、清洁和餐饮等行业。女性过度代表着健康、教育和社会工作，与贬低这些领域所需技能的性别刻板印象直接相关。
但更一般地说，“灵活就业”和特殊困难条件，包括执行多种任务和情感参与的能力，需要塑造新式奴性的“典型的女性特质”。
全球平均而言，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估计为23%。近40%的女性由于工作原因没有参加社会保障计划：在非正规部门或未申报的岗位工作，黑人劳工，在做临时工、居家工作等等。结果是，二亿达到退休年龄的妇女根本没有养老金。全世界共有70%的贫困人口是女性。
大流行期间，大量使用远程工作将家庭、有偿工作和家务劳动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这增加了女性的身心负担。许多女性因工作过度劳累而被迫辞职、被解雇或被阻止工作，从而被剥夺了独立生活的手段。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统计数据来充分评估这会怎样影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但我们可以肯定，现有的不平等越发严重了。工作的“女性化”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参与者的增加，也意味着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女性特有的工作条件（危险、不稳定、脆弱、未充分就业、缺乏权利和社会保障、工会化率低）往往会扩展到整个无产阶级。
就业的不稳定性不断增加，几乎占总就业的一半，非正规经济的份额也是如此——涉及十分之六的工人。
有偿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界限，以及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之间的界限往往会变得模糊——就像在再生产工作中一样（你必须每天二十四小时为老板服务）。这意味着使用女性化的能力和特征，例如利用女性有吸引力的存在、诱惑、关系中的关怀、同理心、处理多重任务等来为公司服务。
（三）性别暴力的增加
针对女性的暴力由社会建构，然后由国家正常化，且不受惩罚。暴力导致的死亡发生在歧视和剥削妇女的复杂网络中，可按性别、阶级、种族、复杂的危险情况、边缘化、不安全、军事化、移民等因素分类。
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在生活中会遭受性暴力或身体暴力。在性别暴力行为中丧生的大多数妇女是被伴侣或前伴侣杀害的。自2008年危机以来，基于性别的犯罪进一步升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遭到破坏，妇女的照顾责任和任务增加，逃避暴力的机会减少，而紧缩政策削减了为女性受害者提供的中心和庇护所的资金。年轻女性在经济、心理和性方面日益独立，使她们成为男性家人“报复”的对象。仇恨犯罪“纠正”“背叛”保守守则的女性、女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的行为，被右翼政治和宗教舆论制造者合法化。
杀害女性，在今天被认为是极端形式的性别暴力之一，由多种形式的暴力导致女性被谋杀和死亡，仅仅因她们是女性：身体的、性的、心理的、家庭的、劳动的、制度的。杀害女性的暴力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起注意，于1993年在墨西哥华雷斯城被记录下来；随后在墨西哥全国进行了追踪，现在被认为是一种全球现象和拉丁美洲的区域现象。“一个都没有！”（Ni Una Más！）是墨西哥妇女提出的口号，二十二年后成为阿根廷妇女的口号“一个也没有”（Ni Una Menos）——今天已流行于全世界——是这种厌女症和男子气概暴力形式，及有罪不罚和侵犯人权持续存在和增加的明确证据。许多国家的妇女组织起来寻找失踪的女儿，并在杀害女性的案件中要求国家伸张正义。以受害者的名义，这些运动往往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案例。
在美国引爆的MeToo运动产生了全球影响。妇女公开谴责不同文化、专业和社会领域的性骚扰和工作中的性骚扰，从而打破沉默，同时在正式框架中展现她们这样做时面临的障碍，并开始确立公开谴责的合法性。
新一代青年女性主义者通过反抗大学当局并要求应对性侵犯的反应和机制来回应大学中的性暴力。
在许多国家，妇女因被拐卖和被国际有组织犯罪网络用作性奴和强迫劳动而失踪。在很多冲突中，强奸被用作战争武器。这背后有多种动机，从社区羞辱到种族清洗和恐吓平民。
妇女移民的条件使她们更容易成为性暴力、失踪、卖淫、拐卖、勒索、与家人分离（许多人带着孩子迁徙）、任意羁押、疾病、事故和杀害女性的受害者。由于她们经常要对与之一起迁徙的孩子负责，使他们成为双重目标，且困难增加，因为他们作为无证工人的身份使她们与孩子更难就业或获得服务。
过去二十年里，在要求国家担负责任并建立新的法律框架来应对暴力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压力下，许多国家立法并出台公共政策来对抗不平等，解决妇女遭受暴力侵害和杀害女性的问题。然而，在实践中，这些政策并没有获得充分的资助或得以真正实施，更不可能根除暴力，政府的行动与其话语相矛盾。相反，暴力在增加，同时女性谴责暴力的意志和决心也越发明确。
（四）妇女在社会和社会运动中作用的增加
遭受暴力的女性在诉诸司法时面临的障碍同性别歧视、认为女性劣等的偏见和维持系统的文化和观念的刻板印象等有关。为保护遭受暴力的女性受害者而斗争的女性活动者、人权捍卫者和女性主义者面临敌意和被定罪的威胁，在某些时候还被迫流亡。
妇女一直是挑战既定秩序的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近几十年来，作为政治主体的女性明显出现在各种动员的最前沿。
仅举几例：马克西玛·阿库纳（Maxima Acuña）和她在秘鲁反抗采矿业的斗争；贝尔塔·卡塞雷斯（Berta Caceres，2016年3月被武装人员杀害——译注），洪都拉斯的环保主义者和人权活动家；阿拉·萨拉赫（Alaa Salaah），苏丹民主起义领袖；艾丽西亚·加尔萨（Alicia Garza）、帕特里斯·库洛尔斯（Patrisse Culors）和奥帕尔·托梅梯（Opal Tometi），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活动者；格蕾塔·通贝格（Greta Thunberg，瑞典青年环保运动者——译注），全球青年反对气候变化运动活动者；达亚玛尼·巴拉（Dayamani Barla），在印度贾坎德邦领导群众动员反对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马赛妇女牧民委员会（Maasai Women’s Pastoral Council），领导洛里昂多的土地斗争；“团结与积极妇女”（Mujeres Unidas y Activas (MUA)），旧金山湾区拉丁裔移民妇女的草根组织，在2013年批准家务工人权利法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妇女领导着社区抵抗，例如在巴西，要求保护一百多个土著族群的土地、健康和教育权的妇女游行；或在厄瓜多尔，对试图终止燃料补贴、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经济措施感到愤怒的运动中，土著妇女起领导作用。加拿大第一民族（指土著民族——译按）妇女和美国原住民妇女已设法停止开采其领土内的自然资源。
智利的青年女性和学生参与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反抗，他们通过推翻皮诺切特宪法，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模范国家完全就是个谬误。特别是“8M女性主义协调员”（8M Coordinadora Feminista），通过其组织集会和制定女性主义纲领，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领导反暴政和反社会崩溃运动的妇女被迫与渗透社会和国家机器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斗争。
在巴西和美国，妇女一直站在抗议政府对大流行的灾难性处理的最前沿，两国政府由男子气概和专制的总统博尔索纳罗与特朗普领导。
在前苏联集团的两个国家，妇女正在领导人民群众反对专制和腐败政权的斗争。在波兰，他们通过挑战对堕胎权的限制而动员起数百万人，为普遍成长为民主要求创造了空间。在白俄罗斯，他们站在民众斗争的最前沿，要求尊重投票结果并赶走篡位的政府。
新的女性主义热潮和妇女在社会运动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使新型女性政治人物的出现成为可能。举一些例子：阿达·科劳（Ada Colau，巴塞罗那的首位女性市长——译注）和我们的同志特蕾莎·罗德里格斯（Teresa Rodríguez，西班牙反资本主义者和前进安达卢西亚（Adelante Andalucía）成员——译注）在西班牙的选举，美国民主党左翼的新（非白人）发言人，如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 Cortez，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党成员，民主党国会议员——译按）和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党成员，巴基斯坦裔，民主党众议员——译按），或巴西的玛丽埃利·佛朗戈（Marielle Franco，巴西社会主义与自由党和第四国际巴西支部反叛派成员，里约热内卢州议员，2018年被暗杀——译按）和她的搭档莫妮卡·本尼西奥（Monica Benicio，社会主义与自由党成员，里约热内卢州议员）。
因此，妇女在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和领导作用显著增长，充分参与国家政治进程，抵制新自由主义政策让广大人口陷入贫困的行径。
我们看到，这些运动实际上是与保护生命、生态、经济、社会、文化，有时甚至是精神意义上的社会再生产问题相关的斗争。这些运动与主要参与者对自身环境及整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父权制暴力的认识的提高齐头并进。
（五）新浪潮的国际先行者
在前一波妇女运动中，有一些国际协调。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堕胎权利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Abortion Rights）成立，并演变为后来一直都活跃的全球妇女生育权利网络（Women’s Global Network for Reproductive Rights）。1981年在哥伦比亚举行了第一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女性主义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将11月25日定为“反对暴力侵害妇女日”，联合国于1995年将其定为“消除暴力国际日”。
“世界妇女反贫困和反暴力大游行”开始于1995年北京联合国妇女大会之后的1998年，这次大游行受到同年魁北克妇女大游行的启发，针对草根妇女和街头行动提出了17项要求和建议，以消除贫困和对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该活动在社会论坛期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并且在一些国家仍然存在。
与这些国际协调的努力相伴的，是国际上雄心勃勃的社会运动兴起的时刻，这些国际协调也与这些运动一起遭遇了相同的衰落。然而，尽管非政府组织化（NGOization）有负面影响，但这种结构使一定的国际协调得以继续。就粮食主权问题举行了农村妇女国际会议（Nyeleni – Mali 2007）；以及主要国际农民网络“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日益明确的女性主义定位。
与此同时，近几十年爆发的所有社会起义或革命都见证了妇女的积极参与，她们在运动中制定自己的分析和行动框架：从萨帕塔运动的妇女法到“阿拉伯之春”，妇女出现在开罗解放（Tahir）广场、占领运动、西班牙愤怒者运动（15M）等运动中，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库尔德女战士的惊人战斗。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不再是优先考虑斗争、反殖民、反资本主义、民主、反种族主义和反父权制的问题，而是开始清晰地显现一种以综合方式处理所有压迫的交叉女性主义。
（六）其他女性主义流派
在战后繁荣时期经历过一定程度福利制度的高度工业化国家，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女性主义已成为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副产品。
改良主义女性主义的特点是将女性主义要求和活动者纳入社会民主党及其他改良主义政党之中，特别是当她们参与地方或全国政府时，为受妇女运动启发但很少或缺乏自我组织的方案实施相关政策，并提供资金与组织。紧缩政策几乎没有为这种女性主义留下空间。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侧重于企业、行政部门和主流文化的女性化，而不质疑主流文化的阶级和种族性质，相反，它为剥削其他社会阶层（移民、种族化群体、穷人）而辩护：……这种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女性主义抵制认同女性主义的新一代和其他非特权女性。
在全球南方，“非政府组织化（NGO化）”现象发展起来了，即在非政府组织（NGO）内部和联合国会议框架内，协调妇女运动并使之逐渐温和，非政府组织通过资助妇女运动并使之专业化，损害了妇女运动的激进性和自我管理。
以生理决定论为基础的女性主义的迅速崛起，在限制跨性别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反动运动中最为明显，这是另一个有问题的障碍。
三、当下运动的特点是什么
最近一轮动员有自己的特点，因为其发生的背景有些特别。一方面，我们发现了当前历史时期的特定问题（左派危机、政治议题、蔓延到各个领域的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对政治失去信任、对战略失去兴趣及重提对战略的兴趣等），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我们有自己的斗争形式，有女性主义运动的新语法。女性主义运动是一种创造性运动，可以促进产生新辩论和新工具来改变世界。
（一）地理分布范围扩大，内容增加
动员已遍布全球，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周边地区获得了更大的共鸣。阿根廷、巴西、西班牙和最近的墨西哥正在领导这些已经与正在各地蔓延的动员。2020年，在波兰政府试图将女性选择权定为犯罪之后，在波兰争取堕胎权的大规模抗议是这一发展的一部分，阿根廷妇女在2020年底争取到堕胎合法化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如此。争取自我身体权、决定权和堕胎合法化的斗争，以及反对大男子主义暴力（尤其是反对杀害女性和性暴力）的斗争一直是动员的主轴。
女性主义罢工已成为国际女性主义运动的中心关节，并扩展到了全球。这场女性主义罢工与作为先锋队的女性站在反击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前线有关，这些反击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形式。在美国，其核心议题是抵制特朗普。在中东和北非，妇女在社会和政治动员中所发挥着不可否认的作用。
反对大男子主义/家长制暴力的斗争也在国际上成功展现了这一运动，建立了从拉丁美洲到印度，再到非洲和欧洲的联系。尽管#Metoo等倡议因获得媒体报道脱颖而出，但这种对他人的身份认同和对性暴力的关注已经超越了这些倡议，在面对此类暴力时持续进行曝光、谴责和自我组织等活动。
使罢工以外其他形式的抵抗——起义、和平占领和文化斗争——在国际上广为人知也很重要。
（二）新一代与新部门
青年女性在动员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新一代女性带来了理解女性主义和政治工作的新方法，即从她们日常对大男子主义暴力的个人感受出发。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冲击还伴随着对体制内女性主义霸权的挑战，因为正是女性主义就妇女问题和要求给出的答案所引发的危机带来了这些动员。
在女性主义运动中，从个人出发并不新鲜，个人一直是政治性的，但这与青年一代如何与政治联系起来并将自己构建为主体，如何重申其个人和集体身份，他们期待怎样的运动的自我组织结构，他们如何建立相互支持的空间等问题有关。从个人出发表达了对女性主义主体的需求，该主体响应当前挑战、将这些要求结合起来、质疑自我、重塑自我。从个人出发还需要在政治上集体表达重新开始的妇女反叛，这意味着妇女需要民主辩论的结构和空间，以讨论如何发起运动、如何有效地实现改变和吸引更多的妇女。例如，当这些空间不存在或仅限于学术界时，形成现实战略思考的可能性就会受到限制。
（三）新关注点
这种对个人的关注体现在新的和强化的关注点中，例如需要在女性主义组织内提供相互支持的空间、辩论和决策的方法、建设包容性和参与性空间等，还需要关注身份问题：性和情感关系的重要性、我们的性别认同、我们如何以自己的身份生活、重视我们的日常生活、重新思考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等……在以我们的生活为中心的最近事例中，感情与关怀的重要性……关于母性的争论，与我们的身体和性有关的一切，我们如何利用我们的时间等等。这些反思可能导致集中于个人感受和反应，而不是集体认同和行动，但在其他情况下，有助于突出女性主义中早已存在但还不是核心的问题，而在其他社会和政治运动中通常不存在这些问题。
新主题突然出现在社会和政治舞台上，激发了将之前被遮蔽的主题包括在内，并使之展现于世人面前的决心，这些主题包括种族主义、种族与民族认同、性向和性别认同以及其他问题，如身障、心理疾病、老人、城乡对立等。
妇女，尤其是年轻妇女，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的作用引人注目，因为他们在具体动员中明确表示“黑人跨性别的命也是命”（Black Trans Lives Matter）。
绝大多数由妇女领导的互助运动坚持以“为了相互关怀的自我关怀”为原则，而女性主义者——主要是新一代女性主义者、农民妇女、土著妇女和在其他领域组织起来的人——先前就推崇此原则。他们提倡自觉的反歧视和集体抵抗原则。在挑战运动中一些部门体制化的背景下，“团结而非慈善”的口号是关键。
一些更新或更激进的工会加强了在大流行期间尤其被贬值的“必不可少的”部门的组织工作，它们在其中广泛招收成员并建立了新的组织。在整个统治阶级成功让工人阶级——尤其是被压迫种族工人和女工——为大流行买单的背景下，工人阶级依旧赢得了一些规模虽小但有象征意义的胜利。这种组织也挑战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传统政党乐于空洞地摆出支持这些女性化和受压迫种族化的工人的姿态，但完全没有为他们争取物质支持和集体福利的要求，无论是在薪酬还是工作条件方面。
（四）新斗争方法——女性主义罢工与妇女场地体验
在许多国家，女性主义罢工似乎是这轮动员的新斗争方式，不仅因为女性主义罢工具有表达能力，而且因为女性主义罢工从根本上通过质疑和扩大罢工作为斗争工具。女性主义罢工打破了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界限，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并将重点放在再生产领域，作为以生命为中心的战略。
经典罢工从未摆脱再生产的影响：要维持罢工，需要保障供给，在起义性总罢工中，需要明确供给机制、生命再生产机制以及以另一种方式组织生活机制。在漫长的斗争中，来自相关社区的妇女自我组织起来支持罢工，部分说明了这些问题，例如英国1984—1985年的矿工罢工。罢工有建立替代性政权的潜力，在生活的每个领域构建的带有工人组织形式的平行社会，都具有这种再生产维度。然而，这种平行社会从未被认可。
女性主义罢工正在让人重新思考罢工这种工具，这种罢工不仅包含了迄今为止被遮蔽的东西，而且还提出了女性主义运动所阐述的内容。
2017年国际妇女罢工的倡议意味着一项新的国际表达倡议，2018年西班牙的六百万群众罢工，继2016年阿根廷反对性别暴力和波兰反对限制堕胎权的罢工后，妇女运动与工会组织在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士组织起罢工。并非世界各地的妇女都围绕罢工倡议组织起来。有非常多样化的组织表现方式，在一些国家，这些表现方式深深植根于土著社区和民族的需求和斗争中。
我们所说的“场地体验”（experiences of place）是一种强调妇女如何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组织起来的方式，建立共同的斗争对于抵抗对权利攻击而言非常重要。这为生存，甚至在大流行中生存创造了物质条件，因为一些政府不对最贫困的人负责。在女性作为领导者和主角的各个地方（主要是在全球南方）有不同的体验，但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城市外围也有不同的体验。这是来自不稳定就业和失业工人集体、来自边缘地区的妇女和青年、来自农民和生态农业、来自公立学校、来自教师（主要是妇女）的斗争通过社区工作、自我组织和团结，产生大众力量的地方。
这些生活体验、感受、反映和转变的经历，可以在五百多年来对侵犯地球和殖民入侵被统治领土的反抗中、在祖先的智慧和文化中、在斗争的集体主体记忆中找到。他们在克服极端情况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它们都与建设另一个社会的任务有关：在妇女的居住地和组织抵抗的地方，基于我们的历史，确定重要的体验，并改变妇女的生活。“场地体验”表明“场地”在世界上当前正在发展的大众女性主义中的重要性及其作用。
（五）新的理论理解
反资本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经济学的文献从理论上解释了资本如何与生活发生冲突，以及女性主义如何通过重新组织时间和工作来打破这种逻辑并质疑制度（或一组压迫制度），提出了与自然相联系，并能满足我们主要需求的另一条道路。这就否定了“本质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所提出的公式——女性因为生育而与自然有着特殊关系。资本主义为确保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所做出的历史的回应是，将妇女分配到这种再生产工作中，这使妇女越发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和物质需要受到限制，甚至连最基础的土地要求都被限制。
社会再生产理论就是在资本主义需要劳动再生产这点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关于以下两方面的关联发展出来：一为资本主义社会和制度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无偿家务劳动（绝大多数由妇女完成），二为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职位集中于那些反映妇女在家庭中角色的部门。
交叉性——作为一种理解多重压迫的经历不是简单的补充——也加强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围绕绿色新政以及在整个照顾行业创造更多高薪工作的必要性的争论在活动者圈子中散布得更广泛。
因此，工作、时间、身体和土地/自然成为当前正在阐述的理论的核心要素，这些要素始于从遭受新自由主义攻击的前沿（生活日渐不稳定、私有化、环境破坏……）和将对资本主义批判扩展到资本积累与再生产维度的理论努力等所学到的内容。
四、妇女运动的战略意义是什么？
近年来，国际妇女运动的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妇女运动不能再被理解为仅与部门问题（影响特定人群的需求和建议）有关，而是力图表达某种整体性。作为女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需要分析这种变化，正确重视这种变化，并重新调整我们关于女性主义运动的战略理解。
（一）领导对整个统治阶级的反抗
资本主义从2007—2008年危机中复苏的过程有双重直接后果：不稳定生活条件的普遍化和恶化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在更严重的情况下，缩小了不稳定工作和失业之间的差距；全球北方国家出现的社会再生产危机类似于南方国家已经存在的危机，与“中心的边缘化”现象有关。是妇女顶住了危机并编织了最后的安全网，在许多情况下，她们的代价是精疲力竭和终生无法发展为完整而自主的人。正是在这些边缘，在与社会再生产和日益不稳定的生活相关的场地中，主要的战斗正在发生，新的斗争循环正在展开。
因此，我们不仅谈论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而且还谈论“抗议的女性主义化”现象。宽泛地讲，自大流行开始以来更是如此，女性在五个领域领导斗争和反击：争取公共服务（以及在欧洲反对拆除福利国家）；争取体面的住房；争取粮食主权与争取土地和水源权（这与气候正义和反榨取主义的新运动相交叉）；改善工作条件并在“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及社会再生产工作中争取权利，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阶段，这些压迫领域正在扩大并越发成为常态（不稳定工作、非正规工作、临时工、地理上流离失所等）；反对新的新自由主义，包括动员最贫穷的妇女打击非法债务，特别是滥用小额信贷。然而，大流行给全球南方农村妇女的组织能力造成了特别的障碍。
发生这种情况的同时，女性主义运动作为许多国家的基本动员载体得以巩固，女性主义运动还能在具有深刻反资本主义影响的社会纽带剧烈消退和瓦解的时刻爆发，其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影响是，持续动员和网络的动态已经将女性主义变成许多活动者接受教育的学校，这些妇女很快政治化并参与其他领域，涌现出运用不同领导模式的女性代表和坚强女性。还值得强调的是，具体要求和斗争所表达的不是单纯的女性主义，而是更加全球性的议题：反对将边界作为体制性屠杀的空间；反对工业化农业，尤其是工业化畜牧业，以及反对跨国公司破坏土地的榨取主义；捍卫公民自由，反对极右翼或威权政府；回应和抵制结构调整政策等。不同国家的国际妇女罢工纲领很好地说明了这点。
（二）它是否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对妇女运动角色的战略理解？
我们同意妇女运动中越来越普遍的直觉，即女性主义理念是分析当代剥削状况的极其有用的观点。女性主义理念也构成了努力组织和斗争新形式的特殊观点。可以肯定的是，迄今为止所有的分析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何才能最有效地组织妇女和大部分工人阶级，女性主义罢工和妇女罢工是这一思考的核心。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争取堕胎权、反对杀害女性和大男子主义暴力的动员的方式，开辟了一个与阶级敌人及其机构（法官、军队、宗教权威等）直接对抗的完整领域。
罢工工具的民主化进程可能会产生长期效果：打破工会官僚机构对合法罢工的垄断。2018年、2019年和2020年3月8日的动员使大量女工组织了罢工，在许多情况下，这是她们人生中的第一次组织罢工。自信、赋权、积累的经验和成千上万的妇女建立的网络，对整个阶级来说可能意味着质的飞跃，其意义只能交给时间来检验。民主化的另一个要素是在常常被传统工会运动所遗忘的部门组织罢工，例如在照顾或消费部门，在劳工运动中，这些始于20世纪初的部门依旧重要：反对高价或租金就是很好的例子。在此意义上，罢工的民主化使我们能够在前面提到的劳动力市场的边缘感受罢工工具，并强化一种认识，即这些活动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罢工工具的使用、社会再生产斗争的中心地位、将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理解为一个整体的志愿，以及妇女罢工作为群众政治化和激进化的载体的作用，使这一新女性主义运动本身成为阶级意识发展的过程。在全球，女性主义运动正在重新定义反抗，并成为女性主义阶级斗争。妇女在当前历史时刻履行这一角色的潜力并不取决于任何本质主义的身份认同，而是从女性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角色出发，只要她们为所有妇女争取权利，而不是只为特权阶层女性争取权利，那么就会使女性利益与人类利益相吻合。
这并不是说之前的女性主义与阶级斗争无关，也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已经合二为一，要否定女性主义的自主性。相反，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下，历史上具体的资本再生产形式与世界上越来越多地区生活的社会可持续相矛盾，与女性主义的基本诉求不相容，使得任何女性主义意识最终都会与资本主义积累的支柱相对立。
当前的战略挑战之一是反思女性主义怎样重新发现诸如“工作共享”这样的口号——这次是多元的口号，需要急剧减少与再生产工作社会化相关的工作时间，重新思考哪些工作是社会必需的，哪些经济活动因破坏人类或地球而应停止。面对资本主义的非理性及其造成的资源和人力浪费，我们建议开展生态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方向的重组工作。这是一项基本任务。新自由主义治理的积累和危机过程开启了一个新的、有毒的、在许多情况下是暴力的循环，试图重新定义剥削、统治和压迫机制。质疑这一重新定义对结果而言异常关键。
五、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在运动中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主张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包容性运动，并为维护尽可能广泛的团结而奋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为运动争取政治方向。
（一）满足最受压迫最和受剥削的人的需求，同时在最广泛的妇女反右翼抵抗运动、99%民众的女性主义（妇女罢工等）和革命者之间建立团结。
虽然关于妇女权利的基本要求符合全体妇女的利益，但要确保这些要求在全体妇女那里得以实现，我们就必须关注必不可少的资金和资源的要求，以使这些要求也能在最受剥削和最边缘化的女性和LGBTIQ人群那里得以实现。因此，在我们争取在堕胎权、反对强迫绝育，尤其是为黑人、土著和身障妇女，或为暴力受害妇女伸张正义等方面赢得合法权益的同时，还必须争取资源用于健康、法律和咨询等方面的服务，以帮助妇女和LGBTIQ获取这些服务。我们还必须争取人们在获得这些服务时享有不受歧视的权利，即不得因法律地位、资源、民族或移民背景、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等而歧视妇女。我们必须与遭受小额信贷滥用和各种形式高利贷之害的女性并肩作战。
因此，我们努力确保来自最边缘化群体的要求能得到整个运动的支持，并反对运动本身内部的歧视行为。我们支持特最受歧视的妇女的自我组织，以此作为具体统一的和普遍主义的运动的条件。
同时，我们努力在实践中证明，现行制度无法真正满足妇女的要求，因为妇女的组织过程是一个持续的政治化和激进化过程。
（二）大规模自我组织的行动
无论是在社区、农村、工作场所还是学习场所，基层自我组织的经验也加强了这种政治化和激进化的进程。因此，我们将重点放在由这些关注点所组织的集体行动上。
当女性主义妇女的小团体或小集体发起活动时，我们努力通过适当的方式（传单、街头剧、快闪、公开讨论、请愿、社交媒体等）来传播其要求，从而让她们转向社区、工作场所等的广大妇女，并提议发起向所有妇女开放并鼓励她们参与的行动（纠察队、示威等）。
我们不支持、不组织倾向于排斥和疏远大多数妇女并阻止她们参与群众运动的暴力先锋主义行动，尽管我们不支持国家对她们的镇压。在需要与机构接触的情况下，我们争取民主当选为代表，通过在民主论坛上向涉及到的妇女报告，来向他们承担责任。
女性主义/妇女罢工的提议通过触及妇女在生产和再生产工作的方方面面，使这种群众行动的方向能够解决工作场所、非正规部门和家庭在内的所有领域妇女的要求。我们呼吁男性支持妇女罢工，至少在3月8日承担背后的照顾工作，这样他们的伴侣、朋友和同事就能毫无限制地参与计划中当天所有的行动。在工作场所意味着参加罢工才能做到这点。作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还解释，并希望在实践中表明，工作场所的集体行动在形成对我们有利的力量关系的斗争中的重要性。
（三）国际协作的意义
在我们的对手——资本主义制度、崛起中的专制主义、极右翼和原教旨主义势力、跨国气候破坏者——都在国际层面组织起来的世界里，妇女运动也必须建立和加强其国际联系。
虽然缺乏正式架构可能是激进运动的一个优势，但也使国际协作——如需要资金和资源——难以实现，因此在当今日益发展的激进运动和自我组织运动之间发展真正的国际协作仍是一个尚待完成的任务。作为国际流派，我们应该走在建立联系和促进国际协作的所有机会的最前沿。
（四）与其他社会运动的衔接
我们绝不能陷入给运动编目的陷阱，搞得好像妇女运动与工人运动、气候运动、和平运动、阿尔及利亚和苏丹正在发展的革命进程、反种族主义运动等是各自为政的，孤立的运动。妇女站在这些运动的最前沿，参与其中，并提出了与妇女有关的问题——例如反抗针对妇女的性暴力。
在妇女运动及其他各种运动中，有必要在所有愿望相同的人之间建立联系：改变社会，使其组织起来符合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的利益。也就是要指出气候变化、种族主义和移民政策、帝国主义战争、紧缩政策、剥夺民主权利和工人权利、暴力攻击LGBTIQ人群等如何影响到妇女，如何以特别严酷的方式影响到妇女；也意味着要让妇女运动（或是其中一部分）参与到以上被压迫者的行动中。
这也意味着在其他运动中进行斗争，尤其是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中进行斗争，以及在LGBTIQ运动中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斗争，以表明妇女的特殊要求也是这些运动的要求。我们支持以全社会、工会和政治的斗争和组织中的妇女自治组织（以各种形式）作为平等多重斗争的条件。
六、我们国际的任务
妇女解放工作本身不仅是一个工作部门，而且必须影响我们工作的所有领域和我们整个组织。尤其应该与LGBTIQ委员会密切合作，就像与反种族主义委员会、生态/气候变化委员会密切合作一样。
尽管我们可以当之无愧地宣称，在认真对待妇女问题方面，我们处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前沿——从1979年妇女问题决议开始，包括党内妇女问题的1991年决议，以及随后的文献——但这通常还是极少数同志自愿努力的结果。
我们的妇女工作必须继续在国际基础上组织起来，通过国际委员会的妇女委员会、定期妇女研讨会和其他适当形式，将区域（大陆）协调与国际协调以及同国际领导机构的紧密联系相结合。这还必须反映国家层面的有组织的工作。
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专门的机构来组织我们的妇女工作，妇女工作通常就会随着运动强度的下降而下降。我们承诺，在争取社会主义未来的纲领中，必须重视妇女解放；与之相应，我们承诺会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继续进行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政治活动和教育。
2021年2月24日
由第四国际的国际委员会通过（53票造成，0票反对，3票弃权）
原文标题：The New Rise of the Women’s Movement
原文链接：https://fourth.international/en/international-committee/583/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