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工人和革命者卡尔·费舍尔（Karl Fischer）小传
[荷兰]亚历克斯·德·荣（Alex de Jong）著；藏器 译
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卡尔·费舍尔（1918-1963）在囚禁中度过了十三年——作为奥地利法西斯主义的囚犯、法兰西共和国的囚犯、纳粹德国的囚犯，最后一次则在苏联古拉格监狱中度过。
他是纺织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玛丽亚·费舍尔（Maria Fischer）的儿子。他在贫困中长大，其父不为人知。费舍尔少年时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儿童组织“红隼”，长大后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SDAPÖ）。1934年2月，社会民主党的保卫共和国保护同盟（Republikanischer Schutzbund）的成员无视其党的领导人的命令，发起了反对恩格尔伯特·多福斯（Engelbert Dolfuss）专制统治的暴动。暴动被镇压，但反奥地利法西斯政权的抵抗仍在继续。费舍尔决定加入共产党，因为他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1934年秋天，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KJ），并开始了地下活动；在他做学徒的钢铁贸易公司里举行秘密会议，分发被禁止的出版物和传单。
在费舍尔所参加的青年团体中，比他大三岁的乔治·谢尔（Georg Scheuer）负责政治教育。费舍尔和他成了终生挚友。1935年，共产党人似乎越来越倾向于与部分资产阶级结盟，1935年5月，苏联和法国缔结了《斯大林—拉瓦尔条约》。费舍尔私下里与他的朋友和战友谢尔分享了他的忧虑。谢尔就把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和《俄国革命史》借给他，并警告他不要让其他党员看到他拿着这些书。1935年中期，费舍尔、谢尔和一些同志从共青团中分裂出来，成立了奥地利革命共产党（RKÖ），并开始出版他们自己的地下刊物《布尔什维克》（Bolschewik）。共产党谴责了“托洛茨基法西斯代理人”，并公布了他们的真实姓名。
1936年11月，费舍尔第一次被捕。过了一年多，他和他的一群同志，包括乔治·谢尔，在“托洛茨基主义者审判”中被判刑；因“叛国罪”被判处五年“严刑峻法”。费舍尔和他的同志们在1938年2月的大赦中被释放，当时正值奥地利与纳粹德国签订《安舒斯协议》之前。费舍尔的组织决定，有前科的人需要离开奥地利。费舍尔从奥地利出发，经瑞士去了法国。在那里，他与国际主义工人党（Parti Ouvrier Internationaliste）建立了联系，然后转到比利时。1938年，费舍尔和谢尔是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两名奥地利代表。这两位奥地利代表投票反对成立第四国际，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1940年5月，纳粹德国入侵比利时。费舍尔被怀疑为间谍，只是基于他的背景，他再次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弗兰德民族主义者、比利时法西斯分子、国际难民和其他被认为“可疑”的人。随着德军的逼近，这些囚犯被送上了火车。几十人被挤在车箱里。两周后，他们到达了法国的一个监狱营地，即臭名昭著的圣西普里安集中营（Camp de Concentration de Saint-Cyprien），数以万计的西班牙反法西斯主义者被关押在这里，许多人因营内条件恶劣而死亡。费舍尔试图越狱，但再次被捕。
第二次尝试成功后，费舍尔与法国的其他革命社会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联合起来，再次积极从事地下工作，主要撰写和分发非法期刊和传单。1943年9月，费舍尔被纳粹逮捕，1944年8月，他来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囚犯中有一个相对庞大且组织良好的共产党抵抗组织。该组织的确切作用一直都有争议。许多人钦佩共产党人的勇气和毅力，但也有批评的声音。抵抗组织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党卫军在囚犯中设立的组织营地日常生活的机构——包括臭名昭著的“营地警察”（Kamp Polizei，也称“卡波”）。这些机构的成员得到了一些保护，并能获得其他囚犯所没有的一些资源。战后，这种组织成为东德的基础神话的一部分。布鲁诺·阿皮茨（Bruno Apitz）的著名小说《裸露在狼群》（Nackt unter Wölfen）是与东德当局合作编写和重写的，成为几部电影的基础，进一步传播了该组织的神话。
费舍尔在布痕瓦尔德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假装自己是一名斯大林主义者。另一名囚犯恩斯特·费德勒建议他这样做。由于费德勒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所以他被抵抗组织抛弃了。甚至在集中营里，斯大林主义者也试图谋杀领头的托洛茨基主义活动者。费舍尔假装只与费德勒讨论精神分析，这是该组织允许与费德勒讨论的唯一话题。
很明显，在战争的最后几周，一批囚犯将被挑选出来进行“死亡行军”，抵抗组织把他们藏在集中营里，并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提供“职务囚犯”（Funktionshäftling，在集中营管理中具有职能的囚犯）徽章来拯救自己的成员。由于费舍尔曾假装是斯大林主义的支持者，他也被任命为“职务囚犯”。费舍尔救了费德勒的命，他给了费德勒标志着“职务囚犯”的臂章，并告诉看守他丢了自己的臂章（这相当冒险：不能保证费舍尔会得到一个新臂章，也不能保证他不会因丢了自己的臂章而受到惩罚，甚至被杀）。
随后，费舍尔被称为反斯大林主义者，并被排除在该组织之外。在集中营被美军解放后，费舍尔、费德勒和其他两名反斯大林主义的囚犯起草了《布痕瓦尔德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第四国际）宣言》（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document/fi/1938-1949/ww/1945-buchenwald.htm ）。
费舍尔回到奥地利，发现他的母亲作为托洛茨基主义团体“逆流而上”（Gegen den Strom）的活动者而被捕，不过在监狱中幸存了下来。费舍尔在维也纳找到了为法国当局做翻译的工作，他坠入爱河，开始考虑组建家庭。
但在1947年，当他越过苏联占领区时，费舍尔再次被捕——这一次他被指控为帝国主义间谍。为什么费舍尔会成为目标？费舍尔后来表示，这是报复他在布痕瓦尔德愚弄组织的。
苏联的审讯者销毁了费舍尔的通行证，这份通行证可以确认他是布痕瓦尔德的幸存者。费舍尔因叛国罪、托洛茨基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被判处十五年“劳动改造”。他再次被火车运送：乘坐火车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科利马劳改营（labour camps at Kolyma），行程长达四十四天。每节车箱上有六十名囚犯，地板上有一个用于拉屎和撒尿的洞，刺骨的寒冷。抵达后，费舍尔遇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因被德国军队俘虏而被定罪的前红军士兵，以及一些老布尔什维克。
寒冷、缺乏食物和艰苦的劳动——伐木、凿冰、碎石和移沙寻金——使费舍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苏联当局将营地的日常运作交给了恐吓“政治家”的囚犯群体。费舍尔的一切都被偷了，有一天甚至连他的眼镜也被偷了。没有眼镜，他几乎是个瞎子，但工人阶级的祖国并没有为其囚犯提供这种奢侈品。费舍尔无法完成工作配额，而不完成配额就意味着减少食物配给。
费舍尔在布痕瓦尔德监狱幸存下来，但科利马监狱打破了他的意志。他试图跳岩自杀。他的大脑受伤，但活了下来。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同志们对费舍尔的遭遇一无所知：他不被允许收信或寄信。
40年代末，集中营的条件稍有改善，1952年，费舍尔的判决从劳改营改为监禁。他被转移到一个“政治隔离所”（Politisolator）的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依官方说法，这种监狱已经不存在了）。
1955年，在苏联和西方盟国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后，费舍尔被释放。费舍尔在布痕瓦尔德遇到的贝内迪克·考茨基（Benedikt Kautsky）为费舍尔在维也纳劳动局找到一份工作。费舍尔在那里组织了第一次罢工，他这时结婚并有了一个儿子。他于1963年死于在科利马自杀时带来的后遗症。
谢尔在他的老朋友和战友的葬礼上说：“在1963年春天来临之际，卡尔·费舍尔去世了，在他母亲去世一年之后。这是‘自然’的死亡吗？在他的墓前，我看到了毁灭我们这一代人的险恶的独裁者和刽子手，也就是卡尔·费舍尔与之斗争到最后心跳的那些势力”。
应卡尔·费舍尔儿子的请求，并根据1991年俄罗斯联邦《政治压迫受害者平反法》第三条，费舍尔于1996年被宣告无罪，不再受到苏联的指控。2013年，奥地利法西斯时代的判决被废除。2020年，费舍尔和他的母亲被授予奥地利解放事业勋章（Decoration for Services to the Liberation of Austria）。
在费舍尔未完成的自传的基础上，弗里茨·凯勒（Fritz Keller）写道：“在东方和西方的古拉格。卡尔·费舍尔，工人和革命者（1980）”（”In den Gulag von Ost und West. Karl Fischer, Arbeiter und Revolutionär (1980).”）。
作者亚历克斯·德·荣（Alex de Jong）是国际研究与教育机构（IIRE）理事之一，也是《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编辑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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