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乐观与希望——奥威尔诞辰120周年纪念

云志著

导言

120年前的今日，婴儿的啼哭萦绕在孟加拉邦的一位低级公务员的陋室之中，在这样“没有钱的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虚弱的，卑微的，乃至怯懦的男孩却收获了与他多病的身躯不符的战斗性的名誉——以及同样恶毒的诽谤。乔治.奥威尔，被某些评论者恰如其分地称作自由的保障，凭借其人，其文字中的理性，乐观以及希望鼓舞着数代青年为同样的理想战斗，他的文字中折射出的枯瘦的，屹立在无尽的黑暗前的背影相较于囚笼，刺刀更有着无尽的力量。

在先知成为先知前

“如此欢乐之童年”与“缅甸岁月”

就读于圣塞浦里安学校的奥威尔很难说有着令人终生怀念的童年与少年的回忆，尽管仲夏夜烂漫的暮色，鲜有却快乐的远足淡化了圣塞浦里安压抑的阴影，这段时光无疑是不愉快的。读者大约能够想象死板的课程，教师严格乃至专制的纪律，学生之间的倾轧，社会道德的绑架与束缚对于少年的心灵能带来怎样的创伤。

学生间的攀比无疑使这位来自小康之家的少年从心底生发出自卑，阶层的差距好比砖缝中的烟草一般，在生日蛋糕的裱花，师长言语中讥刺的语气，乃至糖果数量的多少中疯狂的汲取养分，试图吞噬出身平庸的学生，然而加害者们或许会面对华美的镜子，惊恐的发现自身面庞的扭曲。阶层的差异（随后还有民族的差异）贯穿了奥威尔的青年时代，起初使他痛苦，迷茫，然而悲剧的种子最终萌发出了斗争的果实，尽管能够倚靠的，不过是一支纤笔。

奥威尔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的笔调一如既往的冷峻，夹杂着反省，沉思；然而在童年奥威尔与成年的旁观者似的奥威尔的互动中（详见《如此欢乐之童年》），悲哀，痛苦溢于言表。

毕业于圣塞浦里安后，奥威尔就读于伊顿公学，并在伊顿毕业后投考公务员，担任缅甸的帝国警察。

缅甸的岁月相较于校园时光，以更为裸露，血腥的方式使奥威尔领略了旧制度的实践。鞭挞，殴打，枪决，以及如同无形的绞索扼住所以人的咽喉的压迫，歧视…….无不刺激着初入社会的青年，使其萌发幼稚但博爱，热情的政治意识——这样的勇气与希望贯穿他的后半生——并促使奥威尔于1927辞职。

“巴黎伦敦落魄记”与“通往维冈码头之路”

奥威尔的写作生涯伴随着内政部档案中一名默默无闻的警官的消失而开始。巴黎，伦敦的落魄生活以及对于英国煤矿工业区的考察，流露出两次巨变之间的社会缩影——既包括曾经的既得利益者落魄后的不甘，也蕴藏着窘迫的物质环境中工人阶级的道德力量——鉴于他“高贵”的伊顿口音以及知识分子身份为他真正融入普罗大众平添了几分困难，这样的观察与记录是难能可贵的。

1927—1936年的这段风暴前的平民生活，无疑使奥威尔进一步政治化，正如他所说：“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从而促使他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奥威尔的政治意识并非来源于鼓动者的灌输，事实上，社会现实的残酷以及个人冷峻的反思，如同浮士德所说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一般，迸发出了不拘一格的思想。

倘或奥威尔此时偶感风寒，骤然离世，那么历史上大约只会留下淡淡的划痕，他的作品或许会被试图另辟蹊径的文学学生偶尔谈起。然而这道划过天空的流星在随后的十数年中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历史的风暴之门已然打开，无人能够在其中置身事外。

政治与文学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在斗争的浪漫主义时期，在大众的风暴和紧张时期，一切兴趣都集中在最直接的武器和集中在政治领域中的策略问题和哲学领域中少数文化问题上面。————罗莎.卢森堡

当西班牙的革命爆发时，时人仿佛看到了本雅明数年后所撰写的《历史哲学论纲》中新天使的形象——“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在席卷欧陆的法西斯浪潮中，进步的风暴正喷涌而出前所未有的力量，“人民的风席卷着我”，埃尔南德斯的诗歌无疑是此时西班牙乃至全球的战斗者心境的体现。

奥威尔正是怀着无尽的激情，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民兵队伍。巴塞罗那群众朴素的工装中蕴藏的斗志与乐观，有轨电车上乘客合唱的革命歌曲，街头红与黑的海报，一双双刚强粗糙的手；莫斯科的特派员，马德里的西共高层对于布尔乔亚的妥协以及无情地碾碎异己分子（譬如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给奥威尔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

他在一首短诗中这样描绘一位可能是托洛茨基分子或安那其主义者的民兵：

你的尸骨未干
你的名字和行为就会被忘却
杀死你的谎言深埋在
更深的谎言之下；
但是我在你的脸上看到的
任何强权都不能夺去：
所有的炸弹一起爆炸
也不能炸碎你那水晶般的精神

西班牙革命使奥威尔真正成为今人所熟知的奥威尔，此后他文学的政治意味便压倒性地战胜了从前能够在《缅甸岁月》中看到的审美热情，正如他自述：“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

反乌托邦与民主社会主义

奥威尔以其反乌托邦著作《1984》与《动物庄园》而闻名于世，然而，有别于部分评论者塑造的反共斗士的形象，奥威尔在《1984》乌克兰语版的序言中写到：“如果我们要振兴社会主义运动，打破苏联神话是必要的。”读者倘若将《1984》与托洛茨基所著《被背叛的革命》进行比较阅读，便不难发现奥威尔叙事的惊人准确性。尽管他采用了寓言式的笔法，但其描摹的晦暗的色调，大规模的肃清，思想的扼杀引发了几十年来许多国家与地区的读者的共鸣，用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来比喻奥威尔小说起到的作用并不恰当，它们并没有被囚徒杀死，而是在岩壁上凿出微小却不容忽视的孔洞，引入光明与久违的新鲜空气。

从这样的思想基础出发，奥威尔对于社会主义有着个人的阐述。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其思想大多限于中派主义的范畴——中派主义在大事变的考验中，要么向左挺进，要么向右撤退——而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无疑属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