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可以成为共产主义者吗？（致斯大林）
[英]哈里·怀特（Harry Whyte）著
彼得·潘 译
这封信的作者哈里·怀特（Harry Whyte）是一名英国共产党党员，他要求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为3月7日关于鸡奸刑事责任的法令（将同性恋重新定罪）提供理论依据。这封信的作者力图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处理这个问题，因此他认为这个法令既违背了生活的事实本身，也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然而斯大林选择把怀特的信封存了，但同时加上了他自己的注释，“一个傻瓜和堕落的人”，明显指的是这封信的作者。
以下是所附信中详细讨论的事实的摘要：
1. 总的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同性恋者的处境类似于女性、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和其他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受到压迫的群体的处境。
2. 资产阶级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是建立在以下矛盾之上的：（1）资本主义对“炮灰”和劳动力后备军的需求（导致了针对同性恋的压制性法律，同性恋被视为对出生率的威胁）；（2）资本主义下日益增长的大众贫困（导致工人阶级传统家庭的崩溃和同性恋的增加）。
3. 这种矛盾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才能得到解决，即为失业的消除和工人物质福祉的不断增长创造条件，使在性观念上倾向主流的人群能够结婚。
4. 科学证实，有一小部分人是天生的同性恋倾向。
5. 这个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的存在，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并不构成威胁。
6. 关于同性恋的新法令引发了各种各样自相矛盾的解释。
7. 3月7日的命令从根本上违背了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法律的基本原则。
8.3月7日的法律实质是要求在性生活领域实现“平等”。
9、从科学的角度来看，3月7日的法令是荒谬和不公正的，因为科学已经证明了法律所规定的同性恋者的存在，并且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改变同性恋者的性取向。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虽然我是一名外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加入苏共，但我仍然认为，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我向您提出一个请求，希望您阐明一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对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的许多共产主义者具有重大意义，这对您来说不会显得不自然。
这个问题是：一个同性恋者能被认为是一个有资格成为共产党员的人吗？
今年3月7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确认了最近颁布的关于鸡奸刑事责任的法律，这显然意味着同性恋者不被认为配得上苏联公民的头衔。因此，他们似乎更没有资格成为苏共的成员。
由于我自己就是一个同性恋者，因此这个问题与我个人利害攸关，我把这个问题告诉了来自格别乌[1]和人民司法委员部的一些同志，告诉了精神病学家，告诉了给我工作的报社主编鲍罗丁（Borodin）同志。
我设法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只是一些相互矛盾的意见，这些意见表明，在这些同志中，对于通过某项法律的依据可能是什么，并没有明确的理论理解。我在这个问题上寻求帮助的第一位精神科医生两次向我保证（在向人民司法委员部核实后），如果他们是诚实的公民或良好的共产主义者，他的病人完全可以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安排自己的个人生活。鲍罗丁同志说，他个人对同性恋持否定态度，但同时又宣称，他认为我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我是可以信任的，我可以按照我喜欢的方式过我的个人生活。
早些时候，当逮捕同性恋者才刚刚开始的时候，鲍罗丁同志很不愿意把我看作一个潜在的罪犯，他并不认为我是一个坏共产主义者，这一点从他在工作中提拔我，任命我为编辑部主任得到了证实。编辑部主任是除编委会成员之外的最高级别的监督职务。稍后，当12月17日的法律版本已经存在时，但在3月7日的法令通过之前，我就与我有过同性关系的伴侣被逮捕一事联系了格别乌。他们告诉我，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我有罪。所有这些声明给人的印象是，苏联的司法机关并没有起诉同性恋本身，只是起诉某些危害社会的同性恋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还有必要专门制定一条法令吗？
然而，另一方面，在3月7日法律颁布后，我在格别乌有过一次谈话，在那次谈话中我被告知，法律将严格适用于每一个被曝光的同性恋案件。鉴于这一问题尚不明确，我向你求助，希望你能抽出时间给我一个答复。请允许我向你解释我所理解的这个问题。
首先，我想指出，我认为出身于工人阶级或工人本身的同性恋者的状况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女性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有色人种的状况相类似。这种状况同样在许多方面与希特勒独裁统治下的犹太人的状况相似，总的来说，不难看出它与资本主义统治下遭受剥削和迫害的任何社会群体的状况相一致。
当我们分析同性恋者受到迫害的本质时，我们应该记住，同性恋者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天生如此的人（此外，如果科学家对这种情况的确切原因存在分歧，那么也没有人会对某些根深蒂固的原因存在分歧）;第二，有些同性恋者原本保持主流的性生活，但后来变成了同性恋，有时是出于恶意，有时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至于第二种类型，问题决定得比较简单。由于堕落而成为同性恋者的人通常属于资产阶级，其中一些成员在满足了与女性发生性关系时所能获得的一切形式的快乐之后，就采取了这种生活方式。在那些出于经济考虑而采取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中，我们发现有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尽管看起来可能很奇怪）。由于物质上的匮乏，这种情况在危机时期尤其严重，这些人被迫暂时采用这种方法来满足自己的性欲，因为经济能力的缺失使他们无法结婚，也无法嫖妓。也有一些人成为同性恋者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为了通过卖淫来维持生计（这种现象在现代德国尤其普遍）。
但是科学已经证实了法律中同性恋的存在。研究表明，这类同性恋者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所占的比例大致相当。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同性恋者作为一个整体约占人口的2%，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只是略有偏差。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比例，那么就可以得出在苏联大约有两百万同性恋者。且不说这些人当中肯定有帮助社会主义建设的人，难道真的有可能像三七法令所要求的那样，把这么多的人关起来吗？
正如资产阶级的女性受到资本主义政权不公正待遇的程度要小得多（你当然记得列宁说过这一点），同样，统治阶级中天生的同性恋受到的迫害要比来自工人阶级的同性恋少得多。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苏联内部，也有一些条件使同性恋者的日常生活复杂化，并常常使他们处于困难的境地。（我想到了同性寻找伴侣的困难，因为同性恋者在人口中占少数，这个少数人又被迫在某种程度上隐藏自己的真实倾向。）
资产阶级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态度是什么？即使我们考虑到各国在这方面的立法存在的差异，我们是否可以说对这个问题有一种具体的资产阶级态度？是的，我们可以。独立于这些法律之外，资本主义由于其整个阶级基础倾向而反对同性恋。这种趋势在整个历史进程中都可以观察到，但在当前资本主义普遍危机时期，这种趋势表现得尤为突出。
资本主义需要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和炮灰才能繁荣发展，它把同性恋视为威胁到出生率下降的一个因素（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有法律惩罚堕胎和其他避孕方法）。
当然，资产阶级对同性恋问题的态度是典型的虚伪。对资产阶级同性恋者来说，严格的法律是很少有骚扰的原因。凡是熟悉资产阶级内部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这方面不时发生的丑闻，此外，那些被卷入这些事务的统治阶级的成员所受的痛苦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方面，我可以举出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几年前，阿斯特勋爵（Astor）夫妇的一个儿子被判同性恋罪。除了《晨报》（Morning Advertiser）外，英国和美国的媒体都没有报道这一事实。因为这家报纸为啤酒制造商所有，而勋爵夫妇一直在鼓动引入禁酒令，向阿斯特勋爵妥协不符合它的利益。因此，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阿斯特的定罪）得以为人所知。由于资产阶级拥有财富，他们可以避免法律对同性恋工人施加的所有严厉的惩罚，除非后者向统治阶级成员出卖自己。
我已经提到过，资本主义需要炮灰和后备军，所以它试图打击同性恋。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通过恶化工人的生活条件，为更多的同性恋者出现创造了客观条件，因为物质困乏的现实，他们走上了这种生活方式。
这种矛盾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在利用鸡奸者马里纳斯·范·德·卢贝（Marinus van der Lubbe）作为其挑衅的武器的同时，又残酷地镇压了由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博士（Dr. Magnus Hirschfeld）领导的自由知识分子解放同性恋运动。（参见《布朗手册》（Brown Book），其中引用赫希菲尔德案作为法西斯反文化野蛮行为的一个例子。）
这种矛盾的另一个反映是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的形象，他是法国的同性恋作家，反法西斯运动的领袖，也是苏联的热心朋友。法国的普通民众知道纪德的同性恋，因为他在书中公开写到了这一点。而尽管如此，他作为法国共产党的同路人在群众中的权威并没有被撼动。纪德加入革命运动的事实并没有阻碍它性取向的发展，也没有阻碍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支持。在我看来，这表明群众并非不容忍同性恋者。
法西斯主义赞扬“种族的纯洁性”和家庭价值，对同性恋采取了比希特勒之前的政府更严厉的立场。然而，由于法西斯主义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家庭，加剧了群众的贫困化，它基本上刺激了我所描述的第二种类型的同性恋的发展——即（同性恋）是出于现实需要。
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是对现有秩序进行革命化的改造，建立一个没有失业、群众日益富裕、家庭作为经济单位被清算的社会，以确保没有人出于需要而被迫从事鸡奸。至于所谓法律中规定的同性恋者，作为人口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百分比，他们不可能威胁到社会主义政权的出生率。
“物质繁荣增长的总体结果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资本主义国家，死亡率与贫困一起增长，而在苏联，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上升。与战前相比，苏联的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一，而资本主义欧洲的人口则下降了百分之十。今天，我国的1.65亿人口与资本主义欧洲的3.6亿人口显示出相同的人口增长。正如你所看到的，在这个问题上，这里（苏联）的步伐也是非常快的（笑）。”（引自卡冈诺维奇同志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在莫斯科组织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异常严厉的婚姻法，但在正常性生活领域的变态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明显比在苏联更普遍，而苏联的婚姻法比世界其他国家更自由、更合理。的确，我们知道，在革命的最初几年，某些人试图滥用苏联婚姻法所提供的自由。但是，这些滥用不是通过镇压措施，而是通过广泛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工作，以及经济领域转向社会主义的演变来制止的。我想，对于同性恋（第二类），类似的政策会证明是最有成效的。
我一直认为，单独提出将工人阶级同性恋者从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下解放出来的口号是错误的。我认为，这种解放与争取全人类从私有制剥削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普遍斗争是不可分割的。
我无意把这个想法变成一个问题，无意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也无意征求党内对这个问题的明确意见。然而，目前，现实本身迫使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对这个问题取得普遍的澄清。
鲍罗丁同志曾向我指出，我是同性恋这一事实丝毫没有降低我作为一个革命者的价值。他任命我为编辑部主任，显示了他对我的极大信任。他没有把我当作一个可能成为或已经被定罪的罪犯。他还指出，我的个人生活丝毫不会损害我的党员和编辑身份。当我向他提出逮捕的问题时，他（通过格别乌）再次向我保证，在上述情况下（逮捕）的原因是政治性质的，而不是任何社会或道德方面的，尽管12月17日的法律版本当时已经存在。在我向格别乌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后，我被告知：“没有任何可以指控你的东西。”
当我得知12月17日修订的法律时，我从许多人那里收到了类似的回复。的确，人民法院的迪戈特（Degot）同志说过，制定这项法律的理由是同性恋是资产阶级堕落的一种形式。
与我谈论此事的精神病专家拒绝相信有这样一条法律的存在，直到我给他看了一份法律的副本。
尽管某些同志有一些不正确的解释，但很明显，在这项法律颁布之前的时期，关于这个问题的舆论是丝毫没有敌视同性恋者的。这一点也不让我感到惊讶。
我接受逮捕同性恋者是一种完全自然的现象，只要逮捕的场合是出于政治性的原因。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这完全符合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如上所述），而且也完全没有与苏联公众正式表达的观点相矛盾。鲍罗廷同志向我指出，我不应该过分重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关于同性恋的文章，因为（他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本身就是一个同性恋者，而且这篇文章是在一些偏差还没有被揭露的时期出版的。
我认为，如果是一个共产党员写的共产党史，我们就不应该怀疑它。如果真的是一个同性恋者写了这篇文章，那么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客观和科学的方法来对待同性恋。第二，我对苏联政治控制新闻界的能力有足够的了解，所以我不能承认有可能在《苏联大百科全书》这样的出版物上刊登一篇有严重偏差的文章。
如果说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杂志或报纸上的个别文章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上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我认为，对一份编辑有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和波克罗夫斯基（甚至布哈林，尽管他不值得信任）这样的人的出版物，我是有充分信心的。
然而，从我所捍卫的观点来看，《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直到3月7日的法律通过之前，苏联公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在法律中得到了充分的明确表达。如果法律对这个问题只字未提，那么疑问可能早就存在了。但事实上，法律确实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一种意见：它通过禁止诱拐未成年人来捍卫社会利益。但这使人们得出结论，成年人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并不被禁止。当然，法律是辩证的：它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很明显，当第一部法律被批准时，整个同性恋问题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至少是人们根据法律得出的结论所认为的）。
这项法律规定，证明苏联政府完全拒绝迫害同性恋的原则。这一原则具有根本性，我们知道，基本原则是不能为了适应新的情况而改变的。为了这种目的而改变基本原则，就意味着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而不是一个采用辩证法的人。
我能够理解，情况的变化也需要对立法进行某些部分的修改，需要采取新的措施来保卫社会，但我不能理解，情况的变化如何能迫使我们改变（我们的）基本原则之一。
我拜访了两位精神科医生，寻找是否有可能“治愈”同性恋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你会感到惊讶。我承认这对我来说是机会主义（这一次，也许可以原谅），但我这么做的动机是希望找到某种解决这一可恶困境的方法。我最不想反驳苏联政府的决定。我准备做任何事，只要能避免与苏联法律发生冲突。尽管我不知道当时的研究人员是否已经成功地确定了同性恋的真正本质，以及将同性恋者转变为异性恋者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转变为只与异性发生性行为的人，但我还是采取了这一步。如果这种可能性确实成立，那么一切当然会简单得多。
但是，坦白地说，即使这种可能性成立，我仍然不确定把同性恋者变成异性恋者到底有多可取。当然，这可能是出于某些政治原因。但我想，这种平衡措施的必要性应该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来支持。
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在性方面是主流的是可取的。然而，我担心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我认为我的担忧被历史事实所证实。我认为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人将继续渴望主流的性生活。然而，我非常怀疑所有人在性倾向方面变得完全相同的可能性。
我想提醒您，同性恋者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二。您还应该记得，在这2%中，有苏格拉底、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和柴可夫斯基等非常有才华的人。这些都是我们知道他们是同性恋者的人。但是，在同性恋者中还有多少这样有才华的人隐藏了他们的真实癖好？我无意为一个荒谬的理论辩护，即同性恋者属于超人类的一个品种，同性恋和天才是同义词，据说同性恋者有一天会通过联合起来征服异性恋者来报复社会的苦难。
在恩格斯1869年6月22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这类“理论”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蔑视（这是他们应得的）。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写到了德国资产阶级同性恋集团提出的“理论”，这些同性恋集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组织。恩格斯用“一团糟”（schweinerei）这个词来描述整个事件。
引起恩格斯愤怒的恰恰是该组织的政治“理论”，而不是其成员的具体性取向，这一点可以从他1890年2月8日写给弗里德里希·索尔格（Friedrich Sorge）的信中看出。恩格斯写道：“在这里，茶杯里的另一场风暴正在上演。你会在《工党选举人报》上读到皮克（peake）引起的骚动。他在当地的一份报纸上公开指责加斯顿勋爵（Lord Gaston ）鸡奸，这与当地贵族的同性恋丑闻有关。文章是可耻的，但只是针对个人的，这件事与政治无关。”（作者注：翻译不准确，是根据发表在一份英文共产主义期刊上的文本翻译的。）
“这件事与政治无关。”恩格斯把敌对阶级的一名成员被指控鸡奸并在贵族世界引起丑闻的事情，看作是“几乎没有政治意义”，而只是“茶杯里的风暴”，这对我们而言具有重大而根本的意义。如果同性恋被视为资产阶级堕落的典型特征，那么攻击其个体表现形式是正确的，特别是在同性恋丑闻在贵族环境中广泛传播的时期。
因此，从引文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并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特定的资产阶级形式的堕落。他只是在德国采取某些资产阶级分子联合的政治形式时才攻击它（例如，在涉及德国的案件中）。另一方面，当这个问题没有政治色彩时（如上面引用的例子），恩格斯认为没有必要攻击它。
我认为某些天赋（特别是艺术领域的天赋）常常令人惊讶地与同性恋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被牢记在心，在我看来，人们应该仔细衡量性平等的危险，尤其是针对苏联文化的这一分支，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对同性恋有足够科学的解释。
我谨引用斯大林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的一段话： “任何一个列宁主义者都知道，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在需求和个人日常生活的领域里进行平衡，是反动的荒谬，只值得一些原始的苦行僧去做，而不值得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权去做，因为一个人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需求和品味，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按照单一的模式生活……”（斯大林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在我看来，斯大林同志报告中的这段摘录与我正在分析的问题有直接关系。然而，重要的是，即使一个人在目前追求这一水平（使同性恋消失），也不可能通过医疗或立法方法实现。
当我拜访的两位精神科医生被我坚持的问题逼得承认存在无法治愈的同性恋时，我终于对这个问题确立了自己的态度。
人们应该认识到，同性恋是不可能被人为消灭的——我还没有遇到可以反驳这一观点的事实——因此，在我看来，人们应该认识到，这一少数群体在社会中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找不到任何理由宣布这些人为他们的显著特征承担刑事责任，他们对这些特征的产生没有任何责任，即使他们想要改变这些特征也无能为力。
因此，当我试图按照我所理解的马列主义的原则进行推理时，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在新法令和我的推理路线所得出的结论之间存在矛盾。正是这种矛盾迫使我希望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权威的说明。
致以共产主义的问候
哈里·怀特
原文链接：
https：//thecharnelhouse.org/2015/06/27/can-a-homosexual-be-a-communist-harry-whytes-letter-to-stalin-1934/
[1] 格别乌，即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后来演变为克格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