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那儿》是左翼文学吗？
曹征路2004年时创作的小说《那儿》因描写国企改革中下岗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斗争而颇受学术界和左翼界重视。很多人都将《那儿》称为“底层创作”或“新左翼文学”[1]——彼时还是“新左派”思潮大为兴盛之时。
一、《那儿》与左翼文学
《那儿》毫无疑问属于一部成功现实主义小说。小说对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官僚层将国有企业掠为己有，国企改制给工人生活带来的冲击等方面，都有细致的描写，对于工人在国企改制中总体上的原子化状态和斗争的消沉也有描述。而且《那儿》通过工会主席朱卫国、工人杜月梅两个主要形象，表达了工人中的这种抗争的火星。“那儿”所指的“英特纳雄耐尔”，似乎也带有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色彩。作者对底层工人所抱有的那种悲悯情怀更是处处显露于笔端。
但在《那儿》所表达的思想中，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精神仍有着距离。不能说某一部文学作品只要亲近底层、同情底层，就可以简单将其与“左翼”、“社会主义”等对应起来。一部作品要成为社会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即革命的文学作品，首先作者本人需是一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无法想象一个并非社会主义者的人可以创作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即使是说在斯大林主义体制下，有人受着政治上的强迫而创作那种社会主义色彩的作品，那也与作者本人的兴趣与个性想违背，很难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作品。曹征路在当前的创作自然还不能是自由的创作，他会受到我国强大的文学审查的影响。但他直接表述自己观点的机会并非绝对没有。如在《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中，曹征路对《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特约记者说：
我当然是赞成改革的，也赞成国营企业改革，但我知道并非所有的改革都具有天然的正当性。那种少数人获益却让多数人承担成本的改革，那种巧取豪夺式改革，那种黑社会流氓式改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赞同。[2]
就这段话可看得出，曹征路并不完全反对目前的“改革”，他所反对的，只是目前过度压榨人民财富的改革。即他主要是希望一种不残酷的改革，即对于资本主义的总的秩序，并未有明确反对。而“那儿”所展现的那个“社会主义”，主要也是对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的美好追忆（只是与资本主义复辟下的下岗工人处境相比，那个时代的生活更有保障），和对解放前工人革命的一种怀念。但在作者眼里，既然已经无法倒回旧日体制当中，那么这种“那儿”在意识中就只被定格为历史，并成为当前工人的一种信念来源，但终不能成为未来的一种社会理想。
更加严重的是，这种追忆将过去的“那儿”形容得过于美好，这样就不能反思今日苦难的历史来源，好像工人的这种苦难只是坏人在新时代下作祟，是改革过程中一种歪路。而官僚社会主义的体制给今日改革时官僚能侵吞国有财产所奠定的基础，国企老工人的原子化、缺乏战斗性等与之前体制的关系，则都忽略掉了。
二、《那儿》中对党和政府的期望
《那儿》中描述了朱卫国在帮助矿机厂工人维权时对党和政府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如小说中朱卫国上访回来后的认识：“你瞧吧，上头不会不管的。”[3]“另外他听说，全国总工会正在起新的大楼，盖一百多米高的新大楼，这说明什么？他说，这说明咱工人阶级还是有地位呀，工人还是国家的主人公不是？”
不过作者是否就对党和政府不抱期待了呢？至少从《那儿》的文本中是看不出来的，相反，对于上层党和政府部门还抱有很大的期望。
首先，虽然作者认为朱卫国的一些想法过于天真，但朱卫国在维权过程中并非完全遭人冷眼，或是被遣送回乡。如他到北京上访时，“在各个大机关，人家都很客气地接待了他。都对国有资产流失很关注，都表示这个问题很严重，都说要认真对待……还对他的到访表示了感谢。”而这次朱卫国被遣送回去，并不是有关部门不愿受理他的上访，而是警察查出了他伪造证件的问题。依这样的情节，似乎中央机关就真的在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努力了，要不是因为朱卫国中间丢了东西办了假证件，事情本可以有更好的结局。虽然做出国企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总目标的正是这些中央机关——而曹征路正好没有揭示这一点。
其次，《那儿》中“我”关于反映下岗工人的几篇小通讯被毙，主要缘由与政治审核无关，主要还是由于“我们主编操心的都是后现代问题，比如我市有多少人买了第二套房第二辆车，为什么野菜比蔬菜贵，吃骨头比吃肉养人，死在家里比死在医院更符合人道精神，看谁能勇敢地面对乞丐，等等。”显然，真正导致“我”关于下岗工人的通讯被毙的原因在于，“我”所在的刊物要考虑发生市场，要迎合市场。
最后，故事自然是悲剧，朱卫国为了保住厂子而自杀了。自杀前他打造了很多镰刀和锤子，也正好是作者心中社会主义的呈现，即朱卫国在死前仍将希望寄托在“那儿”中，他将自己视为可为工人阶级牺牲的革命先烈一样，希望以自己的死为工人争取回一些权益来。但是，在朱卫国死后的结局中，“矿机厂把职工的房产证退还给了大家。”“港龙公司宣布撤出矿机厂。”“后来才听说，市头头被抓进去好几个。”“矿机厂也来了一个调查组。”这一切事实上都不是工人自主斗争中赢来的，而是上级机关在查腐败，在得知矿机厂的实际情况后给工人们做主。最后设这样的结局，甚至舒缓了这部悲剧性作品的那种紧张和冲突，而陷入了很多传统中国小说欢喜结局的套路中。至少在没有得知作者是受政治审查不得不安排这样的结局的前提下，有理由认为这其实反映了作者对党和国家的一种期望：他希望中央能有效遏制一下国企改革中侵犯工人权利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他同情工人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但并没有将问题的最终解决力量放在工人这边，而是放在了党和政府那边。在这里，小说中期待的是党和政府内的健康力量能有效惩治那些像“博士”和那些被抓起来的“市头头”一样的“叛徒”。
三、工人的原子化与旧的官僚社会主义体制
在《那儿》中，工人基本是以无组织化的状态出现的，朱卫国是矿机厂的工会主席，但他在整个维权过程中动员工人时，所依赖的不是工会这个组织，而是靠他个人的威望。他这个工会主席也因为有着官员的身份而不被工人们所信任——而只是依赖。依赖他是出于工人们对于青天大老爷的期待，而非对工会的信任。
曹征路没有深究其原因，却深刻地描绘了这一现状，让我们能依此探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工人无力反抗的根源所在。依小说中所讲，朱卫国是因其工作业绩突出，技术过硬而被推上矿机厂工会主席这个职务的，或者朱卫国有为工人权益服务的觉悟，但这个工会却没有为工人权益服务的职能。工会只是一块招牌，工会主席是政府里挂着名的官员，这种情况又并非国企私有化时才有的现状，而是私有化之前就已经如此了。私有化政策出台前的官僚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中，将工会完全纳为实现党的意志的工具，而非工人们维护自己权益的工具。工会与工人是疏远的，工会官员甚至可以在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分一杯羹（朱卫国可拿3%的巨额股份）。
这里已经说明，官僚社会主义制度下，官僚的大权在握与工人的无权无势无组织的状况，虽然在当时还未必能体现出对工人生活与切身利益的极大损害（其实也有，如长期的低收入和生活资料匮乏，但这些物质上的痛苦不及资本主义时期剧烈），但在官僚层已经确定发展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国企私有化时，工人就只能是待宰的羔羊，无组织的他们甚至只能靠自己在旧体制内积攒的一点点福利来赎买自己在“新”时期的权利（全员购股之事）。
在这个方面，朱卫国的悲剧在于，他是新旧体制下共同的既得利益者，但他自己还没有完全脱离工人。身为一名官员的他“相信党相信政府”，因此他不倦地以上访的方式解决问题。但他又要为工人谋取权益，而做出国企私有化决定，让工人承受苦难的，不正是他所依赖的上级党政部门吗？这不是简单几个贪污犯的问题。而工人购买股权的自发行动，甚至都不能说是朱卫国发动的，而是工人推动朱卫国重新起来的斗争的。在这种夹缝中的朱卫国只能一死以报自己的理想。无论朱卫国还是作者，还是小说中的工人，都还没有将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
总之，小说中的“那儿”并不能作为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理想所在。真正的“那儿”，应基于对现实力量的自信，而非对导致当今苦难的“那儿”的怀念。
结语
总的看，《那儿》有着同情底层的立场，而且艺术水平不低，可以细腻地刻画人性，而不落脸谱化写作。但将其列为新左翼小说，则多少有些过度阐释。而且与很多新左派崇尚威权主义不同的是，曹征路虽然受过“新左派”思想影响，但并非一个威权主义支持者[4]，。小说中也还是展现了工人的一些斗争力量的。最后杜月梅信教的结局，不能说是作者天然的局限性，这是体制带给社会的局限性。不过，在斗争日益发展的时代，相信会真正左翼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大量创作，这时，战斗的歌声将代替宗教的祈祷。
[1] 见季亚娅：《“左翼文学”传统的复苏和它的力量——评曹征路的小说〈那儿〉》，《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1期。晋海学：《“左翼文学”精神的当代传承及其实现——评曹征路的中篇小说〈那儿〉》，《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1月。
[2] 《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见《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
[3] 引用小说部分全部来自《曹征路文集·中短篇小说卷3》，深圳出版集团海天出版社，2014年1月，第3—54页。
[4] 曹征路：“郎（咸平）的财务分析方法和结论是对的，但他对中国的国情缺乏认识。他不明白没有民主监督的权力才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真正根源。所以他要回到权威体制的想法我也不赞成。”《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见《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不过这样的思想在作品中表现不明显，且这种“民主监督”主要是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即属于政治上的一种改良呼吁。郎咸平未必算大陆新左派，但其主张和分析对大陆新左派有影响。且大陆新左派如韩德强等也确实有强烈的威权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