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第四国际希腊支部）2024年全国大会政治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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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ΟΚΔΕ-Σπάρτακος）2024年全国大会于2月16—18日在阿提卡大区凯萨里阿尼斯市（Καισαριανής）召开，此文大会审议的政治决议草案。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是历史上希腊斯巴达克斯小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希腊国际主义共产党的传承组织之一（其他传承组织是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工人斗争、第四国际纲领倾向）。该文件第一章论述国际经济与政治状况；第二章论述希腊国内经济与政治状况，包括对希腊重要的党派和政治力量的评述；第三章论述希腊社会运动及该组织在各个运动中的任务，第四章论述该组织的政治计划，尤其是促进希腊各托派对话与联合，及在反资左阵外发展其他阵线的计划；第五章论述该组织在第四国际内外的工作任务，包括加强“争取革命国际倾向”的活动。
第一章 国际
世界经济状况
一、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不平等。本世纪初，主要由于中国和印度农民收入的提高，不平等现象呈下降趋势。在大流行病和能源危机之后的资本重组中，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份额正在稳步增长。
二、甚至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达到不稳定的平衡之前，它就受到了新动荡的威胁：能源和粮食出现通胀压力，最初的原因是新冠疫情后需求急剧增加，供应链难以应付，后来又被武断地归咎于乌克兰—俄罗斯战争。通货膨胀不仅有可能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陷入贫困，而且还会同时侵蚀个人或银行贷款的价值，使任何投资规划变得更加困难，并鼓励经济活动转向短期且往往是投机性的交易。银行曾经提供大量廉价资金来支持资本，现在却铤而走险，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来关闭阀门，从而导致贷款和消费、生产和投资的减少，即带来衰退和失业，而这是在地缘政治冲突和战争的条件下发生的，本来所有人都在期待着Covid-19封控之后的复苏。
三、2023年春天，我们再次面对2008年危机的幽灵。如果说2008年是放松信贷管制的危机，那么目前美国三家银行（包括经济增长引擎硅谷银行）和欧洲一家银行（瑞士信贷银行）的倒闭则是2008年放松管制冲击之后重新管制的危机。凯恩斯主义的量化宽松政策和低利率带来了短暂的增长，但也造成了通货膨胀，放松了对市场的管制，迫使利率急剧上涨，增加了不良贷款，扼杀了像硅谷银行（SVB，译按：原文为“SVP”，当为误写）这样的银行。这种恶性循环显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核心的内在矛盾。
四、在已出现通货膨胀的地区，通货膨胀由以下因素组成：
首先，2008年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为挽救崩溃的金融体系，以低利率条件促进投资。然后，在大流行病期间为企业提供支持。最后，他们试图通过补贴来减轻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受到的冲击。如果将这些资源用于生产性投资和技术基础设施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很可能会带来利润率的相对增长。然而，由于利润率的结构性下降趋势，实体经济的利润率萎靡不振，导致流动资金注入非生产性投资、消费和金融投机，以价格上涨来应对其利润空间的缩小。资本对利润的渴求总是无止境的，这也是当今通货膨胀出现的原因之一。
第二，来自所谓的“绿色增长”。从可再生能源到电动汽车和氢能公共交通，新的投资正在进行之中，或正在发布，新的盈利市场正在建立。以天然气为中间步骤的绿色能源转型、围绕天然气的地缘政治竞争以及能源股票市场，使欧洲大陆的能源价格暴涨。
第三，供应链的重新布局，这也是西方国家削减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并减少对其依赖的一种选择。所谓的“友情外包”（friend-shoring），即对友好供应链的偏好导致西方国家价格上涨、利润下降。然而在当下，政策选择和投资安全比经济利益更重要。
第四，牺牲国家对绿色能源或化石燃料的补贴为代价的资本部门之间的竞争，也会导致价格上涨，因为一个部门会阻止另一个部门的计划。
所有这些都不是大流行病或普京战争的结果。它们是关于资本主义完全无法管理其危机（金融、大流行病、气候变化、能源），以及由于其固有的矛盾和无休止的竞争而导致的绝对无序状态。这种弱点导致了地缘政治危机、战争和能源短缺，反过来又加剧了资本主义危机。
尽管欧元区的通胀率有所下降，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通胀依然存在，即使中央银行利率一再上调；这直接打破可以通过旨在通过降低工资和需求的宏观经济干预来最终降低物价，解决通胀问题的观点。然而，工资在结构性通胀中所占的比重仅为四分之一。也就是说，我们的通胀不是来自需求过剩，而是来自供给的表现方式。
从根本上说，我们面临的是滞胀，即在衰退条件下，产出没有增加，却通货膨胀，这是资本主义危机最糟糕的形式。
五、自大流行病开始以来，全球债务增加了20%，达到三百零七万亿美元，主要影响到世界主要经济体。高利率使债务再融资变得越发困难，特别是在较脆弱的欧元区经济体，它们将被要求恢复财政纪律。旧的《稳定公约》（Σύμφωνο Σταθερότητας）规定了严格而明确的标准，但这些标准从未在实践中得以贯彻。这是因为，若实施这些标准，就会把那些陷入财政困难的国家提前一小时推向破产的深渊。创纪录的公共债务、高利率、气候变化和绿色增长带来的巨额成本，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医疗和养老金成本飙升，以及乌克兰和中东战争等地缘政治风险，都在加剧了人们对主要发达经济体即将爆发金融危机的担忧。
六、全球经济面临着公共开支不断增加的前景。战争、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绿色增长”的成本，以及“社会援助”的尝试（甚至为防止骚乱而提供的福利）都意味着更多的财政支出，这实际上意味着在高通胀、利率上升、不确定性增加和地区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产生更多借贷。美国联邦政府在9月结束的财政年度中出现了近一万七千亿美元的预算赤字，使三十三万六千亿美元的巨额国债雪上加霜，而“绿色增长”、战争和反移民政策则需要更多的资金。旧的政府债券持有者正在抛售这些证券，以便在新证券利率提高时减少损失；这其中包括养老基金，它们依靠政府债券收益率来支付养老金，因此养老金正被逼入破产境地。借贷成本的升高还增加了赤色贷款（κόκκινα δάνεια），阻碍了新的私人借贷，使建筑业的房屋无法出售，大量年轻专业人员被被遗弃，资金空空如也。美元升值使政府更难偿还债务，一些发达国家也面临着破产的危机。
一些业余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公司和家庭都必须重新发挥其潜力，只有提高创新和生产力而不是印钞才能实现增长。但这很难让盲目的新自由主义市场信服，他们受中期债务前景的驱使，仍然通过推迟危机（即使危机会卷土重来）而从印钞中获利。然而，即使他们听从这些经济学家的话，投资于“实体”经济，也会因自动化不仅会降低利润率，还会降低工资和需求收入，而使新产品滞销，使利润无法实现。资本主义的矛盾无法在管理政策中得到解决。
七、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性。这些数字模棱两可地说明了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对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从2.7%上调至2.9%，主要原因是中国和印度表现得更好。美国预计今年（2024年）的经济增长将略有提高，但明年将有所下滑。不过，通胀率下降，就业率上升。
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德国陷入衰退，并计划回到我们熟悉的紧缩财政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的“砖块和砂浆”（私有化、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养老金等），而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则需要每年额外增加七千五百亿美元的资源。人口减少和生育率下降似乎将推动欧盟在未来几年内实现充分就业，但欧洲资产阶级正通过社会保障改革来延长工作年限，同时筑起新的高墙来抵御移民。
世界贸易的急剧下降和世界生产的全面衰退增加了这个多极世界的不确定性，这个世界极易受到“外来冲击”的影响，他们喜欢把资本主义猖獗剥削的某些影响称为“外来冲击”，如流行病、战争、能源危机、气候变化、移民。面对这些不确定性，全球资本主义的领导们除了陈旧而失败的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工具箱外，别无他法。
八、在2008年危机中，中国（Κινεζική）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应对Covid-19的清零政策使本已面临西方贸易战的中国经济迷失方向，促使中国经济陷入衰退。中央政府的对策是制定更严格的框架来控制企业和地方政府。与西方经济体不同的是，在中国，通货紧缩趋势伴随着实际工资的增长。中国经济似乎有足够的实力抵御出口下降，同时将出口转向中东和拉丁美洲等其他市场。然而，与西方经济体面临的问题类似，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一个相对严重的问题，即资本主义住房政策带来的“房地产泡沫”。大型住房项目建立在过度房贷的基础上。销售的崩溃导致公司倒闭，并使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此外还有失业问题，尤其是16—24岁年龄组很高的失业率（21.3%）。不过，经济的大幅增长（+5%）和工业生产的增长（+4.5%）表明，经济似乎正在复苏，而总体失业率已降至5%。
当然，中国面临的两个固有的问题威胁着它的顺利发展。首先是资本主义市场部门与不幸仍被称为“共产党”（κομμουνιστικό）的中央调控之间的矛盾。资本家部分或完全服从官僚“计划”的状况还要多久？其次是缺乏一个可以向外部世界提出的政治经济模式以赋予中国资本主义所缺乏的政治影响力，使之成为帝国主义体系的领导力量。
然而，自上一个十年初以来，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虽然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印度和一些新兴经济体一起将加强全球经济，但还远不确定它们能否缓解资本主义危机，这主要是因为地缘政治因素即使没有带来更大的不平衡和地区冲突，也会阻碍它们的增长。
九、总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无法避免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所造成的危机，今天，在危机发生时，它甚至没有足够的工具来克服这一趋势。危机（2008年经济危机、大流行病）通过清算生产率较低的资本和摧毁部分投资资本（即减少利润率的分母），无疑为提高利润率创造了时间窗口。然而，由于地区战争并不能确保以类似的方式清理剩余劳动力，所以这些时间窗口似乎在不断缩小，从而使危机的发生率成反比例增加。资本主义经济已进入“食人”阶段，要建设就必须先拆毁。任何关于复苏的承诺都是幻影，若要进入一个更长的繁荣阶段，一个漫长的上升浪潮，就必须对生产力进行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历史性破坏。
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和战争
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并不只是解决地缘关系的另一场区域性战争。它在直接挑战全球帝国主义体系结构，当然也直接挑战其中的领导者美国作为全球宪兵的能力。然而，全球化政策、市场独裁和局部战争为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少的资本家积累了财富，却未能解决美国和欧洲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甚至带来了强大的竞争对手，尤其是有可能取代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中国！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促使西方资本和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转移，在那里，低工资保证了高利润。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西方帝国主义通过剥削数百万中国无产者攫取剩余价值，并将其投资于本国的金融业和服务业，造就了由废弃工厂、失业大军和低工资工人组成的巨大“铁锈带”（ζώνες σκουριάς）。随着企业利润的增长和工资的下降，社会分化加剧，助长了保护主义和国家经济重建的政治压力，如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与从全球化中获利的跨国公司的愿望背道而驰。
在地平线的另一侧，中国有确保资本家的投资服务于中国的发展计划和经济战略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并迅速在经济上与金砖五国一道成为与西方国家对立的一极。只要经济增长能推动双方的计划，中国的扩张就在可接受范围内。然而，随着危机的爆发，“全球化”开始从主流政治话语中消失，“自由市场”被各种版本的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所取代，加剧了地缘政治竞争和社会动荡。
西方帝国主义无力应对气候变化、大流行、能源危机和地缘政治竞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带来的一波又一波危机，这迫使他们在军事和政治上后撤，随之而来的是对中国相应的经济渗透和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崛起。根据乌克兰（Ουκρανίας）国家构建的地位和历史，东方帝国主义绝对不能接受西方对乌克兰的野心的，这场战争将导致新的力量平衡，导致两个阵营之间势力范围的重新分配。
这是一场没有哪一方是正义方的帝国主义战争，与工人、青年和穷人的需要和利益毫无关系。只要乌克兰人民现存的和历史上不成熟的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脱节，从属于某一个帝国主义阵营，那么它就不可能繁荣昌盛。
十一、俄罗斯本已与欧洲帝国主义隔绝，但对其实施的制裁进一步孤立了它，在柏林墙倒塌三十年后，在欧洲形成了一条新的分界线。然而，这一政策的矛盾有很多方面。一方面，对俄罗斯的禁运给非洲和亚洲带来了粮食危机，导致大批移民涌向欧洲堡垒的围墙；另一方面，西方供应链也出现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能源问题。欧洲不得不斥巨资更换天然气供应商，而印度和中国则以优惠价格吸收被西方拒绝的俄罗斯天然气，传统上亲美的海湾国家则不与美国结盟，继续与俄罗斯合作。南方共同市场和欧佩克+国家正在向东方帝国主义而非西方帝国主义靠拢。结果，卢布非但没有像拜登宣称的那样“变成废墟”，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还和2017年一样坚挺，俄罗斯贸易收支飙升，黄金储备增加。这些制裁和全面贸易战迫使中国绕过美元，加快建立以人民币为基础的替代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而对俄罗斯在西方银行的外汇储备的“海盗式”冻结其正引起许多国家担忧，促使他们从美元转向人民币，破坏了美元这一全球主权货币工具的稳定，削弱美国为其巨额债务再融资的能力。
十二、俄罗斯的入侵旨在挑战“按照西方规则办事的秩序”，并导致以美国独裁统治为特征的后冷战秩序的终结。将俄罗斯排除在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体系之外，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结成奥库斯（AUKUS，澳美英联盟），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保护”台湾（Ταϊβάν），并集体支持越南、菲律宾和日本针对中国的所有主张，事实上与乌克兰战争一样，使之成为中国的单一利益攸关方，客观上加深了中俄战略联盟，并将世界一分为二，划分为两个相互敌对、相互竞争的阵营。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Κιργιστάν）、塔吉克斯坦（Τατζικιστάν）、乌兹别克斯坦（Ουζμπεκιστάν）、哈萨克斯坦（Καζακστάν）），其中还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Πακιστάν）（土耳其作为观察员），以及普京与习的经济协议，都是这一运动的一部分。总体而言，尽管中俄之间存在经济失衡和摩擦，或者说中俄之间还存在经济失衡和摩擦，但两国正在形成欧亚经济和政治的总体趋同。其军事优势和俄罗斯实施核打击以直捣西方帝国主义心脏的可能性，使其成为中国在非洲和中东经济扩张及其在太平洋的地缘政治利益不可或缺的军事补充。
十三、金砖五国（BRICS，巴西（Βραζιλία）、俄罗斯、中国、印度、南非（Ν. Αφρική））已在探讨一个多极世界。金砖五国是七国集团（G7）[1]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其国内生产总值与七国集团大体相当，人口是七国集团的四倍，经济生产力则更高。伊朗（Ιράν）和大选后即将卸任的阿根廷（Αργεντινής）庇隆主义政府已经向金砖五国的外围靠拢，并决定成为其成员，紧随其后感兴趣的是土耳其（Τουρκία）、沙特阿拉伯（Σαουδική Αραβία）和埃及（Αίγυπτος）。一些拉美国家的所谓“粉红浪潮”政权也在走同样的道路，但它们更靠右一些。在非洲，中国的“一带一路”（Μια ζώνη, ένας δρόμος）政策正在实施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使非洲大陆负债累累，并掠夺其原材料；这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关系，残酷剥削非洲无产阶级和财富生产者，破坏环境，强化当地统治阶级。中国通过金砖国家的扩张速度远快于七国集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约有四十个国家欠北京的债务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说今天在两极之间摇摆不定的金砖国家名单还很长的话，那么不可避免的冲突的升级正不可阻挡地迫使它们选边站。
然而，中国和俄罗斯所期待的多极世界将越来越不稳定。从历史上看，帝国主义体系无法容忍“多极化”。帝国主义体系结构僵化，任何等级秩序的改变，尤其是对领导力量的挑战，都会伴随着战争和起义。
十四、在西方宣称团结一致对抗俄罗斯和中国同时，人们已经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团结能保持多大？欧洲能否经受住战争的影响，能否脱离俄罗斯，是否还能经受住与中国的经济战？寻找其他的煤炭供应商已使煤炭价格飙升。对俄罗斯禁运的政治需要使德国经济陷入衰退，造成了政策相互矛盾的混乱局面；而法国则正在将核电国有化。但是，新能源导向所需的投资和战争开支的大幅增加破坏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总体生产导向——即大肆鼓吹的“绿色增长”。打破欧盟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对欧盟来说将很痛苦，而欧盟与大西洋彼岸的对立正在加剧。如果没有德国的出口支持欧元汇率，欧元兑美元将面临压力，汇率降低将挤压欧洲劳动力的购买力，而因重整军备和天然气补贴而减少的社会支出则会使欧洲大陆陷入衰退。一方面，欧盟不能也不想脱离美国，另一方面，欧盟卷入的帝国主义竞争正在欧盟内部制造新的分裂，开辟新的战线。欧盟是一个泥足经济巨人，它不一定能从对乌克兰的冒险中团结起来。
十五、美国对其霸权危机的第一反应是转向新版的保护主义和“贸易战”，此政策针对中国，但欧洲“盟友”也对此深恶痛绝。与此同时，他们还将中国的“新丝绸之路”（νέο δρόμο του μεταξιού）与另一条贸易路线——印欧经济走廊（IMEC）——相竞争，后者将把印度同欧洲和希腊连接起来，为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对抗开辟了新的领域，而土耳其并未参与其中。这一计划的前提是中东局势的正常化，而在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和库尔德斯坦问题悬而未决之时，中东局势的正常化很难实现，哈马斯的进攻和以色列军队的种族清洗行动一方面有可能导致以色列的政策脱离美国，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使美国的这一计划落空。
十六、尽管美国努力不让中东其他地区卷入加沙战争，但远不确定以色列不会试图重新安排力量平衡。在此情况下，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造成更大的能源危机，俄罗斯也可能卷入其中，从而使全球冲突更加临近。欧洲再次成为最大的输家。乌克兰使欧洲与俄罗斯及其资源产生矛盾，纳戈尔诺-卡拉巴赫（Ναγκόρνο Καραμπάχ）[2]使欧洲与阿塞拜疆及其资源产生矛盾，而加沙则因威胁着波斯湾海上通道而易形成能源危机。
犹太复国主义的“最终解决方案”——从“河流到海洋”的单一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和种族清洗——已经揭示了两国论的妄想。至少作为一种临时解决方案，两国论在巴勒斯坦人中间引起共鸣——最终决定权属于巴勒斯坦人——但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领导层现在已经不再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在进行野蛮的种族清洗。然而，人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一是以色列军队是否有能力进行长期战争，二是美国是否有能力同时资助两场战争，而太平洋地区目前正处于冷战前线。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唯一的希望依旧是反对帝国主义大资本和阿拉伯世界各国政权的阶级团结，以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于帝国主义的民主的、多民族的、世俗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
十七、正如印欧经济走廊（IMEC）所显示的那样，西方帝国主义针对中俄轴心的计划包括印度的决定性作用。印度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增长时代，它将跻身于全球最强国家的俱乐部。在地缘政治上，印度正在成为一个“平衡地区的大国”，既被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金砖五国共同纳入“四方框架”，又受到帝国主义两极的挑战，并将不可避免地做出选择。然而，帝国主义内部对立的死结，只有站在最前沿的劳动群众的果断干预才能解开。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十八、据预测，2023年将是至少十二万五千年来最温暖的一年，而各国政府承诺的国家减排量（NDC）仅为联合国国际委员会（Διεθνής Επιτροπή του ΟΗΕ）2030年目标的5%。持续的热浪、空前的大火、致命的洪水和破纪录的降雨量证明地球正面临着不可逆转的气候灾难。地球上可估计的粮食不安全和已凸现的环境难民潮清楚地表明，气候变化是生态灾难最直接的方面，它有可能将地球变成一片广袤的沙漠；而不应对这场灾难负责的数十亿穷人将无法生存。全球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量必须在2030年前减半，在2050年前停止。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后果正在不对称地打击贫穷的和缺乏基础设施的全球南方，且不管怎样都会打击世界上最贫穷的社会阶层。全球资本主义不仅制造了气候变化，而且正在将其变成一个阶级问题。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拯救气候灾难融合为一个单一而重要的政治目标。
十九、统治阶级所能想到的解决环境破坏问题的“办法”是围绕“绿色增长”进行资本重组。按照资本主义逻辑，政府不直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希望创造一个有利可图的“绿色”市场，用“看不见的手”来解决问题。对绿色利润的追逐与旧式的社会灾难相辅相成。冰封欧洲的能源贫困在希腊得到了最严重的体现。
与任何资本主义结构调整一样，“绿色增长”的金羊毛也会加剧帝国主义的对立。巨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正在电动汽车、电池、光伏发电、风力涡轮机、绿色船舶等新领域发生碰撞，而当全球南方被要求放弃煤炭时，“绿色”产品所需的技术和专利却被全球北方牢牢掌控，同时还有可能要贷还不起的款来获取资金，这将使南方人民的依赖、剥削和贫困永久化。
乌克兰战争不仅没有减少碳氢化合物（译按：主要指石油和天然气）的使用，还取消了欧洲对碳氢化合物使用的限制，甚至转移了这些“绿色增长”政策的资金和资源。
中国的丝绸之路非但没有为脱碳提供机会，反而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中国资本主义的高污染发展模式。
2022年，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获得约四万亿美元利润，全球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投资日益增长。面对此停滞局面，核能被称为绿色能源，埃尔多安声称已与米佐塔基斯就共同开发土耳其核反应堆一事进行了交谈。
希腊自称是绿色转型的领头羊，却把通过暴力去煤炭化以支持天然气，将电力公司私有化以抬高电价，以及在各地建设法老式的不可回收的和对环境有害的光伏发电场和风力发电场行，都说成是绿色转型。
在“地狱婚姻”之后，粮食生产和销售实际上已合并为三大巨头，其中两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在人类历史上，大量遗传物质现在首次被跨国公司所有，他们现在控制着全球粮食系统。仅仅十几家跨国公司就控制了地球上几乎所有主要的食品品牌，从而控制了食品的健康、质量和价格。
二十、资本在维持现有模式与开放投资新的绿色技术之间出现了对立，后者主张通过新的扩张克服资本主义危机；地缘政治冲突使气候变化的对策复杂化，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发生变化，欧盟力图在绿色投资方面抢占先机，以抵消中国和美国对其降级的影响。然而，当资本以一种无序的个人主义和竞争的方式流向利润最大的部门时，所有人都坚持的市场力量却被蒙蔽了，这破坏了所有的计划，造成了经济失败、失衡、冲突和战争，并试图让工人阶级来买单。即使在和谐与合作的田园诗般条件下，资本的技术能力是否足以实现“绿色转型”和人类的生存也很值得怀疑，但可以肯定，随着全球变暖加剧，地区冲突、水资源冲突、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绿色转型的能力冲突、难民潮行都将随之加剧。
二十一、鉴于资本无力应对大流行病、能源危机以及最重要的气候变化，工人的对策首先是制止为追求利润而不计后果地浪费自然资源。如果废除果资本主义无节制的生产扩张和为利润而压榨土地的模式，有计划地合理利用现有生产力可以确保所有人过上美好的生活。人类不应为了销售和过度生产消费产品，而应专注于生产符合需求的使用价值。人类应以民主的方式确定这些需求，并在最终决策中综合考虑劳动时间成本和环境成本。应减少不必要的生产和不必要的运输，探寻新的公共交通模式，通过推广公共交通来取代私家车。通过权力下放及确保能源和粮食自主来缩小城市规模。以“大自然是我们的无机体”这一思想为基础进行思考和行动，摆脱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式的改良主义带给工人运动的将历史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相提并论的恶性循环，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公正去增长。这些选择必须与民主计划的可能性相结合，在民主计划中，人们作为公民、用户和生产者集体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产品或服务，同时也决定自然资源的使用和能源、交通、土地等储备的可接受限度。
为实现这样的社会，工人阶级需要一个过渡计划。生产力、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资本再生产的需求为导向，并服务于资本的选择，例如化石燃料的使用就是如此。将生产力从资本中解放出来是必要的，但还不充足。生产必须被重新定位，围绕另一种生产项目并在另一种计划和监督的社会结构基础上重建，这是资本主义无法想象的事情。为此，工人阶级迫切需要适当的政治阐述。
世界阶级斗争：国际政治发展
二十二、成千上万人的无产阶级化仍在继续，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2020年，印度经历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有组织罢工；印度的工业发展正在将越来越多的农民转移到城市的工厂，而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资本流动和向自动化制造业方向的转移，农民正在逆向流动，从工厂转向服务业。但一切都表明，工人阶级的有机构成正在增加，尽管阶级斗争时有爆发，但剥削也随之增加。工人运动组织薄弱，工会官僚在危机面前退却后没有任何可信的工会，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历史性失败后没有工人革命政党，这些都使工人运动难以改变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并使之有利于自己。工人阶级生存和生活条件的恶化无可辩驳地见证了工人阶级的状况：基本食品价格的上涨速度甚至是工资上涨速度的七倍；政府通过提供补贴来防止盲目的破坏性起义；粮食银行收容了越来越多的人；反紧缩法律无处不在；令人窒息的监视和严厉的军事化镇压；反难民——一方面是种族主义法律和在各国边境对移民和难民的大规模屠杀，另一方面是在最恶劣的工作条件和最严密的监视下输入移民工人；西方政治欲望中个人主义自由化和保守主义倒退的无序混合，世界其他地区的疯狂杀戮和压迫。
二十三、技术改变了生产流程和工人阶级。通过人工智能做出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决策和管理“投入”，尤其是招聘或解雇，已经在好莱坞引发了第一次冲突。人工智能开始入侵工厂和公司，在那里，装有员工各种个人数据的算法会实时监控工人的工作状况。其影响正在挑战既定的工作规则和保险制度的支柱，在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人为监督的情况下，雇佣、评估和解雇数百万人。人工智能单独或与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相结合，取代了工人的工作，其消除的人类工作岗位远远多于其创造的岗位。由此产生的失业者每次都要自费学习所需的新“技能”，以望找到一份临时的“灵活”工作，直到他们的技能贬值，失业—再培训—寻找低薪工作的循环再次开始。
同样的改变还包括在大流行病期间出现的“远程工作”，它创造了“数字游民”这一新群体。现在，工人背负着设备和工作场所运营成本的重担，加剧了他们与同事之间的隔阂，无法形成集体和工会行动。就教育而言，数字化使教育过程非人格化，从而取消了教育过程，扭曲了知识的提供，也扭曲了青年的社会化。最后，国家机器和企业的数字化将取消的工作任务转移给了公民/用户。特别是，数字化还针对工会，在工会中引入了由国家控制的电子投票，以消解工会的内部生活，将工会纳入国家，并规避宣布“合法”罢工的可能性。
同样，在大学里，与所谓的新创公司的联系也产生了一些工作形式，在这些工作形式中，无法辨明谁是雇主，谁以什么样的工资、在什么样的劳动关系下生产研究产品。
二十四、发生的变化对意识的形成产生了矛盾影响。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达社会中，自动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自动化将为摆脱必然性铺平道路）的作用是矛盾的。通过消灭工作岗位，它导致自动化部门的利润率下降，这反过来又迫使资本主义向创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方向重组，通过价格差异，剩余价值从这些企业转移到自动化部门，以平衡部门利润率。正是这些企业的无产阶级（送货员、旅游业、金融机构、数字销售公司、亚马逊、阿里巴巴等）向自动化部门剩余价值，在这些企业中，极差的工作条件——加班、超时工作、无偿工作——已引发重要的斗争，使这些工人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占据了产业工人曾经独有的地位。
在世界其他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正在通过加入工人阶级的传统核心——工厂而实现无产阶级化。但在这些国家，革命传统已经缺失或消逝，而斗争的经验却在慢慢积累，由于生活水平的绝对提高，工人阶级正趋于融入统治阶级的主流叙事。
工人阶级需要发明组织结构和交流方式，使工人阶级的所有阶层、失业者和不稳定就业者都具有高度的阶级意识。如何将西方无产阶级的组织愿望与其自身传统联系起来，如何将欧洲工人的传统和现代动员经验移植到中国和印度的“世界工厂”，以使那里的二亿五千万工人可以同时举行罢工？这将是全球工人阶级政党国际的职责所在。
诚然，自动化机械系统，尤其是人工智能，“征用”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活劳动不断生产的知识和经验，将人类在生产过程中积累的劳动实践、经验、知识和智慧编成法典，并在没有人类介入的情况下进行机械复制。劳动本身生产的知识被剥夺了。
在资本主义背景下引入数字化能力的方式，有利于创造出仅有技能并受国家和企业严格监管的人工智能决策处理器，而不是少数专家，如果机器不能独立完成，这些专家将有能力维护和改进生产系统。可以说，这改变了工人监督生产过程的能力，因此也改变了他们征收拥有机器的资本家的可能性的看法。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在运动中（阿拉伯之春、拉丁美洲等）发展起来，在全球信息以及从地球一端到另一端的工人、组织和运动之间的讨论和思想交流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需要了解如何利用这些可能性，如何规避城市监控。
如今，工人阶级的教育水平和经验都无比丰富。能够预测大规模需求的营销系统的发展，将为工人阶级提供巨大的——实时的——可能性，不仅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计划的可能性，也是工人有效监督生产和资本主义大厦其他领域的巨大可能性。金融体系和工厂的监督权将轻而易举地落入无产者手中，而智力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化则消除了技术秘密和求助于专家种姓的需要，这种情况一直困扰着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助长了官僚主义的形成。
总之，数字时代，特别是人工智能的矛盾结果清楚地表明，避免劳动异化将不是一个简单的控制和限制人工智能的过程，而是围绕人类劳动的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
二十五、资本主义在苏联解体的造成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败之后，又以其新自由主义政治对无产阶级的意识进行了第二次、或许是更深刻的改造。新自由主义系统地瓦解集体和福利国家，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混乱和社会熵的增加，都被作为历史进步来展示，而集体无力的个体化“公民”的期望则被困在粗糙和可预测的即兴创作的狭窄时间范围内。社交媒体“ChatGPT”宣扬一种奇特的自恋，将平行数字宇宙作为异化工人逃离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个人途径。工人意识受到沉重打击。
对目前形成的意识问题的启示是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即外部有敌人，“异己”、“他者”、“他人”、“异类”，试图颠覆“常态”，剥夺无产者的工作或安全。对国家在边境大规模屠杀难民的“辩护”，以及对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的大规模屠杀、破坏和侵犯人权行为漠不关心，是同一虚假意识的两面。这种意识甚至可以否认“对手”人的地位，巴勒斯坦之情况即如此。
由于缺乏群众性革命党和反资本主义的政治观点，在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运动、起义和社会爆炸中，群众只能每天抓住他们面前的各种东西（宗教、民族、种族）来保护自己，或者局限于没有明天的动员（Τέμπη）和个人斗争。然而，我们不能说这种新自由主义熵增所形成的意识建立在牢固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组织基础之上。它是一种非常片面和暂时的东西，可能只需要一次起义的振动，革命者的系统工作就能凝结成阶级意识。
二十六、目前，尽管工人运动退却了，但工人阶级和贫穷的民众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黑暗环境，有时取得胜利，有时改变政治关系并使之有利于自己，有时甚至被血腥的独裁政权打败。然而，这些斗争并未在工人阶级的意识中留下普遍的烙印，而且很零散，没有形成一股反资本主义浪潮，尽管它们的核心都是经济和社会管理问题，但没有提出一个连贯的替代方案——更不用说社会主义方案了。这些要求仍停留在提高生活水平或捍卫现有生活水平、政府的民主运作和右翼主义的框架内，明显缺乏过渡性的革命纲领。美国汽车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好莱坞演员的罢工也取得了胜利，反对马克龙反动的保险改革的政治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更加成熟；被俄罗斯军队镇压的哈萨克斯坦自发组织的工人运动；苏丹的民主起义，其希望被军事独裁政权的复辟所淹没；缅甸反对民族、经济和政治压迫的起义；最后是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即使支持反动的“抵抗轴心”哈马斯—伊朗—真主党—胡塞武装也无济于事；土耳其和反动的阿拉伯政权的空洞言辞，构成了一长串支离破碎或不连贯的政治替代斗争。
二十七、但是，也许正是在拉丁美洲，人民斗争以最引人注目的方式展现了当前危机阶段的矛盾、不足和潜力。西方帝国主义在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推翻所谓“进步主义”政府失败后，智利和哥伦比亚的人民起义使新的进步主义政府（博里奇和彼得罗）上台执政。极右翼的博尔索纳罗在巴西被卢拉击败，在墨西哥“左派”奥夫拉多尔获胜，中左翼政府在洪都拉斯和秘鲁上台，这一切在阶级斗争的钟摆上形成了新的“左派”摇摆。所谓的进步主义包括拉美的中左翼（阿根廷的正义党、智利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巴西卢拉的劳工党）以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主义和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主义这样的特殊形式，他们利用全球化的有利环境，推行农业采掘出口——因此也是殖民主义的——生产模式，通过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来管理资本主义经济，通过补贴政策来减少贫困，但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他们从未与资本利益发生直接冲突，始终扮演着工人诉求缓冲器的角色。但是，与“进步主义”同时出现的还有右翼和极右翼势力的集结，他们与新自由主义者一起反对补贴政策，以维护华盛顿希望其拉美后院采用的正统新自由主义模式。这种极右翼的出现是一个极度保守和种族主义的社会对日益崛起的争取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运动（妇女运动、LGBTQI+群体运动，当然还有土著印第安人的自治）的回应。
进步主义的新崛起很快就达到了极限，而且相当不光彩。博里奇宪法是“地球上最进步的宪法”，但它并没有满足智利人的任何实际期望，全民公决否决了这部宪法，支持博里奇的浪潮转向了右翼。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政府被新自由主义极右翼米莱（Milei）所取代。极右势力通过分化社会而死灰复燃，而进步主义不愿也无法提供解决方案。在那些尚未建立统一的反资本主义纲领和适当的组织形式的运动中，我们可以找到充满希望的信息。单靠感动右翼主义无法提供出路。
二十八、人们本以为，工人运动的弱点会加强统治阶级政治代表的力量。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危机使无力应对它所造成的持续不平衡和矛盾，政治代表肆无忌惮地腐化，他们与资本交织在一起，在各种权力机构中促进跨国公司的利益，使得资产阶级除了攻击工人的工资和与其竞争对手进行经济战乃至热战之外，没有其他应对危机的可能方法。由于不可能有一个让资产阶级以整个民族的代表自居并整合大众的霸权的或至少是基本令人信服的政治计划，于是导致了一场反馈性的政治危机。
在中国（Κίνα），在经历了“动态清零政策”、习（Σι）试图控制科技公司、房地产危机、气候变化和青年失业、人口问题等带来的剧烈动荡之后，习政权现在似乎已经稳定下来。但为了维持秩序，习政权越来越依赖于其建立的庞大监控和社会控制机构。
在俄罗斯（Ρωσία），普京的统治建立在镇压任何反战抗议的机制之上。然而，减轻战争和制裁对生活水平的影响，以及战争助长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形成了俄罗斯人对俄罗斯帝国主义政策的相对和不稳定的接受。
印度（Ινδία）作为一个有抱负的超级大国，其内部矛盾引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和农民动员，尤其是印度还试图在这个宗教林立的国家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然而，在政治上，莫迪没有强大的对手。
在美国（ΗΠΑ），围绕着分裂的资产阶级，一面是共和党保守派、宗教派、孤立主义派、社会反动派、非理性派，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是“白人”的和持枪的美国；另一面是所谓的民主党“进步”派，他们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贫困地区的扩大和不平等的加剧，越来越多地卷入战争，并以“绿色增长”的名义为补贴资本。然而，脱离民主派和动摇当权派的运动并不能阻止超级富豪们披着民主外衣的不自由政权。
自2015年以来，英国（Βρετανία）已经换了四任首相。英国脱欧失败了，但复兴帝国伟业的幻想正在制造过度侵略，甚至破坏了在幕后寻求解决乌克兰问题的美国外交。
愤世嫉俗、脱离现实生活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们与现实生活和社会隔绝，正在剥夺他们自己的政治工作人员制定协调一致的政治计划的可能性，使他们与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陷入“领导危机”，帝国主义的欧盟大厦似乎正在陷入自身的矛盾之中。欧洲现状更加清楚地表明，跨国公司的欧盟并没有转变为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人民的欧洲。从工人事业的角度来看，与欧盟的革命性决裂，不是要走向民族自力更生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是要走向反资本主义的出路，为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Ενωμένες Σοσιαλιστικές Πολιτείες）而斗争，这是唯一的出路。
在德国（Γερμανία），经济危机加上地缘政治变化和能源危机阻碍了对关键工业部门的投资，导致经济衰退和三党政府“灯笼联盟”的持续恶化。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AfD）正利用这场危机迅速崛起，而传统右翼基督教民主联盟却未能“利用”执政联盟的恶化。
在法国（Γαλλία），社会保障制度的冲突使马克龙失去了合法性，而勒庞则在崛起。尽管从黄马甲的动员到最近的大罢工和冲突仍在继续，但中左翼似乎并没有在伊斯兰恐惧症以及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在郊区的爆炸性抗争的情况下得以加强。
欧盟第五大经济体荷兰（Ολλανδία）的议会选举出乎意料地使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的极右翼政党（译按：指荷兰自由党）处于领先地位，而传统右翼政党只能附和他的言论。
匈牙利（Ούγγρος）民族主义总理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在欧盟缺乏东扩战略的情况下，通过阻挠其他“伙伴”对乌克兰的支持，阻挠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为其亲俄政策找到了必要的政治空间。取消否决权和提出多速欧盟（ΕΕ πολλών ταχυτήτων）的想法是危机政治的表现。
相反，意大利（Ιταλίας）的后法西斯主义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却进入主流政治，现在正受到欧洲政治“沙龙”的拥戴。
在因乌克兰战争而成为北约成员国的芬兰（Φινλανδία）和瑞典（Σουηδία），极右翼是政府的合作伙伴。
Covid-19大流行和封控助长了非理性和阴谋论[3]，使一部分人“激进”地倾向于极右翼，能源危机、乌克兰战争和巴勒斯坦战争的痛苦后果加剧了这一倾向，暴露了欧盟的无助，导致传统的右翼和左翼执政党每况愈下，同时也直接冲击了当下体制和价值观。脱离大资本主导的群众并非转向破产的建制左翼，而是从右侧挑战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目前欧洲的极右翼既没有法西斯主义那种组织性，也未能整合群众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上台后很容易转变为主流政党。然而，他们对工人运动构成威胁，首先是因为他们让工人群众脱离阶级组织，其次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完全有可能迅速转变为法西斯主义政党。
总之，形成了一种容易发生巨大突变的矛盾意识。右翼和极右翼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崛起并非基于物质条件，而是基于对明天不确定性的恐惧，而社交媒体、信息管理以及通过它们有意识地宣传思想和行为的非政治环境又放大了这种恐惧。可以肯定，随着贫困的累积和青年的窒息，无处不在的愤慨将带来社会爆炸，然而这些爆炸将将在不形成替代方案的情况下逐渐熄灭，同时加入工人运动中革命力量之举也会被推迟。
二十九、总体政治形势可概括为两点
首先，传统意义上的改良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和组织上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似乎越来越弱，至少在欧洲是这样。工人政治的主要敌人将是极右翼和中右翼政治，而这两种政治正在日益融合。然而，改良主义留下了（尽管被削弱、妥协和从属的）形形色色的劳工官僚机构，它将继续在运动和斗争中传播改良主义观点，但不会像前些年那样以有组织的方式（在对工人和工会的大规模影响方面）传播改良主义观点。其次，工人运动的重组和重建不能通过广泛的改良主义联盟和政党的复兴来实现。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任何将部分工人纳入体制内管理形式的政治方案都不会有任何成功的机会。气候变化和战争将越来越多地使人民群众面对制度中最深刻的僵局和矛盾。因此，如果我们想从工人的角度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并建立一个不同的社会愿景，那么在建立革命过渡纲领和革命党的过程中，政治上独立于改良主义就是一条单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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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内情况
希腊经济
一、危机年代的希腊经济
2010—2015年间，希腊经济处于全球经济危机的中心。希腊国内生产总值从2008年的三千三百七十六亿美元降至2012年的二千七百五十二亿美元。由于无力偿还债务，贷款方采取了“备忘录措施”，但在最初几年（2010—2013年），这些措施的实施遭到了社会的强烈抵制。尽管希腊经济规模较小（2008年希腊国内生产总值仅占欧洲的1.66%，仅占世界的0.6%），但希腊经济（更多是资产阶级政权）的崩溃会对整个欧盟结构造成连锁影响，进而威胁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这一事实证实了过去几十年中至少欧洲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
2015年，随着激进左翼联盟的上台和“公投”[4]后的投降，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抵抗的撤退，希腊资产阶级政权进入了稳定化的轨道：不间断地实施备忘录措施（公共部门和公共财产的私有化、实施紧缩措施、降低民众收入、一系列压制工人运动的措施）。希腊国内生产总值从2015年的二千八百九十亿美元逐渐增加到2019年的三千三百四十亿美元，2020 年下降到三千零四十亿美元，2021年恢复到三千三百三十亿美元，2022年恢复到三千八百九十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2017年不变价美元））。
二、当今希腊经济的特点
从总体上看，希腊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本已十分庞大的服务业（航运、贸易、旅游、建筑、电信、银行、中转枢纽服务等）进一步快速扩张。
1990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工业占30.5%，农业占13.5%。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随着东欧集团政权的垮台，对巴尔干国家的投资蓬勃发展，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扩大了服务业的规模。同样，工业部门经历了相对收缩，因为全球化主要是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亚洲国家进口工业产品。2015年之后的复苏也是如此。
2017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1%，工业占16.9%，农业仅占4.1%。
三、希腊经济的前景
除“传统”旅游业外，近年来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的服务行业包括交通枢纽服务、液化天然气码头和数据中心的创建。
（α）2022年，旅游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直接经济贡献率为11.5%，如果将其间接贡献率考虑在内，则相当于25.3% 至30.5%。旅游业已成为希腊经济中最重要的行业，希腊正努力通过延长各岛屿的旅游旺季和加强特定旅游形式（游轮、冬季旅游、会议旅游、医疗旅游等）来进一步发展旅游业。
旅游业和希腊整体经济的积极增长导致了中等阶级自住或开发性度假房屋需求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酒店单位的开发或现代化。商业地产（物流、办公、商店、绿色生物气候建筑）需求的增长也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了积极影响。去年，房龄超过五年的二手房价格上涨了4.9%，而房龄不超过五年的房产价格上涨了11.5%。
外国投资者对希腊房地产市场非常感兴趣。2023年头三个月，有近五亿欧元流入，与2022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3%。还有相当大比例的外国买家选择在希腊购买房产，有的是为了度假，有的是为了退休后永久居住，有的是作为受薪员工通过互联网工作（远程工作者），甚至是从事自由职业（数字游民）。在外国房产买家中，排名第一的是以色列，其次是中国、德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
与此同时，公寓和房屋短期租赁市场（κατοικιών，Airbnb）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去年7月，供应量达到十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五套房产。与2022年同期相比增加了7%。
（β）近十年来，交通枢纽服务也出现了显著增长。据估计，物流和多式联运部门目前对希腊经济的贡献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尽管在Covid-19大流行病期间有所下降。希腊计划在这一领域进行重大投资，如“斯里亚西俄贸易中心”（Θριάσιο Εμπορευματικό Κέντρο），该中心有望成为“东南欧第一个智能绿色物流园区”，约三百五十家物流公司将从埃莱欧纳（Ελαιώνα）搬到菲利（Φυλή）。这需要同时发展公路和铁路网络，连接和升级比雷埃夫斯、塞萨洛尼基（Θεσσαλονίκης）、帕特拉（Πάτρας）、亚历山德鲁波利斯（Αλεξανδρούπολης）、拉夫里乌（Λαυρίου）、拉菲娜（Ραφήνας）和雅典娜（Αθήνας）机场以外的入境口岸。然而，铁路网的发展和现代化迄今一直受到希腊资本主义结构性弱点的阻碍，因为它需要希腊资本主义尚未掌握的技术和组织背景。
同时，乌克兰战争和对俄罗斯的制裁增加了欧洲国家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相应地也增加了美国的出口。希腊已在雷肥苏萨（Ρεβυθούσα）、亚历山德鲁波利斯和开发了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并计划由迪俄里加天然气公司（Dioryga Gas）在帕阿西蒂科斯（Pagasitikos）和Agioi Theodoroi 建造接收站，希望成为巴尔干半岛和东欧的重要液化天然气门户。Αγίους Θεοδώρους Revithoussa、Alexandroupolis然而，由于液化天然气的价格普遍较高，乌克兰战争最终会随着对俄罗斯制裁的解除而结束，俄罗斯廉价天然气也会重新流向欧洲，因此目前的情况将发生逆转，相关设施将面临无法运行的风险。
（γ）同时，近年来希腊政府大力吸引投资者，如微软、Lamda Hellix、谷歌和Lancom在希腊建立数据中心，这不仅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也是为了将希腊发展为面向东南欧和巴尔干市场的技术中心。雅典和塞萨洛尼基是希腊数据中心的主要支柱，除此之外，克里特岛在全国数据中心版图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国内市场将受益于连接希腊与全球主要市场的海底电缆，预计在四到五年内，就可用容量而言，希腊将成为地中海地区仅次于马赛（目前排名第一）的第二大枢纽。由大型技术公司或国际电信运营商实施的超过十五个海底电缆系统都将希腊纳入了投资规划。这方面的代表性项目有：
由沙特电信公司（沙特电信服务提供商）建设的“东地中海数据走廊”（EMC）海底光缆系统，总投资十亿欧元，将通过克里特岛连接沙特阿拉伯与欧洲，并在第二阶段连接沙特阿拉伯与亚洲。
Grid Telecom公司与埃及电信公司合作，宣布参与将名为“2 Africa”的大型电信电缆分支延伸至克里特岛，该电缆总长四万五千公里，将环绕非洲，途经亚洲和南欧国家。
与此同时，微软、谷歌、亚马逊、Lancom、Cloudrock、Sparkle、Hellas Sat等公司正计划在雅典、塞萨洛尼基和克里特岛建设数据中心。
四、对劳动力的影响
希腊经济越来越依赖于上述服务部门，这使其对金融波动、能源危机、气候危机、大流行病等国际外来因素更加敏感和脆弱。
劳动力必须依这种经济导向进行重新调整。2021年，在三百九十二万八千就业人口中，六十九万六千七百人从事商业，五十六万人从事公共部门，三十二万四千五百人从事旅游业，二十八万三千人从事医疗保健业，十四万一千八百人从事建筑业（即总共有二百万五千四百人或 51%的劳动人口从事服务业和建筑业）。制造业从业人口有三十九万人（9.9%）。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有四十四万六千人（11.3%）。
秋季，官方记录的失业率降至劳动力的10%左右，低于前一年（12%），也低于2013年危机高峰期的28.1%，接近2009年的失业率。此外，就业总人数为四百二十二万六千七百一十一人，比2009年的四百五十四万六千六百人减少了三十六万人。但更重要的是，目前提供的大多数工作岗位都是技术含量较低、季节性或“合同”临时性工作，而且工资也低得很：
（α）在旅游业中，住宿和餐饮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在2013—2022年间持续增长，年均增长率为+4.2%。由于大流行病的影响，这一趋势在2020年和2021年中断（2021年的就业人数与2019年相比减少15.0%），2022年几乎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1.4%，从2019年的三十八万一千九百人减少到2022年的三十七万六千七百人）。旅游业就业的特点是绝大多数工人都是季节性临时工作，对技能的要求相对较低。
同时，旅游业的兴起也为餐饮、娱乐、旅游及相关商铺等领域创造了许多新小企业，再加上房屋短期租赁市场的发展，有助于加强小企业家和小业主等小资产阶级。
（β）日益增长的转运和数据中心行业在很大程度上以自动化为基础，从国外引进技术。因此，大多数长期雇员也是低技能工人，而相对较少的高技能工人则从事维护、特定的单个软件应用和设备处理工作。
新服务部门的大部分工人不再由雇主直接招聘，而是通过“承包商”中介来雇佣。
因此，劳动力必须处于一种流动性和工作无保障的状态，以便能够接受雇主不断变化的选择。相对而言，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利用2015年后工人运动的退缩，轻松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新民主党政府则通过调整劳工立法，支持资本的“灵活”投资，完成了这一目标。
在所有新的工作环境中，工人先锋队仍在不断尝试在新发展的部门内建立工会。近年来，有两个工会组织和工人动员的成功范例：
（α）2021年10月，比雷埃夫斯港中远集团设施工人迪米特里斯·达格克利斯（Dimitris Dagklis）死亡后，“承包商”所雇佣的工人举行了一次堪称典范的罢工，他们成立了工会，要求并赢得了工作条件和安全措施的改善。
（β）同样，2019年后，快递员在疫情隔离条件的帮助下，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工会，并成功开展了一系列罢工。
显而易见，要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效开展不可避免的工人斗争，在自动化和新技术企业运营的关键岗位上，工人的组织和参与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公共债务
新民主党于2019年接管政府，在激进左翼联盟“铺设”的社会和立法形势下，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保持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国内生产总值继续增长，克服了2020年因大流行病影响而出现的相对下降。评级机构连续“上调”希腊经济评级也反映了这一点。第一届政府期间银行利率较低，这使得政府能够通过系统地向外部借款来满足当前需求。
由于持续借贷，公共债务规模仍在增加。然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更大，导致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在过去两年中大幅下降（2023年，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2022年第二季度的171.3%和一年前的189.4%下降到168.3%）。然而，这一比率仍然是欧洲最高的，希腊政府承诺在未来几年内大幅降低这一比率。
自今年年初以来，随着各国央行放弃量化宽松政策，银行利率迅速上升，借贷空间不断收窄，公共债务的偿还日益困难。
从2021年9月起，通货膨胀开始肆虐，蚕食工资和薪金。根据希腊统计局（ΕΛΣΤΑΤ）的数据，与2022年10月的CPI相比，去年10月的一般CPI增长了3.4%。2022年11月至2023年10月这十二个月的平均CPI与2021年11月至2022年10月这十二个月的相应CPI相比增长了4.2%，而2021年11月至2022年10月这十二个月与2020年11月至2021年10月这十二个月的相应比较则增长了9.2%。大众家庭的食品和必需品的增幅要高得多。
新民主党新政府郑重宣布的最低工资涨幅早已被2021年秋季开始肆虐的通胀一扫而空。在大选前，新民主党试图通过一次性的“定向”补贴来解决民众对收入持续缩水的不满。随着通胀率的急剧上升和政府财政收支的紧缩，一次性补贴越来越像纯粹的嘲弄，就像将向二百三十万“弱势群体”发放的三亿五千万美元圣诞大红包一样。
六、私人债务
私人欠款（去年5月）已飙升至二千六百亿欧元，而在2019—2020年期间，私人欠款在不断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则稳定在120%左右。其细分如下：
欠税务部门的债务为一千一百三十七亿欧元，欠单一社会保险机构（ΕΦΚΑ）的债务为 四百五十六亿七千万欧元，欠基金的“红色”贷款为八百七十亿欧元，欠银行的不良贷款为一百三十二亿欧元。
近四百万公民欠税务机关债务，其中约二百万人可能面临强制执行措施，即扣押和拍卖，而四成的中小型企业有未偿还的债务。此外，有一百四十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二人被采取强制收债措施（扣押和拍卖），可能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债务人达到二百零三万六千八百六十七人，而在2022年，有五十一万八千六百二十二人被采取强制收债措施（扣押和拍卖），这一数字与2021年（二十五万三千零八十三人）相比增长了104.9%。
城市分析家认为，不断增长的私人债务是希腊社会基础上的一颗“闪光弹”，反映出经济增长的疲软和脆弱，因为它既影响到普通家庭，也影响到中小企业。
七、希腊与土耳其的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两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已经超越了历史分歧（塞浦路斯、色雷斯少数民族）而重新点燃，因为东地中海盆地和爱琴海发现了油气储藏，以及可能从中东油田修建石油管道，这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新的潜在经济利益。
尽管土耳其经济周期性地经历深刻危机，并自2018年以来陷入高通胀的经济衰退，但其经济规模仍然远大于希腊（三倍）。2023年，土耳其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十七位，欧洲第七位，预计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为一万一千五百四十亿美元（2022年为九千零六十万亿美元，2021年为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亿美元）。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土耳其2023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一万三千三百三十美元，而希腊为二万三千一百七十三美元，这表明土耳其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条件水平较低。除了埃尔多安政府系统推动的大型农业部门和建筑公司部门外，由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本地和外国资本提供了投资机会，因此工业有显著增长。
叙利亚战争、乌克兰战争和中东危机巩固了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地位，这得益于土耳其外交政策相对独立于美国和北约，埃尔多安政府得以将自己塑造成全球参与者和调停者。土耳其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其欧洲定位，似乎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新生的金砖五国，并声称要在中东和西南亚的穆斯林国家中占据领导地位。
10月7日以色列军队野蛮入侵加沙后，埃尔多安政府抓住机会将土耳其塑造成穆斯林世界的领导力量。它公开谴责以色列和美国在加沙犯下的暴行，进一步拉开与美国/北约和欧盟政策的距离，并自主化到接近伊朗的程度。作为该地区的监管者，它的威望与日俱增，因为它将自己视为巴勒斯坦解决方案的保证国。
另一方面，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地位和规模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和北约不仅不愿与之断绝关系，甚至不愿正面对抗埃尔多安的政策。
相反，21世纪10年代危机后，希腊政府的威望和希腊资产阶级的地位降低，成为巴尔干半岛和东地中海地区的调节因素。希腊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和北约的战略选择完全一致。21
在过去几年中，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因海底碳氢化合物矿藏（爱琴海专属经济区）的中期开采或东地中海海底能源管道的通过（《土耳其利比亚条约》（Τουρκολυβικό Σύμφωνο）和《希腊—埃及条约》（Ελληνοαιγυπτιακό Σύμφωνο））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竞争导致军备竞赛，至少与希腊的经济规模完全不相称。根据北约2022年的年度报告，希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3.54%）居北约之首，而美国仅为3.46%。装备支出占国防总支出的45.3%，仅次于匈牙利（48%）。
在国内，希土关系紧张气氛的持续助长了民族主义宣传和群众认为过度的军费开支是必要的共识，同时也培养了军国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至少在独立后的头几十年是不存在的。
移民问题是两国政府间另一个持续紧张的问题。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从土耳其海岸涌入爱琴海东部岛屿的难民和移民不断增加，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战乱地区的叙利亚人，也有来自受战争影响的其他国家以及受经济和日益恶化的气候危机影响的人。
2020年2月28日，土耳其政府在伊德利卜遭受打击后，向欧盟提出交换条件，开放了埃夫罗斯（Έβρο）边境，允许数千名难民和移民入境，希腊军队、警察、边防卫队和边境地区的志愿者武装团体全面出动。希腊政府将这一迫害浪潮称为“非对称威胁”（ασύμμετρη απειλή），并将其作为进一步巩固欧洲堡垒的宣传工具，毫无限制地扩建埃夫罗斯围栏，在各岛屿修建“封闭式接待中心”（κλειστών κέντρων υποδοχής），并普遍、系统地实施“遣返”（επαναπροωθήσεων）策略。
2014年后，移民问题除了成为土耳其和希腊之间摩擦和紧张局势的长期根源外，还成为右翼宣传的主要利用对象，使希腊社会充斥着仇外和不宽容心理。
八、形势的暂时变化
土耳其退出美国/北约的政策给希腊资产阶级留下了希望填补真空的机会。它迫不及待地充当美国/北约政策最忠实的伙伴和替身。它心甘情愿地向美帝国主义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因此，它相信自己在爱琴海和东地中海针对土耳其的主张会得到其强大盟友的支持。米佐塔基斯（Μητσοτάκη）政府是乌克兰极右翼泽连斯基政府在欧洲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带头倡议欧盟为其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援。
希腊派出军舰参与美国对该地区的监视，以确保在加沙（Γάζα）的以色列（ισραηλινού）军队后方的安全。在对加沙居民的种族灭绝式轰炸不断升级之际，米佐塔基斯对以色列进行了一次不加掩饰的访问，宣布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及其“自卫权”。随着抗议以色列军队暴行的全球激进浪潮席卷而来，西方政府不得不在言辞上有所转变，但新民主党政府却虚伪地妥协了，宣布打算向加沙受困人民提供表面的人道主义援助，但实际上却助长了以色列对他们的屠杀。
新民主党政府与美国政策的绝对一致将其与新兴的金砖国家隔离开来。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重要利益建立在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之上，政府正试图通过增加对阿拉伯国家的外交访问来避免这一政策的经济后果，米佐塔基斯还突然访问了中国。
为了尽量减少其外交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米佐塔基斯政府寻求至少在“次要”问题（贸易、旅游）上与土耳其达成临时协议。解决两国资产阶级阶级之间的主要分歧的方案（“爱琴海普雷斯”（Πρέσπες του Αιγαίου）式的解决方案）基本上不可行，因为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内部都存在深刻的分歧和利益冲突。对一部分资产阶级来说，可能旅游业和贸易的利润很重要，但大规模开采碳氢化合物（译按：指石油和天然气）的预期利润却关系到另一部分更强大的资产阶级（航运、炼油厂）。
土耳其10月大选后，双方开始就“建立信任措施”举行会谈，但会谈并未涉及“热点”问题，如爱琴海群岛专属经济区或《土耳其利比亚条约》。埃尔多安定于12月初访问雅典，显然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尽管有可能偏离政府所希望的狭隘框架。
土耳其在中东和西南亚开辟了外交和军事干预的多条战线，不希望看到希腊—土耳其对立在此时激化。今年（译按：2023年）2月地震发生后，希腊向土耳其南部地震灾民提供援助，启动了“地震外交”，这为双方改变咄咄逼人的言辞提供了由头。
从中期来看，土耳其肯定会在该地区获得越来越多的外交、经济和军事立足点。希腊资产阶级将继续坚守其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忠实代言人的立场，至少在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传统关系上会冒风险。
希腊国内政治局势
九、新民主党在5月至6月的选举中保持领先
过去六个月的连续选举（去年5月和6月的议会选举、10月的大区和市政选举）显示，新民主党在选举中轻松领先。同时这些选举也表明，选举成功建立在一个极不稳定的基础之上。
与2019年选举相比，新民主党在5月议会选举中的选举份额略有增加（从39.85%增至40.79%），得票也从2251618张增至2407590张。
在政府任期内，它实施了极端新自由主义反工人政策，立法并实施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反劳工法，对食品、电力和燃料的投机行为放任自流，其管理能力的不足、政治工作人员的玩世不恭和虚伪都凸显了出来。去年3月“坦佩罪行”发生后，席卷全国的爆炸性动员和愤怒浪潮还历历在目，而选举的轻松获胜却与新民主党高层在与民众的每一次接触中观察到的民众情绪形成鲜明对比。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在海岸警卫队对皮洛斯（Πύλου）海域致命沉船事件[5]的责任进行挑衅性掩盖的同时，6月的补选确认了新民主党在选举中的领先地位（40.56%），但由于其当时已能确定重返政府，因此并未获得可预期的任何额外增长。
十、政治体制的不稳定性和新民主党选举吸引力的局限性
8月，罗得岛（Ρόδο）和埃夫罗斯岛（Έβρο）发生了灾难性火灾；9月，塞萨利亚（Θεσσαλία）发生前所未有的洪灾，毫无疑问，现任政府和前任政府一样都对糟糕管理、政治工作人员的无能和腐败负有责任。
8月7日，米哈利·卡祖里斯（Μιχάλη Κατσούρη）被纳粹足球迷杀害，再次暴露了纳粹帮派对镇压机制的蔑视态度。
9月，安东尼·卡尔诺蒂（Αντώνη Καρυώτη）在“蓝星”（Blue Star）号轮船弹射器中被冷血谋杀，这引起公众舆论的极大关注，并再次揭示船东的冷酷无情和玩世不恭，以及海岸警卫队的责任。
然而，10月举行的第一轮大区和市政选举证实了新民主党在选举中的领先地位，因为在全国十三个大区中的十个和两个主要的市中，得到支持的纯粹党派地区市长候选人的得票率和支持率都名列第一。这些结果让米佐塔基斯（Μητσοτάκη）狂妄自大。
新民主党在第一轮选举中看似胜利的景象在第二轮选举中被部分推翻。政府和米佐塔基斯个人的威信受到严重打击，因为最终有四个大区出现了“叛军”，两个地区反对党支持的候选人当选，这反映出政府选举基础并不稳定性，民众的普遍不满。民众对政治体制的不满和厌恶更强烈地反映在投票率上：第一轮投票率达到52.53%，第二轮投票率为35.16%，创下了负记录。
对于希腊两个最大的市镇（原先由新民主党执政），尤其是雅典市来说，这一逆转更加出人意料，因为在雅典，姆巴科扬尼斯（Μπακογιάννη）的领先优势看似不可动摇。在这两个大市，两个相对默默无闻的人（杜卡斯（Δούκα）和阿埃鲁迪（Αγγελούδη））当选，在塞萨利（Θεσσαλία）大区，默默无闻的库雷塔（Κουρέτα）当选，这不仅反映了新民主党选举基础的不稳定性，也是整个政治体制不稳定的另一个明显迹象。
无论如何，米佐塔基斯政府在大选后重拾了足够的信心，继续发动反工人攻势，立法规定灵活的劳资关系[6]，进一步解散国家医疗服务体系（ΕΣΥ），转而由私人投资医疗服务，还同意建立私立大学。
降低所得税是新民主党的主要竞选承诺之一。根据政府的说法，这已成为现实，并为企业和大业主提供了一系列额外的税收减免。此外，新民主党还避免实施打击逃税行为的措施，而逃税行为主要在中上层阶级中盛行。
但由于预计2024年财政紧缩将进一步加剧，他在11月宣布了对自营职业者和中小型企业主的“推定收入”进行“横向”征税的税收法案。通过11月对中等阶级下层（即构成其核心选民的阶层）的税收攻击，暴露了其对日益恶化的财政紧缩的焦虑。
十一、激进左翼联盟的选举崩溃
激进左翼联盟（ΣΥΡΙΖΑ）[7]的得票从2019年的31.53%和1781057票下降到2023年5月选举中的20.07%和1184330票，这是任何政治分析家都没预料到的。一个月后，6月的选举证实了激进左翼联盟的选举崩溃，得票进一步缩减至17.83%、930013 票。
这证实了激进左翼联盟与民众之间缺乏稳定的政党结构和联系。在2012—2015年崛起期间，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是选举关系，而非有机组织关系。其基础是在选举中承诺无痛退出备忘录。
在党内，齐普拉斯（Τσίπρα）领导层确保及时清除激进分子，并在2015—2019年执政期间成功完成了备忘录计划的实施，且没有发生严重内耗。但在此过程中，为了完成稳定资产阶级政权的任务，齐普拉斯消耗了自己的威望和信誉。在2019年大选中，这种政治损耗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因为它在退出备忘录后对“亲民”政府管理的新承诺仍然在民众中找到了共鸣。
在2019—2023年期间，新民主党的执政明显缺乏替代性政治方案。激进左翼联盟领导层的反对策略基本上仅限于指责丑闻和管理不善。对于新民主党反劳工和新自由主义反社会政策的措施，它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动员反对的努力，而且在有工会存在的地方，它还充当了每一场斗争升级前的灭火器。在群众眼中，激进左翼联盟现在是当下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而当下政治体制应对危机负责并执行备忘录。
由于无法认识到选举失败的真正原因，领导团队从选举策略（简单的比例代表制，以及选举后与不情愿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ΠΑΣΟΚ）合作的前景）中寻找原因，并将责任归咎于齐普拉斯，在此之前他一直是无可争议的领袖。但随着这种质疑第一次怯懦地公开出来，这位伟大领袖便被抛弃在河流中了。
激进左翼联盟在10月的大区和市政选举中几乎不存在，这与卡塞拉基斯（Κασσελάκη）的当选无关，而是由于其长期以来组织薄弱，缺乏与当地社区、工会和社会运动的紧密联系。在雅典市政选举中，激进左翼联盟在没有任何中央协议的情况下被迫选择在第二轮选举中支持泛希社运的候选人，这预示着该党将进一步被政治边缘化。
十二、激进左翼联盟内的继任危机和退出
齐普拉斯的离职让党措手不及。由于会前辩论尚未开始，党内危机当时已被平息。阿赫齐俄核卢（Αχτσιόγλου）团队没有寻求会前辩论，而是要挟立即诉诸“从基层”选举新领导人的穿孔程序，以为这是他们可以操控的程序。卡塞拉基斯（Κασσελάκη）的意外出现导致该党的“两欧元党员基础”失控泛滥，计划被大逆转。
大多数“党员基础”对一个直到前一天还默默无闻的人的青睐，只能解释为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对议会制度的幻灭，以及他们对管理国家机器和执行备忘录的政客的厌恶。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要么拒绝投票，要么投票给极右翼政党，甚至投票给倾向于新民主党的“反叛者”。
面对卡塞拉基斯关于互联网向社会开放、向工人分配股份、社会和平与家庭团结、中小企业免税、创业精神等言论，传统领导集团除了褪色的昔日“左派”象征和任何（如果有的话）年轻激进的过去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可以提供。卡塞拉基斯的当选对他们来说是继5月选举失败后的第二次冲击。
他们的反应是痉挛式的，毫无协调性可言，只有愤怒的呐喊和毫无计划的行动。尽管“伞”和“6+6”包含了相当一部分核心干部，但干部的相继离去、“伞”和“6+6”能否在人民团结党（ΛΑΕ）[8]、欧洲现实不服从阵线（ΜΕΡΑ 25）[9]和备受争议的自由航行党（Πλεύση Ελευθερίας）之后提供另一个可行的改良主义组织，这一点非常值得怀疑。更何况他们还要为2015—2019年激进左翼联盟政府的备忘录政策负责。
十三、激进左翼联盟的前景
离任的“历史干部”构成了党的核心领导层，他们制定了改良主义政策，阐明了党的政治话语。将一个冒险家和他心甘情愿的臣子推上领导岗位，无论他在中期内会获得怎样的选举吸引力，都不会停止激进左翼联盟走向进一步政治堕落和彻底解体的质变。
资产阶级政治体制要想发挥作用，就需要一个可信的反对政府的一极，它欢迎民众阶层的愤怒，将其遏制在议会框架内并加以引导。从中期来看，资产阶级将权衡这一角色是由卡塞拉基斯领导层独立扮演，还是可能与泛希社运（PASOK）合流。然而，希腊国内和国际上的种种迹象都表明，政治中心正在削弱和崩溃。
在不久的将来，卡塞拉基斯对左翼符号的极端淡化将在民众中造成进一步的政治混乱和迷失，这将对工人运动和整个左翼产生负面影响。拜激进左翼联盟的政治解体所赐，激进左翼在下届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的任何微小成果都无法抵消这些负面影响。
无论卡塞拉基斯在未来在选举中获得多大的吸引力，他被选为领导人都将被载入史册，成为小资产阶级领导层改良主义堕落可能导致政治堕落的又一例证，而小资产阶级领导层的唯一真正视野和目标就是当选政府总理和管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十四、极右翼的涌现
在5月的议会选举中，共有十一个可称为极右翼（民族主义、仇外、仇视同性恋）的政党出现，共获得656408张选票和11.13%的得票率，其中没有金色黎明党（ΧΑ）的参与，也没有其替代者。事实上，这十一个极右翼政党都没有类似于金色黎明党的组织结构和激进基础，因此无法被认定为法西斯主义政党。在2019年大选中，极右翼政党（包括金色黎明党）共获得430620票，得票率为7.62%。
除了人们熟悉的非洛普洛斯（Βελόπουλου）的希腊解决方案党（Ελληνική Λύση）（4.45%，262507人）外，得到修道院神职人员和宗教组织支持的宗教蒙昧主义者政党胜利党（ΝΙΚΗ）（2.92%，172507人）也意外现身。该党成立于塞萨洛尼基的“马其顿角斗士”（μακεδονομάχων）集会期间，在集会上他们宣布反对《普雷斯帕协议》（Συμφωνίας των Πρεσπών）[10]。鉴于该党在选举前几乎没有采取任何公开行动，它的出现令人震惊。金融危机后，蒙昧主义宗教界的地下影响日益扩大。
金色黎明党的法西斯分子对极右翼政党在5月的选举结果感到沮丧，他们迅速组建了“合法”政党——斯巴达人党（Σπαρτιατών）作为替代党，在6月的选举中赢得了4.68%的得票率、243922张选票和十二名议员的傲人成绩（2019年，金色黎明党仅获得2.93%的得票率和165620张选票）。证据表明，法西斯组织的网络仍处于潜伏状态，支离破碎，没有办事处和公开行动。事实上，自2013年暗杀事件后，反法西斯运动发展壮大，但却退缩了，不再公开揭露法西斯组织的纳粹立场，其在街头的激进存在也大幅减少。11月1日在新伊拉克利翁（Νοεμβρίου）举办的纳粹庆典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反法西斯运动的行动。然而，除了对金色黎明党领导干部的审判和监禁，以及其组织危机后的分裂外，该网络的中下层干部并未受到任何大规模的攻击或压制，他们并没有停止以分散、孤立和零碎的行动（攻击移民、参与民族主义动员等）出现。相反，在极右翼势力崛起的大环境下，他们利用镇压机制的渠道依然完好无损，甚至可能有所加强。
同样，在6月他们收到了：希腊文。在6月的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虽然数量有所减少，但总共获得了13.93%的得票率和726315张选票。甚至比上个月的得票还要多，这显然是由于斯巴达人党的出现引起了选举的反弹。
10月的市政选举为卡西迪亚里斯（Κασιδιάρη）作为雅典市政候选人直接亮相提供了机会，他获得了8.33%的选票。在此前的2019年市政选举中，卡西迪亚里斯的雅典组合获得了10.54%的支持率。另一个迹象表明，纳粹极右翼在默默无闻中仍保留着影响力。资产阶级政党对法西斯议员实施的行政打击不仅没有奏效，反而强化了他们的“反体制”形象，为他们披上了激进分子的光环。与此同时，他们对国家镇压机制的渗透也是必然的，不需要做出任何努力来对付他们。
十五、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ΠΑΣΟΚ）复苏乏力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ΠΑΣΟΚ，以下简称泛希社运）[11]在5月的选举中获得11.46%的得票率和676078张选票，与2019年的大选（8.10%和457623张选票）相比有所回升，增加了218455张选票。而激进左翼联盟则相应损失达596727票，泛希社运收获了其中约40%的损失。6月，泛希社运的得票率几乎保持不变（11.84%），未能从激进左翼联盟的额外损失中获得任何好处。
2021年12月，安德卢拉基斯（Ανδρουλάκη）当选为该党领袖，这在最初造成了选举吸引力上升的假象。但该党长期以来的弱点很快使其沦为悲惨的“小反对党”。新领导层毫无特色、循规蹈矩的反对派言论与当前腐朽的泛希社运相对应，他们不过是独立后繁荣时期的泛希社运官僚的残余。即西米蒂斯（Σημίτη）和乔治·安德列阿·帕潘德里欧（ΓΑΠ）的“现代主义革新”瓦解党组织后，以及2010—2012年第一份备忘录在大选中失败后的残余。
去年，该党的反对派言论主要集中在窃听丑闻和“马克西穆”（Μαξίμου）利用“非法软件”“捕食者”监视安德鲁拉基斯上。这事件无论多么严重，其本身都不足以构成反对派的策略，更不用说激发和构成围绕泛希社运的群众在选举中重新聚集的主轴了。
在市政选举中，一些省存在着零星的旧泛希社运干部残余，他们仍然活跃在地方政府中，这使泛希社运有最基本的正式存在。泛希社运的老地方政府干部长期从事管理工作，拥有自主的个人客户关系和网络，在政治上已完全褪色。他们在选举中的下台以及他们个人在地方社区的成功与否，对泛希社运几乎不再有任何政治影响。
十六、希腊共产党的相对崛起
在5月的议会选举中，希共获得了7.23%的得票率和426687张选票，与2019年的5.3%和299621张选票相比有所增加。增加的127066张选票大约相当于激进左翼联盟相应损失的20%选票。然而，这足以在其党内官僚机构中造成过度的兴奋。
一个月后，在6月的选举中，希共获得7.69%的得票率和401224张选票。该党得票率的微弱增长显然是由于其弃权率低于其他政党。
希共在选举中的崛起在10月的市政和地区选举中也得到证实。在雅典市，索菲阿努（Σοφιανού）组合获得了12.88%的得票率和18002张选票，而在2019年，该组合获得了7.56%的得票率和15561张选票。在阿提卡大区，普罗图利（Πρωτούλη）组合获得了13.87%的得票率和173043张选票，而2019年它获得了8.28%的得票率和132066张选票。
希共领导层满足于这些微小的选举成果，拒绝或根本没有能力辨别和解读整个大局，无法解读选举结果的核心信息、弃权、弥漫在大多数工人阶级和民众阶层中的巨大失望、他们的政治迷失、极右翼的崛起以及这些所带来的危险。
希共认为市政选举历来是自己的特权领域。事实上，从历史上看，左翼市长通常都能更好地承担相关任务，并以满足公民的重要需求为导向。帕特拉斯（Πάτρας）的佩雷梯西斯（Πελετίδης）被奉为有党性、有能力、道德高尚的市长典范。
但“红色市长”不可避免要参与近几十年来财政规模不断扩大的市政当局的合同签订和采购程序。承包商和供应商的强大利益，正如已经无数次证明的那样，最终会将其方法和逻辑强加于人，而不管红、绿、蓝市长的个人品质和意图如何。
十七、希腊共产党的特点
希腊共产党一直是希腊最大的工人政党和工人阶级的主要政治代表。1968年，该党在改良主义左翼的政治霸权首次受到欧洲共产主义的希腊共产党（国内派）分裂的威胁。尽管他们在1974年被迫合并，但希共在政治上仍主要面向所谓的“革新”左派，它在期待未来与“革新”左派合作的同时，屈从于当时崛起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后者在一些问题上偶尔会偏向希共的左翼。希共和希共（国内派）在选举和组织上的竞争，并非没有内部的动荡和分裂，而是在共同的改良主义政治基础上进行的，这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左翼和进步联盟与希共连续参与两届政府。希共第二次历史性地入阁，也让工人阶级付出了第二次失败的代价：20世纪最后十年新自由主义的冲击。1991年的分裂是在新“革新”派在希共内部几近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发生的，它再次重组了两个对立的改良主义阵营：希腊共产党及“左翼和进步联盟”（Συνασπισμό）。
如果说第一轮两极分化持续了二十三年，那么第二轮两极分化则持续了二十六年，直到2015年，也就是激进左翼联盟向政治光谱中间派转移的庄严时刻。但他们的选举账目，至少在希共看来，又花了八年时间才算清。直到2023年的议会选举，尤其是“地方政府”选举，他们得票的百分比才几乎相等。希共在成为激进左翼联盟分裂出来的力量的左转和议会外左翼右转的选举特权接收者。
在国际上，希共与中国和越南、古巴和墨西哥等国的共产党进行了互动；还领导了一个“欧洲倡议”（Ευρωπαϊκής Πρωτοβουλίας）[12]，将从久加诺夫的红白党到微不足道的斯大林主义碎片“共产党”聚集在一起。乌克兰战争也导致政治上异质的“欧洲倡议”于2023年9月解散。
希共发现自己与“欧洲倡议”中将战争描述为帝国内部战争的那部分人一致。然而，希共的标准与其说是真正的反帝立场，不如说是反对侵犯“合法”边界，它的分析并没有超越“觊觎乌克兰经济资源”这样的话语。希共公然无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对乌克兰人的种族压迫，就像它无视希腊国家对少数民族马其顿族的压迫一样。与乌克兰的情况不同，在马其顿问题上，希共的社会沙文主义政策采纳了希腊帝国主义关于“不存在”马其顿人的核心政策，并站在“它的”资产阶级一边。在希腊与土耳其关系中，它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其逻辑杂技不愧其斯大林主义出身：希共告诉我们，希腊资产阶级的侵略性表现为“意图回归主权”，而土耳其资产阶级的侵略表现为要求希腊领土。他们不可避免的结论当然是捍卫希腊的专属经济区，以及民族主义地要求将领海延长至十二海里，以抵御希腊资产阶级……撤退的侵略意图。
在官僚政权垮台和随后的备忘录压力之后，希共的意识形态烙印发生了转变。希共改写了民族解放阵线（ΕΑΜ）抵抗运动的历史，首次将战略错误而非战术错误或个人错误归咎于其当时的领导层，但并未质疑其领导层始终坚持的核心政策人民阵线路线。
在试图解释官僚政权垮台的原因时，希共现在（与马列主义空间（Μ-Λ χώρο）[13]一起）将苏共二十大作为转折点，当时，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或许是因为斯大林缺席，“采取了一系列机会主义立场”，这些立场随着改革成为“叛徒反革命力量”。回归最沉闷的斯大林主义促使希共在那里寻找其理念工具。
因此，在其当代政治纲领中，为了在政治上为极端宗派主义和希共的左翼政治阵线辩护，恢复“第三时期”理论的做法就不足为奇了。无论哈里拉乌·弗洛拉基斯（Χαρίλαου Φλωράκη）反对派[14]怎样从右翼谴责这种明显的左倾转向，但希共的传统社会保守主义却与之如出一辙。在家庭法、LGBTQI+群体、毒品等问题上，希共与议会中最保守的声音一致。
但希共目前的政策是第三时期路线和人民阵线路线的混合体[15]：虽然它产生了与其最初的第三时期路线相同的宗派主义效果，但它并不像共产国际第三时期路线那样，在直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幻想中寻找自己的支点，而只是通过人民阵线式的联盟来争取成为议会多数，并通过这种联盟（党而非阶级）来实现“不打破玻璃的革命”。如果说在上个世纪，“第三时期”和“人民阵线”的连续路线给工人阶级带来了两场悲剧，那么希共在两者之间令人眼花缭乱的曲折则是一场闹剧。一方面，“第三时期”的希共可以提及“社会主义”的终极未来，但无论如何都不会违背其议会白痴主义：它突然公共电力公司（ΔΕΗ，Δημόσια Επιχείρηση Ηλεκτρισμού）是公有还是私有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不是一个当前的问题，而是要在无限期的未来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拉选票时，其人民阵线可以将其在资产阶级国家的这个或那个选举过程中的投票行为提升为“革命行为”，并将其纳入选票的天堂，从祖拉里斯（Ζουράρις）、卡内利（Κανέλλη）等民族主义者和一些大篷车组织，到扬尼斯·米利俄斯（Γιάννης Μηλιός）或康斯坦丁娜·库内伐（Κωνσταντίνα Κούνεβα）等左翼人士，以及在其尾部炼狱中的左翼聚合社（ΑΡΙΣ）[16]等组织！
希共不再提出战略性的选举方案，而仅仅提出一个“政府”方案。这清楚地表明，希共准备接管资产阶级国家的缰绳，以其许多“姊妹”党和自己在一些城市中治理地方的自然方式一样治理全国：恭敬地遵守资本主义秩序性和合法性的限制。用其政党成语来说，即“所有的锤子都在敲击让它选举上位的铁砧”，这是基于资产阶级最小阻力的逻辑。
所有这些矛盾的理念和政治臆想都掩盖和再现了希共的政治实践。然而，它的矛盾便是党内反对派的肥沃土壤，希共不仅不得不强化斯大林主义的传统官僚集权主义，还不得不通过将决策更多转向佩里苏（Περισσού）[17]的中央，以党员追随者一起建立组织来抵制党内不同的声音，但并非没有地方性分歧，不过主要是更右的主张。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做法相同，该组织还拥有一个网络巨魔团体（ομάδα διαδικτυακών τρολ）。
希共只在佩里苏大楼规划和重新设计它所影响的那些力量的运动，在所有群众场所遵循一个秘密的动员日历。它只在自己决定的地点、时间和内容（即使没有自己的成员）里号召联合行动，同时确保在自己的力量和其他左翼力量之间，无论是在街头还是在群众场所，都保持一个卫生区，以便在其群众阵线的转向中放松警惕。它促进工人斗争的程度和范围仅限于它认为这些斗争会引导群众“得出结论”，而这些结论只能在投票箱的屏幕后得出。虽然它认为其他政党正在“打破”“对亲民管理制度的可能性的幻想”，但希共本身似乎并非如此。神化“红色市长”的同时，面对后来投票反对其如此“亲民”的市长以及他们的任期在阶级意识中留下的零印记，却保持沉默。
大多数革命左翼都在在这个希共中寻找一支他们无法拥有的工会工人力量。至少，当他们以向希共成员伸出援手为名，对其领导层的长期摇摆不定保持一种绥靖态度时，他们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态度一方面可以解释为反资本主义左翼的政治起源来自斯大林主义，甚至来自希共本身，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释为希共领导层对其成员的有效包围和浸润。然而，在更大程度上，这种绥靖态度可解释为这类反资本主义左翼无视或曲解联合战线策略。
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希共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在改良主义的禁锢之下，蕴藏着巨大的工人潜力。因此，我们自下而上呼吁其战士联合起来为具体要求而斗争，同时在广大工人阶级尤其是其党员面前揭露希共的领导层及其政策。希共的领导层虽然不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但却不承认任何其他工人阶级力量，如果不是强烈感受到其党员的愤怒，更不会与其他工人组织谈判。对希共施加任何正面压力都必须以这种愤怒为前提。
在反资本主义左翼中占主导地位的绥靖策略，即对领导层的主要政策进行温和的、偶尔的批判，以便接触其成员，最终会使这种方法成为不可能，正是因为这样做忽略了使希共根深蒂固的因素。
在工会、群众空间、运动等场合向希共的普通成员发出斗争号召的同时，我们还需要系统地批判希共在日常斗争中的立场以及在资本主义、气候变化、民主要求（尤其是生育要求）、工人国际主义、国家、阶级意识等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立场。
十八、反资本主义左翼的现状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反资本主义左翼”一词不够准确，但它描述了一个真实的政治空间，这个空间出现在大多数具有西方政治传统的国家，尤其是在苏联和其他东方官僚政权垮台之后，并对21世纪上半叶的阶级斗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反资本主义重组计划的基础是这一空间的存在，其中实际上并存着两极：一极是革命马克思主义，另一极是中间派甚至改良主义左翼，他们与议会改良主义政党决裂，与资本主义国家机构保持距离，但他们与改良主义战略的决裂充其量仍然是局部的。当然，在这两极之间还有一系列中间状态。
近年来，这一领域的团结面临着似乎无法逾越的考验。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开始是一个机遇，但后来却发展成了全世界反资本主义左翼的危机，只有少数例外。国内的反资本主义左翼一般也未能逃脱这一规律，尽管情况有其特殊性。
国内反资本主义左翼的潜力依然存在，并在工人和社会斗争中发挥着作用，有时甚至是领导作用。左翼在工会中的整体影响力并未减弱，事实上，在一些部门中，左翼的影响力还在增长。运动的先锋队通过革命和反资本主义左翼组织接触到了反资本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言论。尽管在议会选举中受到挤压，但这股潮流的力量在市政和大区选举中也得到了体现，这是积极的一面。
另一方面则是双重因素：一方面，反资本主义左翼最重要的政治项目或阵线组织出现了政治和组织危机；另一方面，战略混乱日益加剧，导致革命派别与中间派或改良主义左翼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不利的变化。
在中央政治层面，独立的反资本主义左翼的危机主要集中在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ΑΝΤΑΡΣΥΑ，以下简称“反资左阵”）[18]的长期危机上。这场危机不仅仍在继续，而且已经真的到了瘫痪的地步，尽管同情它的战士并不总能看出来。2023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极大地团结了成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内部生活和运作的任何振兴。地方委员会又回到了以前无所作为的状态，尤其是在两次议会选举（译按：指2023年5月和6月的两次议会选举）之后。全国协调委员会（ΚΣΕ，译按：由二十一名成员组成的日常工作机构）的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没有讨论也没有对市政和大区选举的投票采取任何立场。政治协调机构（ΠΣΟ，译按：由一百多名成员组成的权力机构，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阵线的重要事务）甚至过了十个月都没有成立。反资左阵内最大的组织从未想过对反资左阵的架构进行投资，而是坚持自己的议程和组织常规。然而，主要问题是政治性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两个纲领（建立独立的反资本主义左翼的多数派纲领和整个议会外左翼更广泛地团结在“反资本主义与革命左翼联合运动倡议”（Πρωτοβουλία του Στούντιο）周围的少数派纲领）并不兼容。
在工会层面，尽管“介入”（Παρεμβάσεις）至少在形式上保持了团结，尽管其整体影响力有所扩大，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尤其是在公共部门的教师中。两极正在形成：一极是以新左翼潮流（ΝΑΡ）[19]为主要参照的派别，虽然不乏宗派主义倾向，同时也参与机会主义联盟，但总体上具有一贯的反资本主义特征；另一极是激进的改良主义派别，寻求更广泛的联盟。私营部门工会也出现了同样的分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导致失去对该部门重要工会的控制（如技术工人工会（ΣΜΤ））。大学是反资本主义左翼组织的传统人员来源，随着统一独立左翼运动（ΕΑΑΚ）[20]的实际解散，大学的情况更具特点：绝大多数学校的组织分裂，协调人分裂，许多组织退出，这些组织现在作为单独的反资本主义组织运作。
这种力量的分裂与反资左阵成立之前存在的反资本主义左翼的分裂状况有不同的特点。首先，因为它不仅表现为无法在中央层面共存于一个共同的项目中，而且也反映在基层，反映在工人阶级和青年组织的主要形式中。其次，它是战略分歧的结果，而这种分歧最近已具有实际性质，成为危机年代的直接困境（对左翼政府的立场、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态度、“大党”战略还是独立的反资本主义左翼战略、紧急和生产重建方案还是反资本主义过渡方案、对帝国主义冲突的立场等）。
霸权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固然在上述现象中起了一定作用，但归根结底，根本原因在于中间派/改良主义左翼与革命左翼之间的战略分歧加剧。尽管力量和社会影响力的分裂给人留下了令人沮丧的印象，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过去称之为反资本主义左翼的共同空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2007—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之后的特殊政治发展不允许这些派系长期共存。
根本问题在于，这种划分虽然反映了中间派/改良主义左翼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二分法，但并没有遵循战略划分，而是政治组织和政治派别的政治项目之分。因此，在纲领上属于或接近革命左翼的力量发现自己正以“团结”之名追随中间派/改良主义左翼。
与此同时，广泛性政党（即由改良主义领导和主导、中间派或革命力量参与或联合而成的党）的战略危机更加明显。激进左翼联盟（ΣΥΡΙΖΑ）正在不可控地崩溃，其分裂也在接二连三地发生。欧洲现实不服从阵线（ΜεΡΑ25）仍未进入议会，这一事实似乎不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欧洲大选中被推翻，很难想象没有体制基础的欧洲现实不服从阵线还能长期存在。人民团结党（ΛΑΕ）早已无法成为其所寻求的反备忘录力量的群众集结点，实际上已萎缩为左翼反资本主义组织（ΑΡΑΣ）[21]的学生与激进左翼联盟的左翼纲领派的部分旧官僚机构的联盟。欧洲现实不服从阵线和人民团结党之间的选举联盟并没有阻止各方的衰落。事实证明，两种不同风格的改良主义的结合是徒劳的：一方面是欧洲现实不服从阵线的左翼自由主义和松散的党章；另一方面，是人民团结党的斯大林主义爱国主义，它在工会里有更多的结构性存在，但也有更保守的社会形象。最后，索伊·康斯坦托普路（Ζωής Κωνσταντοπούλου）的自由航行党（Πλεύση Ελευθερίας）以其波拿巴主义的爱国主义形象和试图避开左/右翼区分的言论，至少在目前无法成为其他有组织的力量的集结点。
广泛的改良主义政党的危机可能会导向左转，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沿未能证实这一点。事实上，除了2015年部分激进左翼联盟青年分裂出来并左转是一种例外以外，激进左翼联盟的连续分裂，从最早先分裂出来的（左翼纲领派（Αριστερή Πλατφόρμα）、伐鲁法基斯（Βαρουφάκης）、康斯坦托普路（Κωνσταντοπούλου））到最近分裂出来的（“伞”（Ομπρέλα）、6+6），这些分裂都是在党和国家官僚机构中身居要职的官员的领导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不利于加强革命组织，甚至不利于加强我们所定义的更广泛的反资本主义左翼的大众化。一方面，大批对激进左翼联盟感到失望的选民倾向于将其分裂视为其官僚机构各派系之间的分裂，而这些派系与激进左翼联盟现任领导层一样要对“左翼”政府（实际上是激进左翼联盟与独立希腊人党（ΑΝΕΛ）之间的阶级合作政府）造成的失望负责。另一方面，在改良主义领导层的影响下脱离激进左翼联盟的基层激进分子在该党连续右转的压力下离开，这意味着与激进左翼联盟的决裂并不意味着与改良主义战略的决裂。
反资本主义甚至革命的派系愿意与脱离激进左翼联盟的改良主义官僚领导层会面，这加强了后者的地位，有利于诱使左翼分裂的基础或使其幻想破灭，这就导致了私有化或转向改良主义的希腊共产党一极，而希共似乎被排除在这场游戏之外（尽管它最近一直在欢迎来自激进左翼联盟旧官僚机构的人士，尽管只欢迎个人入党）。这种方式有助于改变力量平衡，使之有利于改良主义者，而不利于革命左翼。
在这种环境下，从革命左翼到被排除在议会之外的改良主义者，结成广泛性联盟的压力与日俱增。这一点在市政选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雅典、塞萨洛尼基和许多其他小城镇（如帕拉斯开菲斯（Παρασκευής）、阿玛卢西乌（Αμαρουσίου）、比卢纳（Βύρωνα）、佩里斯泰里乌（Περιστερίου）、塞萨洛尼基的奈阿波利斯-西开翁（Νεάπολης-Συκεών）等）都结成了广泛的议会外组织竞选名单。这些联合参选名单包括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ΑΝΤΑΡΣΥΑ）、支持“反资本主义与革命左翼联合运动倡议”（Πρωτοβουλία του Στούντιο）[22]的团体（对抗—争取一个新共产主义左翼组织（Αναμέτρηση）、K计划（Κ-Σχέδιο）、国际主义工人左翼（ΔΕΑ）等），以及欧洲现实不服从阵线（ΜεΡΑ25）和人民团结党（ΛΑΕ）（直接参与这些名单（如在塞萨洛尼基），或间接支持这些名单（在雅典），这被公众视为“膏药”。特别是在雅典和塞萨洛尼基等重要的中心城市，更广泛的性竞选名单的形成促使反资左阵全国代表大会中的多数派力量（新左翼潮流（ΝΑΡ）、希腊革命共产主义运动（ΕΚΚΕ））[23]向少数派（社会主义工人党（ΣΕΚ））[24]立场倾斜，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是反资左阵内唯一没有参与这些竞选名单的组织。更广泛的竞选名单的得票结果虽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然也是在最重要的情况下，这些结果低于反资本主义左翼独立候选人（围绕反资左阵）和议会外改良主义独立候选人（人民团结党和欧洲现实不服从阵线，得到大多数中间派的支持）在同一城市的大区选举中的得票总和。与此同时，由于公众对第二轮选举的立场存在分歧，市政选举伙伴关系的团结前景在选举后的第二天就遭到了破坏：一方面，反资左阵（包括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的大多数人要求在雅典和塞萨洛尼基两市投弃权票或拒绝投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人党公开支持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ΠΑΣΟΚ）的“反右翼候选人”（分别是官方候选人和非官方提名的候选人），其他各种力量则处于两者之间。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这一选不仅是一个重大政治错误，还严重影响到反资左阵内部的所有和解尝试，在塞萨利大区，库雷塔（Koureta）在第二轮选举中成为候选人，在佛洛（Βόλο），帕帕佩特卢（Papapetrou）（已在第一轮中成为候选人）也是如此。
当然，革命左翼的影响力受限还有其他原因：霸权主义、例行公事、纲领的不足和混乱、宗派主义在与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先锋队建立联系时犹豫不决。但是，大部分左翼无法在纲领和政治上保持独立于改良主义的态度，这不是一个细节，而是一个主要因素。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改良主义政党的分裂漠不关心。远非如此。为了吸引那些抛弃了革命左翼政党的战士加入革命左翼，必须从左侧击败领导这些党的改良主义领导层。这同样适用于希腊共产党的领导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希共将成为工人运动中左翼激进化的主要障碍。这一事实既不意味着无视改良主义政党在斗争中的作用，也不意味着否认在联合战线逻辑下采取联合行动的策略方法。然而，这确实意味着目标必须明确：改良主义官僚领导层不会被改造，而需要在群众面前被击败。在新的稳定代表——就像那些将2010—2012年运动转向议会等待并导致运动失败的代表一样——形成之前，迫切需要与激进左翼联盟的左翼改良主义领导层进行公开的政治和纲领性对抗，。
然而，如果说反资本主义左翼的危机表达了当前阵线组织内部的战略分化，这并不意味着近年来或多或少选择单独运作的组织避免了危机。一方面，尽管这种单独运作的策略在某些时期似乎奏效，但它们中的大多数目前正经历着实力大幅下降、孤立无援以及在它们通常创造的有限环境中难以配备相应战士的困境。另一方面，它们也无法幸免于阵线编队带来的困境：工人革命党（ΕΕΚ）[25]或红托邦社（Κόκκινο Νήμα，Red Topia）[26]等组织与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在纲领上很亲近，它们虽然没有参加反资左阵，却在市政选举（雅典市政府和其他地方）中参加了非常广泛的议会外组织联盟，这就是它们的特点。
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团体自身也处于危机之中。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具有抵制分裂的意识，但如今却呈现出支离破碎的景象，无法再现其传统做法（包括某种对抗主义，以及对抗米佐塔基斯政府的镇压政策对占领活动的极大限制），而且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也转向了保守的战略立场（爱国反帝国主义、新斯大林主义）。在国家特定的政治传统中，自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比与革命左翼的关系更密切，但它却陷入了一场危机，危机的核心是对Covid-19流行病和疫苗的立场，这一领域的大部分人都采取了令人费解的反社会立场。[27]在这种情况下，转向无政府主义或自治主义——对于因不断向改良主义倒退而感到沮丧的革命左翼部分人来说，这似乎是一条合乎道德的出路——是一条死路。
第二章原文链接：
第三章 我们的运动和任务
工会运动的发展（+++）
工会的特点
资本主义普遍结构性危机的反复加剧与气候和能源危机交织在一起，并延伸到供应链。资本试图通过在多个层面（从民族国家和跨国垄断企业到跨国政治经济组织）对全球经济杠杆进行排序和重新安排来应对危机。在由此引发的政治动荡中，全球政治体系往往会以各地政府的镇压或战争来取代资产阶级霸权所失去的东西。
几十年来，资本一直在重组世界工人阶级，将传统的第二产业“生产性”工人阶级从西方老牌大都市转移到亚洲的全球实验室，进一步使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化，并为新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经济部门创造工人阶级，这些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产生了新的矛盾。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在不断壮大，但不再像过去那样集中在资本主义大都市的大型工厂。
阶级力量的相互作用使工人阶级处于防御地位，没有了曾经拥有的强大工会。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加给阶级的传统的地域、部门、职业、年龄和性别之外，还增加了新的种族和宗教划分，以及作为划分、从属和相对减少可变资本的多重工具的灵活劳动。然而，正在出现的新的，往往是前所未有的工会组织形式，甚至暴露了落后的工人意识的幻想，表明阶级越来越无法容忍市场的冲击和对有效组织形式的探索。
在希腊，同样的探索从初级的自发组织（这些组织要么消失，要么淹没在占主导地位的工会模式中）转向自上而下的、政治上无路可走的基层工会协调会，议会外左派根据过去的选举印记控制这些工会的理事会。
即使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最开明的“民主”大都市，也存在普遍禁止工人要求的趋势，在希腊版本中，这种趋势涉及一系列立法削减和司法实践，一方面禁止罢工，另一方面将工会国家化，只给工会留下一个公司化的出口。因此，单靠改良主义政党或工会无法抵挡这种趋势。
今后，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反抗要么为工会官僚机构的存在辩护，要么就是非法的。反资本主义左翼有责任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为无“工会掩护”的非法罢工做好准备。无产者客观上有义务回顾历史，正是非法罢工带来了合法工会。
随着资本不断贬低劳动力的价值，工会官僚机构失去了调解作用，并在某种程度上融入国家。工会不再是联合工人阶级的次要机构。因此，工会处于崩溃的边缘。了解官僚机构的作用以及反资本主义工会主义的可能性，对于希望为组织工人抵抗运动做出贡献的左翼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工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简单形式”，它以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为基础，将工人“不是作为生产者而是作为商品—劳动的销售者”联合起来。这样，即通过“在资本主义制度、经济个人主义制度所强加的形式基础上”团结阶级，工联主义同时也根据这些形式分裂阶级。
工会官僚机构是工联主义的一个构成要素，既要向其基层员工负责，从资本那里获取让步，又要向老板负责，约束劳工。它总是介于锤子和号角中间，一方面，它需要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特权，另一方面，随着谈判能力的下降，它正在失去工人阶级基础的合法性。
工会官僚机构在拥护国家和欧盟资助的项目中找到了出路，同时也利用这些项目代表企业来诱惑“受益者”群体。在尊重资本每次设定的限制同时，它也会在资本留下任何最起码的、真正的或虚假的选择时，迅速重申自己的调解作用，并宣布（即使是在口头上）经济或制度中的新自由主义“改进版”。
然而，将工会官僚机构视为“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或“资本化”的庸俗观念忽视了工会固有的官僚主义特征，并将我们时代的客观特征——工会国家化趋势——贬低为官僚主义者的政治或道德恶习，将其与工会的特征相提并论，通过撤回对阶级革命性的信心来玩弄“赤色工会”的想法。
现在唯一可能的工会就是官僚主义工会，但这一事实既不能成为追随工会官僚机构的借口，也不能成为像泛工人战斗阵线（ΠΑΜΕ）[28]那样合法反对工会官僚机构的借口，更不能成为退出工会的借口。如果说当前的资本主义秩序使得优秀的老式改良主义工会无法存在，那么目前仍有一种理论上的选择：革命工会——革命的阶级运动机关。在当前这样一个非革命的时代，这种观点是反资本主义左翼必须具体面对的辩证矛盾。
必须说服反资本主义左翼在工会内部采取行动，根据工人的真正要求促进工人的自我组织，并在真正的阶级运动中拜师学艺，以便不断胁迫和揭露工会的官僚领导层。我们必须让无产阶级先锋队相信，脱离工会官僚机构首先意味着反资本主义工会活动者的位置不是在管理层闭门造车的官僚那里，而是在能够且必须控制罢工的公开的罢工委员会那里。
工会本身独立于国家和工会内部的工人民主——从根本上说这与工会的现状不相容——是无产阶级可以寄望于反资本主义工会和体现反资本主义过渡纲领的工会的必要框架。
学生运动的前景 (+++)
女性主义运动（妇女团体） (+++)
按：此一部分由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妇女团体提交，本来单独成篇，为便于阅读，在此列入总决议中。
2022年9月，女性主义运动的目光转向伊朗，吉娜·玛莎·阿米尼在德黑兰被道德警察杀害，引发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反抗运动，历时数月才平息。动员活动遍及一百五十多个城市，其中以阿米尼的家乡库尔德省规模最大，但也包括德黑兰及其周边地区，以及较贫穷的东南部省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触及到大中小学的大部分年轻人，石油和金属行业的工人也参加了动员活动。
在“妇女、生命、自由”的口号下，运动表达了对必须推翻的凶残的不自由政权的愤怒，并认识到如果妇女不自由，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自由。镇压造成包括儿童在内数百人死亡，成千上万人被捕，但这些都无法平息愤怒的浪潮，这些愤怒的浪潮将反对政权的不同声音凝聚在一起。这场运动打破了人们的恐惧，但也因其自身的不足而成为牺牲品，即缺乏政治组织为其指明方向并保持连续性。阿米尼遇害一年后，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对不遵守着装规定者的惩罚方式进行了简单的标准化。
同年，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大都市美国，妇女的生育权利遭受了沉重打击，许多州规定堕胎完全非法或受到严格限制。这一改革直接挑战了妇女控制自己身体和生命的权利。这也是对那些无力前往其他州接受所需治疗的妇女的阶级攻击。这些妇女将越来越多地转向危险的终止妊娠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可能会对她们造成致命伤害。同时，当妊娠出现危险并发症时，医生也不愿及时介入，因为许多州的法律规定，只有当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能治疗。
这一变化是通过改变美国最高法院的力量平衡而强加于人的，目前最高法院的力量关系有利于最保守的声音，与美国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意愿相背，再次揭示了美国政治制度的不民主本质。该问题已经上升为一个核心政治问题，并对民主党造成压力，因为民主党长期以来在口头上捍卫妇女掌握自己身体的权利，但在实践中却采取了温和立场。
在希腊，最近堕胎权问题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人口问题被披上了民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外衣，用来把妇女当成“生育希腊人”的生育机器，以便从“难民/入侵者”手中拯救民族。教会和宗教会议在反对堕胎的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于2022年发布了一份特别通谕，以传播蒙昧主义。但国家官方也在利用这一形势，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人口问题。新民主党政府在其第二个任期内成立了“社会团结与家庭部”，宣称其目的是支持家庭以应对人口问题。新民主党政府将一些部门，如前就业和职业培训组织（ΟΑΕΔ）、前性别平等总秘书处（ΓΓΙΦ），以及所有负责社会福利和津贴（如身障者津贴、终身学习津贴等）的部门和组织都移交给了该部。这强化了家庭制度作为每个人生存的唯一途径，而在家庭内部，父权制对妇女的束缚也得到以加强。
全世界的妇女都没有理由感到放心。说人类正在独自迈向进步，总有一天会永远摆脱性别歧视和父权偏见，这种说法并不真实。历史上妇女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通过群众斗争取得的。
诚然，当今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试图将女性主义的主张纳入彀中。许多执政党，甚至是右翼政党，都支持妇女和LGBTQI+的民主权利，并采用“政治正确”的言论。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放弃争取女性主义要求的理由，因为这个问题或多或少已经解决了。以上这些人的右翼主义要么很肤浅，没有触及压迫的核心，要么是些很容易被更保守、更专制的资产阶级治理所推翻的半措施。我们的女性主义是自下而上的，应独立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参谋。
此外，上述平等宣言也被用来洗白不人道的政策和决定。西方政府支持战争的宣传中包含这样一种说法，即与其他轴心（如俄罗斯、伊朗）的冲突是为了自由和平等之名。但为地缘政治冲突的后果流血的是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此外，西方对难民发动的战争常用的借口是所谓的亚非国家难民所携带的文化中妇女地位很低。这种宣传被用来把难民囚禁在远离当地居民的封闭中心，镇压他们，为法西斯主义分子攻击他们，甚至为种族主义法律而辩护。例如，法国政府又推出了一项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措施，并在9月禁止女孩在公立教育机构中穿着阿姆巴吉亚（αμπάγια，一种不露出手臂、腿部和头部的条纹连衣裙）。我们捍卫的女性主义不会成为反对其他民族的武器。
我们所捍卫的工人阶级的反资本主义女性运动，就是呼吁全世界妇女团结起来，独立于帝国主义和任何阵营的政府之外以进行斗争。制度处于危机之中，正在攻击妇女并试图掌控妇女的身体。因此，这为妇女成为抵抗运动的中心并引发更广泛的社会抵抗创造了条件。我们正在建设的革命组织和党必须认识到妇女运动的这一前景，即妇女运动是阶级运动的战斗性一翼。
希腊的女性主义运动
在希腊，谴责犯罪（杀害妇女、强奸、贩卖人口）的女性主义运动持续高涨。在这种压力下，媒体不再频繁报道激情犯罪和家庭悲剧，我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把受害者当作目标。这场运动正从其应有的层面，即揭示犯罪动机的角度来强调这些罪行。因此，妇女现在感到更有力量站出来说出她们的遭遇。
最近，该运动站在了伊柳波利（Ηλιούπολη）一名十九岁女子的一边（这名女子是一名虐待和剥削她的警官的受害者），并在政治和司法层面取得了重大胜利。关于科洛诺斯（Κολωνό）十二岁女孩的案件的斗争仍在继续，为的是揭露剥削她的黑社会的全部内幕，使她和她的家人不至于在黑社会与腐败的警察和司法系统的摆布下得不到保护。
这些案件除了震惊社会和动员全世界团结一致之外，还表明了当权者的虚伪。政治体制的代表们每天都在电视频道上宣称他们对侵害妇女儿童的滔天罪行深恶痛绝，但整个权力体系却像一台经过精心调试的机器，掩盖和开脱黑社会、地方政客和经济富裕者、警察和准军事人员的罪责。
黑俄尔檄亚·姆比卡（Γεωργία Μπίκα）未能讨回公道，因为她是被一群富家子弟强奸的。利核纳迪斯（Λιγνάδης）虽然被判有罪，却被释放出狱。折磨和杀害札克·科斯托普洛斯（Ζακ Κωστόπουλου）的凶手仍然逍遥法外。这些仍然是公开的斗争。它们强调了运动独立的必要性，这些运动将与剥削、强奸、杀戮、商品化的整个结构作斗争，并作为阶级运动的一个激进组成部分，推翻这一野蛮的现实。
女性主义罢工
近年来，女性主义罢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23年3月8日从一个针对妇女问题的停工日变成了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人参加的大罢工日。人们对坦佩（Τεμπών）事件感到愤怒，并提出了女性主义要求。
这种努力必须继续下去。3月8日应该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动员日，让他们认识到“只要妇女还遭受压迫，就没有人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工会内部开展持续的工作，设立委员会来处理妇女的具体问题，同时也要解决妇女参与工会活动较少的问题。
根据希腊统计局（ΕΛΣΤΑΤ，Ελληνική Στατιστική Αρχή）的数据，2022年女性失业率比男性失业率高74%。妇女在工作场所面临许多障碍。与男性相比，她们的工作质量水平不被雇主所信任，而且很可能遭遇性骚扰。在希腊和欧盟，薪酬差距也是一个现实。在面试中，她们会被问及是否打算组建家庭，产假等权利也会被侵犯。资本主义性别分工的一般规则在今天仍然有效，男性占据生产岗位，而女性占据社会再生产岗位的大多数。此外，跨性别女性还面临着工作权被剥夺的问题。
与此同时，妇女承担了大部分无偿工作（照顾孩子、老人和家庭）。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因试图将医疗教育系统私有化、福利国家结构的恶化而变得更加严重。这就给那些几乎没有空闲时间的职业妇女和母亲造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局面。这个问题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因为对于收入最低的妇女、移民妇女等来说，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因此，女性主义运动丝毫没有对福利国家、私有化、福利等问题持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问题显然与整个工人运动有关，但对妇女的影响却格外重。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正在为扩大福利国家而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斗争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照顾工作社会化的结构。
在国家医疗服务体系（ΕΣΥ）的废墟上，医院人手不足，初级医疗服务形同虚设，工作人员疲惫不堪，消耗品短缺，建筑物破旧不堪等等。必须停止这些计划。不应关闭国内的任何一家医院；相反，应通过公共投资、长期招聘和开设新机构来支持和扩大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此外，医疗系统必须能够为每一位选择或需要堕胎的妇女提供免费、安全的堕胎服务，提供免费、便捷的妇科检查。卫生系统应能够为全国各地的人们提供性别转换（Φυλομετάβαση）手术。当然，它还应有预防和治疗性传播疾病的机构。
公立学校教育受到破坏，意味着需要照顾孩子的母亲的负担加重。学校人手不足，每班儿童人数过多，学年开始时出现空档，全日制学校无法运作，学区总是面临合并和关闭的威胁。托儿所的名额稀缺，家庭要么求助于私立托儿所，要么求助于祖父母，要么父母中的一方不得不放弃工作——而几乎总是妇女来放弃工作。对于残疾儿童来说，情况绝对是悲惨的，国家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听天由命。
为处于危险中的妇女提供支持。家庭暴力和杀害妇女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现象。当局假装呼吁妇女站出来说话，但当她们站出来时，当局却不能或不愿保护她们，萨拉米纳（Σαλαμίνα） 一名四十三岁的妇女被杀的案子就表明了这一点。这场运动必须要求对全国各大城市的妇女儿童庇护所进行慷慨的公共投资。这些机构可以提供保护、匿名、食物、心理支持、法律援助和医疗服务。这些机构的不足是可耻的。3月8日大会在2022年的一次具体运动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并指出《伊斯坦布尔公约》的解释性报告（Στην Ερμηνευτική Έκθεση της Σύμβασης της Κωνσταντινούπολης）特别建议在每个地区为妇女提供专门的安全住所，每一万名居民即应有一个安全住所，因此我国应有一千多个安全住所。然而，现有的十九个机构仅能为妇女及其未成年子女提供四百个个人（而非家庭）安全住宿名额（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第二次年度报告），还完全掩盖了这些收容所不接收十二岁以上男孩的事实。
基于以上所述，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妇女团体以其所有力量参与女性主义运动，目的是：
●妇女自发组织起来反对父权制暴力，采取行动打破恐惧，建立团结，取得物质上的胜利，提高自信心，以建立没有剥削、压迫、占有欲和强加于妇女行为的双重界限的人际关系。
●支持“女性主义大罢工”，建立女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通过介入工人运动，使其接受劳动妇女的要求，从而推进这项工作。
●强调妇女受压迫和父权制权力关系对资本主义残暴制度稳定性的重要性，使女性主义运动成为点燃更广泛的社会反抗的火花，并在核心政治舞台上打开裂痕。
●女性主义运动与LGBTQI+运动以及所有被压迫者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和改良主义所助长的分裂和敌视。
●在推翻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统治的战略斗争背景下，为制定过渡性要求的纲领做出贡献。
此节原文链接：
LGBTQ+ (+++)
按：此部分本来单独成篇，由克里斯托斯·安德里科普洛斯（Χρήστος Ανδρικόπουλος）提交大会审议。为便于阅读，在此列入总决议草案中。
关于同性伴侣的婚姻和生育
一、我们支持LGBTQI+群体在婚姻和生育方面的平等权利，并支持其所主张的所有权利，因为这样能改善最贫困者的生活条件，这些人无法获得与最特权群体相同的机会。这样做削弱了陈规和歧视，并为暴力和欺凌受害者提供支持。与此同时，它形成了对被压迫者更加民主的看法，以及对不同性取向、性别认同以及不同类型的社会、伴侣和爱情关系的共同尊重，超越了资本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和异性恋标准。
更具体地说，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在被压迫者的意识中，那种以为家庭制度是免受这一制度残酷压迫的“避难所”的神话被削弱了。父权制家庭作为一种制度，由于家务劳动的奴役和对男性的依赖，父母对儿童的控制和资本主义异化，使妇女长期受到压迫。毕竟，家庭是一种社会机构，而不是自然机构。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多种多样的家庭，其中核心家庭是一定的历史社会发展的产物。时至今日，不同模式的家庭关系仍然共存。
二、政府提出了将公证结婚扩大到同性伴侣的立法，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内部的严重危机。新民主党决定不为通过法案而实施党纪，因为它看中的是社会保守派、恐同派、宗教右翼和极右翼的受众，并试图安抚他们；另一方面，它也在玩弄中左翼反对派的议程，通过斡旋从反对派那里获得共识。
政府内部危机的特点是资产阶级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路线。一种是“保守主义”思潮，另一种是“现代主义”思潮。资产阶级的“落伍”思潮具有一种关于资本主义财产和统治永恒存在的父权观念。它还包括在国际上崛起的极右翼势力空间，构成了一股新兴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潮流，质疑女性主义和LGBTQI+运动的权利和斗争。另一方面，“现代主义”思潮主张扩大管理者特权，同时也捍卫了机会平等与追求卓越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诋毁激进地利用社区权利来实现底层人民的共同平等的主张。我们决不能忘记，尽管资本主义在被压迫者的斗争中做出了众多让步，但它并没有改变其推行社会野蛮主义和保守主义以使压迫永恒化的事实。
三、教会在这一问题上的预期立场是反动的：它将同性伴侣的婚姻和生育子女联系起来，视为不符合基于自然和神意的现有母亲和父亲的性别角色的行为。它希望通过全民公决的提议来分化一些人，并强化反动的蒙昧主义观点。教会有权对国家的立法选择施压，表明希腊尚未完成必要的政教分离，同时也表明教会与在各种社会问题上受宗教、反科学和蒙昧主义观点影响的部分民众之间的社会和物质联系。神职人员中的权势阶层青睐右翼和极右翼政党选举客户网络也说明了其影响力。
四、希腊共产党反对同性伴侣结婚和生育，因为它认为母性和父性是客观条件，允许同性伴侣结婚和生育就是在否定这种客观条件。凭借这种仇视同性恋的态度，希共将资本主义的道德主义、父权制和保守的顺从观念永久化为工人伦理的典范。它维护母性的“神圣性”，同时作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建构神话，它确保女性的双重压迫。希共代表了改良主义中保守工人主义的潮流。其立场不仅与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的保守观念产生共鸣，而且也与工人阶级内部官僚机构在社会构成层面的内部构成方式产生共鸣。它将工人阶级自下而上地分割开来，成为他们争取扩大权利和社会解放动力的障碍。与此同时，希腊共产党的立场也植根于宗法家庭在斯大林主义政权和人民阵线政治中维持现状和官僚主义的作用。
五、显然，这项改革并不能解决LGBTQI+群体当今面临的所有问题。我们主张扩大普遍服务范围，但也要在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公共教育和住房、稳定就业关系和社会保障等领域向LGBTQI+群体人士提供特殊政策，这些都是近年来资产阶级政府反对的领域。特别是对于国民医疗服务体系（ΕΣΥ）来说，它必须涵盖变性人的公共免费治疗和护理。这一扩展有助于确保以社会公平的方式满足LGBTQI+人士的需求和愿望，并打破他们在工作场所、医疗、教育和公共机构中受到的社会和制度歧视与排斥。同时，与婚姻和生育平等相关的权利必须扩展到同居关系以及跨性别父母身份。最后，今天的辩论应与儿童保育非机构化政策（译按：指去商业化）以及在工人监督下建立临时住宿结构的政策联系起来。
阶级—性别—种族—性关系
六、今天所赢得的权利可以为下层人民创造条件，使他们认识到他们的获得并没有结束对他们的压迫，他们必须推翻当下制度。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和政治先锋队需要制定针对资本主义本身的过渡性解放方法和要求，因为资本主义本本质上使性别歧视、恐同、恐跨、社会异化和孤立、人类生命贬值、父权制和异性恋规范永久化。
当下的要求应与推翻资本主义的战略和革命过渡纲领联系起来，通过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和团结，不分性别、种族、国籍、宗教和性取向，以建立一个平等合作的生产者的自由和无阶级社会。当今的阶级斗争和性别斗争提出的升级要求是，在工人和社会的监督下，扩大和建立新的社会再生产公共结构。工人阶级通常必须对其劳动生产的任何产品和服务寻求工人和社会监督。
社会再生产结构对资本主义核心家庭的作用及其正式惯例（如婚姻）提出了挑战，因为它们取代了其基本功能（如儿童教育、营养等）。当今的家庭制度正处于危机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一种使资本主义异化永久化的制度，因为在其成员内部，经济、社会和情感依赖关系在性别和社会等级及角色层面上得以复制。然而，我们还无法预测在社会主义社会，平等、自我组织和自由的新型性爱关系和社会关系会是怎样的，但这些关系不会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束缚。然而，儿童将是社会的独立成员，并将在社会成员的集体关怀中成长。
这种结构的运作必须与政治非政府组织、中央集权管理或民主共同管理的模式相对立。 通过工人社会对这些结构的控制，下面的人应用另一个社会的权力、团结、民主模式，这将响应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愿望。 因此，他们指挥并收回他们所创造的财富。 他们通过挑战管理特权和官僚等级制度来重新分配平等、丰富多彩和扩大的需求和角色。 他们以相应的方式定义了这些结构的科学框架，反对规范和压迫性的方法，最糟糕的例子是转化疗法。
这种结构的运作必须与政治性非政府组织（NGO）、中央集权政府或民主联合政府的模式相反。通过工人和社会对这些机构的监督，自下而上的人们将实施另一个社会的权力、团结和民主模式，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和愿望。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引导并收回自己创造的财富。他们通过挑战管理特权和官僚等级制度，重新分配平等的、丰富多彩和日渐扩大的需求和角色。他们以相应的方式定义这些结构的科学框架，反对规范性和压迫性的方法——转换疗法就是最糟糕的例子。
七、如今，更加广泛、更加多姿多彩、更加种族多元化的工人阶级可以提出这些要求。但如今工人阶级更加支离破碎，阶级意识较低，集体斗争经验严重匮乏，其先锋队和有觉悟的部分能够更好地将工人的斗争与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的斗争联系起来。其中一次经验是将坦佩（Τέμπη）罪行（译按：指2023年2月28日发生在希腊坦佩的火车相撞事故，共导致四十三个死亡，此事是由于希腊的铁路私有化导致铁路服务质量下降）引发的阶级愤怒运动与3月8日罢工联系起来。斗争的统一是通过颠覆性力量的联合来实现的，工人阶级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利用社会运动的工具，与其他被压迫者平等合作，尊重他们在言论和实践领域的自主权，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环境斗争 (+++)
城市运动
二、除了佩帕马多斯（Περάματος）的工人运动或梅哈隆（Μεγάρων）居民反对炼油厂的运动等先驱运动，城市运动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于希腊，并在随后的二十年里变得更加普遍。它们已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某些情况下发挥了关键作用——2008年12月起义后占领露天或室内公共场所的运动就是一例，纳瓦里诺（Ναυαρίνου）公园的运动至今仍然活跃。今天，此类斗争的例子还有反对埃克萨尔海亚地铁站（σταθμό του μετρό στα Εξάρχεια）的斗争、保卫公园（特里特西（Τρίτση）、德拉科普洛斯（Δρακόπουλου）、普拉托诺斯学院（Ακαδημία Πλάτωνος）、斯特雷菲斯山（λόφος Στρέφη κ.ά）等）的斗争、反对修建拉菲娜河（ρέματος Ραφήνας）大坝的动员等。
尽管这些运动的最初核心往往来自前革命左翼或运动先锋，但到21世纪初，这些运动内部形成了改良主义和小资产阶级霸权，除了一些历史形成的运动外，独立的反资本主义左翼并没有系统地参与其中，也是形成此状况的原因之一。这也是反资本主义左翼未能普遍参与大多数所谓新社会运动（如环保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运动、LGBTQI+运动等）的表现。在随后几年里，这些运动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2010年大选到2019年大选，市政和大区议员选举的可能性增加了，这得益于行政改革为此创造的有利框架及法律框架的变化，尤其是反资本主义左翼与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ΑΝΤΑΡΣΥΑ）的联合，反过来又增加了反资本主义左翼在城市运动中的参与度，及其在城市空间、环境等问题上的专长和知识。
然而，与工会运动、学生运动或反战运动等其他运动不同的是，大多数反资本主义左翼都是在没有足够纲领性准备的情况下参与城市运动的。因此，事实上它借鉴了改良主义的元素，无论是在激进左翼联盟（ΣΥΡΙΖΑ）或绿色霸权[29]下制定的要求和方法方面，还是在地方行政机构的管理理念方面，都以希腊共产党的“红色市长”以及在他们之前的统一民主左翼党（ΕΔΑ）[30]的“红色市长”为参照点。
三、我们需要就什么是地方运动和地方选举的反资本主义过渡纲领（αντικαπιταλιστικό μεταβατικό πρόγραμμα）展开战略性辩论。当然，要从城市工人和被压迫阶层的直接和可以理解的要求开始。这些要求包括：保护公共和开放空间、市政服务和设施、控制地价和租金的措施、减少城市污染的措施、密集廉价或免费的公共交通、自行车道、残疾人无障碍设施、公共康复设施等。然而，过渡纲领必须将直接要求与革命地推翻现制度联系起来，因为当代资产阶级生活中的任何重大问题最终都无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家统治下得到解决。
四、参与城市运动的革命性最终可以回溯到两个基本概念：
首先，地方行政机构、市镇和大区既不能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工具，也不能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进行改革。作为地方行政组织的一种形式，其结构、职能和选举方式与中央政府的结构、职能和选举方式相对应，不应区别对待市镇和大区与总的资产阶级国家。革命左翼对机构的介入必须具有破坏性质，而不是怀抱红色管理的野心。革命左翼介入的战略目标既不能仅仅代表运动，更不能以共同管理的逻辑要求运动参与地方管理，而是要以运动的自我组织机构取代地方管理机构。
其次，城市工人阶级生活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地私有制。公共空间的缩小是私人垄断土地的结果。同时，私有财产制度使得住房问题无法解决，也是当前住房危机的根源。希腊资产阶级国家试图通过横向所有权制度（συστήματα της οριζόντιας ιδιοκτησίας）、租金制度和容忍任意建房等来解决内战期间和内战后希腊资本主义重组过程中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从而解除自己对工人住房和社会住房的义务。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拥有住房往往是唯一的选择，一些运动的重点就是捍卫住房所有权。但我们无条件捍卫的工人住房所有权不应与捍卫私有财产权混为一谈，也不意味着接受土地所有者的小资产阶级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为了推迟拆迁而防止拆迁，既不能最终挫败拆迁，也不能向国家提出受影响者的住房权要求。我们的愿景是，根据每个人的需求，在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中形成的新的住房模式，为所有人提供公共住房。
现代过渡纲领 (+++)：
第四章 本组织的政治计划
一、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重建与反击的关键，是拯救独立革命左翼的政治生存并加强其力量，以创建革命工人政党为目标。革命左翼的一极，在斗争中应具有联合战线的逻辑，但在政治上应独立于所有改良主义领导层，具有明确的范围、纲领性章程和过渡方案，是使战士脱离改良主义影响的必要条件，更是使新时期斗争中正在和将要出现的新的激进潜力政治化的必要条件。
二、在危机岁月里，及随后在激进左翼联盟（ΣΥΡΙΖΑ）方案占主导地位后运动的退却中，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努力保持反资本主义左翼独立于改良主义和国家机构的纲领的活力，以及革命共产主义政党和反资本主义阵线的必要性。在此逻辑下，它加入了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ΑΝΤΑΡΣΥΑ，以下简称反资左阵），并在此过程中投入精力，在反资左阵内部形成了一种革命派别，即“争取反资本主义和革命的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倡议”（ΠΑΑΕ，以下简称“反资本主义与革命倡议”），与此同时，它还试图在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内部和外部发展和壮大自己。遗憾的是，我们组织的主要政治介入工具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很快就不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发挥作用了。地方委员会很少开会，部门委员会除少数例外，几乎从未开展工作，联合出版社和联合办事处也从未开展工作，决策权转交给了中央机关，主要涉及反资左阵与其他组织的合作。与反资左阵一起，反资与革命倡议的功能逐渐消失，至少是在会议进程之外，这对我们试图联系运动的其他部分造成了打击。尽管未能付诸实施，但反资与革命倡议仍讨论了一项过渡纲领，我们仍然认为该纲领勾勒出了克服反资本主义左翼危机的必要政治步骤：
“我们需要一个由反资本主义和革命的组织和独立战士组成的阵线，在行动上与阶级的所有斗争部门联合起来，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于改良主义。”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在新的、更健康的基础上团结革命和反资本主义左翼力量，这些力量目前分散在催眠的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及其他地方。”
今天，这一纲领需要发展。鉴于其不断扩大的政治分歧，以及大型组织的运作方式，从废墟中重振反资左阵并不是一个现实的期望，而没有反资左阵地方组织的运作，反资与革命倡议也无法系统运作。运动的大幅崛起可能会为反资本主义左翼注入新的活力，但我们需要制定一项行动计划，而不仅仅是基于这种期望。
三、我们的政治计划无法避免我们过去称之为反资本主义左翼空间内的分裂过程。在议会内外，在政治、纲领和组织独立于改良主义的基础上，保持或吸引尽可能多的革命或反资本主义力量进入联合组建项目的轨道，这场战斗至关重要。这是我们计划的第一根支柱，即从反资左阵内部开始，凝聚左翼力量。在当前情况下，这就需要反击左翼在其“凝聚”项目中偶尔出现的倒退，就像最近在一些城市中与改良主义势力合作那样，而与此同时，这些势力却经常在街头采取孤立主义的顽固立场。
鉴于反资左阵组织本身的瘫痪，这场战斗很可能主要以地区为基础，通过工会、学校和社区中的反资本主义组织来进行，这些组织的运作主要参照反资左阵的力量，而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一直致力于成为这些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上届大会决定将我们日常活动的重心转移到这些组织中，如今这一决定更加可行。
即使这看起来像一场防御战，但重要的是，那些试图“超越”反资左阵以实现与改良主义派别统一的广泛计划的势力不能以反资左阵的名义这样做，也就是说，他们不能赢得战线的大多数。我们正在工会、学校和社区的反资本主义组织中进行同样的斗争，这些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实际上比反资左阵本身还要大。无论这个空间还剩什么，只要致力于独立于改良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极点的原始计划，都将成为未来独立革命左翼力量的基本初始核心。
然而，反资左阵存在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一个反资本主义组织的阵线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的阵营，其纲领的统一性要高于反资左阵所能达到的水平。我们计划的第二根支柱就是建立这样的一翼，它在组织和纲领上要比任何反资本主义阵线都更加稳定，这样它才能在反资本主义阵线内部甚至独立于该阵线开展活动。这一策略与我们参与反资左阵的活动并不矛盾。它们是两项并行的努力，最好能在某个地方相遇：第一项努力是基于这一时期任务的政治统一，第二项努力是基于更深层次的纲领和理念统一。
这一号召是在原则上真诚地、始终如一地向各托派组织发出的，无论会遭到何种拒绝，因为它是基于客观的需要，而非个人的主观意愿。在第二个层面上，这一纲领性的讨论可以扩展到反资左阵左翼的力量，虽然与他们没有共同的理念渊源，但在这一时期的任务上却有着普遍的政治共识。
当然，在这一国际主义领域也存在着重要的政治分歧。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对联合战线策略的理解、工会运动中的行动以及对改良主义的态度，这些问题都将成为各种合作的障碍。在策略层面上，可能的融合将更加困难。其中一些组织习惯于自主运作，旨在保持非常特殊的传统。另一些则习惯于在广泛性左翼政党内部运作，目的是影响改良主义者。然而，可以理解的是，政治上的趋同无论看起来多么困难，对于加强国际主义革命潮流都非常重要。
这项工作应包括就具体问题开展辩论、举办公开活动、在杂志和报纸上开展对话、联合介入、共同参与运动结构等。重要的是要让各组织的成员以及可能认为这一观点有吸引力的未参与组织的潜在成员参与进来，而不是把主动权留给领导人会议的讨论。
当然，这一进程的目标还应该是在纲领、政治和组织上独立于改良主义的基础上，为革命左翼的统一联盟这一政治项目提出建议。我们邀请这些力量参与这一计划。他们的加入将带来双重益处：一方面，这将加强我们以反次左阵模式为基础而寻求建立的独立革命阵营；另一方面，这将加强阵营中的国际主义倾向。
五、我们申明，这一双重进程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工人政党。如果我们不想避免小组织滑稽地自我宣布成为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或草率地结成没有统一纲领的群众性团体，那么就不能简单地宣布建立这样一个党。一个有阶级意识、与群众有联系的先锋队要想赢得群众的政治认可并与他们融合，就需要具体的条款和条件。然而，建立这样一个党的必要性需要立即得到具体阐述，而建立这样的党的进程也不应被搁置到遥远的救世主般的未来。
在这一政治项目中，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试图团结年轻的战士以及组织或当前的老同志，他们曾因各种原因走上不同的道路，但如今我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已经消除或显著减少。这样的和解进程最近已经开始，而且需要变得更加系统化。
六、当然，这样一个革命党的材料最终将来自运动中涌现出的战士。这样一个党的潜力的发展要通过运动的发展来实现，而运动的发展并不局限于我们自己的政治或理念空间。我们根据联合战线的逻辑开展工作，即运动的所有斗争部分共同行动，共享每场斗争的基本目标。与此同时，工人和社会运动各部门的具体任务往往需要多方力量、灵活和异质的联盟，这些联盟往往是与我们的政治项目所针对的组织不同的有组织力量。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经验（妇女问题、反法西斯、反种族主义运动、城市运动等），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这样的经验。
七、尽管力量较小，但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不仅在许多运动中发挥了作用，拥有联合战线和自我组织斗争的逻辑，而且还促进了独立的反资本主义左翼项目，加强其中的国际主义和革命立场，使之转向该部门以前往往低估的运动（女性主义、LGBTQI+、生态、反种族主义、反法西斯），促进工人民主。加强本组织对于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政治项目的成功也很重要。
组织工作是培训和培养干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这些干部将能够以国际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原则为指南，在工人和社会运动、工人和社会空间、工会以及更广泛的反资本主义组织中主动采取有组织的行动。通过出版物、活动和小组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是重要的优先事项。同时，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还通过在各部门和社会运动中展开介入团体活动，寻求更好地协调其成员和友人。
此外，在阵线项目出现危机的环境下，我们清楚地看到，必须加强本组织的独立运作。这不仅必要，而且可行：目前，加强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的可能性很大。
第五章 第四国际的分解与本组织的国际任务
一、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参加第四国际是其政治身份构成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基础是这样一种认识：没有国际主义就没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国际组织就没有国际主义。
二、近年来，除了国际上一些主要的改良主义政党出现了混乱局面外，革命的国际组织也出现了巨大的危机，第四国际也未能幸免。事实上，它正处于分解的状态，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有分裂的部门[31]，成员不断减少，无法采取联合行动，程序也日益淡化。
与此同时，通过多年来坚持广泛性政党战略，第四国际领导层已经制定了一条政治轨迹，使其在战略上与我们所捍卫的原则和立场背道而驰。它公然绕过希腊支部，不加批判地支持激进左翼联盟，就是这种转变的表现，而它反过来又加速了这种转变。其立场基本上是在支持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利比亚、马其顿问题），甚至在公开的战争冲突中，如在乌克兰，也冲破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红线。我们认为，在现任领导层的领导下，第四国际的形势是不可逆转的。
此外，国际的内部状况也不利于改变路线的前景。领导层根本没有自我更新，或者说是以一种完全可控制的方式进行自我更新。民主缺陷以简易程序取代了民主集中制，民主缺陷体现在通过简易程序排斥与领导层意见相左的整个组织，而与领导层政策相一致的其他组织则违背有关国家支部的意愿被接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国际组织介入并分裂了反对派希腊支部，并在希腊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合法团体。[32]
三、然而，正因为没有国际组织就没有国际主义，所以问题不在于退出和国家孤立，而在于建立一个国际革命派别，并最终建立一个革命国际。为此，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一直是“争取革命国际倾向”（Τάσης για μια Επαναστατική Διεθνή (TRI)）[33]的创始成员和积极分子，该组织以第四国际为起点，但寻求与其他国际革命流派的和解。几乎所有国际组织都面临着与第四国际类似的危机，这可能会释放出国际革命力量融合的力量。
争取革命国际倾向的力量有限，其组织问题也很严重，但其政治和组织上的一致性也很重要。此外，法国同志在新反资本主义党分裂后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得以加强，还与源于工人运动的火花派（Etincelle）[34]趋于一致，这些都创造了新的可能。加强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在争取革命国际倾向中的参与非常重要。
第三章至第五章原文链接：
[1]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
[2]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位于南高加索地区，原住居民以亚美尼亚人为主，但行政上归阿塞拜疆所有。苏联解体后，当地亚美尼亚人建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使阿塞拜疆失去了对此地的实际控制。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均声称对此地有主权，并于2020年在此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战争。战争后阿塞拜疆占领此地，此地的大量亚美尼亚人则迁往亚美尼亚。战争期间欧盟站在亚美尼亚一边。
[3] 疫情期间这种阴谋论很盛行，如指责Covid-19是实验室用于病毒战的产品，如称Covid-19病毒是通过一些秘密方式向外传播的。
[4] 指2015年希腊举行的是否接受备忘录和紧缩政策的公投，公投结果是多数民众拒绝接受，但执政的激进左翼联盟政府还是实施了备忘录措施。
[5] 2023年6月14日，一艘载着七百五十多名移民的船只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皮洛斯海域沉沦，造成近百人死亡，数百人失踪。此事引发希腊国内大型抗议，以反对政府排斥移民和难民的政策。
[6] 灵活劳资关系看似劳资两利，但事实上更便于资方以各种方式要求工人加班且不支付加班费，也便于资方随意解雇工人。
[7] 激进左翼联盟—进步联盟是希腊最大的左翼改良主义政党，成立于2004年1月，由源自希腊共产党（国内派）和希腊共产党内“革新派”的人员组成的“左翼运动和生态联盟”（原称左翼和进步联盟）为主体，加上革新共产主义生态左翼、托派组织“国际主义工人左翼”，毛派组织“希腊共产主义组织”，及争取行动左翼联合运动、“行动公民”等组织联合组建而成。2015年因激进左翼联盟领导人接受备忘录，一些内部左翼退出该党，其中绝大多数退出者组建人民团结党。后来这些退出者联合其他一些组织，分化出人民团结党、欧洲现实不服从阵线、对抗—争取一个新共产主义左翼组织等诸多组织。
[8] 人民团结党成立于2015年，主要由当时退出激进左翼联盟的团体和个人组成，一些退出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的组织也参与了该党。人民团结党成立时以捍卫激进左翼联盟在2012年大选时的纲领为主要目标。但人民团结党并不稳定，成立后不断有力量退出，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党。该党持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受斯大林主义影响很深。不过很多激进左翼组织仍对人民团结党抱有幻想。
[9] 欧洲现实不服从阵线是由原激进左翼联盟政府的财政部长伐鲁法基斯为首建立的党，该党持社会自由主义立场，组织较松散，持“横向民主”原则，在LGBTQI+群体权利、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问题上的立场较开放。
[10] 希腊共和国和马其顿共和国签署的一份协议，希腊要求马其顿共和国改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希腊同意马其顿加入欧盟。希腊极右翼组织认为此协议仍太过软弱。
[11]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是希腊一个传统的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974年9月，曾在1981—1989年、1993—2004年、2009—2011年执政。该党在七八十年代与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有较多联系，但成立伊始即为改良主义政党。90年代转向社会自由主义路线，2011年因通过压榨希腊普通工人和民众的第一份备忘录，以获得欧盟财政支援，而信誉大失，并在2012年的议会选举中失势，从此再无法复兴。
[12] 全称为“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成立于2013年10月1日。参与者有奥地利劳动党、白俄罗斯工人共产党、英国新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同盟、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党、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工人党、丹麦共产党、共产主义工人党-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芬兰）、法国革命共产党、法国共产主义复兴党、马其顿共产党、格鲁吉亚统一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匈牙利工人党、共产党（意大利）、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党、社会主义党（立陶宛）、马耳他共产党、摩尔多瓦人民抵抗运动、挪威共产党、波兰共产党、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苏联共产党、南斯拉夫新共产党、斯洛伐克共产党、西班牙工人共产党、瑞典共产党、土耳其共产党、乌克兰共产主义者联盟等。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希腊共产党认为应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其他政党多数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认为这是一场反法西斯战争，这导致该倡议无法存在，最终解散。
[13] 指不赞同苏共二十大立场的组织，因其往往从原有的党分裂并在名称中加上“（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被称为“马列主义空间”。这其中有正统的毛主义组织，如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有其他一些组织，如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14] 哈里拉乌·弗洛拉基斯被视为希腊共产党复兴派的代表人物，他在80年代末倾向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15] “第三时期”路线指共产国际在1927—1935年期间实行的极左路线，当时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1917—1923年为革命高潮的第一时期；1923—1927年为革命低潮的第二时期，因此要采取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1927—1935年为革命高潮的第三时期，要采取积极独立夺取政权的路线，为此在各国主张建立只有共产党控制的赤色工会，排斥与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工人党派的各种合作，甚至以之为最凶险的敌人，在中国则推动冒进的农村与城市武装暴动、积极的飞行集会等路线，导致中共力量大受损失。1935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路线大为转变，宣布实行人民阵线路线，主张与小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及一些“进步”资产阶级力量建立反法西斯为主的人民阵线，并争取建立阶级联合的人民阵线政府，该路线打击了法国的工人运动，也强迫西班牙的革命工人屈从于人民阵线政府而放弃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政策。
[16] 左翼聚合社是希腊一个毛主义—阿尔都塞主义组织，该组织是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的创始组织，2017年后立场日渐亲希共，2022年退出反资左阵，并全面支持希共。
[17] 希共中央办公大楼名为佩里苏大楼。
[18] 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是希腊一个由革命左翼组织联合而成的联盟，目前由共产主义解放新左翼潮流、社会主义工人党、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希腊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生态主义替代社等组织组成。
[19] 新左翼潮流，全称“共产主义解放新左翼潮流”，是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内最大的组织，也是希腊组织规模最大的革命左翼组织。该组织源于80年代形成的希腊共青团和共产党内的反对派组织“新左翼潮流”，后为反对希共参加新民主党政府而退出希共和希腊共青团，成为独立组织。其青年组织为共产主义解放青年团。
[20]此组织为以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为核心的激进左翼党派影响的学生组织，参与其中的组织有：共产主义解放青年团、社会主义工人党、希腊革命共产主义运动、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生态主义替代社、左翼反资本主义组织、左翼重组社等。
[21] 左翼反资本主义组织是一个毛主义—阿尔都塞主义组织，是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的创始组织，后于201年退出反资左阵，与退出激进左翼联盟的一些力量共同组建人民团结党。该组织的学生组织力量较强大，不过有暴力攻击其他左翼组织的记录。
[22] “反资本主义与革命左翼联合运动倡议”是由文中几个组织和社会主义工人党一起结成的，主张人民团结党和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及其他反资本主义左翼组织一起结成联盟，尤其是结成统一的竞选阵线。在2023年的议会选举中，这一倡议由于人民团结党最终与欧洲现实不服从阵线联合参选而失败。
[23] 希腊革命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毛主义组织，源于军事独裁统治时期留学德国的毛主义学生。该组织是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的创始组织，在阵线内的重大问题上立场接近于新左翼潮流。与其他希腊毛主义组织不同的是，该组织认为希腊已经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应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非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或反帝反垄断革命阶段。
[24] 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国际社会主义倾向（IST）的希腊支部，是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内第二大组织，也是希腊最大的托派组织之一。
[25] 工人革命党全称“工人革命党—托洛茨基主义者”，源自1964年成立的希利派组织“革命国际主义者同盟”。1985年改组为工人革命党。1989年，因反对希利称赞戈尔巴乔夫为革命者，脱离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希利派）。后曾参加重建第四国际协调委员会，但后来因与阿根廷工人党立场分歧太大而脱离。工人革命党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认为主要责任在美国帝国主义和北约，因此认为应以反对北约和美帝为主。
[26] 红托邦社成立于2018年，由2017年脱离国际主义工人左翼的人员组成。他们反对国际主义工人左翼的广泛性政党路线和内部不民主的运作方式，而主张建立独立于改良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在2023年议会选举时支持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
[27] 这种立场不赞同普遍免费的向民众提供疫苗。
[28] 泛工人战斗阵线是希腊共产党主导的全国性工会组织。
[29] 这里的“绿色”不是指绿党，而是指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该党的标志和党旗为绿色。
[30] 统一民主左翼党成立于1951年，由一些希腊共产党成员和温和左翼成员组成，事实上是希腊共产党的合法替代和外围组织，军事独裁统治期间一度在地下活动。1974年希腊反军事独裁统治的起义成功后，希腊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国内派）均获得了合法活动地位，该党逐渐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31] 译按：这一情况日益严重。如第四国际在法国分散在新反资本主义党（《反资本主义者》）、新反资本主义党（《革命者》）、一起！三个党中；在葡萄牙分裂为反资本主义网络、红鼹鼠两个组织；在意大利分裂为反资本主义左翼、共同网络两个组织；在巴西分裂为反叛派、颠覆派、生态社会主义反抗派、火花派、生态社会主义革命派、社会主义左翼运动六个组织；在阿根廷分为人民力量党和马拉本达政治与社会潮流两个组织；在墨西哥分为工人革命党、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团结同盟三个组织；在美国分为社会主义行动党、团结社两个组织；在日本分裂为日本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国际主义劳动者全国协议会两个组织；在希腊分裂为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第四国际纲领倾向两个组织……
[32] 第四国际执行局在2004—2015年期间出于广泛性政党路线支持激进左翼联盟，为此绕开希腊支部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而直接与激进左翼联盟领导层及国际主义工人左翼接触。2015年激进左翼联盟政府接受第三次备忘录后，第四国际执行局原先的希腊路线破产，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并未如其所预料打破紧缩政策，相反成为紧缩政策的坚定制定与实施者。此后为压制希腊支部活动，执行局开始努力支持希腊支部内的反对派，于是2017年希腊支部全国大会时，其内部十四名成员成立了“第四国际纲领倾向”。2020年（也可能是2019年），第四国际纲领倾向正式脱离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并被执行局事实上承认为希腊支部，此后代表第四国际就希腊问题发声的就主要是第四国际纲领倾向了。第四国际纲领倾向执行广泛性政党路线，先是于2020年参加“反资本主义与国际主义左翼会议”（Συνάντηση，主要由2015年时脱离激进左翼联盟的一些青年团体组建），2022年，又与该组织一起参与组建“对抗—争取一个新共产主义左翼组织”，“对抗”力图实现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人民团结党、欧洲现实不服从阵线的联合参选。
[33] 争取革命国际倾向是第四国际内一个派别，成立于2017年，目前主要由法国反资本主义与革命派（新反资本主义党（革命者）内一个派别）、西班牙革命反资本主义左翼（分裂自反资本主义者）、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第四国际希腊支部）、美国社会主义行动党、加拿大社会主义行动党（英语）/社会主义行动同盟（法语）、墨西哥社会主义团结同盟、德国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内部分成员等，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个体成员组成。
[34] 火花派源自法国工人斗争党，后因路线分歧从中分裂出来，成员主要是产业工人。火花派参与了新反资本主义党的创建工作。2023年新反资本主义党分裂时，火花派支持C纲领派，主张建设一个革命与共产主义的党。与火花派立场一致者还有德国革命社会主义组织、奥地利革命社会主义组织、美国社会主义组织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