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的九个论点

米凯尔·洛威（Michael Löwy）  著
素侠云雪  译

一、生态危机已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在未来的岁月里将变得更加重要。地球的未来，即人类的未来，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决定。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解释的那样，如果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时期高出1.5°C，就有可能引发不可逆转的灾难性气候变化进程。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仅举数例：特大火灾成倍增加，摧毁大部分森林；河流消失，地下水储备枯竭；干旱加剧，土地沙漠化；极地冰川融化，位置错位，海平面上升，导致人类文明的主要城市——香港、加尔各答、威尼斯、阿姆斯特丹、上海、伦敦、纽约、里约热内卢——被洪水淹没。其中一些事件已经发生：干旱正威胁着非洲和亚洲数百万人，使之面临饥荒；地球上一些地区夏季气温不断升高，已达到让人难以忍受的程度；森林在日益延长的火灾季节里四处燃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某种意义上说，灾难已经开始——但在未来几十年，也就是2100年之前，情况会变得更糟。气温可以升到多高？地球上的人类生命将在多高的气温下受到威胁？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这些巨大的风险在人类史上没有先例。人们必须回溯到几百万年前的上新世，才能找到类似于未来可能因气候变化而成为现实的气候条件。

二、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科学家的答案是人类活动。答案正确，但还不够：人类早在几十万年前就生活在地球上，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开始积累，从1945年起才开始危害生命。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答案是：罪魁祸首是资本主义制度。无限扩张和积累、生产主义以及不惜代价追求利润的荒谬和非理性逻辑，是将人类推向深渊边缘的罪魁祸首。

资本主义制度对迫在眉睫的灾难的责任已得到广泛承认。教皇方济各在他的《圣训通谕》中，在没有提及“资本主义”一词的情况下，直言不讳地反对完全建立在“利润最大化原则”基础上的商业和财产关系的结构性倒错制度，认为它既要对社会不公负责，也要对破坏我们的共同家园——大自然负责。在世界各地的生态示威活动中，人们普遍高呼的一个口号是：“制度变革而非气候变化！”这一制度的主要代表、一切照旧的倡导者——亿万富翁、银行家、所谓的专家、寡头和政客——所表现出的态度可以用路易十五的一句话来概括：“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数十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完全未能采取最起码的必要措施来阻止这一进程，这说明在现行制度的限制下不可能解决危机。

三、“绿色资本主义”能解决问题吗？资本主义企业和政府可能对开发“可持续能源”（有利可图）感兴趣，但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资本主义制度一直依赖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且没有放弃化石燃料的迹象。资本主义的存在离不开资本、商品和利润的增长、扩张和积累，而这种增长离不开对化石燃料的大量使用。

绿色资本主义的伪解决方案，如“碳市场”、“补偿机制”和其他操纵所谓“可持续市场经济”的做法，已被证明完全无用。在“绿化”不断进行之时，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在不断飙升，灾难离我们越来越近。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解决生态危机，资本主义是一个完全致力于生产主义、消费主义和争夺市场份额的残酷斗争的制度。其内在的反常逻辑必然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和生态系统的毁灭。正如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所说：“从数学上讲，在目前的经济体系框架内解决生态危机是不可能的。”

苏联的经验，无论其优点或缺点如何，也是基于增长的逻辑，与西方一样以化石燃料资源为基础。上世纪的许多左派都以“发展生产力”的名义认同增长的意识形态。无视生态危机的生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无法应对21世纪的挑战。

四、过去几十年兴起的“去增长”反思和运动反对在有限的地球上无限“增长”的神话，为激进的生态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去增长”本身并不是一种替代性经济和社会观点：它并没有定义什么样的社会将取代现有制度。一些去增长倡导者忽视资本主义问题，只关注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将罪魁祸首确定为“西方”、“启蒙运动”或“普罗米修斯主义”。另一些代表去增长运动左翼的人则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危机的罪魁祸首，并承认“资本主义去增长”是不可能的。

在过去几年，生态社会主义和去增长论者逐渐走到了一起：双方都在借鉴对方的论点，“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的提议开始被作为共同基础。

五、生态社会主义者从去增长运动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因此，在向新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生态社会主义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去增长的要求。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大多数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甲）需要原材料，而这些原材料并非无限量储存；（乙）是间歇性的，取决于气候条件（风、太阳）。因此，它们不能完全取代化石能源。因此，大幅减少能源消耗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一问题具有更普遍的性质：大多数商品的生产都以原材料的开采为基础，而其中许多原材料（甲）越来越有限，和/或（乙）在开采过程中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必须实现去增长。

生态社会主义的“去增长”包括有必要大幅减少生产和消费，但并不局限于这一消极方面。它包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纲领，其基础是民主计划、自我管理、生产使用价值而非商品、基本服务免费以及发展人类欲望和能力的自由时间——一个没有剥削、阶级统治、父权制和一切形式社会排斥的社会。

六、生态社会主义的“云增长”并没有将“去增长”作为减少生产和消费的纯量化概念。它提出了质的区别。有些产品——例如化石能源、杀虫剂、核潜艇和广告——不仅要减少，而且要抑制。其他产品，如私家车、肉类和飞机，则应大幅减少。还有一些，比如有机食品、公共交通工具和碳中和住房，都应该得以发展。问题不在于抽象的“过度消费”，而在于普遍的消费模式，这种模式的基础是炫耀性的购买、大量浪费、商业异化、痴迷于商品积累，以及痴迷于购买“时尚”强加的伪新奇产品。我们必须结束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无用和有害产品所造成的畸形资源浪费：军备工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资本主义生产的大部分“商品”，由于其固有的淘汰性，除了为大公司创造利润外，别无他用。新社会的生产将以满足真正的需求为导向，首先是那些可以被称为“圣经”的需求——水、食物、衣服和住房，但也包括基本服务：医疗保健、教育、交通和文化。

如何区分真实的需求和人为的、虚构的、临时的需求？第二种需求是由精神操纵，即广告所诱导的。虽然广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在向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的社会中，广告将无立足之地，取而代之的是消费者协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信息。区分真实需求和人为需求的标准是，在广告（可口可乐！）被压制后，这种需求仍然存在。当然，旧的消费习惯会持续一段时间，没有人有权告诉人们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消费模式的改变是一个历史进程，也是一项教育挑战。

七、自工业革命以来，北方工业化国家（北美、欧洲和日本）是二氧化碳历史累积的罪魁祸首。这些国家也是世界上消费水平，尤其是特权阶层消费水平明显不可持续和浪费严重的地区。全球南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欠发达”国家的基本需求远未得到满足，它们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包括建设铁路、供水和排污系统、公共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不通过一种环保的、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生产系统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国家需要种植大量的粮食来养活饥饿的人口，但正如“农民之路”（Vía Campesina）网络在世界各地组织的农民运动多年来一直主张的那样，以家庭单位、合作社或集体农场为基础的农民生物农业可以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这将取代以大量使用杀虫剂、化学品和转基因生物为基础的工业化农业企业的破坏性和反社会方法。目前，全球南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植根于为其特权阶层生产商品——汽车、飞机和奢侈品，以及向世界市场出口商品——大豆、肉类和石油。正如生态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南方国家的生态转型进程将减少或抑制此类生产，转而以粮食主权以及发展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基本服务为目标，而这些服务首先需要的是人的劳动，而不是更多的商品。

八、谁能成为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斗争的主体？上个世纪的工人主义/产业主义教条主义已经过时。现在站在社会生态对抗前沿的力量是青年、妇女、土著族群和农民。加拿大、美国、拉丁美洲、尼日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土著社区对资本主义油田、输油管道和金矿的抵制均有翔实的记录；这些抵制来自于他们对资本主义“进步”的破坏性动力的直接体验，以及他们的精神和文化上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矛盾。

在土著族群的抵抗运动中，以及在由通贝里的行动号召发起的强大的青年起义中，都有妇女的身影——这也是未来巨大的希望之源。正如生态女性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妇女之所以大规模参与动员，是因为她们是制度破坏环境的第一批受害者。

工会也开始参与其中。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归根结蒂，如果没有占人口大多数的城乡工人的积极参与，我们就无法打破这一制度。在每场运动中，首要条件是将生态目标（关闭煤矿、油井、燃煤发电站等）与保证相关工人的就业联系起来。具有生态意识的工会会员认为，在生态转型过程中将创造数百万个“绿色就业机会”。

九、生态社会主义去增长既是为了未来的计划，也是此时此地的斗争策略。不存在等待条件“成熟”的问题。必须促使社会斗争和生态斗争趋于一致，并打击那些为资本主义“增长”服务的势力所采取的最具破坏性的举措。“绿色新政”等提案以其更激进的形式成为这场斗争的一部分，这些提案要求有效地放弃化石能源，而不是那些仅限于回收系统的改革。

在对“清洁资本主义”不抱任何幻想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努力争取时间，并向当权者施加压力要不其实施一些基本的去增长措施，首先是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阻止Keystone XL输油管道、一座污染严重的金矿和一座燃煤设施的努力是更大范围的抵抗运动的一部分，娜奥米·克莱因称之为“Blockadia”（封锁、封堵）。同样重要的还有本地的有机农业、合作太阳能和社区资源管理经验。

这些围绕具体的去增长问题的斗争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局部胜利本身值得欢迎，还因为它们有助于提高生态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同时促进自下而上的活动和自我组织。这些因素是彻底改造世界——即向新社会和新生活方式大转型——的决定性和必要的先决条件。

作者介绍：

米凯尔·洛威（Michael Löwy）是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名誉研究主任。他与本吉·阿克布卢特（Bengi Akbulut）、萨布里娜·费尔南德斯（Sabrina Fernandes）和乔治·卡利斯（Giorgos Kallis）共同在《月刊评论》2022年4月刊上发表呼吁书《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去增长》（For an Ecosocialist Degrowth），并著有《生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灾难的激进替代选项》（Ecosocialism: A Radical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t Catastrophe, Haymarket Books，2015）的作者。

《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2023年第3期（6—7月），总第75期

https://monthlyreview.org/2023/07/01/nine-theses-on-ecosocialist-de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