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棉兰老岛]特里彭同志的革命人生与斗争——“特里彭:一位永远为了人民的革命战士……”

特里彭的同志们

20211218日那个决定性的黎明,来自警察部队和政府军的大量敌人,包括精锐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在北拉瑙省卡帕塔甘(Kapatagan, Lanao del Norte)某个偏远村庄对孤身一人的特里彭(Tripon)同志发动了暗杀袭击,公然违背了菲律宾共和国政府与棉兰老革命工人党(Rebolusyonaryong Partido ng Manggagawa – Mindanao (RPM-M) )签署的停火协议[1]

为躲避敌人持续不断诡谲的追击,一直过着游击队生活的这位和蔼可亲、父亲般的战友,平时得不断从他行动区的一个村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在敌人与他们的向导——几个叛徒和党纪违犯者突袭之前的那个黎明,特里彭同志本已离开他过夜的屋子。他正带着他永远忠实的水牛[2] [1] 在苏丹·纳迦·迪马波罗镇(Sultan Naga Dimaporo)的卡邦邦安(Cabongbongan)和卡帕塔甘镇(Kapatagan)的普朗尤塔(Pulang Yuta)边界的黑暗中穿行,这时敌军的一支封锁部队已进入埋伏位置并瞄准了他。法西斯分子猛烈火力是压倒性的,即使他这样一个坚定而老练的战士也无力还击。特里彭最终没能看到黎明破晓。他近四十年的革命服务至此结束。

像许多其他游击队员一样,特里彭同志有不同的名字。他也因“乔乔”(Jojo)而广为人知,在他秘密生活的晚年取名为“赞德罗”(Zandro)。作为一名优秀干部,他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领域:移民定居者社区、摩洛社区和土著族群社区。他还在不同情况下以不同的身份为运动服务:他曾担任正规部队的全职士兵、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还曾担任排、连和城市地区游击队的政治干事。他曾任拉瑙前敌委员、大区党委委员。他还曾是革命人民军(RPA)全国作战司令部(NOC)受人尊敬的成员。

特里彭18岁起参加革命斗争。然而,他的觉醒在那之前很早就开始了。他成长于一个典型的偏远村庄,那里居住着小农和农场工人。年少时,他亲身经历了生活的艰辛。他所在的村子最终成了有群众基础的革命根据地,也正是在那里,他开始从老同志那里接受政治教育。

他后来参加了旧毛主义政党(指菲律宾共产党——译者按)的武装部队(指新人民军——译者注),成为一名正规军士兵。在成长期,他被认为是一名能够认真执行并牢记党的政策的同志。他谦逊的性格使他与自己所服务的社区和城市地区的同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直到他牺牲,老同志都不记得有过基层群众或同志投诉他的事。

当他成为正规军的全职人员时,他与一位来自城市大学的女同志谈起了恋爱,后者后来全职加入了位于拉瑙的游击队。然而,这种关系是短暂的,成为对特里彭同志投身革命的早期考验。特里彭的第一位恋人同另外一名女同志一起,在北拉瑙省卡帕塔甘镇(Kapatagan)和苏尔丹·纳迦·迪马波罗镇(Sultan Naga Dimaporo)边界之间的某个地方被敌军伏击身亡。尽管精神上备受摧残,但特里彭仍然坚持作为武装部队战士的承诺。他坚持不懈,并认为恋人的牺牲是他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动力。

在科里·阿基诺(Cory Aquino)当政时,国家实施低烈度冲突(LIC)计划以平叛,这一激进收缩的战略的突出内容是其“陷阱网络行动计划”(Oplan Lambat-Bitag),目的是压制和削弱游击队。这一战略的实施需要大规模动员,并需要部署大量军队,至少需要一个旅的混成敌军(菲律宾陆军共有29个旅——译者按)。特里彭是打破敌人这些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主要人物一。敌军还派游击队投降者为追捕同志的向导。那些年的武装冲突激烈而频繁,游击队有时和敌人一天要发生三次武装冲突。那段时间,特里彭除了积极完成并参与军事任务外,还帮助同志们坚守政治承诺,鼓舞他们的士气。不消说,他在挫败北拉瑙省第二区敌军的行动计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里彭同志是1991年下半年在南拉瑙省邦萨摩洛地区参与实施扩大群众根据地计划的武装部队同志之一。当时他在被派往南拉瑙省建立根据地营地的先遣连中的担任班长,这个营地后来被称为阿列尔营地(Camp Ariel)[3]。他参与了营地周围村庄的组织和巩固,并特别留心于摩洛社区的独特文化和习俗。在阿列尔营地期间,他协助党(指菲律宾共产党——译者按)解决了摩洛部落之间的许多地方世仇(摩洛语中称为里多(rido))。

对特里彭毅力的另一次重大考验是在1992至1994年期间爆发的菲律宾左翼大辩论。1994年,他积极参与了中棉兰老地区(CMR)前党结构——人民共产党(PCP)[4]——的组建。虽然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不少同志因为这场辩论而幻灭和灰心丧气,但特里彭是那些批判性思考、研究、倾听并最终选择了抵制派一边的人之一。他参加了中棉兰老地区A战线(包括北拉瑙省第二区)的总结,该战线在历史上持抵制派立场。[5]

总结之后,特里彭积极将前线的各支武装部队和民兵团结到抵制派立场上。他还负责在争论期间负责保卫来自吕宋岛、米沙鄢群岛,以及来自国际的各位来访并负责组建新党的同志。菲律宾革命工人党(Rebolusyonaryong Partido ng Manggagawa ng Pilipinas (RPMP))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正是在阿列尔营地举行的。

随着特里彭同志在武装部队中发挥越来越大的领导作用,他多次参加或领导各种针对敌人的防御性和进攻性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大多发生在A战线。几乎所有的行动都很成功,以至于他们成了“前线的谈资”,激怒了当地专制人物和法西斯军队。

在组建新的全国性政党时,武装部队的指挥官,后来也成为烈士的党的地区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列尔(Ariel)起了了更加积极和活跃的作用。在此期间,特里彭成为南北拉瑙省武装部队的实际指挥官。特里彭同志在农村基本党课课间休息时曾回忆到一个故事,在与毛派(指菲律宾共产党(1968)——译者按)分裂并组建新的全国性政党期间,他们乘船向米沙鄢群岛和吕宋岛的同志运送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RPG),以换取米沙鄢群岛的M30机枪。

特里彭同志的军政工作不仅限于拉瑙地区的省市。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率领一支连级规模的武装分遣队(当地革命人民海军)乘船前往另一个省份,以响应土著族群部落祖先地域保卫部队(ancestral Defense Forces)的援助请求。这项任务持续了近一年,要沉浸在各部落的文化习俗中,他负责武装训练祖先地域保卫部队,最终解散了困扰部落各社区的私人武装团体和“失效的指挥部”,并由此巩固了各土著族群社区祖先地域保卫部队的军事力量,加强了他们的传统政府。

特里彭执行的任务之一是担任社区中的革命人民军组织者。在组织工作的地方,他成了群众的“贴心人”。群众遇上很多问题,都会向他寻求帮助,特别是土地纠纷、当地治安问题,甚至个人和家庭问题。在游击队同志长期组织的地区,一般很少会有抢劫、偷盗、偷牛等案件。这搞得当地政府和警察都很生气,因为村民们通常会先去找特里彭同志和其他同志寻求帮助。这充分说明了群众对他们的信任,以及他们在社区的工作很有成效。特里彭同志与社区的牢固关系,是敌人数十年来无数次想将他清算的原因。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是革命人民军政治军事学院(PMA)教官队伍中的资深同志之一。他培训的主题通常是军事战术以及模拟武装遭遇和伏击。在课间休息和夜间,特里彭同志经常分享他在组织和军事战斗中的丰富经验。但他不是那种会让听众不知所措的人。尽管他的经历丰富多彩,但他总是倾听别人的意见,即使是年轻的和崭露头角的同志。

特里彭同志的生命已经在众多年轻同志的血管中获得了“新生”。他在武装革命运动中的经验塑造了成百上千的游击队战士。他无私服务于各个社区的形象,将永远铭刻在他服务和生活过的群众心中。他的生命可能已经结束,但并没有因他肉体的死亡而终结。特里彭同志还活着。这位优秀的同志将得以永生。社会主义革命将继续。

特里彭留下一位妻子和一个年幼的孩子,以及成千上万永远以他为榜样的战友。

本文是来自棉兰老革命工人党和革命人民军同志的集体回忆,由英腾·塔鲁桑(Inteng Tarusan)整理。本文并非对特里彭同志生命和斗争的全面描述。还有太多的内容不为人知,无法成文。

2022年1月1 日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p.php?article60682


[1] 双方停火协议签署于2005年,协议内容包括菲律宾共和国政府所属武装部队与革命人民军停止互相的武装攻击行动,菲律宾政府向革命人民军控制区和影响区提供特别拨款以用于经济和民生发展等,但未解决棉兰老革命工人党的合法化问题。停火协议使棉兰老革命工人党可以有和平环境进行生态社会主义农业实践。

[2] 他永远忠实的水牛在伏击中幸存了下来,现在正在为其他同志服务。

[3] 阿列尔营地(Camp Ariel)是为了纪念党的武装部队——革命人民军——的地区指挥官阿列尔(Ariel)同志而命名

[4] 人民共产党是菲律宾共产党抵制派组建的组织之一。1994年末,菲律宾共产党与新人民军中棉兰老根据地的党组织宣布脱离菲共,并组建人民共产党。1998年,人民共产党同菲共米沙嫣党委员会、部分马尼拉—黎刹根据地党组织一起组建菲律宾革命工人党,各党组织下属武装整合为革命无产者军。2001年,因和谈问题分歧,菲律宾革命工人党分裂,原棉兰老岛组织改组为棉兰老革命工人党(2003年成为第四国际菲律宾支部),其武装改组为革命人民军,;原马尼拉—黎刹根据地党组织继续以菲律宾革命工人党名义活动,其武装继续称为革命无产者军。

[5] 菲律宾共产党因在80年代群众运动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而产生分歧,逐步形成两大派别,表示要重申马列毛主义原则的被称为“重申派”,抵制马列毛主义并反对西松领导地位的被称为抵制派。两派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菲律宾的社会性质问题;重申派认为菲律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抵制派认为菲律宾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农村中也盛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2.革命战略问题;重申派认为目前应坚持人民民主革命路线,先推翻菲律宾的大垄断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帝国主义势力,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再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抵制派则认为菲律宾已经可以直接发起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了,主张实行将群众民主要求和争取社会主义二者结合起来的不断革命论;3.革命方式问题,重申派认为应由“持久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实现革命胜利,抵制派则认为持久人民战争路线使党脱离城乡具体的群众工作,并认为革命的主体应该是城乡工人阶级(包括农业工人),应积极做城乡工人阶级的组织斗争工作。大辩论使菲共分裂,重申派发起了血腥的“第二次整风运动”以清洗抵制派,甚至清洗重申派中的异见分子。抵制派最终大量脱离菲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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