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社会——来自LGBTIQ委员会
第四国际LGBTIQ委员会
2003年第四国际第十五次世界大会上达成的“关于同志（同性恋）解放”的文件，特别是其第二部分“我们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争取LGBTIQ解放的斗争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之间的关系问题。
因此，LGBTIQ委员会从该文本开始，为国际委员会撰写这些文章，并试图结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著作《扭曲：同性恋常态和酷儿反资本主义》（Warped: Gay Normality and Queer Anti-Capitalism）（2015）中的关键见解。我们试图让我们的语言比2003年的文本更具包容性，并添加新的观点，我们希望这些观点能反映我们和自那时以来运动中更普遍的关键讨论。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讨论，即使不是一个简单的讨论。特别是在这些黑暗时期，肯定希望的原则很重要。
一、发展和解释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社会前景，应将LGBTIQ解放的前景融入其中，反对压迫性与束缚性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和生理性别观念，即超越性别二元论。在我们要建立的社会里，性别不再是组织社会生活的核心范畴，就“异性恋”和“同性恋”概念的存在范围而言，不会产生任何法律或经济后果。
要实现这种转变，就应积极发起运动，反对整个社会——通过家庭、团体组织（特别是一些宗教团体）、大众媒体和国家机构，特别是教育系统——所制造的刻板性别印象。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项运动仍将继续。
这项运动还将包括克服对种族化人群的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通常基于在形象上贬损种族化人群的身体和性行为——通常至少或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他们“偏离”了所谓“文明人”的标准，这种刻板印象还要消除许多前帝国主义与土著文化中丰富的同性性行为遗产与对性别二元论的挑战。
这还意味着挑战这样一个现状，即残障人士经常被剥夺享受性生活的权利，或当他们要求享有性生活时常遭到嘲笑和歧视。
二、LGBTIQ解放是我们正在争取的更广泛的人类性解放的一部分。我们力求将人类的性行为从1979年关于妇女解放的决议中所提到的“经济压迫、个人依赖和性压迫的架构”[1]（现在仍束缚着我们）中解放出来。自由同意并令所有参与者感到愉悦的性活动本身就是争取这一解放的充分理由。
在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中，我们的身体、欲望和情感不再是可以买卖的东西，所有人——女人、男人、其他性别的人、青年人、老年人——的选择范围都将大为扩展，人们可以发展新的方式来将性、生活、工作和抚养孩子联系起来。
我们想要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身体和性欲不再被视为财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幸福不再取决于找到“合适的”伴侣；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自由表达性欲和性感，而不是被隔离在性娱乐和性消费领域。在我们想要的社会中，所有人（尤其是女性）既是社群一员，同时享有性自主权。我们想要这样一个世界，人们以深刻社会性来理解“爱”。
我们所生活的异化社会塑造了我们，使我们无法具体设想性行为在新社会将如何发展，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避免根据我们自己的个人愿望来预测未来。
反抗一切形式的身体与/或心理性暴力是这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女性）都不能少”（#NiUnaMenos）等运动的爆发，针对儿童和青年的难以言喻的性暴力和其他形式暴力行为（不仅在家庭中，而且在机构中——通常是宗教机构）的广泛曝光，使这些反抗可以成为实现LGBTIQ解放前景的重要盟友。与此同时，我们与这些为了“性积极”而战的力量，尤其是其中的青年人联合起来。
三、LGBTIQ的全面解放意味着资本主义家庭作为一个机构的消亡，意味着挑战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的异性恋规范。第四国际认为，要实现妇女、LGBTIQ和青年的完全平等和自由，需要社会化地替代家庭功能，这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完全实现。
四、我们致力于提供社会化方案来替代家庭目前所承担的不同职能：有责任照顾儿童和体弱者的各种集体、社区；不强迫人们从本地社区迁走的经济；本地社区中不同形式的家庭与合作社；以及各种形式的友谊、团结和性关系。
在这个总体计划中，我们认识到，在理想情况下，应提供足够多的物质保障，让个人和小群体有尽可能多的选择。因此，例如在住宅和工作场所建立公共食堂时，不应排斥个人自己烹饪和享用早餐，也不应排斥个人在小群体中分享他们准备的食物。同样，虽然社区应该免费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托儿服务，但各小群体花时间去照顾儿童也应该是一种选项，并应受到重视。
五、在大多数文化中，性和性活动仍然是我们作为人类存在的一个方面，被视为一种危险，或被视为社会“财产”——通常授权给男性家庭成员和/或宗教机构——而不是个人。但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殖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大大促进了性解放愿望的出现，并进一步将性与生殖分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帝国主义国家的青年和学生中出现了文化激进化，除其他事项外，还开始挑战传统的性别分类。对传统文化的这些新挑战包括对性的新态度。
六、争取堕胎权和无障碍节育的斗争，就像争取LGBTIQ权利的斗争一样，直接挑战了将可接受的性行为等同于生殖、婚姻和家庭的传统观念。关于性和性行为的新观点总体上促进了关于性行为的新价值观的形成，但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在许多文化中，社会还未认可她们对性快感的期待。当妇女运动提出对女性性健康和性信息的要求时，其基本理念是女性是拥有性的人，有权享有男性历来享有的性快感和对性关系的控制。这场争取女性性自主的斗争所传播的主要信息之一是，世上没有唯一正确的性愉悦方式，事实上性愉悦的方式多种多样。
在男男性行为者、性工作者和LGBTIQ群体中，艾滋病的蔓延改变了关于同性性行为的讨论程度，在许多社会中，现在相比以前能更公开地讨论同性性行为。很多国家的运动组织，如“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Act Up）和南非治疗行动运动（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等迫使很多国家在学校和大学中扩大性教育，并宣传性健康服务的有效性（处理比艾滋病更广泛的问题），促进更安全的性行为。然而，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社区（例如，由于缺乏相关语言的材料）和不同时期，这种行动主义的收效并不均衡。今天，随着极右翼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在全球许多地方的加强，不均衡问题比艾滋病行动的高峰时期还要严峻。
七、我们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世界，日常生活中的底层民主植根于多种形式的自我组织。代表被压迫者的团体需要在后革命社会中继续得以组织。妇女解放运动、种族化族群运动、残障人士运动等需要与社区和工作场所组织共同行动，因为压迫、压抑和歧视的意识形态比孕育它们的经济结构存在时间更长，最受压迫者的代表性不足问题也是一样。与此同时，我们应在社区委员会和工作场所委员会内争取LGBTIQ与其他受压迫群体的特别代表权，为其组织提供最大的包容性机会。我们还认识到，全球不同地区的运动形式在会有很大差异。
原文来源：
https://fourth.international/en/international-committee/583/208
[1] 《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斗争》，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7910b.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