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社会——生态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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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生态委员会
这是对第四国际关于“未来社会”的辩论的文献，它吸收了《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社会主义替代选项》文件中的一系列内容，但也有一些作者（无论是否是我们的成员）以更个人的方式探索的道路。毫无疑问，本文应在我们想要的社会的一部分和实现这个社会的战略之间做出更大的区分。最后，提出问题只是因为这些问题必然会成为其他文献的主题（社会再生产、民主等问题）。——生态委员会
我们的未来社会方案必须明确表达社会和政治解放的维度，必须停止破坏生命、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崩溃……以及有必要尽可能修复已经造成的破坏。
“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没有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资本主义是一个完全致力于生产主义、消费主义、激烈争夺‘市场份额’、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体系。其内在的反常逻辑必然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1]
消灭资本主义是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克服生态危机需要超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评。有必要开展一场文化革命，废除资本之后，这场文化革命必须继续进行。
一、解构所有权，建设公共
能源、化学工业、银行和信贷、运输、农业工业、建筑等领域的资本主义集团要为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和破坏生物多样性负责。
以掠夺进行积累的逻辑要求不断扩展新的土地（水、森林……）。私有化与商品化甚至被视为优化生产和保护资源的一种手段，如污染权市场、生物知识产权等。
有必要没收资本主义集团，废除自然资源和知识资源的私有制。但除此之外，还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即实行怎样的社会化？根据生态和社会的需求，哪些系统（能源、交通、农业……）是可再生的、分散的和高效的？在尊重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和更新能力的同时，为满足人类的真实需要，应怎样共同和民主地管理资源？
这些问题引导我们解构所有权的概念，以支持公共（common）概念。公共是一个社会过程，而不是指很自然地就将某些确定领域划定为公共所有。公共首先是一种民主建设，（一种制度）以民主审议过程的结果来定义什么有用？为了谁？但，例如，我们对土地、水、森林……要负怎样的照顾和修复义务？公共是一种比独占所有权更丰富的社会结构，它将民主重新置于中心位置，并打破将一切都标准化（通过将物品降低为可销售、可量化和可交换的价值）的商品化。
二、彻底改变生产设备
生产设备不是中性的，它完全是为资本主义积累、帝国主义掠夺而构建和组织的……
技术确实具有破坏性（核能、军备、生物杀灭剂、石油化工产品、工业化育种……），活动部门像广告一样无用且具有破坏性……而没收资本家还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这不仅是一个没收和社会化生产机器的问题，而且是从根本上改变设计的问题。农业上必须要有的突破是，从工业化农业转向生态的、农民的、本地的农业，以确保粮食主权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关于农业生产本地化和粮食主权的要求是自我管理和国际主义立场的一部分。
三、“将反资本主义扩展到物品”[2]
在所有领域，这是一个从商品（交换价值）生产转向民主决定使用价值生产的问题。这将改变一切：物品不再因程序性报废、浪费和耗能而被丢弃，而应坚固耐用、可拆卸与可修复、可重复使用，并且在使用寿命终结时（如果有的话）可回收。由于在“丰裕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有艺术与生活的对立，这些物品会变得美丽起来！
四、扩展免费使用的范围
去商品化还涉及扩大免费服务的范围，免费和平等地获得物品（基本食品）和服务（公共交通、教育、医疗……），同时设定社会的和生态的选择：用于基本需求的能源和水应免费，超过基本需求阈值之外的部分，则根据消耗量制定高额累进定价以打击浪费。
五、更少的工作
工作时间的大规模集体减少与物质生产和运输的减少相一致（即使某些生产，例如农业，需要更灵活地工作）。应伴随某种形式的工作时间滑动比例来分配有用的工作。这样可以让人们腾出时间用于社会、政治、休闲、艺术、性爱和其他活动……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
必须从一开始就把社会再生产领域纳入必要工作的分工。如今，女性在家庭中免费承担了大部分再生产工作，而这项工作是隐形的，因为它不经过市场。社会再生产工作组织必须去女性化、去私有化，并承认照顾儿童、病人、老人和通常的照顾与维护生活等都是重要的工作领域。
六、更自由地变换工作
但是，仅仅缩短工作时间是不够的，还需要质疑工作的目的、内容、组织和分工，反对强迫的、异化的劳动——马克思所说的“几乎没有质量”的工作。员工不仅要忍受身体的损耗，还要忍受这种做不好且毫无意义的工作所带来的痛苦。
为了结束剥夺工人工作控制权的状况，而使工人的工作回归工作过程中具体的、实践的和真实的知识，回归集体和个人的专业知识，就必须结束雇佣劳动占主导的关系，建立真正的生产单位自我管理。
差异化生产有助于走出“异化工作、异化休闲、异化消费”的恶性循环。
七、明确自我管理和计划经济
生产、分配和消费不仅要由“生产者”来组织，还要由整个社会来组织。民主计划经济必须使男女能够重新作为公民、居民、使用者、与生产相关的主要社会选项，以决定生产什么。这个层面的经济和政治民主必须与另一个层面联系起来，即让我们作为劳动者和生产者来监督我们单位的管理和组织，以决定如何生产。这是一种允许合作而非竞争的不同层面民主的结合，一种从生态和社会角度来看有效而理性的管理，一种从人的角度来看有意义的管理，无论在车间、企业、分支机构……还是在自治市镇、地区、国家乃至全球！
八、关于需求
资本主义不断创造新的人为需求，这些需求是有害的，既不可持续又令人与人疏远。与此同时，人们的重要需求却没有或不再被满足。
消费主义和生产主义一样，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东西。消费主义成瘾在我们所有人中根深蒂固。我们如何摆脱它？怎样才是满足美好生活的需求？要考虑到这些需求必须是“普遍化的”，而非对少数人或某些地区有所保留。
资本主义社会的格言是：“对每个人都有益的东西一文不值，只有比别人优秀才能受人尊敬”，高兹（Gorz）提出了另一句格言来反对之：“只有对每个人都有益的东西才值得你。只有既不给任何人特权也不贬低任何人的东西才值得生产出来。”必须由集体协商来解构人为制造和定义的需求。
九、存在而非占有
“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八章）。自由王国超越工作，因此也超越生产领域。真正的财富不在于商品（占有）的无限增加，而在于工作日的减少和空闲时间（存在）的增加。这意味着放弃富足的小丑，自由在于自我限制而非无限增加，无限增加必然导致异化。
十、农村、城市……贫民窟……
在人类历史上，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二十世纪初，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住在城市，一百年后，超过二分之一的人住在城市。预测到205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世界人口的70%。如今几乎一半的城市化进程发生在贫民窟，尤其是在世界最贫困地区。
除了有必要消灭地产投机，将城市（不仅）从汽车中解放出来，转而支持公共交通、休闲空间和软交通（为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保留空间），并使城市“去人工化”（都市农业和社区集市园艺，修复嵌入城市结构中的生物群落）外，还应实行旨在重新平衡城乡人口并克服城乡对立的长期政策。还有一个问题是，应在真正民主的情况下保护和/或重建宜居、可持续的人类社区。
十一、人类与非人类
可以说，为了结束对动物的虐待，为了健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减少肉类消费，结束肉类行业、工业捕鱼……但这并没有穷尽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取得集体进展。这更像是一个滋养我们反思的问题。因此，这部分由多篇文献组成，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丹尼尔·塔努罗（Daniel Tanuro）的作品。
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ïd）写于2003年的一篇文章《一个要改变的世界》（Un monde à changer, collection La Discorde, Textuel）称：“然而人们可能想从道德角度（不易确定），而不是仅从生态的角度来审视我们是否应对动物担负必要的义务。为什么要将生态问题道德化，甚至到复活古典自然神学和将生活宗教化的地步？这难道不是在用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能够用道德术语思考世界的特权）来对抗另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自私的人本主义将人类置于创造之巅）吗？从批判性生态学的内在和世俗伦理角度来思考生态系统中生物的相互依存及其相互责任，不是更明智吗？”[4]
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
1.我们如何与动物共处？
我们可以探索乔斯琳·波彻（Jocelyne Porcher）所著《与动物共存：21世纪的乌托邦》（Living with Animals: A Utopia for the 21st Century）提出的路径，他认为动物不应被视为“工作工具”，而应被视为“人类工作世界”中的特殊合作者。[5]这不仅是一个福利问题，而且是承认动物专门为工作带来什么的问题。“因此，这基本上是为宠物制定一部劳动法（或工作法）的问题，这将为承认我们对动物担负义务奠定基础，这义务包括我们期望它们完成什么工作，及它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这部劳动法意味着“也应为动物提供最适合它们自己世界和口味的生活条件”，这一点结合了这个事实，即“对于员工来说，工作之外和工作多年之后也应有生活”。
2.再次学习双重思考
人类学家爱德华多·科恩（Eduardo Kohn）在他与鲁玛（Ruma）合著的《森林如何思考：走向超越人类的人类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3年）中，捍卫这样一种观点，即厄瓜多尔森林的极端复杂性和永久性危险，已使人类要在这种特定环境中生存，就必须能够解释非人类产生的迹象。[6]
这种观点假定我们是一个“天生不自然”的二元物种。现代性使我们“太人化”了，我们必须再次学会“双重思考”。他主张踏上“思想非殖民化的艰难进程”，旨在“为另一种思维腾出空间——一种更广泛的、包容和支持人类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思考就像鲁纳人（Runa）（或其他人）的生活，他们与森林中的生物密切互动，以充实独特的生命逻辑。如果不接触其他形式的生命、植物和动物，就不会有这种思维。科恩并没有回顾神话般的“远古美好时光”，而是畅想一个亟待建设的未来，他以人类利益的名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如果我们想在人类世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人类之外的世界日益被过度人类化所改变）幸存下来，就必须积极培养这些思维方式（……）学会关注人类之外的各种生命，这样才能在我们人类中运作超越人类生命的逻辑”。
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解释说，对于亚马逊河的阿丘亚人（Achuars）来说，“非人类不过是大自然。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在被猎杀和吃掉，所以它们身上并无神圣的光环，而只是我们的社会伙伴。尽管如此，他们被赋予了主体的尊严，能有主体间的交流。”
十二、人与自然
在20世纪，所谓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无法提供替代生产主义破坏环境的方法，它们也在破坏环境。
苏联、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记录不能完全归因于官僚堕落和斯大林主义反革命。在理念上，部分是由于机械主义科学观渗透到了革命运动中。必须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分析这种观念，当时的目标之一是要支配环境，认为可以随意而不受限制地塑造环境。这些思想出现在工人运动的大多数派别中，甚至出现在反斯大林主义的左翼反对派中。
菲利普·迪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称：“自然本不存在。自然是一个概念，一种抽象，是一种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建立距离的方式（……），科学革命以来，这种方式有了明确的形式。（……）这种形而上学的方式是西方和欧洲人为了突出人类与世界之间的距离而发明的，而世界变成了资源系统和有待探索的领域，我们正努力了解世界的规律。”他补充说：“资本主义需要以这种我所称的自然主义为支撑；也就是说，需要明确区分人类和非人类，而人类应俯瞰自然。”他建议：“需要创造我们栖息的地球的替代形式、人类组织的替代形式以及维持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替代形式。”
这是一种层层递进的新生态意识、新宇宙起源论（new cosmogony），及尊重、关怀和慎重对待文化发展的新价值观。人类严重破坏了生态，但没有理由认为人类的智慧和情感无法让我们重新学习机械主义自然观使我们忘记的东西，如爱护环境、重建可以重建的东西，以及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创造一种反映我们与大自然其他部分关系的新文化。
将没有人类的自然视作“纯真自然”的观点，是一种非历史性的和厌恶人类的观点。这种观点没有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因为整个地球都不存在这种“纯真（处女）自然”。面对这种僵局，土著族群的宇宙起源（地球母亲）构成了从另一种角度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灵感来源，这种理解摆脱了有如“利己主义的冰水”的价值偏执和工具理性。但这种理解是灵感的源泉，而非输出的产品。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某些方面与所谓的“原始”社会相似，但鉴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二者会有很大的不同。同样，共产主义社会所发展出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在某些方面可能类似于土著族群的观念；但还是会有所不同。在这种观念中，预防、尊重和责任的伦理观念，以及敬畏世界之美，将不断影响愈益精密且显然人愈益不完整的科学顾虑。
https://fourth.international/index.php/en/international-committee/583/209
[1] 中译文见：https://www.jinglei1917.net/%e4%b8%80%e7%b1%bb%e7%9b%ae%e5%bd%95/%e5%85%b3%e4%ba%8e%e8%bf%ab%e5%9c%a8%e7%9c%89%e7%9d%ab%e7%9a%84%e7%94%9f%e6%80%81%e7%81%be%e9%9a%be%e5%92%8c%e9%81%bf%e5%85%8d%e7%81%be%e9%9a%be%e7%9a%84%ef%bc%88%e9%9d%a9%e5%91%bd%e6%80%a7%e7%9a%84/ ；法语版参考：http://www.inprecor.fr/article-XIII-th%C3%A8ses-sur-la-catastrophe-(%C3%A9cologique)-imminente-et-les-moyens-(r%C3%A9volutionnaires)-de-l%E2%80%99%C3%A9viter?id=2336
[2] Cf. Razmig Keucheyan, Les besoins artificiels – Comment sortir du productivisme, Éd. Zones, Paris 2019, p. 137.[ 拉兹米格·库切扬:《工人需求——如何摆脱生产主义》，Zones编辑，巴黎，2019年。]
[3]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三卷第928—929页。
[4] Daniel Bensaïd, Un monde à changer – mouvements et stratégies, collection La Discorde, Textuel, Paris 2003.
[5] Jocelyne Porcher, Vivre avec les animaux – Une utopie pour le XXIe siècle, La Découverte, Paris 2014.
[6] Eduardo Kohn, Comment pensent les forêts, Zones sensibles, Bruxelles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