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布拉威(Michael Burawoy)  著

陈宗延 译

宋治德 校

图片说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研讨班与社会学家埃里克·欧林·赖特,2011年5月17日于柏林。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 Luxemburg-Stiftung)/ Wikimedia

中产阶级的特性、社会学作为学门、“乌托邦”的用法、终结资本主义的策略、学生和同事的生命——埃里克·欧林·赖特改变的不止上述全部,还有更多。

埃里克·欧林·赖特于1月23日午夜过后不久,即于密尔沃基(Milwaukee)的福德瑞特医院(Froedtert Hospital)逝世,享年71岁。这个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实践者和思想者,他至死也同他生前一样,将这些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去年4月确诊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而在接下来的十个月里,他对于这个世界流露出乐观的精神,只是当要离开它时难免甚为忧伤。

他不知道是否会以及何时会了结,但他知道自己的生命陷入危殆,而他创造了一个围绕在他身边的真实乌托邦,并以篇幅和书一样长的博客美妙地描述着它。这个博客使一大批追随者着迷,经常令他们落泪。他总是一位锲而不舍的生命记录者,无论藉由摄影或写作,而这次他让自己的生命公之于众。

每一两天,他便重新讲述自己对生与死的看法,难以忘怀地将自己指称为“最幸运的、最有利的——随便你怎么说吧——浩瀚无垠宇宙中的星尘”。他是那一粒特别的星尘,奇迹地“转化为有意识的生物,能觉察到自身的存在”。然后,“这个复杂的有机体终结了,而星尘──即是我──将消散返回更平凡的物质状态”。 这个博客叙说与芽细胞(blasts)──攻击他的身体,尔后吞噬他新移植而无抵抗力的免疫系统的癌细胞──战斗的起起落落;他描述他对控制疼痛的冥想力量的信心;他有一位病友在一夕之间就消失踪影时心里涌起一阵酸楚,他明白这命运有日也会降临他身上;他探讨在慷慨和爱之中的互惠性(reciprocity);同时,他无拘无束地谈论我们太容易视为理所当然的身体功能,如解手变成了挑战。而他的最后一篇贴文是论滑稽的艺术(art of being goofy)1

但他也谈到他发过的一些恶梦,是生命和爱遗弃了他而产生的畏惧(他最亲密和最亲爱的人们都嘲笑他在博客文章犯傻的这件事)。在一次动人的交流中,血液肿瘤科团队的主任迈克尔里斯(Michaelis)医师,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回想起耶稣在十架上的话:“我的神!我的神!祢为什么离弃我?”埃里克,一位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理解那萦绕他的梦魇,正是完全被遗弃的普遍意义。

梦魇是在晚上;而在白天,埃里克欢迎所有访客来到他的真实乌托邦。他写到见到访客的欢喜。朋友和(过去及现在的)学生会簇拥在床边,听他说故事,并流着眼泪离开。

但第一位永远是家人——玛西娅(Marcia),他53年的妻子和伴侣,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珍妮(Jenny)和贝基(Becky),他们的三位孙儿萨菲拉(Safira)、弗农(Vernon)和艾达(Ida)。埃里克全心奉献于溺爱他的母亲,而她永远希望他能变得更好。他几乎每天都造访或打电话给母亲,直到母亲在这十个月之间过世为止,但母亲直到过世都不知道埃里克的生命处于险境。

埃里克并不畏惧死亡;不过他也极想要活下去,和带给他极大喜乐的孙儿在一起。他正给他们书写一封长长的信,是关于他从自己生命中学到的教训——而有时他会容许博客的读者进入这隐密的内心圣所(inner sanctum)。

他在通过Skype和同事及运动份子进行会议时,通常最显得生气勃勃。他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以及他最新一本有关如何成为一名反资本主义者的书——这本书7月才刚完成,那时他已经在接受治疗。埃里克鲜少回顾他的巨大成就,而是不断向前看,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做谋划。直到12月,他仍旧思考着春季的教学。而到了最后的时刻,他还担忧着他的部门、他的学生、以及他创立的黑文斯中心(Havens Center)2的未来。

如他公开承认的,这个博客是他的自由王国(realm of freedom)。它给他消逝中的生命赋予了意义。它结果自发地变成了记录他的多才多艺的档案库。但这个自由王国是立基于扩大的必然王国(realm of necessity)。然而,即使在这里,埃里克也试法组织了一个联合生产者(associated producers)的社群,使医疗人员——照料他千疮百孔身体的医护团队——也参与在关于他们的生命以及他的生命的持续对话中。

他妻子玛西娅是这个必然王国的主要组织者。她二十四小时待命以给他安慰。她监督现场,组织访视,监控他的药物,询问医师,并睡在他的病房。最后,她为他朗读他最喜欢的一本书《The Clearing》的最后一章。她分享所有他做的事,一如往常。即使当他在某个遥远之地,他们也每天联系。现在,她希望他在精神上自由,尽她所能地控制这个必然王国。他也会为了她做一样的事。

关于埃里克不凡的最后十个月,还有太多可说的。他给我们在生与死方面都上了一课;他向我们展示如何在精神上和实践上成为真实乌托邦主义者。博客本身不言可喻,而它值得结集成书。我的文字还未能表达到它的力量和鼓舞人心的作用。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最喜欢的部份,因为对不同的感性而受到不同的吸引。

但这美妙的有关生死斗争的民族志书写,并非凭空而来。我能做的,仅仅是为这位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者写一段简史。

到来

那它从哪里开始呢?很难说。或许是在儿时晚餐的餐桌上,每位赖特家族的成员都必须交代各自当日的活动。或者是作为一位哈佛大学生,被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结构功能论系统的优雅所诱惑?或许是在牛津师事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还有社会学家及政治理论家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

或许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者。埃里克在1968年制作的动画片《棋局》(The Chess Game)传达了革命的困境,它是在一个西洋棋盘上戏剧性地展开。他的未出版手稿,1974年完成的《西洋棋规则的颠倒及其它偏离》(Chess Perversions and other Diversions),也有类似的性质。藉由引入一系列对定义西洋棋及其它游戏的武断规则的修正,扰乱了其背后的既得利益,带来变革性的结果。

他在序言里写道:“这本书是为那种偏离传统路径的发明而伴随而来的自由和愉悦所作的邀请。有效率地游走于迷宫有其乐趣,如同任何一只实验鼠会告诉我们的。但改变迷宫则是实验者的专利。”据此联系他的青年时期,埃里克的最后一本书向我们展示了(或许不自觉地),改变资本主义的规则如何确实可以是一个革命性的举动。

埃里克本人喜欢追溯他对乌托邦的兴趣回到1971年,那时他是柏克莱一神普救派神学院(Unitarian-Universalist seminary)的一个逃避兵役的学生(译按:在当时美国可以以基于宗教信仰或良心的理由而拒服兵役,称为“良心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正是在那时,他组织了一个学生自主经营的称为“乌托邦与革命”的研讨班,以讨论美国社会革命转型的前景。他接着以实习身份在圣昆丁(San Quentin)(译注:圣昆丁州立监狱)担任牧师的工作,一边参与致力于狱政改革的社运组织。他的第一本书《惩罚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unishment)由此而生,是与一些圣昆丁的囚犯和监狱人权运动家合著。

在70年代初期的狂飙岁月中,这让他充分准备好成为一名柏克莱大学的研究生。在那个时代,特别在柏克莱、特别在社会学,学生关注改变世界胜于追求学术生涯。言论自由运动、第三世界罢课(Third World Strike)、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让教师之间彼此交锋,为研究生打开了要求对自己的教育有更大掌控权的空间。

埃里克和他的研究生同侪组织了自己的课程,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争议”(Controversies in Marxist Social Science),埃里克后来在麦迪逊会教授类似的衍生课程。埃里克也是围绕着《资本政权》(Kapitalistate)杂志的马克思主义社群的活跃参与者,该杂志是由欧康诺(Jim O’Connor)和一名“共产营”(Commie Camp)——一个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迫切议题的年度退修营——的主要组织者所领导。再一次地,他带着这项计划前往威斯康辛,它在那里以“激进节”(RadFest) 3之名为人所知。社会学自身成为一个真实的乌托邦。

阶级分析

埃里克在那些日子成了此一知识计划的主要人物:将社会学重新打造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门。因此埃里克的博士论文并不是在意识型态基础上,而是在科学基础上挑战主流社会学。他展示的是:一种重构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比既有的阶层化和人力资本理论等模型能更好地解释收入不平等。

他和其它人有效地终结了“阶层化”(奠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梯度)的想法,然后在社会学的核心放上了奠基于剥削的“阶级”概念。这预示了较晚近的社会学对社会不平等的关切。我们甚至可以说,埃里克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批判,有助于布迪厄(Bourdieu)的“资本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社会、文化、政治以及经济资本)被接受——那是一条和埃里克迥然不同的路径。

在挑战主流社会学的同时,埃里克重新打造马克思主义。中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阵营长久以来的苦恼问题——这个阶级本来早该消失,却似乎变得越来越大。埃里克和友人卢卡·贝隆尼(Luca Perrone)一起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引入“矛盾阶级位置”(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s)的概念——位于三个基础阶级(资本、劳动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位置。

这种矛盾阶级位置有三个:在小资产阶级和大型资本之间的小雇主;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管理者和经理;以及在雇佣劳动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半自主性受雇者(专业人员)。 建立了这些概念上的区别后,他继而用它们来勾勒变迁的美国阶级结构。在他还是研究生时所写的刊载于《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的早期作品4中,他挑战了马克思主义的巨擘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普兰查斯提出了他自己的阶级范畴,但在经验性或分析性上不及埃里克的严谨。

埃里克在1976年接受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助理教授的职位,他开始发展一个阶级分析的研究计划。当既有的调查不能勾勒他所构思的新范畴,他申请并获得研究经费以执行他自己的全国调查,是用来把握他的阶级范畴而设计的。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占了上风的年代,他的想法受到广传,并且他很快就在十余个其它国家组织了团队,参与同类型的调查。即使是苏联也无法抗拒进入这个马克思主义世界,不过那是另一桩故事了。

埃里克的阶级分析引发了许多关于阶级意义的生机勃勃的论辩。藉由这些论辩和对批评的回应,埃里克在数年间修正了他的框架,有时是小调整,有时则移转了它的基础。若有一项特征贯穿了他的学术工作——当然还贯穿了他的生命,那就是把事情做对的决心。这不止必须在理论阐述和经验研究间展开紧密的对话,还得深化他的分析框架的内部逻辑。你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书籍追溯他的思想演化,从《阶级、危机和国家》(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1978年),紧接着是他的博士论文《阶级结构与收入决定》(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1979年)的出版,然后是《阶级》(Classes)(1985年)一书中他接受了约翰·罗默(John Roemer)的剥削概念所伴随的更深层的转变,以及他在《有关阶级的辩论》(The Debate on Classes)(1989年)中对批评者的响应。《阶级说了算》(Class Counts;译注:或译《阶级很重要》)(1997年)中对国际计划的集大成,确立了阶级对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友谊模式、性别关系和阶级意识等议题的效应。他在这个主题最后一篇稿件,《阶级分析方法》(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2005年),最恰当不过地说,是指认出多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取径,但也指认了在阶层化理论的废墟——他的起点——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非马克思主义取径。

《阶级分析方法》中译本

制度建立

埃里克的名声远播广传,因此大学在1984年给他经费创建一个批判社会科学的中心,他以刚死于肺癌的亲密同事黑文斯(Gene Havens)之名命名。黑文斯中心邀请访问学者和运动份子,且投放经费于广泛的左翼计划。创建三十四年来,无数国内和国际的左翼人物造访黑文斯中心,和学生及同事们一起工作。

这些造访者会记得埃里克,不仅是因为他锐利的知识贡献,也是因为他的好客。他们会记得他的家和他的厨艺,会记得到音乐会或戏院一游。麦迪逊藉由黑文斯中心辐射到世界上最远的角落。

1981年,埃里克加入一群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圈子,其中影响他最深的是哲学家G·A·柯恩(G. A. Cohen)和菲利浦·帕莱斯(Philippe van Parijs)以及经济学家罗默。他们是“分析马克思主义”——以更口语化为人熟知的“不胡扯的马克思主义”(no bullshit Marxism)──的先驱,在不受拘束地审阅彼此的著作中澄清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过去四十年来,这个团体的组成有所变化,也偏离了它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支柱,但在这之中埃里克仍旧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它成为埃里克在智识上的第二个家,以及鼓舞他接下来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基础的源头之一。

第二个原因则是源于变迁的历史脉络。即使在苏联共产主义崩溃之前,学院内的马克思主义复兴已开始消褪。当埃里克的阶级分析成为主流社会学正统的一部分(由它必定会出现在预试(prelim)的阅读书单上可见一斑),他的著作招引了一众宣称“阶级终结”(令人连想起1950年代的“意识型态终结”)和“多元认同终结”的批评者。

社会学采取新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涂尔干和韦伯的保守读物掩盖了激进的马克思的风采。议题不再是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而是不同变种的资本主义(varieties of capitalism)。由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绝迹,以及新自由主义占了上风,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被嗤之以鼻。确实,如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说过的,想象世界的终结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还要容易。

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对乌托邦理念过敏,但如今的政治局势却恰恰需要它。埃里克接受挑战。直接驳斥新保守主义的精神面貌(pathos),他发展了一项社会主义的工作计划:呈现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探索其起点。

真实乌托邦

新的计划始于1991年,苏联解体的那一年。埃里克召开一系列会议来讨论“真实乌托邦”——不是什么思辩的理想世界,而是可以在实际存在的社会中找到的真实替代方案。在麦迪逊·黑文斯中心举办的每一场会议,聚集了不同学门的学者以响应具体的提案。

年复一年,会议主题包含了协商式民主(associative democracy)、市场社会主义、参与式民主、全民收入补助(universal incomes grants)和性别平等。会议论文以书系的形式出版,由埃里克集结,通常由他撰写导读,并在他本人的力作《真实乌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中达到高峰。

那本书的开场检验了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弊病:它创造的苦难、它必然会造成的破坏、它否定的自由、它侵蚀的社群、它促成的无效率、它制造的不平等。但这份分析性计划的原创性在于他方——恢复社会主义中的社会。

倘若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是围绕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而建构的,而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则盘旋在某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创建和批判上,今日的社会主义会是筑就在市民社会的重构与振兴之上,而市民社会是就其与经济和国家的区隔而被理解的。社会的提升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有其根源,但在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狱中作品里最为显著。但与社会学的汇合也强调了市民社会的立场。

这让他具体详述了资本主义转型的三种策略:断裂式(ruptural)策略涉及国家的摧毁(而他现在大体上否定这种策略),间隙式(interstitial)策略在国家外部建立替代方案,而共生式(symbiotic)策略则在国家的领域上斗争以和国家交战。终极而言,他个人的答案是结合间隙式和共生式策略,创建反国家的空间,从而与国家合作将那些空间转型。

2012年,埃里克成为美国社会学会理事长,而他的年度会议成了真实乌托邦的平台,特色是二十场致力于具体真实乌托邦提案的特别场次,五十场与真实乌托邦和社会正义相关联的广泛主题的专题场次,以及还有三场全体演讲聚焦于环境、平等和民主等领域中的真实乌托邦。

他也带着“真实乌托邦”上路,造访历史上的黑人学院和大学、服务西班牙裔的机构,还有加劳德特大学(Gallaudet University)(他在那里学会欣赏手语的丰富面向)。埃里克从不是闪躲困难议题的人,他审慎地替自己准备好有关在真实乌托邦中纳入种族或聋人的问题。社会学暂时地浸淫着真实乌托邦。

埃里克将社会学带回到它的创建者——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面前;他们比起今日的社会学专业者,对于将他们的理论构造建筑在道德价值上比较不致于持刻板的反对态度。埃里克很明确地将社会学的计划定义为理解在制度上实现那些价值的可能性。哪些制度可能推进平等、自由和社群?那些制度的特殊属性是什么?它们的再生产和散播的条件为何?它们的矛盾和动力是什么?

埃里克地毯式地搜索萌芽的真实乌托邦,将每一株放在他的分析显微镜下,然后,在那基础上,阐明更为一般性的设计。他最喜爱的某些例子是阿雷德里港(Porto Alegre)的参与式预算、巴斯克自治区(Basque Country)的蒙德拉贡(Mondragon)合作社、以及维基百科的集体性自我组织。

埃里克成了一名考古学家,挖掘具有挑战资本主义的潜力的制度、组织和社会运动,将之放在历史脉络中,转译为常民语言,然后由此将他们跨越世界彼此串连。由于其动态性(dynamism)与其意识型态,资本主义的辩证法无可避免地产生自身的替代方案;我们只须把握它们、和它们一起奔跑、散播它们、然后实施它们。

在某个场合,他无法在真实世界中找到充分的例证,便转向一则连环漫画。在20世纪40年代的连环漫画《亚比拿奇遇记》(Li’l Abner)的某一集中,一位在多格帕奇(Dogpatch)山区的社区住民亚比拿,发现一种叫做“什穆”(shmoo)的奇妙生物,它的长处在于供给人类所需的所有物质,不含奢侈品,只有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

这则故事的开场,是雇主之间彼此为了利润而竞争,提高工时、降低工资。当什穆出现时——你可以读作全民收入补助——资本家的关系被翻转,而多帕奇的劳工得以复仇,不把他们往昔的剥削者放在眼里。

埃里克将什穆的故事转化为一场关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及其矛盾的演讲。他之前的学生知道埃里克对什穆的爱,献给他一则影片,开头是埃里克的演讲,接着是他们滑稽地读着连环漫画。

在埃里克生命的最末几年,他发现到这些真实乌托邦对运动份子非常有吸引力。他花费许多时间跨越世界,与那些热衷于将他的意识型态—知识框架和他们自己计划联系起来的团体谈话。因此他着手将《真实乌托邦》转成简略易懂的形式,移除成串喋喋不休的学术语言,创作一本反资本主义的手册。他恰当地称之为《如何当一个21世纪的反资本主义者》(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文书名为译者暂译)(即将于Verso出版社出版)。

他马上就切入正题:今日的资本主义出了什么问题?它侵蚀了平等/公平(equality/fairness)、民主/自由社群/团结的基础价值。如何扭转这个进程?资本主义可以被摧毁(smashed)、摒弃(dismantled)、驯化(tamed)、抵抗(resisted)或逃避(escaped)。

他把第一项看作和他的三个基础价值不兼容而不予考虑,并主张要结合剩下四项,他称之为削弱(eroding)资本主义,演化社会主义(evolutionary socialism)的一种形式——以经济民主逐渐替代资本主义。他这最后一本书吸引人的特色之一,是每一章都以摒弃资本主义下的常识——凡存在者皆为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开头。

他的批评者会一如既往往地攻击他过分乐观。但埃里克会这么回复:今日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还要有理智上的乐观主义5。“要悲观很容易”,困难的是在资本主义前景暗淡的势力下既乐观又实际。

那些在市民社会的战壕(trenches of civil society)6斗争中的人们,听到这正面的讯息会深感热情鼓舞,但又惊讶于它出自学院中人的笔和口。这是一位知识分子在向他们大体上不被看见的工作致敬,他们为质疑资本主义克服重重难关,忍受羞辱和报复。

离去

埃里克既留给我们一种思考方式,也留给我们一种存在方式。容我直言不讳。我不知道有任何人的思考比埃里克更清晰、更切实、更快速、更不费劲;没有人那么有效率地切中任何的议题、论文、书籍的要点。

尽管他是如此温柔和切实,接触他却既兴奋又可怕。他把你的主张、论点和事实看得比你自己还严肃。

当他和人争论时,他从不诉诸夸大、扭曲或过度简化。相反,他集中精力在反对者的论点中最好的部份,甚至比他们能给出的还要更好。他将所有这些礼物赠予他教导的诸多学生,敦促他们也要有逻辑、严谨、富有想象力,并且同等重要的,要正派和诚实,先假定他人的论点有其道理。

我们没办法像他那样,但我们可以从他留下的东西得到鼓舞、在他的地图引导下追随他的足迹,并在我们前进过程中改造它。

他的思考方式渗入了他的存在方式。他对世界的参与中,有某种极度纯真的成份。那正是为什么他喜欢和小孩在一起,用他神奇的故事娱乐他们。这让他成为一名伟大的理论家——像一个小孩,他能够直抵事物根源,对我们其它人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之事提出怀疑。他不仅对自己的小孩读故事,他还开创了一个世界,让小孩在其中能创作自己的故事,甚至将之演出。他爱好扭曲老游戏,就像他在棋盘上的动画版阶级斗争。他没有食谱书,除了自己的配方外,不遵循任何其它配方来制作低胆固醇的美妙菜肴。正是那种创造性定义了他的存在;那也是真实乌托邦背后的原理。

他信奉的价值——平等、自由和社群——不仅是一个新社会的根柢,它们也是应当遵循的道德原则。我们不能坐等未来,我们必须藉由此时此地的行动,展现我们的信心。

在应对下属、以及平辈和长官时,埃里克追求达到极度的平等。他的骨子里没有邪恶,他的灵魂中也无丝毫嫉妒。我从未听过他咒骂脏话——他好奇怎有人能把最美丽的爱情行为转成诅咒。他心思的敏捷和清明让他在任何商议的过程中占得大量的上风,而因此他承认对个人参与有约束的重要性。你可以提醒他的盲点,而他会试图修正——不总是成功。

但他某种程度上仍是一位“现代君王”(Modern Prince),一位永恒的说服者,一位不屈不挠的社区建造者,建造使人们蓬勃——或者如马克思可能会说的,使人们发展自己丰富且多样的能力──的社区。就好像一位之前的学生向埃里克写的:“你总是以一种邀请我们所有人以成为自己的方式来做回我们自己。”他不仅在生活上,在音乐上也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家。但他不一人独奏,在每场派对的尾声,他会离开自己的小提琴,并让我们所有人一齐跳方块舞。而我从不怀疑,无论他在哪里,那会是他正在做的事情——天空中一粒闪烁的星尘。

2019年1月28日


作者迈克尔·布拉威(Michael Burawoy)是埃里克·欧林·赖特的密友和遗作管理人(literary executor)。他是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社会学教授。

原载美国《雅各宾》网站(www.jacobinmag.com

原文题目:A Real Utopian in Practice and Theory

原文链接: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9/01/erik-olin-wright-real-utopias-practice-theory

阿里耶尔·达伽尔·迪亚斯(Ariel Dacal Díaz)  著

素侠云雪  译

编者按:此文为古巴国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对古巴改革十年得失的评论,并就其所失提出了自己所主张的替代方案。

古巴共产党七大会场

一、“更新”的目标

自2007年底劳尔·卡斯特罗号召开展全国性广泛辩论以来,已经过去十年了。这是对国内所有问题的一种“社会宣泄”。这一事实可以视为影响古巴经济、政治、社会与个人生活等所有领域的转型进程的开端。

在这十年里,澄清了两个重要的变数:

(1)要在经济与社会秩序上做哪些改变,和(2)社会主义概念应怎样付诸实践。

这些参考文献使我们的分析不是依赖假设,而是在具体结果中,强调结构与概念的变化、它们的暗示与观点的矛盾性与复杂性。

虽然对体制中任何一部分调整都会影响到全体,但另一个重要的变数仍有待澄清:新旧社会经济活动者间的政治与法律框架。这些调整将成为宪法改革的一部分,将在古巴建立新的社会契约。

2008年2月,国务委员会1与部长会议主席2劳尔·卡斯特罗提出即将在岛上实行的可视为“更新”3的“主线”:

(一)批准古巴共产党为全国团结的保证者、历史上革命领导人的继承者。他增加了一个条件:“如果人民牢固团结在一个党周围,这个党及它所在的社会就必须比其他党及其社会更加民主。”

(二)发展社会中的辩论进程,因为“支持革命的大多数人会质疑我们要采取什么措施来推进革命……没有理由害怕我们这种社会中的那些分歧……从深刻的意见交流中能诞生更好的解决方案,如果这一交流由认真的建议和责任感来引导的话”。

(三)让政府的管理更加高效。需要的是“更加简洁和实用的机构,国家中央管理机构要更少一些,并且要更好地分配各机构的执行功能。”

(四)强调经济是其他社会各领域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前提”。“生产工作是社会的唯一财富源泉。”我们必须“计划好”,不让花费超过我们的储存……为了消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机制和手段,并利用好储蓄和良好的工作组织中的巨大潜力。

(五)要优先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与精神需要,就要从持续加强国民经济与生产基础开始”。

两个五年期后,这些路线得以具体化:

(一)重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进程。这包括财产管理体系的延伸和经济主体的多样化:社会主义全民财产、合作社财产、混合所有制、私人财产、政治组织财产及公民社会中群众、社会与其他组织的财产。从充分就业政策向扩展劳动力市场过渡。分配领域内国家所占比重减少。通常是从国家补贴产品转向直接向个人发放补助。放弃了充分就业政策。产品与服务分配市场的作用是在个人与家庭收入的基础上扩展就业与日常生活。

(二)战略发展部门的定义:

1.社会主义政府有效率,并促进社会融合;

2.生产转型和国际介入;

3.基础设施。

4.人的潜力,科学、技术与创新;

5.自然资源与环境;

6.人的发展、平等与社会公正。

(2017年古巴共产党七大文件)

(三)改变有着脆弱基础的机构,并实行有坚实基础的财政政策。有效利用资源,以实现宏观经济与财政的稳定为方向。

(四)调整中央政府的运作:使政府职能更加分散、明确和稳定;加强市政机关的作用;更好地公开政府管理信息。所有公职由选举产生,限制其任期为两届。

(五)对国家发展计划的战略核心的定义:

1.政府、国防和国内安全

2.环境和自然资源;

3.社会文化;

4.领土;

5.人口;

6.基础设施;

7.对外贸易;

8.货币、金融和财政;

9.生产、技术与人的潜能。

(古共七大文件)

(六)将社会主义国家定义为“平等和自由、独立、主权、人民参与和监督、国家发展的保证者”,并且要保证“行使和保护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政治、个人和集体的权利与义务”。(古共七大文件)

(七)确认古巴共产党是古巴式政党体制中的唯一政党。其常设机构定期举行会议。在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相应的中央委员会全会期间,第一次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目前所采取的措施旨在剥离党组织所承担的行政职能,并将党的工作集中在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 (八)修改生产结构:国家管理占70%。“为自己的帐户而工作”的人(雇员、雇主和个体经营者)增加了,达到567982人(占劳动力的12%)。420家经批准的非农业合作社拥有11.2万社员。向22.2万人发放了191.7万公顷土地。4超过250家公司与外国资本有联系(外国独资公司、合资企业和国际经济协议合同)。

二、“更新”在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得失

对新的所有权与管理形式的政策与法规的各种调整阻碍了新结构/生产图景的稳固与发展——这让新兴经济参与者感到不确定。此外,合并、扩大与促进的措施进展缓慢,且没有固定的时间表。

除了重申高度集中的和官僚主义的国家秩序逻辑,“模式……”看起来是以各阶级的共同关系为基础;它在概念上被简化为不同所有制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主导的框架中共存。这种理解考虑得太简单,且阶级矛盾表现在不同的经济参与者之间。这是一种经济学家的愿景,忽视了无论在概念分析还是政治实践中,资本与劳动、雇主和员工(私营或国营部门)、居民与生产者之间都会存在冲突。

尽管有国有企业权力下放,但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现象:

1.在企业中,存在一种垂直主义的基于工资的逻辑:在生产过程中,管理者正集中获取更大的决定权。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被简化为技术问题,而不是视作生产单位中的组织或战略问题。(Martín, 2015)

2.在企业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国家对企业的专断与集中化管理体现在不充分和低效的监管中。(Torres, 2015)

生产关系的民主化并没有作为该“模式”的一种倾向而出现。其基本方法与规范化政治实践并没有把劳动(人类直接生产产品和服务)置于中心位置——而这正是社会主义为了将生产与权力社会化所迫切需要的。因此,“模式”并不会促进与这些政治和生产过程相关的合作、互动和基于团结的主体性

合作社面临着更高的批准门槛,这一事实证明了此趋势,强化了它们独特的实验特征。“模式”并未提到以共同管理和自我管理为社会化的支柱,也没有提到各种形式的基于人民与团结的经济,然而这些经济可能是社会所有制在社区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混合体。

“更新”不仅涉及经济模式,而且涉及社会关系和它们的主体性、个人与集体的重新定位。在这方面,社会心理调查显示,在很多情况下,如剥削中,可以在看出雇主—雇员间的从属关系,即将权威、信息与领导权分配给雇主,而将顺从和服从分配给员工。在这些主体形式的框架内,很少有与国家机构建立关系,发展合作进程或采取有利于社会责任的意愿。另一方面,受访者认为他们更多是在个人和家庭层面在参与变革。(Pañellas, 2015)

改革的另一面会提醒我们:尽管保证古巴社会项目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结束社会政策与经济间的微弱协调也是必要的,但事实上社会政策往往服从于经济

作为这种逻辑的表现,不平等问题和社会排挤问题并未得到严格处理。不平等和贫困这些字眼不再被使用:“我们”讨论的是处于危险和困难的群体,是弱势群体,是受援助或受保护的贫困者,是社会劣势群体(Valdés, 2013 and Zabala, 2013)。不承认“不平等”和“贫困”的存在阻止了社会政策的部署,也阻止了能同现存的贫困与苦难战斗的经济转型的部署。

例如古巴的基尼系数(从0到1来评定不平等程度的工具)正从其最低水平开始逐步增大:从1980年的0.24增加到了2000年的0.38。2015年预计会达到0.4。同样,贫困的女性化、少数种族化和地域化等特征正日益严重。(Espina, 2015)

最近的研究表明,“社会电梯”适用于拥有较高资历和知识分子社会出身的年轻白人男性。在硬币的另一面,是妇女、出身非白人的工农、受教育水平低者,这表明不平等正在依世代传递5(Espina, 2015)。要说明的是有33%的妇女在“自雇”部门工作(Pérez, 2017),且她们中大多数人并非所有者,而是工资低于男性的受薪工人。

在微观社会空间中,这种情况的支柱是财富的缺乏或不足及它们的世代传承。在宏观层面,经济机制无力提供有足够报酬的工作,且事实是“社会包容”那虚弱的结构机制,如福利与社会保障等,却要拥有工作才能享有。

所有这些都反映在“自营”部门和微型企业的扩张中,这种扩张没有得到足够的公共支持,也没有对弱势群体的激励措施(优惠小额信贷,市场、培训,法律和技术咨询)。这会产生所谓的非正规、不稳定的就业机会,有可能带来生存问题和日益严重的贫困(Espina, 2015)。这种不足与能推进倡议或项目的资源仍处于不稳定状态的事实形成对比——例如,人们的储蓄仍存入银行(Díaz, 2015)——而且对国际合作项目的部署有限制。

在实践中,私人和国家资金方面的赤字只能非常不稳定地由居住在国外的家人、朋友与古巴侨民来补充。转入古巴的资金估计每年有30亿美元,其中50%的钱用于非国有部门的资本(Rodríguez, 2017)。

同一问题的另一细微差别是,信贷政策不是要授权给受影响的个人、团体和社区,包括利用社区和公民社会面对现实的潜力。值得一提的是部署基于社会与团结的经济模式,参与性预算和直接获取国际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公共部门中平均工资有增长,但还不能满足基本需求。虽然公营部门平均收入为740比索——而创业部门为824比索(Rodríguez, 2017)——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至少需要月收入达到2000比索才行(Monreal, June 23, 2017)。况且收入的分配还不平均:60%的人的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8%的人的收入在824—2000比索之间,只有1.7%的人收入超过了2000比索(Rodríguez, 2017)。同样,养老金平均数额增加了,但面对着日益增长的物价,还是无法满足基本食品需求。

“自雇”劳动者的收入则六倍于国家平均工资,且不同职业间的收入差距非常大(Mesa-Lago, 2017)。无论“自雇”部门还是合作社,收入与工作之间的联系都更为紧密,从而刺激了生产力的增长。

要补充的是,2017年时对高价格产品进行了补贴,对配给品的预算补贴为374万比索,而社会支出为3655.4万比索。社会支出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与援助支出,还有电力、燃气、水、电话与公共交通方面的补贴。

幸亏有普遍和免费医疗原则,医疗保健系统得以维持,一些指标继续得以发展(新生儿死亡率为0.43%,牙科病患减少了35%,11种疫苗中有7种疫苗的接种人数增加了)。但同时,访问、设施数量、医生和服务质量都有所下降。医院数量减少了32%,综合诊所减少了8%:所有农村医院和农村及城市保健中心都于2011年关闭(Mesa-Lago, 2017)。这正是在人口老龄化6需要更多服务,同时花费也更多的时候发生的。

在仍然保留了普遍与自由特征的教育系统中,入学率下降了39%,教师减少了13%——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及对农业工人而言(Mesa-Lago, 2017)。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可用教育的质量在不断下降

为了纠正这种情况,教育部门的工资有所提升,已退休教师有可能被返聘,并且修订了雇用和教学的条件。目前的修订包括教育系统的第三次改进,主要目的是更新课程、课本和教学方法指南;还有组织各个学校的教育项目要依据各个学校的所处环境,让教育中心的运转和它们与家庭和社区环境的关系上有更大的自主性。

尽管重申了国家会保障免费的医疗和教育服务,但已经由中央确定,开启了在某些情况下“给需要这些服务,然而并非必要或非基本需要时,为这些服务付费”(七大文件)的可能性。这种矛盾状况其实开启了这些服务商品化的大门,这可能会扩大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并破坏古巴社会主义合法性的主要支柱之一。

市场和私人企业的扩展的会导致不平等。与其他更具活力的领域所达到的水平——私人企业的工资、“自雇”劳动者与合作社的收入、移民的汇款与其他“流入”资金(合法的与非法的)——相比,国家所发工资和养老金已经远远落伍了。

一些分析建议,为了推进关于不平等的讨论,应该去分析出现于生产过程中的价值的初级分配和得到批准的其他各种形式的收入,特别应分析工资(Monreal, June 13, 2017)。最低工资主要基于“基本篮子”的成本。它反映的是“劳动再生产”的成本。因此,它不应直接取决于社会层面或工人受雇的特定部门的生产力水平。官僚主义的想法不应违背这种情况(Monreal, 23 June 2017)。

今天,对工资的分析主要还是关于效果,而非原因的分析。“提高工资以提高生产率”和“提高生产率以提高工资”之间的争论是同一块面包的不同面包屑。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是从工人之外的社会力量——生产资料的管理者(官僚)或所有者(资产阶级)——谈起。这两种再生产有着明显的差异,但都是通过减少支付工人出卖的劳动力,而使他们疏远自己所参与的社会关系。

一般而言很明显,在对国家工资政策的批评中,私人部门(不论其在今天提供多高的收入)再现了资本家通过从工人那里挪用一定的无偿劳动来增加他们力量的旧逻辑。资本家努力降低工资并延长工作时间,而工人则不断向相反方向努力。尽管这种趋势受到了法律的限制——工人普遍政治行动的影响——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对社会财富的不平衡分配还是会越来越大(在古巴出现的关于此类现象的观察的报道证实了这点)。

在解决古巴工资问题的争论、提议和探索中,我们不希望工资系统成为限制商品与服务直接生产者的创造性、自由与权利的一种关系。同样,劳动力为其再生产创造了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作为结果,持续进行的争取工资上涨的斗争仅仅治标不治本。由于这个原因,根据马克思的衷告,必须用“废除工资”的革命口号取代“公平地分配每天工作所得”的保守论点(马克思)

这是要深入探索基于合作、团结的与互助主义的生产模式的另一个原因,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劳动不受官僚机构或资本的工资概念的影响。这种生产模式要建立自己的财富(换个词叫利润)公平分配机制……总之是要将劳动置于中心地位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情况下。

一般来说,上述特征、趋势和张力是在经济结果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些结果不足以实现“模式”的起飞、发展与持续,只会加大该过程的张力。

2016年,根据官方数据,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旅游业,旅游业每年贡献三十亿美元。因为就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言(与其潜力相比还相差很远),该部门可以为经济做出更大的间接贡献,而且可以为古巴家庭带来直接的收入。另一方面,旅游业也会带来严重的社会与环境后果,因为为了满足四百多万游客,需要进口大量食物、饮料、燃料和奢侈品。

其他所有经济部门往往处在赤字状态。镍产量在减少,蔗糖年产量下降到了150万吨(少于预期的400万吨)。石油销售量下降了68.9%,且从委内瑞拉进口的原油量下降了4.4%。发电量减少了6%。出口总额下降16.3%。服务(医生和教师)出口额减少了11%。另一方面,食品进口额为168.8万美元,而其他商品进口额下降了3.3%。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继续贷款,国家花费529.9万美元偿付外债(Almeyra, 2017)。

国际信贷的背景很复杂,如果不能处理这种复杂性,就无法前进。尽管在过去五年中,由于外债重组,情况有所改善,但一些作者只强调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内容:我国不是任何相关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员,这种情况既非优惠也非补偿;美国制裁的深化与古巴信贷的悲惨历史,以及几次暂停放贷。所以这些都意味着获取贷款的成本会非常高,必须补充的是,并没有多少伙伴可与古巴合作。在这种复杂情形中,有必要包含“债务将国家置于债权人手中,而没有可行的替代”的观点,债权人会力图促使古巴采取我们之前一直要避免所采取的措施(Torres, 2017)。

不可忽视的是,在国际金融大家庭中,主要机构不会想着去优先发展援助,而是要扩展和保护金融资本,而且这根本不符合能保护经济的主权项目,而主权项目的目的本是为了满足人口发展的需要。

在这种紧张状态下,外国投资在2016年增至130万美元,远不及每年200万至250万美元的增长需要。2017年,国民经济计划预计外国企业将只占投资总额的6.5%。 批准新项目过程缓慢,对获取短期资源和扩大生产能力,以确保增强未来几年的经济活力而言,是一种阻碍。这是由于官僚效率低下,也与国有银行和财政体制的扭曲,及货币系统的双轨制7有关(Terrero, 2017)。

一些分析建议,我们不仅应该考虑支付大笔款项的大型项目,而且应该考虑投资中小企业,还应考虑加大国家投资以增加吸引外资的能力(Rodríguez, 2017)。作为一种选项,可以考虑授权省级和市级单位进行有限投资。

但事实是外国投资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外国投资可以是我们在短期内能更有效行动的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但同时,外国投资会带来风险,国际资本会威胁各种基于全体人民尊严,尤其是全体工人尊严的国家项目——毫无疑问这是捍卫主权的政治创造性的主要需求之一。让我们回顾一下,在“更加刺激投资”的曲折口号背后,隐含的是要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在极端情况下,这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

三、一党制问题与公民社会的发展

当我们要彻底审视改革进程时,会发现最大的不确定性在政策与监管领域。虽然“更新”文件确实多多少少同不同部门和社会机构进行了重要磋商而形成的,但这些民主时刻似乎并未预示着与国内的越来越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参与者形成政治对话结构。 与政治秩序相关的指导方针并不遥远:学习如何在不牺牲人民代表性的情况下减少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8中的代表人数,分析一个指导选举进程的常设专业机构的用处,并执行由党的领导批准人民政权机构的完善的纲领(Penín, 2017)。

认为一党领导可以“更民主”的理念并未能成为现实。提高、多样化与澄清国家与社会对话的提案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结果。在重新确立古巴共产党与合法成立的群众组织的关系方面,及与古巴人民多样性的关系方面,均没有任何进展。

然而这是当前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和党的机构已经失去了对问题和答案的垄断。相反,公民社会的“密度”增加了,合作网络的出现证明了这点,这种网络可以保卫各种问题、自主性,并能影响社会和公共决策:宗教社群、LGBT运动、黑人权利运动、各种女性主义集体、替代性交流平台、社会文化与生产性社区工作等。

这些活动者团体代表着广泛的社会意识与批判性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与“革命”决裂,而是要赋予“革命”新的意义。其中很多团体超越了政府部门对其不信任的态度,并获得了合法性,进入公共领域活动(González, 2015)。

面对这一现实,有必要去重新定义社会契约,特别是在公共政策的定义、决策和监督过程中,要组织持久的对话和加强社会包容的未来方式。

这条道路已经开放,从“更新”文件中可以推断出,这条道路会继续向前推进。但必须要加快建设这条道路,即要扩大有关机构和内容的规范化进程。因此,有必要更改改革文件中的“人民监督”和“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条件。

“模式更新”越发展,就越有必要进行调整。法律必须服务于每个人。改革为新的活动者打开了空间,不过这些活动者并未完全摆脱它们成立、获批时给它们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及澄清它们的功能与组织。对经济、社会与政治活动者均如此。

在生产部门,最好是能调整成透明的、可预测的和非全权委托的法律框架,以促进国有和非国有的创业世界的发展(Torres, 2015)。有必要依法规范非国有经济活动者。它们缺乏发展自己的活动并因此而有利于让它们得到认可并接受监管的具体法律样板。例如,小型和微型企业或许是自然人,或许是一个集体。这不仅限于私人企业,因为国有企业也可以从不同的组织或联合形式中获益(Cobo, 2016)。

必须重新确定“为自己的帐户工作”的概念,以促进对其进行规范化调整。它涉及为自己工作的个人,自己给自己投资或有共同资本并雇佣劳工的人,还有收入高于工作成果的人。

一些雇主经营中小企业,所以承包人的地位必须得到承认与合法化。同样,我们必须考虑雇主与雇员间的区别,必须超越工会领域,因为二者位置并不相同,尤其是在私人部门。考虑到这些特点,最好是修改《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至于有必要与公民社会的新老活动者达成社会契约一事,我们必须考虑重新调整关于社团的法律,改革选举法,制订礼拜法、公民身份法、市政法和通讯法。让我们更新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政治、个人与集体的权利和义务,还有组织并确保这些法律实施的法律规定。

几乎作为近十年来的高潮,对“更新”文件进行阐述、辩论和最终陈述得出的结论是:概念、发展计划和指导方针。总体而言,这是一部文件集,一个广谱提议。这是一个综合的一揽子方案,可以在中期或短期内,为辩论、建议和调整提供参考框架。我们可以在实现一个更好的为了所有人的国家的漫长和复杂的进程中,诉诸这份纲领性文书。

这份纲领文书的基本目标之一是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以繁荣、社会公正和公平为基础,与环境和谐相处。我们的设想是所有公民,尤其是工人,在各种形式的管理与所有权方面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在包容和民主参与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决策制定进程,并处理侵犯人类尊严的所有歧视方面,每个人都应有有效的权利和义务。(七大文件。)所有这些内容都是社会创造政治的潜在基础。

自劳尔·卡斯特罗就本国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开展广泛辩论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年。其结果是,我们有一个已经改变的国家,尽管我们绝不能忘记复杂性、矛盾和紧张局势。事实上,说古巴没有任何根本改变是站不住脚的。但同样正确的是,这些年来留下了很多需要澄清的事情。

目前已经开放了广泛的选择,但即使提出了类似的条款,它们也不会指向相同的视野。众所周知,在生产领域,至少有三种趋势所创制的优先事项:

1.提高普遍存在的国有企业的生产与分配效率;2. 3. 为了增加生产和收入,以各种方式扩大私人财产,开放劳动市场;4. 5. 优先对待社会、社区与集体的生产模式,重点是合作社,因为它直接将生产者与生产力带来的收入连接起来了。6.面对社会、经济与政治公正的项目,如同主权、独立与国家尊严的面孔一样,需要三个最低限度的关键事项来推动最鼓舞人心的事情,并遏制这些年来留下的危险:

甲、重新将社会政治化。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一个自觉的和积极的主体。我们都是背景,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古巴将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所暗示的内容,而转入公民要确定的“我想要为古巴做些什么”。

乙、人民监督。增加人民参与为一种政治手段,以消除官僚主义对政权的瘫痪并遏制资本的掠夺性贪婪。

丙、自主的与集体的创造力。积累财产的社会化管理经验,将生产掌握在与日常生活、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持久民主化不可或缺的人手中。

哈瓦那,2017年11月11日

本文最初发表于“Cuba posible, un laboratorio de ideas”网站上。


参考资料

• Almeyra, Guillermo. Cuba, problemas y desafíos (I).

• Documentos del 7mo. Congreso del Partido aprobado por el III Pleno del Comité Central del PCC y respaldado por la Asamblea Nacional del Poder Popular el 1 de junio de 2017. “Conceptualización del Modelo Económico y Social Cubano de Desarrollo Socialista”. “Bases del Plan Nacional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Social hasta el 2030: Visión de la Nación, Ejes y Sectores estratégicos”. “Lineamientos de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y Social del Partido y la Revolución para el período 2016-2021”. Tabloides I y II. Impreso en la UEB gráfica Villa Clara, Empresa de periódicos.

• Castro, Raúl. Discurso pronunciado en las conclusiones de la sesión constitutiva de la VII Legislatura de la Asamblea Nacional del Poder Popular. Palacio de las Convenciones, La Habana, 24 de febrero de 2008, “Año 50 de la Revolución”.

• Castro, Yudi. “El desafío de poner a producir las tierras ociosas”. Periódico Granma, jueves 17 de agosto de 2017.

• Cobo, Narciso. Cuentapropismo y pequeña empresa: una mirada desde el Derecho.

• Díaz, Ileana y Dayma Echevarría. “Mujeres emprendedoras en Cuba: análisis imprescindible”. En Miradas a la economía cubana. Análisis del sector no estatal. Editorial Caminos, La Habana, 2015.

• Espina, Mayra Paula. “Reforma económica y política social de equidad en Cuba”. Cuba: los correlatos socioculturales del cambio económico. Editorial Ciencias Sociales. Ruth Casa Editorial, 2015.

• González, Lenier. Desmitificando la sociedad civil cubana.

• Martín, José Luis. “El toro por los cuernos. La necesaria transformación de las relaciones de trabajo en el país, como asignatura pendiente de la actualización del socialismo cubano”. Cuba: los correlatos socioculturales del cambio económico. Editorial Ciencias Sociales. Ruth Casa Editorial, 2015.

• Marx, Carlos. Salario, precio y ganancia. Fundación Federico Engels. Madrid, 2003.

• Mesa-Lago, Carmelo. El estado actual del bienestar social en Cuba (I, II, III y IV).

• Monreal, Pedro. Los salarios estatales en Cuba. ¿Cálculo residual o condición indispensable?.

• Monreal, Pedro. El mercado, lo privado y la desigualdad: del relato al dato.

• Núñez, Marta. “La cara del género en el “cuentapropismo” habanero”. Cuba: los correlatos socioculturales del cambio económico. Editorial Ciencias Sociales. Ruth Casa Editorial, 2015.

• Palacio, Juan Carlos. “Fomento de las PYMES en Cuba. Repensando la empresa no estatal socialista”. En Miradas a la economía cubana. Análisis del sector no estatal. Editorial Caminos, La Habana, 2015.

• Pañellas, Daybel. “Impactos subjetivos de las reformas económicas: grupos e identidades sociales en la estructura social cubana”. Cuba: los correlatos socioculturales del cambio económico. Editorial Ciencias Sociales. Ruth Casa Editorial, 2015.

• Pañellas, Daybel. Reconfiguración de relaciones sociales: pistas desde cuentapropistas capitalinos. En Miradas a la economía cubana. Análisis del sector no estatal. Editorial Caminos, La Habana, 2015.

• Penín, Lisbet. Elecciones: preguntas y respuestas (II y III) (20 y 24 julio 2017).

• Pérez Ariadna A. y Evelio Tellería. “Trabajo por cuenta propia. Perfeccionamiento continúo”. Entrevista a la Vice Ministra de Trabajo y Seguridad Social, Marta Elena Feitó Cabrera. Periódico Trabajadores, lunes 14 de agosto de 2017.

• Puig, Yaima. “Primero consolidar, luego avanzar”. Periódico Granma, miércoles 9 de agosto de 2017

• Rodríguez, José Luis. La economía cubana. Actualizado el 2016 y una primera mirada al 2017 (IV) Tomado de Cubadebate, 25 de agosto de 2017

• Terrero, Ariel. “Amenazas de la lentitud”. Economía con tinta. Periódico Granma, 27, octubre, 2017.

• Torres, Ricardo. Cuba: Balance económico de 2016 Centro de Estudios de la Economía Cubana, Universidad de La Habana. www.econolatin.com , 2017

• Torres, Ricardo. “Un nuevo modelo económico en Cuba: el rol del sector privado”. En Miradas a la economía cubana. Análisis del sector no estatal. Editorial Caminos, La Habana, 2015.

• Valdés, Juan. “Prólogo”. En Algunas claves para pensar la pobreza en Cuba desde la mirada de jóvenes investigadores. Publicaciones Acuario, Centro Félix Varela, 2013.

• Valdés, Juan. “Prólogo”. En Miradas a la economía cubana. Análisis del sector no estatal. Editorial Caminos, La Habana, 2015.

• Zabala, María del Carmen. “Equidad social y cambios económicos en Cuba: retos para la atención a la pobreza y a la desigualdad”. Cuba: los correlatos socioculturales del cambio económico. Editorial Ciencias Sociales. Ruth Casa Editorial, 2015.

• Zabala, María del Carmen. “Los estudios sobre pobreza en Cuba. Un preámbulo necesario”. En Algunas claves para pensar la pobreza en Cuba desde la mirada de jóvenes investigadores. Publicaciones Acuario, Centro Félix Varela


作者简介:阿里耶尔·达伽尔·迪亚斯(Ariel Dacal Díaz)(1974年出生于卡马圭)是一名人民教育者,哈瓦那大学历史科学博士(2007年)。他是马丁·路德·金中心的人民教育培训团体的成员。他主要已出版的著作有:Del Socialismo Real al Capitalismo Real(《从现实社会主义到现实资本主义》,Editorial de Ciencias Sociales, 2005);Educar en y para la libertad. El desafío de la educación popular (Editorial Caminos, 2011);Movimientos sociales. Sujetos, articulaciones y resistencias (Ciencias Sociales, Ruth Casa Editorial, 2010);Crisis alimentaria. La agresión del capital (Cuadernos de solidaridad 2. Editorial Caminos, 2009); « Apuntes para un socialismo vigente » dans Valores, utopías y socialismo (Ocean Sur, 2012)(《当前社会主义的记录》) « Revolución y democracia – Experiencia, acumulado y olvidos » (Revista cubana de pensamiento socio-teológico Caminos, n° 75-76, 2014-2015)(《革命与民主——经验、积累与遗忘》).

英语: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616

西班牙语:https://cubaposible.com/cuba-diez-anos-reformas/

摘译:月饼盒

根据巴西国家地理空间研究站(INPE)的报告,2019年巴西亚马逊森林共有72843起火灾,与去年相比增长80%。其中几近1万起火灾是在上周发现的。这些火灾是有人故意所为的,而总统博索纳罗是幕后操控者。

巴西亚马逊森林大火卫星照片(白色表示浓烟)
亚马逊森林大火热力图

上周,地球上面积最大、意义最为珍贵的森林——亚马逊森林——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火灾。尽管在雅伊尔·博索纳罗上台后,为了大面积毁林(从而腾出空地)而制造的火灾显著增加,但资产阶级媒体却依旧对这场灾难置若罔闻,直到大火造成的浓烟开始蔓延到巴西各大主要城市。

目前,西半球最大的巴西城市圣保罗的上空浓烟弥漫,即使在正午,市民们也仿佛行走在黑箱中。根据巴西共产主义媒体《左翼日报》(Esquerda Diario)的报道:

“根据气象台的报告,平时要到傍晚7点圣保罗市才会入夜,但如今早在下午3点,这座城市就陷入黑暗当中,路灯已经自动点亮。而且不只是在圣保罗市,国内其他城市也报告了这种状况。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曝光了现场画面。”

CNN关于亚马逊森林火灾的报道只说对了一半:“环保主义者认为亚马逊森林大火是一场人祸。”这点倒是没有说错,这确实是一场人祸。但这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凶手:凶手藏在资产阶级当中。但博索纳罗政权却把罪名推到灾区居民(土著群体,Indigenous People)身上。

博索纳罗是凶手!

这些火灾是由博索纳罗政权支持的巴西大面积毁林计划的一部分,体现了巴西农业资本对利润的渴求——纵火毁林来腾出空地来种植大豆,或商业性开伐亚马逊森林的树木。事实上,由于巴西环境保护执法的放宽,伐木公司甚至组织了一场“纵火节”( “fire days” )。博索纳罗的计划是:一方面毁灭亚马逊热带雨林来满足农业资本的利润诉求,另一方面把罪名推给对毁林行动持反对意见的环保人士(特别是当地人)。

科学家们警告称最近的火灾可能使亚马逊森林这个在减少大气层污染物水平中起着关键作用的生态系统迈向毁灭的临界点。作为“地球之肺”,它占全球仅存的热带雨林面积的一半以上。

仅仅在巴西,我们已经目睹了由于对亚马逊森林疏于管理而导致的污染问题恶化已经使得公众的健康受到极大威胁。由巴西卫生部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空气污染使得因为心肺疾病致死的人数增长了14%。

尽管博索纳罗辩称纵火对他们毫无好处,但博索纳罗对环境保护政策的放宽难辞其咎。巴西环境处(Brazilian environmental agency)显著地降低了环境法规的违法成本,公开表明伐木公司有“足够的行动自由”。矿业企业与农业企业的税收是巴西财政收入的主体,它们正急速地侵入此前受到保护的雨林区。

卫星数据显示过去数个月巴西的森林面积毁灭速率明显上升——与2018年相比,今年6月同比上升88%,7月上旬同比上升68%。其所引发的公众舆论已迫使巴西地理空间研究站的负责人下台。

农业资本集团是博索纳罗上台的重要推手,因此他不会令他们失望。博索纳罗政权的环境部部长Ricardo Salles已被控犯下多项破坏环境罪,包括推动立法允许农业公司使用有致癌可能的多款杀虫剂(其中有若干种在他国是被明文禁用的)。 这位部长修改了森林法,宣称要克服“官僚主义的弊病”,以求颁布用于清理亚马逊森林的多项许可证。此外,他还企图砍掉巴西环境执法机构的230万美元预算。

对当地土著群体的攻击

与此同时,那些捍卫其土地所有权、并坚决反对环境破坏的土著群体正日益遭受指控。例如在2019年7月23日,一位土著部落酋长被谋杀——联合国官员称这起谋杀是矿业公司、伐木公司和巴西农民“侵犯土著群体土地(特别是森林)的典型案例”。

巴西民间组织“工人革命运动”发表声明称:

这一现象直接肇因于博索纳罗的毁林计划,以及他对环境保护法规的放宽举措。农业资本集团因此得以——在总统博索纳罗的鼓励下——用大火将亚马逊森林毁于一旦,从而在雨林区扩张它们的商业帝国版图。这类环境破坏政策早在巴西前任领导人(包括卢拉、迪尔玛)在职时就在推动。这些领导人为农业公司提供数百万元补助,用于发展畜牧业和大豆种植业。

火灾蔓延之所以如此严重,离不开农业公司的扩张。农业资本的扩张之路也是土著民众的血泪之路——包括破坏土著人的畜牧与种植环境。围绕土地所有权产生的圈地与争斗日益严重,但博索纳罗政权依旧孤立农业资本集团对土著活动人士施暴,非法指控那些反对农业“改革”的民间运动,宣称“无地农民运动”(Landless Movement [MST] )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并且在讨论如何在农村地区放宽枪支管制——以求更方便地刺杀土地保护运动人士。

Célia是帕塔索(Pataxó )土著社区的居民,她在一则网上广为流传的视频中指出:

“瞧瞧他们在我们的居留地上干了什么!在过去两年,我们一直捍卫我们的土地权利;但如今这些混蛋来到这里,想放火烧毁我们的村庄。他们真的是毫无廉耻,韦尔矿业公司(Vale mining company)不仅污染了我们的河流、屠戮我们的人、糟蹋我们的生活,如今他们还跑来放火。我们不会甘于沉默的!明天我们会封锁道路,我们希望媒体可以站出来为我们发声!”

1985—2017年巴西亚马逊森林的面积持续减少(深色为幸存的森林)

帝国主义如何从亚马逊森林大火中获益

博索纳罗政权的环境破坏罪行是全球右翼势力对气候危机的否认(以特朗普政权为代表)的延伸:这些右翼势力还想撇开本就没多少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以求提高巴西及美国农业资本的利润率。但不仅仅是右翼为这些罪行提供条件,即便是巴西工人党也和农业公司勾结在一起——它为后者的扩张提供资助,并允许它们侵入亚马逊雨林保护区。

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巴西经济持续急速恶化,对亚马逊森林的过度利用显得越来越紧要。巴西工人革命党(MRT)的一份声明指出:“在贸易战与尖锐的民族国家冲突的背景下,巴西资本家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农村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家在那里寻求扩张和实行超级剥削。因此,巴西境内的热带雨林——地球生物多样性的珍贵遗产——成为了资本家们追逐地缘政治利益的又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在亚马逊森林地区投入的警力完全是为国际资本服务的。巴西农业资本完全服从于掌控了转基因大豆、杀虫剂、化肥、谷仓及其他物资的分配的帝国主义商业资本。控制住巴西农业的四大家商业企业都不是巴西资本:两家是美国的,一家是法国的,还有一家是荷兰的。这四家企业加起来就已经控制住马托格罗索州(Mato Grosso)的酱油贸易,但日益受到亚洲企业的竞争挑战。即便是自称“热爱大自然环境”的挪威资本(译注:试想那里的冰川融化问题)也从巴西资本的环境破坏行动中得益——全球最大的化肥企业挪威国有雅拉公司(Yara)在巴西农业中的营业额占其全球营业额的25%以上。

因此,尽管一些国家的政府试图把自身包装为环境友好的政府,但世界资本主义依旧以环境破坏为代价从事投资和获利。亚马逊森林大火依然在肆虐,“为亚马逊森林祈祷”行动(#PrayForTheAmazon)开始在世界各地得到响应。但事实上,这种祈祷是无法对抗右翼势力的崛起和资本家们的贪欲的——正是这些贪欲在毁灭亚马逊森林,并使人类社会面临日益恶化的气候危机。

我们需要在全球各地形成群众动员来保卫亚马逊森林、保卫土著人的土地,并且打败那些否认气候危机存在的右翼势力。但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这些:“绿色资本主义”不可能行得通,我们必须挺身对抗威胁地球与人类的资本主义制度。

有巴西民间团体认为: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当前阶段,资本积累规律与迈向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两者之间是不相容的;现代资本主义也为推翻其自身提供了科技技术、替代性社会计划的应用可能性和工人阶级基础。可在当下,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被用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环境破坏上。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将环境保护运动玩弄为一场哗众取宠的游戏:作为全球主要的污染物排放者的发达国家以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为理由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要摆脱这一现状,离不开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在利润导向的生产(资本积累是其第一要义)与任何理性地、环保地使用自然资源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存的可能性。只有打破资本的枷锁,建立由自由组织的生产者组成的社会,我们方可以打破对大自然的疯狂压榨,摆脱环境危机及我们正在承受的灾难。”

2019.8


原文参考链接:

https://www.dw.com/en/brazil-forest-fires-rage-as-farmers-push-into-the-amazon/a-50116455

激进社会主义社  著

藏器  译

克什米尔街头

激进社会主义社坚决并明确反对和谴责有效废除宪法第370条条款基本意义与目的及推翻宪法第35A条的行为。该行为是通过反民主的和违宪的法律程序行进的,还伴随着对克什米尔人民的武装恐吓。目前所发生的事情带有欺骗性,并且对宪法相关条款的文字与精神均构成欺诈。

只有重组的于1957年已解散的查谟与克什米尔立宪会议才能同意取消宪法第370条。因此,首先,一项改变宪法第367条,以便无耻地将查谟与克什米尔邦立法会等同于拥有优先主权权力的立宪会议的总统令是不被宪法允许的(没有宪法修正案的话)。由于在查谟与克什米尔邦由总统进行统治,因此根据邦长的建议,总统采取行动取消宪法第370条和第35A条。此外,在独立后的印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议会两院提出并通过了一项《重组法案》,将一个具有邦级地位的行政区降级为两个部分,其一是查谟与克什米尔联邦属地1,同新德里和本地治里一样均有立法权,另一人是拉达克联邦属地,将加入其他五个没有立法权的行政区之列。如果不是因为一些反对党与印度人民党一样投赞成票,此《重组法案》就无法在议会通过。

国大党(在历史上一直最积极致力于系统取消查谟与克什米尔邦的自治权)正式反对现政府的这些行动,但国大党一些领导人(例如阿比舍克·星维(Abishek Singhvi)和觉提尔莫伊·斯钦迪亚(Jyotirmoy Scindia))和部分成员只是反对这种行为的方式而非结果。只有主流左派政党立即组织了街头抗议,并呼吁发起全印一日总抗议。

我们应明白,印度人民党与同盟家族政府对查谟与克什米尔进行政治制裁和军事占领的主要动机是:首先,仇恨穆斯林,而这是全国唯一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邦;其次,表达羞辱克什米尔谷地2人口的决心,之后要在已驻扎在那里的6.5万名士兵之外,再派遣3.5万名士兵,还逮捕了克什米尔主流政党的领导人,发布了对全体谷地居民的宵禁令和通讯封锁令;第三,进一步推进建立印度教国家的计划;第四,这是向巴基斯坦、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布地缘政治信息的一种方式,即声称此处不再有任何“地区特色”,因而没有任何要与巴基斯坦双边解决的“地区争端”了,更不用说要以任何方式将其提交给联合国或国际议程,人道主义考虑也真是该死!

在更短或更长的时间里,我们可以预见到:

(1)该问题会提交给最高法院(SC),还会设立宪法法庭。鉴于最高法院已成为贯彻行政部门的意志和权力的机构,所以它永远都不会有勇气和诚信来哪怕停止总统令,以在最终判决之前中止或驳回已发出的那些法令,更不用说要它忠诚于这些宪法条款的准确宪法规定。如果不是已达成共识来取消宪法第370条和第35A条,那么该法官完全可以得到多数人支持。有可能,不过目前看还不太可能,在一个或全部两个案件中(指查谟与克什米尔、拉达克两个案件)会作出反对将邦降级为联邦属地的判决。

(2)有可能在查谟与克什米尔立法机构选举之前,成立一个划界委员会,以便为查谟地区争取更多的立法会和议会人民院议席,通过未来的选举让印度人民党及其盟友占有更多席位。

(3)取消第35A条是开始改变查谟与克什米尔邦(包括谷地)人口分布格局的必然路径,以最终让穆斯林成为当地人口的少数。

(4)在谷地会有日益增长的愤怒和更深更广的疏远印度其他地区的情绪,尤其是在青年人中。巴基斯坦所怂恿的跨境反叛武装有可能会召募到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支持,还会互相协作起来。印度政府和武装部队将把哪怕是非暴力的群众行动当作进行更残酷的镇压的借口,包括使用新修订的关于“恐怖主义”的立法和《(预防)非法活动法》(UAPA),任意或先发制人地逮捕、骚扰甚至折磨那些“嫌疑人”。

(5)所有关于该地区发展停滞的讨论现在可以继续进行,事实上在克什米尔谷地的同盟家族的印度教至上主义计划是通过以残酷的武力和持久的军事占领来完全终结所有的人民反抗来完成“整合”的。

(6)与巴基斯坦发生跨境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为这些冲突可能转变成某种规模和程度的常规战争,从而也会增加因误算或无意而导致两国爆发核战争的可能。

(7)现政府的这一举措将使自己在全国其他地区获得比反对派更多的公众支持,反映出傲慢、嚣张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触须伸得有多深多广。所有反对党,包括主流参选左派,均未一贯或严肃地反对这一试图建立“强大”印度的反世俗与反民主道路。这种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霸权(领导权),这需要由一支新的不妥协的左翼所领导的长期斗争。

我们的立场

我们警告:联邦制和邦权力正受到更为普遍的侵蚀,这是印度教至上主义计划的一部分,即使一些以为可以卑微地与印度人民党和中央政府建立联盟和达成秘密协议,来得以增长并扩展自己力量的地方势力,也处在危险之中。

我们呼吁所有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都能认清印度教至上主义者的计划,并反对该计划,应同克什米尔人民团结一起。使克什米尔人民得到正义与尊重的要求是,立即实现克什米尔谷地的非军事化,实现谷地人民迁徙,表达他们对所受对待的愤怒和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所有方式进行民主抗议的全面自由。

我们强烈反对那种正在形成中的排外主义、文化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并重申克什米尔的受压迫人民应享有完全的政治自决权

2019.8.7


原文标题:Radical Socialist stand on the Scrapping of Articles 370 and 35A

原文链接:http://www.radicalsocialist.in/articles/statement-radical-socialist/866-radical-socialist-stand-on-the-scrapping-of-articles-370-and-35a

作者:查理·金伯(Charlie Kimber)

译者:月饼盒

校对: 众人附和未必真实

2019年4月9日,星期二

法国教师们走上街头

工会活动者和“黄背心”运动者拟定在本周六联手发起示威游行,以捍卫民众抗议马克龙政府凶残袭击罪行的权利。

法国总工会(CGT)表示:“在镇压行动日益蔓延以及社会运动面临欲加之罪时,有必要坚持大规模的群众动员来捍卫公众自由。”

根据记者Pdcom的统计:法国警方的侵袭已造成至少200人受伤,22人单眼失明,5人手被炸断。

上周,警方公布的一份伤亡报告显示:在今年1月圣艾蒂安的“黄背心”示威抗议行动中,一名已在法国居住了14年之久的难民被警方的闪光弹所伤,导致一只眼睛失明。

“黄背心”运动在上周迎来了第二十一个星期六,参与示威抗议的人数虽比上上周有所减少,但仍有大批民众走上街头。

前进

抗议行动主要发生在巴黎、里尔、图卢兹、波尔多等地区。

在鲁昂,“黄背心”运动者和法国总工会成员并肩行动, 以挑战法国警方禁止民众在一些地区发起示威抗议的命令。

有组织的工人与“黄背心”运动者的联合是打败马克龙政权的必要条件。但工会领导层对这种联合兴趣不大。

上周,法国一些地区爆发了获得家长、在校学生与罢工者广泛支持的教师罢工。

“黄背心”运动持续成长的另一个迹象是:上周,第二届“黄背心”代表大会在圣纳泽尔举办,以期协调各地行动。

第一届代表大会在今年一月举办,有75个代表团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则有200个代表团参加。

根据大会筹办方的统计,每个代表团都是由其所在地的“黄背心”组织选出,共有700人(代表约1万名“黄背心”运动者)。这虽然还不属于民选的全国性集会,但人们正以此向这个目标前进。

表决通过大会的宣言

“黄背心”会议代表大会宣言——“切莫围观,请加入我们”

我们是来自不同地方大会的“黄背心”,于2019年4月5日至7日齐聚在圣纳泽尔,向公众发出统一的声音。与会的两百个代表团追随在科梅尔西举行的第一届“黄背心”代表大会的精神,支持继续与极端自由主义作斗争,争取自由、平等与友爱互助。

马克龙政权的镇压行动日益扩大,警方力量(laws)的集结恶化了所有民众的生存环境,破坏了公众的权利与自由,法国社会反抗动员正在扎根,以求推翻由马克龙所代表的社会制度。

面对“黄背心”及其他斗争运动所代表的社会动员,马克龙政府唯一的回应便是以专制主义的方式进行恐吓和镇压。

在过去五个月,我们在法国各地——在环形交叉路口、停车场、城镇广场与收费站,在示威抗议行动和我们的集会上——坚持以辩论与搏斗来反对任何形式的不平等与不公正,争取实现团结与尊严。

我们要求工资、养老金与社会福利的总体上调,改善面向全体民众的公共服务。我们的斗争运动尤其要和九百多万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民众团结起来。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全球环境问题的紧迫性,我们提出:人类世界面临末日危机,我们每月月底也要应对钱袋子的问题,分析这两者靠同样的逻辑,解决这两者靠同样的斗争(原文注:“人类世界面临末日危机,我们每月月底也要应对钱袋子的问题”是“黄背心”运动中的主流话语。这句话是指每月拿着些许工资省吃俭用“熬到月底”的斗争和拯救地球环境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

面对(马克龙的)“大辩论”的伪装伎俩,以及这个缺乏社会代表性的仅仅服务有特权之少数人的政权,我们要求建立直接民主的新制度。

具体而言,我们认识到“黄背心”会议代表大会(assembly of the assemblies)可以作为一个平台汇聚全国各地的“黄背心”会议的观点与主张,并且如我们在科梅尔西的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所实践的那样给出总的指导意见。这些指导意见随后会有组织地转交给各地的“黄背心”团体。同时,“黄背心”会议代表大会在此重申我们的运动在政治上独立于各个政党、工会,并且不承认任何自封的领导者。

“黄背心”的讨论工作坊

我们用了三天时间在全体参与的工作坊中,一起探讨并阐明与我们的诉求、行动、交流方式和行动协调相关的各项提议。我们决意立足长远斗争,并拟定在接下来的六月份举行下一次会议代表大会。

为了让阶级斗争的天平进一步向我们倾斜,为了推动更多公民加入反抗法国现存社会制度的斗争,“黄背心”会议代表大会呼吁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具体日程安排稍后将由我们的网络平台发布)。

“黄背心”会议代表大会呼吁扩展与加强自主的和新的公民会议。我们呼吁全体“黄背心”将这一主张以及大会的讨论成果宣传出去。

代表们在这几天的工作坊中所取得的成果将能够助力与会者们未来的行动与深入的思考。

我们向欧洲人民、向各地的宗教信仰者发起了多项呼吁,以期共同反对法国当局的镇压,要求当局取消对被捕示威者的判决以及对“黄背心”运动的定罪。

目前看来有必要花三周时间动员起所有“黄背心”,说服那些还没有准备好的伙伴。

我们呼吁在5月1日发起一个命名为“黄背心周”(Yellow Week)的行动。

我们邀请所有希望自己的生活幸福不再被剥夺的公民加入到反对法国现存社会制度的斗争中,让我们联合起来以各种必要的方式建立起崭新的社会化的、生态友好的群众性运动。当前社会斗争的多元化要求我们寻求行动上的团结。

我们呼吁在各层次的社会领域实现斗争的团结,以实现我们在社会、国家财政、生态与民主等方面的要求。

我们所反对的是全球性的社会制度,我们认为必须推翻资本主义。所以我们将集体建设著名的“一起”,我们正在吟唱并使一切成为可能。我们正在全国各个层面共同建设。

切莫围观,请快加入我们。实现法国国家政权的民有、民治、民享。

请注意,“黄色背心”中常见的是“世界末日,月末”。它的意思是,将工资维持在“月末”的斗争不能脱离拯救环境的斗争。


原文标题:France: unions and the Yellow Vests resist Macron

原文链接:https://socialistworker.co.uk/art/48158/France%3A+unions+and+the+Yellow+Vests+resist+Macron

作者:查理·金伯(Charlie Kimber)

译者:田七

校对:众人附和未必真实

2019年4月2日,星期二

上周六,家政行业的运动者和“黄背心”们并肩行动。

来自法国各地的教师拟定在本周四开展全国性的罢工与示威抗议。

他们反对由法国总理让-米歇尔•布朗凯(Jean-Michel Blanquer)推动的独裁主义的教育改革。其中有些政策是在效仿英国的“改革经验”。

布朗凯企图实行对教师工作、教师培训与课堂教学的集权式管控。当局拟将法定入学年龄下调至三岁,这对于私立幼儿园的经营者而言是项利好。

学校还将必须在教室张贴法国与欧盟的旗帜。

上周六,巴黎有数千名教师与家长走上街头。其中一位名叫玛丽(Mari)的老师告诉《社会主义工人报》:“我们的口号是‘让-米歇尔•布朗凯,专制独裁的部长,反动的部长,我们不想帮你这货打工’。”

“总统马克龙的执政团队很明显是要对全体工人阶级发起攻势,企图夺走在过去数十年我们在教育及其他社会服务领域的斗争成果。”

“我希望这会是一场大规模的罢工行动。目前巴黎已有数十间学校发动无限期罢工,而在巴黎周边所有小学与中学当中的罢工者大会也已呼吁从本周一起开展罢工。”

与此同时,“黄背心”运动者也走上了街头——示威抗议运动至今已坚持到第二十个星期六。

镇压

法国当局加强了镇压力度:在国内27个城市或城镇禁止示威抗议活动;在巴黎,当局增派了一支机动化部队,以协同当地配备有棍棒与摩托车的警察开展行动。

但示威抗议运动持续推进:在图卢兹、圣艾蒂安、波尔多、里尔、斯特拉斯堡、蒙彼利埃和马赛等地,现场队伍尤为庞大。

官方代表宣称“黄背心”运动的参与人数与上周的大规模示威抗议相比有所下降;但实际上与再往前的两周相比,如今有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黄背心”们说目前已有12.7万人加入。

上周二也爆发了反对警察暴力的示威行动,特别是抗议尼斯警方袭击一位名叫茹内维夫·鲁盖(Genevieve Legay)的73岁老人家,她在上上周参加了“黄背心”抗议行动。

鲁盖老人是法国反资本主义运动组织Attac France的成员,她受了重伤——颅骨骨折与五处肋骨骨折。

马克龙回应说:“我希望她能够早日康复,也希望她今后可以更加理智。一位体质脆弱的人不该参与到这种危险的场面。”

他同时宣称警方无须为老人家的倒地负责。但根据警方发布的一份报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鲁盖是被现场一位“手持防暴盾牌的男子”——干脆坦白说是一名警察吧——撞倒在地的。

在已经持续了四个月的“黄背心”运动中,超过8700位民众被逮捕,其中2000多人被判刑(内有800人被判入狱),接近有1800人在等候判决。

但反抗运动仍在推进。如果有更多的罢工将有组织的工人与“黄背心”运动者团结起来,法国民众的抗争力量将会更加强大。

作者:查理·金伯(Charlie Kimber)

译者:田七

校对:众人附和未必真实

2019年3月24日,星期天

抗议者聚集在具有象征意义的(译注:1871年巴黎公社)蒙马特教堂周边

本周六,法国内政部部长为当局在代表上流社会的香榭丽舍大街对示威者的大规模镇压而欢呼。这一对抗事件凸显了在“黄背心”运动的攻势下马克龙政权的统治危机。

抗议者没有被吓跑,军队被部署到街道上,在场大多数民众由于警察的侵袭而受伤,但却没有哪位示威抗议者的不满得到当局的重视。不过,咱们的内政部部长克里斯托弗·卡斯塔纳(Cristophe Castaner)却振振有词地说:

“社会秩序得到了维护。”

上周,很多间奢侈品商铺遭到袭击。本周,当局就派遣了上万警力以及“哨兵行动”(Operation Sentinel)的士兵来对付已坚持到第19周的“黄背心”社会动员。

这支被称为“哨兵”的军事部队是在2015年巴黎恐袭事件后成立的。他们身穿制服与防弹背心,配备有攻击性步枪。

巴黎的军事总督布鲁诺·勒·雷(Bruno Le Ray)将军宣称:只要这些士兵断定有任何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他们就完全有权向“黄背心”运动者开火。

而法国内政部方面向《巴黎人报》(Le Parisien)透露:“我们有义务履行我们的责任。如果哪个黑块分子胆敢在巴黎的富格酒店纵火,那即使是把他打到四肢瘫痪也是没问题的。”(译注:黑块(Black Bloc)是游行战术之一:每个人都穿着黑色服装,使用围巾、墨镜、滑雪面罩、带衬料的摩托车头盔等物品遮掩与保护面部(及眼睛)……防止被识别身份而遭事后起诉,且可提防辣椒水、喷雾剂等物的伤害。)

我们可以从国家机器的这般威胁中窥探到“黄背心”运动的非凡成就,有如此多的民众聚集在街头向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政府班子倾泻炽热的怒火。

示威游行者

即便是官方部门的统计也得承认“黄背心”运动的参与人数在增长——上周全国共有32000人参与示威抗议,本周这一数字增加到40500人。

“黄背心”运动者则称共有12.7万人参与。

人们无法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示威抗议,于是涌进蒙马特圣心教堂周边。

这座建筑物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圣心教堂是为“弥补对巴黎公社的镇压罪行”而修建的。1871年,巴黎起义工人成立了公社(虽然是短命的政权),为人类社会制度提供了崭新的替代模式。

铁路工人阿兰(Alain)告诉《社会主义工人报》:“前往蒙马特,至少对于我们很多人而言,是为了表明我们绝不会半途而废,我们也不会赔罪,我们要从右翼分子与保守势力手中夺回巴黎。”

法国国家机器不仅仅在巴黎,而且也在其他地方攻击“黄背心”运动者。

尼斯市市长兼右翼分子克里斯蒂安·埃斯特鲁斯(Christian Estrosi)“自告奋勇地”在市内组织起安防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八十人遭逮捕或被警方指控为制造暴力骚乱(据说是对一名和平的示威者造成严重伤害)。

在示威者中有一位名叫茹努维夫·鲁盖(Genevieve Legay)的73岁老人家,身上被警察打到多处骨折。

“黄背心”运动为被禁言/人微言轻的民众提供了发声的平台;只要罢工的规模继续扩大并且坚持下去,我们就能够取得更多成果。——铁路工人阿兰(Alain)

她家里人已经聘请律师将法国警方以及这些人的上级告上法庭。

如果马克龙得以肆意运用这些暴力镇压的手段,那么每一位示威抗议者和工会活动者都将面临严重威胁。

法国社会的其他力量理应加入“黄背心”运动来支持他们的诉求,并捍卫民众表达异议的权利。

对73岁的Genevieve Legay(图片中间倒地的老妇人)的残暴逮捕使老人家身受多处骨折

上周,法国多个左翼组织发布声明称:“当局的独裁趋势上了一个新台阶。民主制本不应允许军队将群众视为仇敌、视为内战的对象的。公民开展示威抗议的基本权利正面临威胁。”

这一声明需要落实为攻势凌厉的行动——发动罢工,为“黄背心”运动提供群众性支持。

阿兰补充道:“上周我们举行了如此成功的罢工行动,但其规模仍须继续扩大。我们身处社会危机当中。‘黄背心’运动为被禁言/人微言轻的民众提供了发声的平台;只要罢工的规模继续扩大并且坚持下去,我们就能够取得更多成果。”

革命社会主义政党新反资本主义党(NPA)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群众在‘黄背心’运动中自下而上地对抗现存社会秩序。2018年,法国国内排名前四十的企业共攫取利润800亿欧元,与此同时有880万民众处于贫困线下。”

最近这几周,法国境内出现其他大规模的示威抗议。以反对气候失控,支持阿尔及利亚民众的反抗运动,主张女性权利和支持“黄背心”运动者。

将所有这些社会反抗力量团结起来,我们就能打败马克龙政权的任何镇压行动。


原文标题:French state sends in the army in attempt to stem the tide of Yellow Vests

原文链接:https://socialistworker.co.uk/art/48086/French+state+sends+in+the+army+in+attempt+to+stem+the+tide+of+Yellow+Ve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