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革命团体参选,主权债务问题

革命团体面对选举活动

“第二国际”的惨痛教训表明,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通过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团或当选政府部长,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不过,若因为选举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在没有分析具体情形的情况下,一概排斥选举活动,则极有可能处理不好合法斗争与不合法斗争的关系(参考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面对具有一定劳动群众基础的参选团体,若因其代表非工人阶级的立场而拒绝与之合作,就有可能犯下“社会法西斯主义”类型的错误,远离劳动民众,并且让那些利用选举活动推行反动政策的法西斯主义团体从中渔利(参考20世纪30年代德国共产党的灾难性惨败,详见:托洛茨基:《德国革命与斯大林官僚集团》,施用勤编译:《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1-116页)。因此,在实行代议制的欧洲与拉美地区,马克思主义团体必须认真对待“如何参与选举活动”的问题:参加选举的目的与预期是什么、是独立参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还是支持其他团体提出的候选人、如何利用选举活动进行革命宣传、当选为议员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利用议会的平台进行宣传与鼓动。

《台湾工人民主协会的参选与分裂》

2008年1月7日

2018年8月30日,台湾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委员,原中国国民党言人,原台湾工人民主协会领导人杨伟中在新西兰旅游时为救落水的女儿而不幸身亡。杨伟中现在也算台湾政坛的要人,他的去世使不少人写出了追忆他的文章。虽死者为大,但我们仍认为有必要将涉及其当年在政治上从社会主义者向资产阶级政客堕落的文章转载,以作为后来者的借鉴。


印度中央工会

《2016年西孟加拉邦议会选举的政治背景和战略与策略问题》

2016年4月

资产阶级民主给我们在整个资产阶级制度中提供的只有好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选举是否会向我们希望的那一边倾斜呢?我们需要在投票前回答以下问题:工人阶级应怎样在即将到来的邦立法议会选举时投票,及这其中的理论问题应怎样解决?


杰夫·麦克勒

《大选中的阶级路线乃是原则问题》

2016年10月17日

本次大选,绝大部分的选民只看到了两个选择:要么克林顿,要么特朗普。主流媒体不断地用这两位候选人最近的新闻轰炸我们,但是鲜有提及共和党与民主党之外的替代选项。

大部分美国人都对作为社会主义者参加2016年总统选举的独立竞选人知之甚少。这些竞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可行的候选项,也是我们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他们的共性便是否认由资本运行并为资本服务的、通过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总体上进行资本主义和统治阶级主宰的现行政治体系。


社会主义替代党成员萨万特

《伯尼·桑德斯的终结:有哪些经验教训?》

2016年6月11日

这些“第三党”没有一个独立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基本的资本主义政策,也没有一个反对资本主义政策。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哪一个第三党在寻求组织起工人阶级来,以社会主义制度替换资本主义制度——即终结私有制,控制国有银行、公司,结束富人统治,并使占人口99%的绝大多数人能行动起来,为了共同的利益而重组社会。没有一个第三党在经济上或者控制权上以工人组织,如工会或其他民主的群众性工人阶级组织为基础。


人民工人党领导的妇女民主阵线”

《巴基斯坦人民工人党2018年大选宣言——另一种选择是可能的!》

2018年7月

青年占巴基斯坦人口的大多数,而国家的未来取决于这一代年轻人进入政治舞台。只有通过建立进步政治,我们才能为居住在巴基斯坦的1.5亿青年、妇女、少数民族、工人阶级和不同民族与族群带来繁荣与和平,并带来住房、健康、教育与饮用水等基本权利。


主权债务问题

陷入主权债务违约的民族国家,是否应该服从“欧洲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约束,通过债务重组和“结构性经济改革”来偿还亏欠国际资本的债务呢?如果拒绝偿还,劳动民众应当如何团结应对国际资本与帝国主义政权的反扑?

阿根廷和希腊是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代表性国家。

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军政府试图以向国际资本借债来“实现在低通货膨胀率下的经济增长”。阿根廷的主权债务从1975年的80亿美元剧增至1982年的400亿美元。1989年,庇隆派的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就任阿根廷总统,力推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减轻债务负担为由大规模售卖“亏本的”国有企业。然而在梅纳姆任内,阿根廷的外债反而攀升至了1270亿美元,官方失业率一度攀升至20%。(参考:乔纳森·C.布朗:《阿根廷史》,左晓园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为了偿还外债,阿根廷资产阶级政府并未做到让富人承担应有的税负(参考:《智库观点251:解析阿根廷的“不纳税”现象》,载于微信公众号“拉美经济观察”),反而是让无辜的劳动民众承担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结构的失衡与统治阶级的鲁莽决策带来的恶果。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萌芽于次贷危机以前。2002-2008年,法、德、荷、比、意、奥、英等国的银行大幅增加了对希腊私营部门的信贷。“2005年3月至2009年9月,外国银行向希腊私营部门提供的贷款增加了约4倍。2002年至2009年间,希腊银行从外国银行的借款增加了6.5倍”。然而,同期希腊政府对外国银行的贷款额保持稳定。(参考:Charles Wyplosz and Silvia Sgherri, The IMF’s Role in Gree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2010 Stand-By Arrangement, IEO background paper, February 2016)。自次贷危机发生后,随着欧元区上述中心国家的贷款人收紧借贷,为了给陷入困境的希腊私人银行系统纾困,希腊政府大举增加公共债务,以救助私人银行;而为了偿还债务与削减公共财政负担,在“欧洲三驾马车”的指导下,希腊资产阶级政权(包括“激进左翼联盟”政府)通过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让无辜的劳动阶级为私人银行酿成严重后果的逐利行为买单。(参考:Éric Toussaint, “The Troika’s Policy in Greece: Rob the Greek people and give the money to private banks, the ECB, the IMF and the dominant States of the Eurozone,” Cadtm, 2018.8.28)

主权债务的来源与政治本质是什么,它究竟是私人债务还是所谓“公共债务”?在主权债务纠纷当中,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吗?如何看待所谓的“反紧缩政府”?劳动民众应当替统治者偿还公共债务吗?如若劳动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宣布废除所有债务,它将会面临怎样的严重后果,又能够有哪些针对国际资本与帝国主义政府围攻的反制手段?这些反制手段在历史上有无范例呢?

《阿根廷:养老金改革法案引发大规模抗议行动》

2017年12月19日

毛里西奥·马克里恃着看似合法的个人总统职权,以及反对派的主要力量群龙无首,以为他已手握进行所有“必要”改革的绿灯。从他的观点,同时也是资本的观点来看,阿根廷需要降低劳动力成本才能恢复“竞争力”。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选举一周过后最近一次来访阿根廷期间慷然指出的方向之一。我们知道这个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即更廉价的产品才能在全球市场上卖得更好,所以工人们理应勒紧裤腰带,降低他们的期望——这是挽救经济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