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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与反帝国主义斗争

在拉美地区,美国一直用极其血腥的露骨的方式,加强了地区的动荡。

然而,对于拉美与中东的工人阶级与农民而言,在反抗美国资本扩张造成的侵害时,是否应当支持本国或本地区的资本发展呢?进一步地说,既然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机器都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本国的资本发展,那么劳动者是否也应该支持“自己的国家”呢,即便这个国家机器对待劳动者的蛮横手段与机会主义态度并不亚于美国的资本家?具体来说,劳动者关注的是人身安全、就业机会和其他生活保障(医疗、房贷、养老)。反抗美国资本的扩张,壮大本民族国家的资本,是否就能够保障劳动者关注的这些切身利益呢?

我们以就业机会为例子。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失业或产业后备军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之一。而作为常识,即便是在欧盟与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达、产业部门完备的地区,依然存在着大量失业的情况。现如今,不稳定就业的大量存在(ILO的统计),不过是利于减少“官方公布的失业人数”。因此,在拉美或中东地区,即便当地的资本有所发展,依然不会确保长期的高就业率。准确地说,只是给少数劳动者排挤大多数劳动者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罢了。而当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或意外事件(例如大规模疫情)爆发时,失业率更为急剧上升。因此,不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就无法保证劳动者的就业机会。那强化国家的控制,是否有利于克服资本积累的弊病呢?欧洲与美国的经济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一些坚持国家强力控制的经济体,实现了总体稳定的增长表现,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政策的审慎与特殊的历史条件,但仍然不能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动荡。

因此,以就业机会为例,劳动者长远地确保自身的短期利益,人身安全、就业机会和其他生活保障(医疗、房贷、养老),必须破除对国家机器的迷信,同时在政治上主动形成阶级力量,废除资本的私人所有制,实现对经济活动的集体协商管理。这种听起来非常抽象的管理,首要的步骤便包括所建立劳动者的工作日,同时不降低实际工资,以此在不损害每个人的利益的前提下,避免结构性失业的陷阱,增加就业岗位。而这一步骤是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不能容忍的。

疫情的长远影响尚未完全展现,随着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从短期的巨大冲击效应过渡到长期效应,那么就要把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算到工人的头上了——在中东与拉美,已经是许多民众的共识了。因此,不得不从根本上消灭资本的私人所有制,而在现实当中,就不得不制服资本利益至上的国家机器。因此,拉美与中东的劳动者,在应对帝国主义资本的扩张时,不是委身于本地区的国家机器,而是要坚持工人阶级的阶级独立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集体协商管理的国家。

如果从赤裸裸的日常现实出发,“爱国”的”神圣公理”是否符合中东与拉美劳动民众的利益呢?

难道他们应当热爱同胞中的贪官污吏与黑帮势力,这些残忍性不亚于帝国主义势力的人吗?

难道他们应当热爱同胞中的民粹主义分子、法西斯主义者,这些打着“爱护祖国”的口号为自己谋私利的伪君子吗?

难道他们应当热爱同胞中贪得无厌的企业主,这些在经济上剥削工人的人吗?

中东与拉美劳动者应该放弃幻想,他们依靠的只能是阶级的兄弟姐妹,而非“民族的团结”(在现实中,这往往意味着在资产阶级的攻势下,主动放弃自身的政治独立性),依靠的只能是工人阶级集体领导的政权,而非任何资产阶级“左翼政府”,亦非“工人国家”的官僚集团。

能够粉碎帝国主义势力的,只能是中东与拉美的工人革命运动。

玻利维亚矿业工人工会联合会

《拉美工人运动历史文献:玻利维亚矿工的普拉卡约宣言》

1946年11月8日

过渡期纲领目标的争取(这将导向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我们很骄傲地成为与老板们交涉中最强硬的力量。但改良主义者却鼓吹阶级调和,建议我 们为了所谓的民族救亡而勒紧裤腰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与改良主义者的斗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的原因。我们认为,在工人们遭受饥饿与压迫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有国家繁荣昌盛的局面,而只会是人民苦难、国力衰弱的情景。我们的使命是铲除资本主义的剥削。

我们强烈谴责那些投靠美帝国主义的“左翼人士”,他们已成为无产阶级的敌人。这些所谓的“左翼人士”整天向我们夸夸其谈美国的“民主”与发达。我们要告诉他们,当只有60个家族主宰着美国的时候,当这60个 家族吮吸着像我们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人民血液的时候,美国根本就谈不上民主。美国佬的优势地位与其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巨额积累密切相关,这同时也加剧了该 体系内部的反抗与矛盾。美国现在是一个只需一点儿火花就会爆炸的火药桶。我们要和北美的无产阶级搞团结,但同时要坚决地反对依靠剥削压迫世界人民为生的美 国资产阶级。

陷入主权债务违约的民族国家,是否应该服从“欧洲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约束,通过债务重组和“结构性经济改革”来偿还亏欠国际资本的债务呢?如果拒绝偿还,劳动民众应当如何团结应对国际资本与帝国主义政权的反扑?

阿根廷和希腊是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代表性国家。

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军政府试图以向国际资本借债来“实现在低通货膨胀率下的经济增长”。阿根廷的主权债务从1975年的80亿美元剧增至1982年的400亿美元。1989年,庇隆派的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就任阿根廷总统,力推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减轻债务负担为由大规模售卖“亏本的”国有企业。然而在梅纳姆任内,阿根廷的外债反而攀升至了1270亿美元,官方失业率一度攀升至20%。(参考:乔纳森·C.布朗:《阿根廷史》,左晓园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为了偿还外债,阿根廷资产阶级政府并未做到让富人承担应有的税负(参考:《智库观点251:解析阿根廷的“不纳税”现象》,载于微信公众号“拉美经济观察”),反而是让无辜的劳动民众承担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结构的失衡与统治阶级的鲁莽决策带来的恶果。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萌芽于次贷危机以前。2002-2008年,法、德、荷、比、意、奥、英等国的银行大幅增加了对希腊私营部门的信贷。“2005年3月至2009年9月,外国银行向希腊私营部门提供的贷款增加了约4倍。2002年至2009年间,希腊银行从外国银行的借款增加了6.5倍”。然而,同期希腊政府对外国银行的贷款额保持稳定。(参考:Charles Wyplosz and Silvia Sgherri, The IMF’s Role in Gree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2010 Stand-By Arrangement, IEO background paper, February 2016)。自次贷危机发生后,随着欧元区上述中心国家的贷款人收紧借贷,为了给陷入困境的希腊私人银行系统纾困,希腊政府大举增加公共债务,以救助私人银行;而为了偿还债务与削减公共财政负担,在“欧洲三驾马车”的指导下,希腊资产阶级政权(包括“激进左翼联盟”政府)通过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让无辜的劳动阶级为私人银行酿成严重后果的逐利行为买单。(参考:Éric Toussaint, “The Troika’s Policy in Greece: Rob the Greek people and give the money to private banks, the ECB, the IMF and the dominant States of the Eurozone,” Cadtm, 2018.8.28)

主权债务的来源与政治本质是什么,它究竟是私人债务还是所谓“公共债务”?在主权债务纠纷当中,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吗?如何看待所谓的“反紧缩政府”?劳动民众应当替统治者偿还公共债务吗?如若劳动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宣布废除所有债务,它将会面临怎样的严重后果,又能够有哪些针对国际资本与帝国主义政府围攻的反制手段?这些反制手段在历史上有无范例呢?

陷入主权债务违约的民族国家,是否应该服从“欧洲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约束,通过债务重组和“结构性经济改革”来偿还亏欠国际资本的债务呢?如果拒绝偿还,劳动民众应当如何团结应对国际资本与帝国主义政权的反扑?

阿根廷和希腊是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代表性国家。

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军政府试图以向国际资本借债来“实现在低通货膨胀率下的经济增长”。阿根廷的主权债务从1975年的80亿美元剧增至1982年的400亿美元。1989年,庇隆派的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就任阿根廷总统,力推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减轻债务负担为由大规模售卖“亏本的”国有企业。然而在梅纳姆任内,阿根廷的外债反而攀升至了1270亿美元,官方失业率一度攀升至20%。(参考:乔纳森·C.布朗:《阿根廷史》,左晓园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为了偿还外债,阿根廷资产阶级政府并未做到让富人承担应有的税负(参考:《智库观点251:解析阿根廷的“不纳税”现象》,载于微信公众号“拉美经济观察”),反而是让无辜的劳动民众承担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结构的失衡与统治阶级的鲁莽决策带来的恶果。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萌芽于次贷危机以前。2002-2008年,法、德、荷、比、意、奥、英等国的银行大幅增加了对希腊私营部门的信贷。“2005年3月至2009年9月,外国银行向希腊私营部门提供的贷款增加了约4倍。2002年至2009年间,希腊银行从外国银行的借款增加了6.5倍”。然而,同期希腊政府对外国银行的贷款额保持稳定。(参考:Charles Wyplosz and Silvia Sgherri, The IMF’s Role in Gree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2010 Stand-By Arrangement, IEO background paper, February 2016)。自次贷危机发生后,随着欧元区上述中心国家的贷款人收紧借贷,为了给陷入困境的希腊私人银行系统纾困,希腊政府大举增加公共债务,以救助私人银行;而为了偿还债务与削减公共财政负担,在“欧洲三驾马车”的指导下,希腊资产阶级政权(包括“激进左翼联盟”政府)通过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让无辜的劳动阶级为私人银行酿成严重后果的逐利行为买单。(参考:Éric Toussaint, “The Troika’s Policy in Greece: Rob the Greek people and give the money to private banks, the ECB, the IMF and the dominant States of the Eurozone,” Cadtm, 2018.8.28)

主权债务的来源与政治本质是什么,它究竟是私人债务还是所谓“公共债务”?在主权债务纠纷当中,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吗?如何看待所谓的“反紧缩政府”?劳动民众应当替统治者偿还公共债务吗?如若劳动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宣布废除所有债务,它将会面临怎样的严重后果,又能够有哪些针对国际资本与帝国主义政府围攻的反制手段?这些反制手段在历史上有无范例呢?

《阿根廷:养老金改革法案引发大规模抗议行动》

2017年12月19日

毛里西奥·马克里恃着看似合法的个人总统职权,以及反对派的主要力量群龙无首,以为他已手握进行所有“必要”改革的绿灯。从他的观点,同时也是资本的观点来看,阿根廷需要降低劳动力成本才能恢复“竞争力”。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选举一周过后最近一次来访阿根廷期间慷然指出的方向之一。我们知道这个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即更廉价的产品才能在全球市场上卖得更好,所以工人们理应勒紧裤腰带,降低他们的期望——这是挽救经济的唯一途径。

图片内容:2017年4月6日,阿根廷社工党成员在一次总罢工的封路现场。Enfoque Rojo拍摄。

《“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的战斗》

2018年2月17日—3月3日

参加“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第11次世界大会的支部或组织有:阿根廷支部社会主义工人党(PTS)、巴西支部“工人革命运动”(MRT)、智利支部革命工人党(PTR)、墨西哥支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MTS)、玻利维亚支部“争取第四国际革命工人联盟”(LOR-CI)、西班牙支部工人革命潮流(CRT) 、活动于法国新反对资本主义党(NPA)的内部派别“革命共产主义潮流”(CCR)、德国支部“革命国际主义组织”(RIO)、意大利支部“革命国际主义派”、秘鲁“南方抵抗运动”(Resistencia Sur)、哥斯达黎加“社会主义者组织”(Organización Socialista)、美国“左翼之声”、委内瑞拉支部争取社会主义工人联盟(LTS)以及乌拉圭的“争取社会主义工人潮流”(FT)。

1. 尼加拉瓜

《哪儿出了问题?尼加拉瓜革命: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平装本书影

《我们是否处在又一场尼加拉瓜革命的前夜?桑地诺 “左翼”政权的堕落与人民起义》

2018年4月24日

奥尔特加明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独裁者,却拥有不少“左翼伪装”。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常能看到奥尔特加同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委内瑞拉的胡戈·查韦斯亲切会见的照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ianza Bolivariana para los Pueblos de Nuestra Améric,ALBA),一个由卡斯特罗和查韦斯创立的经济同盟,向尼加拉瓜提供了数百万美元援助,钱却都落入了奥尔特加的口袋。我于2016年参加一个聚集了拉丁美洲各个左翼政党的、名为圣保罗论坛(São Paulo Forum)的大会,会上竟然仍把桑地诺视为社会主义政权。还有美国出版杂志NicaNotes的全球正义联盟(Alliance for Global Justice),对桑地诺政府的所作所为也没有任何谴责。时至今日,左派不应再为这样一个独裁者遮丑了。

2018年4月23日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人们上街要求总统奥尔特加下台。

《尼加拉瓜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左派的错觉》

2918年5月18日

尼加拉瓜目前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部分,涉及采矿业、农业、旅游业、能源开采和在拉丁美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规模扩张,壮大了贪婪的全球化经济,壮大了跨国公司的金库。在尼加拉瓜,奥尔特加政府主持了这轮新一轮的资本主义扩张,包括在自贸区、农业、采矿业、伐木业和旅游业的跨国和本地的投资浪潮。这轮浪潮受到了政府减税、土地优惠和其它政策的推动。此举还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新自由主义机构的赞扬。

桑解阵的政策存在矛盾,一方面想要促进社会投资,另一方面却通过减税和镇压工人和农民的抗议以及政治异议者,方便跨国资本不受约束的积累。现在奥尔特加政府对镇压更加变本加厉。桑解阵的资产阶级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它的阶级利益决定它要阻止对境内外国资本进行挑战和改革,但它的执政合法性却依赖于维持革命话语和进行再分配改革。

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和妻子、副总统罗萨里奥,2016年。

《为尼加拉瓜的未来战斗》

2018年7月2日

第二股力量是学生、青年、反运河开发的原住农民(campesinos),以及来自无产阶级的,大部分在尼加拉瓜膨胀的非正规部门求生存,充满在首都马那瓜和其它城市贫民区的贫苦人民。他们发起了起义,把政权打个措手不及。但发起抗争与建立反霸权是两回事。

不幸的是奥尔特加派把持并扭曲了“左翼”论述,让那里没有明显的左翼替代。这些自下而上的普罗运动没有自己的方案作为取代当前政权的可行的替代方案。这为第三股力量操纵或收买人民抵抗运动打开了缺口。

这次政府称之为“清理”的行动,使尼加拉瓜政府扼杀一切抗议活动的行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全球左翼活跃者和学者联合声明:起来反对尼加拉瓜的国家暴力》

2018年7月30日

根据尼加拉瓜人权协会(ANPDH)报告,国家警察和民兵在行政机关直接授权下,已经谋杀了448人。这次政府称之为“清理行动”(The cleanup operation)的镇压,使尼加拉瓜政府扼杀一切抗议活动的行动进入了新的阶段。今年7月23至25日之间,有137人,多数是年青人,因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谋杀及其它罪名受审。超过500名反政府人士被绑架(大部分被视为“被失踪”)。这让人联想起中南美洲最可怕的年代。

1979年掌握政权时,受到马那瓜群众欢迎的桑地诺游击队

《尼加拉瓜:一场被中断的革命的动力学》

2018年8月7日

三个月来在尼加拉瓜所发生的事件为社会主义者与反战活动者提出两个关键问题:在美帝国主义干涉的关键问题上,我们站在哪边;还有在仍在持续的对抗状态中我们要站在哪边?

然而在反帝国主义的背景下,任何基于美国的联合阵线、民主、群众行动运动都必须能够自由表达出自己对每个正遭受着美国任何形式干涉的不同的国家内部动态的看法。我说这点是因为,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包括尼加拉瓜的革命派别,永远都不会成为仅将远景局限在美国政治上的空洞的清淡家。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要在每个国家建设革命社会主义的党。

菲德尔·卡斯特罗(左)与切·格瓦拉(中)于1960年5月5日在哈瓦那领导的游行,其目的是纪念拉库博雷(La Coubre)号货轮爆炸案的受害者,此案被认为是美国中情局首次破坏古巴革命的企图之一。

《关于尼加拉瓜的争论:资本主义改良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2018年9月23日

在过去十年里,或是这一选项被提上日程之时,整个拉丁美洲大规模的工人阶级动员让资本主义政权的政治权力受到质疑,让激进反资本主义理念占据优势。但当时和现在缺乏的是一个深深扎根于各地被压迫者的斗争之中,为共同目标而协调各种努力的国际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

在整个大陆绝大多数人的群众意识中,都将社会主义革命提上的议程。但当时及现在所缺乏的是意志坚定的、积极乐观的、依靠革命群众之自决能力的革命领导力量。群众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反复动员以挑战资本主义地位的能力与一个有着革命纲领、纪律并能大规模介入每一次进步斗争的革命党这三者的结合,将是不可战胜的。

历史一再表明,这些“一国社会主义”官僚们经常把革命的可能性作为他们与帝国主义的秘密交易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以维护自己在国内的利益与特权。

2. 委内瑞拉

《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委内瑞拉的政变》

2019年1月23日

我们坚决加入全国和国际性的运动,谴责委内瑞拉这次政变阴谋和帝国主义干涉,这种干涉侵犯了最低限度的国家主权,这是我们美洲人民争取了两个多世纪的目标。我们呼吁发起最广泛的民众的、统一的、国际主义和民主的群众动员反对政变,这意味着无论对委内瑞拉现状抱有什么分歧、批评和反对意见,政府的民主合法性都该建基于民众的投票,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帝国主义用政变的手段推翻。让委内瑞拉人民自主,享有自由,主权和民主,来决定他们的前途。

《抵制委内瑞拉政变!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委内瑞拉社会危机!》

2019年1月24日

我们强烈支持群众动员以反对这场精英式政变与侵犯了国家主权之基本原则的帝国主义干涉。我们号召群众、社会组织、国际主义者和民主运动力量共同反对这场政变。这意味着:尽管我们与马杜罗政府存在分歧,并对其国内政策展开过批判,但我们依然不同意以帝国主义背景的政变作为解决委内瑞拉社会问题的出路。我们必须让委内瑞拉人民自由地、独立地与民主地决定他们/她们自己的未来。

委内瑞拉确实存在政治、社会与经济等领域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劳动群众民主的方式解决,而不能借助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后者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没有任何声誉可言。

《对第四国际执行局委内瑞拉声明的批判》

2019年1月26日

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民主地”摆脱委内瑞拉危机的办法。这场危机是双重结构性的,既与国家对石油的经济依赖有关,也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在食品、药物、机械和技术产品的分配网络之间的联系有关。

马杜罗没有果断地处理这些联系,导致了政治危机。他就像前任总统查韦斯和他之前的改良派啦啦队一样,都没有注意到圣茹斯特(Saint-Just)的格言:革命半途而废的人终将自掘坟墓。

摆脱委内瑞拉危机意味着与帝国主义进行激烈而坚决的斗争,至少部分托洛茨基主义者认识到这一点。

这意味着组织和武装工人,独立于马杜罗政权的官僚,将生产工具从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手中夺走。

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中心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足够的力量和能力将自己置于全民族的首脑位置,并将斗争贯彻到最后。

委内瑞拉人于2017年8月上街,回应特朗普的评论,即他会考虑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手段”。

《美国停止干涉委内瑞拉!》

2019年1月26日

编者按:以下这篇声明是美国社会主义行动党(Socialist Action)针对委内瑞拉局势发出的声明。值得注意的是,该声明与他们对叙利亚问题、朝鲜问题的立场相似,都认为本国政府的问题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而更多的强调要美国干涉的负面因素,提出的口号是停止美国的干涉,认为这些国家的问题是自己本国的事务,不容许外来势力的干涉。虽然反对美帝并没有什么问题,但社行这种强调“反帝”优先的立场在客观上很容易滑向“阵营论”和“第三世界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反专制反威权运动的立场不鲜明,容易被人认为有为统治者开脱的嫌疑。

当然,委内瑞拉与叙利亚、朝鲜等还不同,其资产阶级形式民主仍得以保留,统一社会主义党的粉红色浪潮仍到了相当多底层民众支持,在此情况下,提出“将玻利瓦尔革命进行到底”,要求“工人自我组织起来,而非依赖政府”等口号仍有必要。

委内瑞拉上周三发生的事件只有一个名字:政变

《不许在委内瑞拉发动政变》

2019年1月28日

没人能忽视南美国家的局势:近来所谓“玻利瓦尔革命”的现状,其官僚层的退却,以及地缘战争紧张局势。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as Maduro)政府已证明自己无法消除腐败与贫困。要对委内瑞拉人民的灾难处境、被迫逃离与流亡负责的正是马杜罗政府。委内瑞拉长期存在的经济危机与石油储备受阻的局面加剧了国家的官僚化。然而,马杜罗认同的国际资本主义不想再等了:几个月前,帝国主义支持了一场反对总统的未遂政变。

阿根廷工人左翼阵线(Frente de Izquierda)发起了一场群众街头动员和集会,反对委内瑞拉政变及帝国主义干涉。

《(阿根廷)“工人—左翼阵线 ”率先发起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委内瑞拉的研讨会》

2019年1月29日

紧接着,卡斯蒂约说:“工人—左翼阵线有幸率先发起这场严正地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讨论会,以揭露特朗普、博索纳罗和马克里的阴谋。我们一直反对附和马杜罗政权。我们从来就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自上而下地建立,也不相信可以由军官势力与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机器来领导建立。如今的委内瑞拉社会危机并非如右翼所鼓吹的‘是社会主义的锅’,反而正是因为它并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马杜罗政权宁愿偿还外债以讨好国际资本家,却不愿把钱用在解决国内的饥饿问题;它不愿强硬地讨回被富人攫取的6000亿美元资产,同时却又立法废除了公共部门雇员签署集体合同的权利。”

委内瑞拉工会领导斯大林·佩雷斯·博尔赫斯

《采访委内瑞拉工会领导斯大林·佩雷斯·博尔赫斯:要打败我们可没那么容易!》

2019年3月5日

问:在讨论委内瑞拉当前的政治危机前,想问下您是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与经济危机的?

答:这问题必须很详细地回答,因此请谅解我的“长篇大论”。在过去五年,委内瑞拉的经济与社会危机日益加速恶化,并导致当前已趋失控的、极度糟糕的、乃至“划时代”的超级通货膨胀。这引发了当前强烈的社会不满,并且造成委内瑞拉统治阶级的重大分化。我认为这可以归结为三个因素:一个起结构性(决定性)的作用,另外两个起间接的作用。

《委内瑞拉社会主义者谈当前国内危机和出路》

2019年3月9日

第二个要说的是,任何美国、巴西或哥伦比亚政府决定参与的事情,都将以灾难告终。这一点对我来说,尤其在考虑到我身处美国的情况下,是十分清楚的。每次美国谈到人权问题,我们都会扬起眉毛共同反对它,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谎言从何而来。美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及其盟友唯一的兴趣是保持统治性地位。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与其它国家处于持续的经济和军事战争状态,以控制世界上尽可能多的自然资源。他们不仅对其它国家这样做,对自己的人民也如法炮制,对黑人和棕色人种的战争就是证明。认为像美国委内瑞拉问题特使艾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这样臭名昭著的杀人犯会真正关心委内瑞拉人民的想法,即便不是极端危险的,也是非常可笑的。

同样地,(委内瑞拉)政府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反帝国主义。它积极转向了保守以及破坏环境的措施以应对危机,这在进口的大幅削减(与此同时当地生产已经崩溃)和在被称为最富有的、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奥里诺科(el arco minero)矿业的扩张开采中显露无遗。这一计划之所以受到广泛谴责不仅是因为环境问题,也是因其侵犯了那里的土著人民的人权。

虚伪残暴的瓜伊多反对派

《拒绝政变企图,亦不支持马杜罗──来自委内瑞拉社会主义者的声明》

2019年4月30日

正如我们在美国政府领导的帝国主义侵略开始以来所说的那样,我们反对并对抗任何帝国主义的干涉主义,这一立场并不暗示我们对马杜罗和武装部队的反动和反工人政权给予任何政治上的支持。特朗普之流根本不关心委内瑞拉人民的苦难;他们唯一的目标是在委内瑞拉安插一个傀儡政府,为他们的殖民化计划服务:这一计划不能为当前的苦难提供进步的解决方案。

然而,马杜罗政府没有采取任何真正的反帝国主义措施。它只是把自己置于像俄罗斯或某大国这样的权力庇护之下,同时用官僚和军事方法来保护自己反对政变,并且折磨着人民。它所做的就是加强武装部队作为真正力量和局势的仲裁者。我们不信任这些武装部队,他们最终可能会以某种方式与右翼反对派协商达成和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重申反对政变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在完全政治上独立的情况下进行。我们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的政治纲领,以反对我们遭受的苦难和反对政府威权。

3. 巴西

巴西的统治精英们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控制其工人阶级,削减公共支出和工资,从而吸引大量外国资本。巴西资本主义将在未来陷入低增长、低盈利的状况,政治和经济将持续瘫痪,并且这是在没有新的全球经济衰退到来的情况下的预测。

《巴西的热带特朗普——博尔索纳罗的上台》

2018年10月29日

富人和博尔索纳罗政府的解决方案将是“紧缩”,即进一步削减公共支出(巴西许多州政府已经破产,资金匮乏),对工业和银行的私有化和去规管化——但最重要的是,破坏巴西的国家养老金计划。

在博尔索纳罗将兑现承诺的希望下,股市和债市上涨。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将由博尔索纳罗可能委任的财政部长格德斯(Paulo Guedes)推行。这位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是巴西投资银行 BTG Pactual 的联合创始人, BTG Pactual 曾是巴西最大的本土独立投资银行。市场预期格德斯将继续实行现任总统迈克尔•特梅尔(Michel Temer)的冻结财政支出的政策。他们还认为,格德期将为巴西央行引入正式自主权,并允许国有石油公司(Petrobras)将燃油价格设定在“市场水平”。

巴西新总统博尔索纳罗

《巴西极右派总统上台,人民仍需反抗》

2018年10月29日

博尔索纳罗的主要支持基础位于巴西较富裕的南部州分,例如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新兴的中产阶级感到他们的生活水平受到打击,特别是在2015年经济危机之后,他们把博尔索纳罗看作是为他们利益而战的救星。

新政府将成为富人的政府。博尔索纳罗的经济顾问古埃德斯(Paulo Guedes)正筹划将147家国有企业私有化,并把固定入息税率降至20%。

示威者利马(Lima)说:“我经历过独裁统治,我们不想再回到那个时代。这很危险。我知道独裁统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折磨,你明白吗?”

博尔索纳罗将遇到抵抗。过去的军事独裁最终也被大规模工人的抵抗和罢工击败。还会遇到强大的女权和LGBT +等社会运动的抵抗。

4. 古巴

劳尔和菲德尔在古巴共产党七大会场

《古巴的性质》

最近卡斯特罗的去世,使得古巴的国家性质、未来走向等问题在大陆激进左翼圈里又“热”了起来。有的人认为古巴已经复辟为资本主义,有的则认为古巴现在是斯大林主义的变态工人国家,也有人对古巴给予极高的赞誉。不同的判断其实也与要采取怎样的行动来面对当今的古巴密切相关。若认为古巴已经复辟资本主义,那自然可将古巴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甚至是要努力推翻古巴的“资产阶级统治”;如果认为古巴是斯大林主义的变态工人国家,那自然是要号召举行政治革命来推翻极权的官僚统治集团;如果给予极高的赞誉,那自然又会主张无条件保卫古巴,包括其方方面面。

不过这样一些看法多少都有问题,不仅不能洞悉古巴的现实,而且难免会在未来工人国家的实践上出问题。以下就论述一下古巴的性质及笔者的态度。

古巴共产党七大会场

《美丽的哈瓦那,希望你能坚持住——古巴共产党“七大”一窥》

2016年4月29日

关于古巴今后的走向,我认为(至少主要)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古巴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古共的经济政策(也就是经济方面),二是官方及群众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政治方面)。

《帝国主义势力在古巴的蔓延》

广大劳工阶层被禁止讨论,建议,修改或纠正当前政策。某共官僚集团已经取得了人民代表权利的垄断。认为垄断表示(劳动民众)没有罢工和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同时,劳尔•卡斯特罗政府数年来从一个天主教派,转变为一个开放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倡导者,继而成为一个关键的政治角色。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抵制帝国主义,首要的是抵制美国自1962年以来一直实行的经济禁运。以此保卫尽管有很多畸形官僚主义和市场化方向改革的社会主义占领区的存在。

简而言之,一个呼唤出行使自我组织和自我决断能力的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已经呈现出来。因此,将可能修改官僚主义在过去几年(包括九十年代)通过的以劳动群众利益,而不是以小部分特权部门的利益对资本所做的所有妥协和优待的改革方案。尽管,未必会像邻近拉美国家的社会革命那样没收资本家,但是,政治革命依旧将面临重大的社会改革。

5. 其它地区

哥伦比亚的右翼准军事部队

《哥伦比亚的片面和平》

2017年3月27日

哥伦比亚的和平协议给资本家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为基层的左翼开辟了新空间。在2016年11月,哥伦比亚议会批准了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游击队之间达成的和平协议,此举可能结束长达50年的武装冲突。在武装冲突期间至少造成220000人遇难——其中82%为和平居民,且大约七百万人无家可归。

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的群众动员,国会大厦被烧毁。

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反对紧缩的群众运动

2020年12月9日

在这一段话中,涵盖了一个全中美洲广大左翼组织所面临的矛盾和难题:缺乏战略路径和重点的危机。当前政治机构由帝国主义和民族寡头控制,形式上资产阶级民主,它腐朽、腐败、无法改革、摇摇欲坠。广大左派认识到不可能通过这样的体制来实现社会进步,因此要求对这个陈腐的结构施加社会压力,恳求寡头进行自我改革。

然而,这种压力不是为了推翻、摧毁和烧毁这个腐朽的大厦,而是为了扩大左派的抗辩,因为左派既没有自信,也没有在政治上进行足够的分析讨论来把群众运动变成一个由工人、农民、土著和穷人领导的政府。此外,一个基于加强的自行组织结构的政府是已经存在的,尤其是存在于农民和土著居民中,它将在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起义期间形成,这对夺取政权和粉碎寡头及其帝国主义盟友来说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