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文社科

目录

政治经济学

保尔·拉法格

《懒惰权(驳斥1848年“劳动权”)》

1880年6-8月

  1849年,梯也尔先生在初等教育委员会中说:“我想使僧侣拥有无上的权力,因为我指望他们去传播这样一种健康的哲学: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受苦,而不是去传播那种相反地劝告人们尽情享受的哲学”。梯也尔先生的这些话概括了资产阶级的道德,他是这个阶级的冷酷的利己主义和低下智能的代表。

当资产阶级在反对得到僧侣支持的贵族的时候,它举起了自由研究和无神论的旗帜。但是,一旦取得胜利,它就改变自己的腔调和态度;今天,它力图利用宗教来维持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统治。十五至十六世纪,它兴高彩烈地重新抬出多神教的传统并颂扬曾遭到基督教斥责的肉欲及肉欲的享乐;而现在,它沉溺于纸醉金迷的生活,它摒弃了自己的思想家拉伯雷和狄德罗的教导,而向无产阶级鼓吹节欲。资本主义的道德——基督教道德的拙劣可笑的模仿——用咒骂来攻击工人的肉欲;它所追求的理想就是把生产者的需要削减到最低限度,窒息他们的一切欢乐和一切激情并且使他们沦为片刻不停地运转的机器。


集体化时期的宣传画

《作为理论家的斯大林》

1930年7月15日

在现实中,扩大的再生产的完成不仅靠由工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还通过从外部——从前资本主义的农村、落后国家、殖民地等等——涌入的新物资。从农村和殖民地得到剩余价值,也只是在不等价交换或是在强行收取(主要是通过征税)的形式下,最后是在借贷(储蓄所、借贷等)形式下才是可能的。在历史上,所有这些剥削形式以不同的比例交织在一起,它们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对“纯粹的”剩余价值的压榨;资本主义剥削的深化总是与它的扩大齐头并进的。但是,马克思使我们感兴趣的公式严格地肢解活生生的经济发展过程,把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形式从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剔除,它们伴随和滋养它,它靠它们而扩展。马克思的公式构造的是化学般纯粹的资本主义,以前,这样的资本主义从来就不存在,现在什么地方也没有。正是因此,它们提示了所有资本主义——但正是资本主义,也只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倾向。


加布里埃尔·加西亚·伊格拉斯著作《历史和改革:戈尔巴乔夫时代对苏联历史的修订,1987-1991》

《对前苏联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简单描述》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前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以及之后的宏观经济运行方式和微观经济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这对我们下一步的深入分析有很大的帮助。前面我们说到,劳动的自由程度是政治经济学衡量经济体制的标准之一,因此劳动的动力问题就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首要问题。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劳动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对人的依赖性,来自于对劳动力的直接强迫。在资本主义时期,劳动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对物的依赖性,来自于对追求物质的心理动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动力来自于人自身的劳动需求。我们看到,在斯大林统治的时期,劳动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物质激励与恐惧,再加上一部分精神激励,这远远没有满足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自由。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后斯大林时期,恐惧的动力逐渐消失,精神激励也递减,劳动的动力越来越依赖于物质激励。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前苏联走向了南斯拉夫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可以说,前苏联完全没有满足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条件。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

《关于希勒尔·蒂克庭的<走进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一些评论》

1974年

蒂克庭试图否认官僚体制在苏联是统治特权阶层这一说法,他指出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几十年来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出现,即“在办公室工作的任何人”都自动成为苏联的特权人士。[2]他是对的。但这是否意味着苏联的统治阶级和特权集团只是“官僚机构的精英”?一切都取决于对“官僚主义”的定义。我同意蒂克庭的观点,即托洛茨基有时使用的定义(“任何在办公室有工作的人”)可能会导致对蒂克庭所依据的论点类型的误解。然而,我非常强烈地否认,只有“办公室职员”的顶层(“精英”)才享有物质上的特权。

在我看来,官僚主义的正确定义是一个社会阶层,包括所有在苏联社会生活的任何部门(经济、国家、军队、科学、艺术等)行使管理(领导)职能的人。所有这些人在物质上都享有特权;他们的人数远远多于少数精英,可能达到数百万。该群体保留对社会剩余产品的控制和管理。它在社会的每一个层次都有权力垄断。它切断了工人群众、生产农民和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决策的直接参与,至少在权力层面上是这样。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在广义(“宏观社会”,而不仅仅是“宏观经济”)的意义上,它反映了生产和积累之间的分工。因此,从马克思主义概念化的观点来看,将官僚主义作为与社会相关的范畴而不仅仅是“技术官僚”(technocracy),是有道理的。(勃列日涅夫在什么地方是“技术官僚”?)


右一为本文作者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阿尔都塞“纠正”马克思》

1970年1月

这篇文章写于1969年,批评了阿尔都塞对“成熟期”马克思的解释,认为这违背了黑格尔传统和异化的观念。曼德尔不否认马克思思想的间断性,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基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解释。曼德尔认为,与其说马克思放弃了异化的概念,不如说马克思将其从一个人类学概念变为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概念,而“由无产阶级来实施的革命行动的号召”将取代“思想、观点和智力工作的平面上得出的哲学结论”。[①]

然而阿尔都塞将马克思主义转变为某种“静态的”东西,却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正是“所有‘结构’在本质都是历史性的、可消亡的”。[②]曼德尔这篇讨论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刚刚过后所作,因此有着直接的政治意味。


《埃内斯特·曼德尔经济学说的过去和现在》

2020年7月20日

曼德尔在传播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禁锢的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总是注意在经济分析和激进行动之间建立联系。他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Marxist Economic Theory )。这部综论性著作在国际上广为流传,摆脱了教条主义,力求结合最新发展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保持活力作出了贡献。专门论述周期性危机的第十一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曼德尔概述了消费不足的理论和比例失调的理论,提到了哈罗德(Harrod)、库兹涅茨(Kuznets)、萨缪尔森(Samuelson)、古德温(Goodwin)、卡莱茨基(Kalecki)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等经济学家的贡献。他认为,这些贡献“过于简化”,但他们“还是贡献了重要的材料”。


埃内斯特·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长波”论初探》

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是政治经济学里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它是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一把钥匙。我们要理解资本主义,必须对“长波”理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但资本主义的长波却不是这样,它根源于利润率的涨落,而不是供需矛盾,平均利润率长期大规模上涨就会产生扩张性长波,而平均利润率的长期下降会导致萧条性长波。这并不代表在一般的经济周期里就没有利润率的涨落,但长波却有更为根本性的原因,也是更为深刻的资本主义矛盾。它无法通过自身调节,而必须通过外部条件的变化来进行调节,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讲到。


《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43%的财富,最富有的10%拥有81%,最不富有的50%仅拥有1%》

2020年12月6日

这个信息来自刚刚发布的《2020年瑞信全球财富报告》(2020 Credit Suisse Global Wealth report[1],该报告是对全球财富(而非收入)和个人财富不平等的最全面,最具解释性的分析。每年瑞信全球财富报告都会分析全球52亿人的家庭财富状况。家庭财富由金融资产(股票、债券、现金、退休金)和不动产(房屋)等组成。这份报告衡量净资产,作者是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es)、罗德里格·鲁贝拉斯(Rodrigo Lluberas)和安东尼·夏洛克(Anthony Shorrocks)。安东尼·夏洛克教授是我的大学室友,我们都是经济学专业毕业(他的数学能力更胜于我)。

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总体上,全球财富不平等的小幅下降“反映了各国之间的贫富差距正在缩小,因为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其增长速度超过平均水平。这是全球财富不平等现象在本世纪初下降的主要原因,虽然在2007—2016年期间有所上升,但我们认为,全球财富不平等现象在2016年之后重新进入下降阶段。”

简而言之,该报告显示,数十亿人除去债务后根本没有财富,全球个人财富的分配可以描述为少数格列佛巨人看不起小人国。


《二十一世纪视角下的弗里德曼学说》

2020年12月12日

引起斯蒂格勒中心兴趣的是弗里德曼的“公司”观点。自19世纪晚期起,现代资本主义公司形式逐渐取代了由管理者直接拥有的家族、家庭所有形式。所谓的“弗里德曼学说”( Friedman doctrine ),声称这种现代资本主义公司形式下的公司的唯一责任是对其股东负责。并且,公司的目的就在于最大化对股东的回报。公司应当,且仅应以最大化利润作为其目标,不受任何“社会责任”或“外部”担忧的干扰。诚然,在一个自由市场运行的世界中,如果一家企业或公司就这样做,整个社会的收益确实会遵循“商业的一份,也是其仅有的一份社会责任,就在于遵守游戏规则,并利用其资源,参与到用以增加其所获利润的活动中去。换而言之,就是在不进行欺诈的基础上参与到开放自由的市场竞争中去。”(引自弗雷德曼)

《滑向深渊的世界——浅谈中美贸易战》

2018年7月19日

7月6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对来自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关税,标志着特朗普对华关税政策的正式落地。中国商务部其后在声明中指出,“美国违反世贸规则,发动了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中国海关总署指,中方的报复措施将在美方加征关税措施生效后即行实施。

这次事件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很多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样的贸易战只能是双输的结果。然而,问题仅仅是贸易冲突这么简单吗?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6月9日在加拿大魁北克G7峰会上发表讲话。(照片:路透社Yves Herman)

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没有所谓和平的、有序的竞争。没有一个“有良心”的资本家会成为这个世界的“好人”。在这场追逐私人利润的死亡游戏中,只有赢家和输家。特朗普不过是脱下了最后的面具,露出了这个正在衰落的掠夺性体制的残忍獠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玩着和特朗普一样的利润游戏,然而这不过是“保证”了加拿大的资本主义也会暴露出自己的缺陷。

依靠这些所谓的精英代表来促进劳动人民的利益简直是愚蠢至极。在政治舞台上与资产阶级政党决裂是对资产阶级特权的挑战的开启。但只有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系统,才能给无止尽的贸易战和折磨人的流血战争画上一个永远的句号。

《工人阶级不该押宝贸易战任何一方:来自北美社会主义革命派的联合声明》

2018年6月12日

最近美国对来自加拿大、墨西哥、欧盟以及其它地方的钢铁和铝制品分别征收25%与10%的关税,甚至早些时候对来自于某大国和韩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额外关税──以上种种行为均由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做出。

恰在此时,这些观点却真实地代表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在全球化的资本竞争中落后了。他们得到了工会上层领导人的支持,后者渴望美国重获数百万份高薪的制造业工作。这些工会官僚希望将美国工人的“未来”与他们“自己”的资本利益集团和资本孪生的政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挂上钩。他们排斥独立的工人组织,不肯面对体制背后的根本问题——最根本的,只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系统。


《最早的纸币和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并不是存在于纸币制度下的怪胎,而是一个几乎与商品交换同时诞生的现象——将这一概念作为前提并不是为通货膨胀在纸币制度下的存在提供合理性,而是试图从更宽的视野审视这一货币现象。比单纯地对于感性化地认识这一现象相比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从历史当中获得经验,了解到表面之下更丰富的内涵。

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通货膨胀之所以被认为是极有破坏力的——“摧毁资本主义的最好办法是使货币贬值”(凯恩斯),是因为其重要表现之一为货币购买力的剧烈下降,其原因并不外于货币“价值”相对于其他商品的编制。而由于劳工阶层的工资皆由货币支付,用于交换日常生活用品,那么通货膨胀将对他们产生切身的重大影响。价值规律的首要意义在于指出商品的价值由商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那么可以无限印刷的纸币——若我们并不考虑面值3%左右的纸币印刷费用的话——必然面临贬值的风险。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迫性公债,它使工人和贫民的生活状态急剧恶化”,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那个时代的思想者们留下的烙印。而到了1921年,苏俄喀琅施塔得水兵提出的要求之一即为用黄金而非卢布纸币支付工人工资,足以见得列宁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明治天皇

《战前日本经济危机及其后果 ——权贵资本主义案例研究》

 战前日本的经验表明,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后发国家在适当政策刺激下,的确可以成功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过程加速吸收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发展成果,在短时间内改变社会面貌,对于其中的“优等生”而言,国力的充实也足以支撑某种程度的地缘政治抱负,在地区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大的权力。

      然而出色的发展绩效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后发国家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有其界限,而工业技术、海外市场等能够扩大经济迂回空间的因素仍十分落后,因此平均利润率下滑的铁律在这类国家经济周期末期体现得特别明显,也特别顽固,相比之下,本土资产阶级反应往往迟疑而滞后,缺乏调整经验,其路径依赖的背后是增长阶段所形成既有利益格局的强大惯性。经济泡沫化的持续时间人为拉长,直至将政策工具的腾挪空间消耗殆尽,尽管可以维持宏观指标的稳定,然而隐性危机的代价必然在微观层面得到反映,然而后发国家落后的社会结构恰恰决定了其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不足,这使对外转移危机成为最为可行的选项。

      一旦挑唆民意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随后的进程往往将超出所有当事者的控制,这类权贵资本主义裹挟的落后国家贸然用武力打破国际体系,其结局的凄惨已经被太多历史教训所证明。反讽的是,在 1945 年紧张的终战活动中,宫廷集团又一次成为主导力量奔走于幕后,一如其在 20年代培养极端派的热情,始作俑者,最终也尝到了骑虎难下的苦涩滋味。 70 年后的今天,某新兴强国似乎又有重走这一道路的充分迹象,只不过较之其山寨的日本军国主义,当下的喧嚣中更少真诚而更多投机,其冒险的前途较之日本将更为黯淡。


2018年2月英国工党举办一个讨论公有制模式的特别会议

《英国公有制模式之探讨》

2018年2月24日

即使在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国有企业(产业)事实上也是成功的经济模式。工党报告援引了事实,即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的国有企业比率,从2005年的9%上升到2015年的23%(尽管这主要是中国国有企业崛起之结果)。东亚经济体成功的历史部分,是由于国家主导和拥有的部门,其通过实行现代化、投资和保护主义以对抗美国跨国公司(虽然它也有廉价劳动力,压制工人权益和采用外国新技术)的结果。

但是,对我来说,问题仍然是当杰里米·科尔宾在2105年首次赢得工党党魁竞选时,我当时第一次提出“科尔宾经济学”(Crobynomics)的问题。如果公有制仅仅局限于所谓的自然垄断或是公用事业,而不扩展到银行和金融部门,以及关键的战略性产业(经济“制高点”),资本主义将继续支配投资和就业,价值法则和市场仍将起主导作用。工党有关国有投资银行和国资主导投资支出的计划,其将对英国的GDP总投资增加约1—2个百分点。但是,现在资本部门的投资接近12-15%,仍然保持在银行、药业、航天业、技术业和商业服务集团占主导地位。


《皮克提资本理论的优与劣》

2014 年5月13日

而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在其著作中关于经济不平等的主题也令他显得与众不同。

不平等现象,作为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结果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反对1%”运动,已成为当代主要的政治问题之一。

皮克提重新彰显了18 世纪末到19 世纪初源自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传统,这代表了将政治经治学作为历史和道德范畴内学科的态度。他感兴趣的是实证性地研究经济趋势,而非如主流经济学家那般热衷于构建数学模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

1973年4月18日

金融危机不仅席卷全球,而且已经影响所谓“实体经济”。但是,说到对危机原因的分析,主流意见往往只归咎于主观政策上的错误(过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管理); 比较深入一点的,也不过是归咎于自由市场本身不会自动带来均衡而已。其实这只是拿病征来解释病征,都没有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去解释。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提供了真正有力的解释:资本主义的信贷膨胀和危机往往都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副产品,而不是反过来; 所以经济危机要从资本主义为利润而生产这种制度来解释。马克思的《资本论》卷帙浩繁,而曼德尔这本《导论》以既有创见又深入浅出的方式介绍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可说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入门读本。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导论》可说是《资本论》的入门小册子,而且在那么小的篇幅还去论及当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更是难能可贵。不过,部份读者可能觉得个别段落难懂。这也是难免的,因为部份理论本来就比较艰深。读者如果想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推荐曼德尔的长篇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本书不久之后将会第一次公开出版。


Marx 200 – a review of Marx’s economics 200 years after his birth 
2018年3月由lulu.com出版社出版,176页

《马克思200周年——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回顾(迈克尔·罗伯茨)》

2018年6月

罗伯茨首先研究了资本主义的三个运动规律——价值规律(the law of value)、资本积累规律(the law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和盈利规律(the law of profitability),尽管正如罗伯茨所指出的,最后一个规律更适合被称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the law of the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把这些规律放在一起,就形成了对全球资本主义如何运作的一个连贯的解释。更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尚未传播到全世界的时候发展出他的这种思想的。罗伯茨认为,这些规律“具有精确的表述并且始终正确”。


迈克尔·罗伯茨著作《长期萧条》

《资本主义现在和未来》

2018年秋季

按:2007年的金融危机将世界带入了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期。资产阶级通过经济刺激、低息贷款和针对工人阶级的财政紧缩政策,希望摆脱资本主义的系统困境。尽管这些行动促进了一些复苏迹象,但是可以说,这是带着重重政治经济矛盾的、史上最疲弱的一次“复苏”。 美国《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邀请了几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本译文选译了其中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的文章。


美国激进左翼期刊《国际社会主义评论》2018年秋季号

《从停滞到繁荣?──金融危机十周年看世界经济》

2018年秋季

大萧条(Great Recession)爆发10年后,全球经济正在复苏,美国经济表现平稳但增长缓慢,而其似乎将在2018年加速增长,部分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以及大规模减税和赤字支出所推动的结果。这种全球性增长不太可能在2015年开始的,当时某大国经济放缓导致了股票市场的动荡,以及一些依赖于某大国需求的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8年4月指出,“2016年中期开始的全球经济增长已变得更加广泛和强大”(即使它对危机后遗症提出了警告——主要是“全球债务水平提高”和政治余震导致的“民族主义政策”)。

当然,IMF暗指世界经济的历史核心地区那些动荡的政治变化: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以及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老牌政党的危机和极右翼势力的崛起。这种经济民族主义转向可能会破坏稳定,因为美国打响了贸易战的第一枪——并不是首先针对在特朗普经济宣传活动中扮演恶棍角色的某大国,而是针对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合作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代表着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美国主导的基于自由贸易协议和全球金融资本优势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黄昏。


沃尔特·罗德尼的经典著作《欧洲如何使非洲不发达》

《资本主义走向何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危机》

2018年秋季

全球南方的经济被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尖锐矛盾破坏了。这些经济体不均衡地被融入世界经济 – 并且过度依赖初级商品的出口 – 以及极易受到产能过剩的系统性危机的影响。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之下的南方大部分地区 – 大卫·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所称的“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时期” (period of prolonged global slump)- 严重依赖某大国经济的刺激来维持增长率的上升。 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其它地方一样,这些新高水平「增长率」只会加剧该地区的根本问题:逆向工业化,更尖锐的阶级分化以及政治不稳定。

图说:近藤麻理惠认为你应该保留让你快乐的东西

《卡尔·马克思也能让你怦然心动──人生整理魔法和异化》

2019年1月26日

萨拉·贝茨(Sarah Bates)爱看近藤麻理惠(Marie Kondo)的新电视节目《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Tidying Up)。但她写道,这档节目的大受欢迎亦揭示了更深层的事物,即资本主义下的生活状态及我们与商品的关系。

即便大受欢迎的近藤麻理惠真的与被生活淹没的人们建立了良好关系,遗憾的是,仅凭整理是无法让我们掌控自己的生活的。

想要生活在一个没有异化的世界,必须彻底改变这个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不再由老板赚取利润的私欲所驱动,而是会围绕人们的需要进行。那些负责生产的人们也将具有管理的权利。

《全球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崩溃?》

2020年11月号

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定义五花八门,却有一些主要的共同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信市场是配置稀缺资源的最佳方式。政府垄断,或者任何其它垄断组织,都会使资源配置不当,导致资源低效或无效使用。因此,政府需要退出资源配置,国有企业应当私有化,工会应当取缔,即使不解散工会,也应当削弱工会的权力,以达到“彻底放开”劳动力市场的目的。政府退出资源配置还意味着取消贸易壁垒,减少甚至取消对产业的“保护”补贴,完全放开金融市场,让资本以逐利为目的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

历史学

尼尔·福克纳《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中译本。2014年出版。原书书名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从尼安德特人到新自由主义者》(A Marxist History of the World: From Neanderthals to Neoliberals)

《新书书介:用激进历史学对抗修正主义历史学—— 尼尔·福克纳自述其新书<激进的世界历史>》

2018年9月

历史是如何发展的?有权势的人有他们的说法,人民也有自己的观点。在这篇新的博客中,英国激进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尼尔·福克纳(Neil Faulkner)认为,在一个政治分裂的时代,我们怎样讲述自己的故事很重要,如果我们理解过去是如何伪造的,我们就会武装自己去改变未来。尼尔的新书《激进的世界历史》带领我们从古代的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穿越到俄国革命、越南战争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段历史证明没有什么能保持原样。

尼尔·福克纳(Neil Faulkner)是英国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他著有许多书,包括《人民的俄国革命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luto,2017)、《渐进式法西斯主义》( Creeping Fascism, Public Reading Room,2017)和《阿拉伯战争的劳伦斯》(Arabia’s War , Yale,2016)。

高放先生,1927年2月生,2018年5月30日去世。

《一位值得怀念的国际共运史学者》

2018年5月31日

我年轻时已经留意他的著作,看过他一些文章和演讲记录,以及1982年出版的著作《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印象中该书是同类著作中较少官话套话的,而且考证研究认真,颇多新见解,但总体上还是不够开放。最明显是论述托派的一节,基本上是没什么根据的指责和嘲讽。不过,该节引用了英文和法文托派书刊资料,也提到法国托派组织“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CR)内部不同派系,令我印象深刻。

他回国后,应研究陈独秀的学者唐宝林邀请,在内部刊物《陈独秀研究动态》上发表访谈《访美归来话托派》(第23期,2001年2月出版),表示“过去我们传统的观念是把托派视为‘反革命’,一言以蔽之,其实很不符合实际。”“我过去以为托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缺少政治经验的青年学生。其实他们主要在工人中活动,成员也主要是工人,纲领宗旨也是为工人谋利益,为工人说话。”他最后总结说:“总之,托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它代表贫苦工人的利益,反对资本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向往共产主义。我认为各国共产党应该善于同托派求同存异,加强沟通,化解积怨,增进合作。”该访谈已收入2002年公开出版的《高放文集——纵览世界风云》中。

《纪念国际共运史学者高放先生》

2018年6月1日

他的居所十分简陋,两室兼一小厅,屋中多堆有图书资料,另有家人的合照和亡妻的照片。他平时一人生活,另有一位护工会照顾他的饮食和起居。一个培养过执政党内很多高级干部的人,倒并不着力以物质的丰裕或声名的闻达。

他曾对大陆学术研究中为托派去污名化做出一定贡献,在他辨明一些事情之前,“托派反革命”更是大陆学术界的“政治正确”。不过当代托派运动虽引起了他的兴趣,却不是他的长处。他对当时国际托派运动仍了解甚少,对托派运动在亚洲的迅速发展几乎不知情,大体资料来源仍受限的缘故吧,不过仍会积极询问当代国际托派的具体发展情况。

日本陈独秀学术讨论会参会者,从右往左:陈良初、陈镜林、唐宝林、黄公演

《悼念陈镜林》

2020年12月23日

四人演讲结束后,日本学者评述、提问、互相讨论,气氛十分热烈。特别值得提出的提问是:“陈独秀后期与托派结合,其基本主张是反蒋抗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后来又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日,拥护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些主张与共产党没有区别,为什么把他说成是汉奸、反革命、叛徒?”答:“托派的基本主张之一是党内要有民主、容许反对派合法存在;在党外,容许反对党合法存在。而斯大林不容许这两个存在。陈独秀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尽管他许多政治主张和活动与中共是一样的,但由于陈公开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所以中共其他几次路线错误的领导人,虽然也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犯了错误,也曾受过”替罪羊“式的处理,但没有受到像陈独秀那样严重的打击,(被冤枉扣上汉奸、反革命、叛徒等帽子)。这种情况,生活在像你们这样”两个允许“的国家中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王凡西,笔名双山,生于1907年,中国大革命时期(1925年)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加入共产党

《就唐宝林<中国托派史>访问王凡西》

 唐宝林没有领会到为什么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1927年以后,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基本思想。按照唐宝林的看法,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从一开始,便受到幻想的惩罚,因幻想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国民会议运动中能够动员城市工人夺取政权。然而,事实真相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仅仅是紧跟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而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口号的,那时斯大林(争辩说,革命仍在进潮)正在号召建立苏维埃和武装暴动。

按照唐宝林看法,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把视线集中到城市无产阶级,并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而使他们忽视了农民斗争,结果,他们的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正因为领导农民在中华苏维埃旗帜下发起武装斗争而取得成功,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唐宝林似乎并不懂得,恰在1928年,毛泽东就曾抱怨过,由于中共党内缺乏民主口号,他是无能去唤起农民群众的。(参见毛泽东《井岗山斗争》)唐宝林同样忘记掉,在1937年结成第二次统一战线时中共所发起的就是国民会议运动。

社会学

埃里克·奥林·赖特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他以一种认真的态度去理解并改变这个世界──同时具慷慨、求知欲强又和善的特质而践行之。

《我们所有人的榜样——悼埃里克·欧林·赖特》

2018年1月24日

第一次见我的博士导师埃里克·赖特时,我还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彼时我刚刚进入研究生院,满脑子都是辩证法。如今,即将毕业的我依然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已经是更宽泛意义上的那种(希望更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一点)。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埃里克的影响。此前,我长期只能依仗那套弯弯绕绕的辩证法,但终在逻辑力量面前毫无抵抗之力。

埃里克喜欢引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他对此的解读与别人有所不同。

图片:埃里克‧欧林‧赖特于2011年五月,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 Luxemburg-Stiftung)/ Flickr

《埃里克‧欧林‧赖特(1947-2019)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到“真实乌托邦”计划》

2018年1月24日

讽刺的是,当他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开始就读博士班时,他的意图恰恰是要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的地位,如此他就能够转向他真正的兴趣,也就是国家理论。但他很快发现到此事不容草率对待。他认为,要解决其概念地位、理论主张和经验预测的问题,需要花上稍长的时间──或许几年。

结果是,这项计划花费了四本书、数十篇文章和一个遍布数国的研究团队,而在四分之一世纪的过程中展开。但在埃里克动身前往下一个计划之时,不仅比任何先于他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好地完善了阶级概念,他也迫使主流体制在二十世纪首次承认阶级概念的有效性。

尽管埃里克常被形容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者”(neo-Marxist)(这是一种暗示着背离古典传统的表达),但他的阶级概念却是彻底正统的。它是立基于三个核心的命题。

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阶级》中译本

《阶级是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智识生涯的关键主题》

2018年1月29日

编者按:感谢宋治德先生允许使用其译文。卡利尼科斯在这篇简单扼要的悼文指出赖特的主要贡献在于“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主流的社会科学的实证和定量方法结合起来”,并且提出“矛盾的阶级位置”的著名论题,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讨论推向深入。可是,正如卡利尼科斯指出,赖特的阶级理论是建立在放弃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赖特只是不同意罗默(两人同属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剥削理论放弃了劳动价值理论而代之以工人收入差异来界定阶级,并非不同意放弃劳动价值理论。赖特抛弃劳动价值论使他不同意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规律,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被革命推翻,只能被“驯服和削弱”,从而滑向改良主义。赖特晚年的《真实乌托邦》系列研究,虽然自称是反资本主义,其实是改良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尽管如此,《真实乌托邦》系列提出的新社会制度部分设计蓝图,例同合作经济、全民基本收入,仍然有一定参考价值,可以作为更新的革命过渡纲领的借鉴。

《如何在21世纪反对资本主义》台湾中译本

《评<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

2020年11月14日

然而,在他的战略的这两方面,赖特都有不足之处。首先,他的侵蚀资本主义的策略似乎类似于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的裂缝中发展,在获得权力之前建立经济和社会力量的过程。然而,这个选项并不适用于工人阶级。首先,资产阶级可以在封建主义的巢穴中创造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并最终打破旧秩序,而工人在掌权之前不能创造新的社会制度。合作社最终无法克服市场的主导力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建立是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发生的事情。

《悼萨米尔·阿明,兼略谈其理论困局》

2018年8月13日

第三,它有很浓的第三世界主义/左派阵营论(Third-Worldism, Third Camp socialists)的色彩,认为社会主义成功主要要依靠苏联中国等国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后胜利,非常漠视先进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潜能,说到底,就是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从“阶级”置换为“国家”、“民族”。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理论会(至少客观上)为落后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或者官僚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权统治辩解,或否认当权者其实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推手,而且是利用长期以来的一党制来实现官僚集团垄断的资本主义,或认为其内部民间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全都不过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代理人,或两者兼而有之。

心理学

《维果斯基与马克思:迈向马克思主义心理学》

《新书书介:建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

2018年冬季

卡尔·拉特纳(Carl Ratner)是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公开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致力发展心理学学科的心理学家。主流心理学观点认为,我们的意识、思想和社会是人类生物学的直接显现。要是如此的话,我们的现代身体里似乎还嵌着来自更新世(Pleistocene Era)的大脑,这意味着我们生出来就是种族主义分子,性别差异(Gender Disparities)也是正常的。由于我们天性自私、暴戾、多疑,我们创造了警察、军队和边界以控制社会。拉特纳将这一切都颠倒过来,代之以呈现人类心理学是怎么被文化、经济和社会力量建构的。拉特纳的所有工作都以劳工阶级的解放为主题,而他致力于建构的心理学路径,是以列夫·维果斯基和他的合作者们在1920年代苏联开创的方法为基础。


弗洛伊德为接受精神分析的来访者安排的躺椅

《精神分析的概念和方法对促进社会正义有什么价值?》

2018年10月10日

在今天,“谈话交际疗法”是否不止在个人层面且在集体层面还具有适切性呢?精神分析一直受到批评,尤其被认为是一种布尔乔亚的自负,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其中主要是富裕的客户——即所谓的精神分析对象,向治疗师寻求帮助,沉溺在唯我、自恋和自我陶醉之中。此外西方的精神疗法模式也被指责在文化上不够敏感,其排除了其它的精神健康模式,例如原住民所运用的整体健康模式(Aboriginal models of holistic health)。

精神分析也被批评其过于关注个人的病理学原因,而其代价是忽略了整个社会经济或权力的不平等之根源。例如,试图对一个因长期失业而不满的人,从其孩童历史和无意识的景观去寻找原因,也许没有多大帮助,尤其此时更重要的关注领域应该是糟糕的就业市场和系统性歧视。一些精神障碍也许不能完全通过言谈疗法被“说走”,尽管在一些情况下有证据表明,例如治疗焦虑症和抑郁症,抗抑郁药物和精神疗法联合使用,可能比单独使用它们其中一种更加有效。


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日益严重的情感痛苦和忧虑的程度,我们就不能从机器人和智能手机出发,而是要从处理导致精神痛苦的社会决定因素着手

《精神健康:美丽的新世界?》

2020年11月

精神健康服务逐渐专注于创造利润,人力节约技术的使用已经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方法。英国社工学者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研究了最新的进展。

十年来,随着精神痛苦患者不断增加,本已资金不足的精神卫生服务遭到削减,这种强制性方法的使用也就越来越频繁。然而,弗利和伍德沃德在他们的报告中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些权力的不平衡,也没有注意到数字技术在精神保健方面对更广泛的公民自由的影响。例如,他们可以轻松辩称,“近年来,人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了越来越多的个人数据。”虽然有人担心社交媒体可能会对精神健康造成危害,但人们也普遍认为,这些数据储存着个人精神状态的重要线索,可以帮助追踪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研究人员已经使用这些数据来提取表型信息,但广泛的临床应用尚未出现。


社会工作

贝里和布雷克(Mike Brake)在1975年编辑出版的文集《激进社会工作》,标志激进社会工作学派正式形成。

《激进社会工作系列之一: 悼念抗议民谣歌手、激进社会工作理论的早期倡议者罗伊‧贝里(Roy Bailey, 1935-2018)》

2018年11月20日

贝里并不撰写自己的歌曲,而是采集在旅途上遇到的众多表演者和作家提供的素材,各人都具有各自国家的抗议传统。他以西·卡恩Si Kahn(1944-  )、罗布·约翰逊(Robb Johnson, 1955-  )、瑞伊·希尔纳(Ray Hearne)、杰夫·皮尔逊(Geoff Pearson)以及利昂·罗塞尔森(Rosselson, 1934-  )等人的作品,编织出他独特的主题和诉求:反对战争、政治的压迫、不公义以及对劳动阶层和少数族群的贫穷。


2011年出版的文集《今天的激进社会工作》

《激进社会工作系列之二:什么是激进社会工作?》

2016年5月24日

社工作为朝九晚五的国家代理人以及晚五朝九的行动者的对立是关键。问题可以简化成:在社会工作中,有没有空间、意愿和机会去参与那些影响我们服务对象生活的、更广泛的结构性议题?

激进社会工作(Radical social work)提醒我们:有意义的实践必须总是结合政治行动的要素。社工需要意识到导致个人痛苦和悲伤的公共性原因。

即使近年对激进社会工作的认识有所偏差和误解,激进的概念历史上指的是一种试图理解社会问题根本原因的政治理论和实践。在体认这些理由和缓解它们对人们的伤害是激进社会工作重要的面向的同时,它与主流社会工作进路真正的区别在于前者(激进社会工作)强调旨在改变社会的行动。


《激进社会工作》的后续文集《激进社会工作与实践》

《激进社会工作系列之三:激进社会工作缘起和复兴》

2013年5月

然而,到1970年代早期,当社会工作受到政治右翼关于缺乏效率和效益的大量批评的同时,政治左翼也对这种社会工作方式的影响表示忧心。社会问题变得个人化,而个人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则消失得无影无踪。通过将社会工作概括为服务提供者和客户之间的直接关系,关注焦点很快转向客户自身的责任,以及他或她可以做些什么来减少所面临的问题。造成社会问题的社会特征仍然是隐藏的,并没有为提高社会质量而加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工作成为了漠视社会正义的沉默文化的共犯(见巴西批判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Paolo Freire)的研究)。

Case Con指的是个案会议,也指将结构性社会问题归结为案主个人责任的欺诈性行为。与此同时,Case Con还发表了一份宣言,主张社会工作者应该努力改变社会,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

《激进社会工作系列之四:Case Con宣言》

1975年

译者按:这份宣言是1970年代由英国一群进步社工在他们合办的杂志《Case Con》上发表,并收录在罗伊·贝利(Roy Bailey)和迈克·布雷克(Mike Brake)合编的《激进社会工作》(Radical social work )文集内。它反映了1970年代出现的第一代激进社会工作理论对福利国家、社会工作的本质、受助者困苦的根源和社工专业化的独特看法。宣言是一份具代表性的历史文献,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有关第一代激进社会工作理论的成就与局限,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考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挽救社会工作──挑战新自由主义与促进社会正义》(Reclaiming Social Work: Challenging Neo-Liberalism and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 Sage, 2008。中译本,台湾松慧出版社,2013)的第六章〈社会工作的激进本质〉。

英国知名导演 肯·洛奇(Ken Loach)的电影《我是布莱克》(I, Daniel Blake, 2016)讲述一名单亲母亲为生活苦苦挣扎,与同样申请社会救济的木匠丹尼尔·布莱克发展出一段难得的友谊。此片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

《激进社会工作系列之五:关怀与控制——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社会福利》

2009年3月

最后,福利制度的设立对资本主义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希望其竞争对手拥有一支比自己更健康、受过更好教育的劳动大军。也就是说,确保本国劳动力最起码的健康和教育水平是符合整个资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曾就19世纪的工厂法(对妇女和儿童的每周工作时间做了一些限制)做过如下评论:“工厂法……就像棉纱、自动器和电报一样,都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的需要。”(《资本论》第一卷)过去一百多年来大部分重要的福利制度改革的原因都是当局认识到,要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军队战斗力,就需要铸就一支健康的、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大军。我们指的绝不仅是身体上的健康,正如英国左翼理论家哈曼(Chris Harman)所说“它也是一个道德问题,资产阶级需要工人们心安理得地为他们工作,就像农民的牲口那样。”

哲学

菲德尔·卡斯特罗(左)与切·格瓦拉(中)于1960年5月5日在哈瓦那领导的游行

《从列宁到卡斯特罗:个人对于历史形成过程的重要性》

多依彻认为托洛茨基在两种彼此矛盾的立场之间来回摇摆。在《俄国革命史》中,在写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中,以及后来的《流亡日记》中,托洛茨基坚称,列宁是十月革命胜利所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列宁,革命就不会取得胜利。多依彻写道,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又回归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观点,即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相对于更客观的因素而言,领袖的品质是次要的。托洛茨基的观点是否摇摆不定呢?

丹尼尔‧本萨依德(Daniel Bensaïd,1946—2010)

《保卫共产主义:清算斯大林主义与官僚主义的责任——怀念法国一代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本萨依德(Daniel Bensäid)》

丹尼尔(校按:作者对本萨依德的昵称)在他生前最后作品之一〈共产主义的力量〉(Puissances du communisme)中,强调:「争取解放的话语从上世纪的折磨里无可避免受到损害」。「然而」,他补充道:「在昨日所有背负伟大承诺和理想的话语中(社会主义、革命、无政府主义……),唯有共产主义承受了最大的伤害,因为它被困于官僚国家之中并受其极权方式的奴役。」

约翰‧罗尔斯

《罗尔斯是个社会主义者?》

2018年8月22日

在《约翰·罗尔斯:缄默的社会主义者》(John Rawls: Reticent Socialist)一书,威廉·A·埃德蒙逊(William A. Edmundson)聚焦于罗尔斯最成熟且激进的著作,借此由左派立场为这位哲学家辩护。当罗尔斯名为《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译按:或作《正义即公平》)的最后著作于2001年出版时,他总结:资本主义无法与正义所需的政治平等和公平机会兼容。罗尔斯想象两类超越资本主义而可能同等地实现正义的政体:“自由民主社会主义”(liberal democratic socialism)及他所谓的“拥有财产权的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埃德蒙逊认为,罗尔斯对此宣称的中立立场具有误导性,而他成熟的理论实则系统性地偏好于社会主义。假使考虑到罗尔斯拒绝搬出社会主义的基本论点,可将罗尔斯视为一位“缄默的社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