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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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罗莎:英语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简介》

2019年1月9日

近几年来,对罗莎·卢森堡的生活和工作的兴趣在显著地增长,数本关于她的新书以及众多论文、书籍章节和会议报告将她的理论遗产与目前正在进行的有关社会主义理论、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争论联系起来。这主要是因为新一代社会主义激进分子和理论家们需寻找理论资源来帮助他们发展解放的、对资本主义的可替代性方案。随着资本逻辑越来越多地侵占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如我们所知,这个星球上的生物可持续性正被置于危险之中,这使得对一种可行的、解放的、对资本主义的可替代性方案的需求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卢森堡以既反对资本主义,又批判改良主义者和作为社会主义变体的威权国家主义者而闻名,她可以为那些在二十一世纪寻求革命性新起点的人提供诸多启迪。

《罗莎卢森堡的革命社会主义》

2019年1月15日

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否认“经济发展就像自动行驶在历史轨道上的火车头一样向前直冲,政治、意识形态等象被遗弃的被动货车一样,甘愿在后面蹒跚而行”。

她的热情在社会主义运动理论家中是不同寻常的。身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崩溃的帝国和工人阶级的起义之中,她写道:“不屈不挠的革命活动加上无限的人性-只有这一点才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生命力。”

她在19世纪90年代加入了庞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她向一位波兰朋友解释说:“我不同意那种认为在德国运动中做一个理想主义者是愚蠢的观点。”


《卢森堡和第四国际》

1935年6月24日

法国和其他地方正在努力建立一个所谓的卢森堡主义,作为左翼中派主义者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战壕。这个问题可能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有必要用一篇更为广泛的文章讲讲真正的和所谓的卢森堡主义。在这里我只想谈谈这个问题的基本特征。

罗莎本人从来没有局限于纯粹的自发论,比如像帕尔乌斯那样,他后来用他的社会革命宿命论换取了最令人厌恶的宿命论。与帕尔乌斯形成对比,罗莎·卢森堡致力于预先教育无产阶级革命派,并尽可能在组织上使其团结起来。在波兰,她建立了一个非常严格的独立组织。最多只能说,在她对工人运动的历史哲学评价中,先锋队的预备性选择对于罗莎来说不像预期的群众行动那样重要;而列宁则没有用未来行动的奇迹来安慰自己,而是利用一个明晰界定的纲领以合法的或非法的方式、在群众组织中或是地下活动中,不断地、不知疲倦地将那些先进工人焊接成牢固的核心。


《追悼德国罗莎·卢森堡研究学者安娜丽丝·拉施扎(Annelies Laschitza, 1934-2018)》

2018年12月16日

继冈特·瑞祖(Günter Radczun,1978年逝于柏林),吉尔贝·巴迪亚(Gilbert Badia,2004年逝于巴黎),费利克斯· 迪赫(Feliks Tych, 2015年逝于华沙),雅科夫·德拉布金(Yakov Drabkin,2015年逝于莫斯科)和伊藤成彦(Naruhito Ito,2017年年逝于东京)之后,最后一位伟大的罗莎·卢森堡研究学者离我们而去了。这些研究者所开辟的道路通往一个政治和历史的宇宙,从其中不断地发掘出一批批的新星:列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保尔·列维(Paul Levi),伊内斯·韦策尔 (Ines Wetzel),从不屈服、一贯本色的克拉拉·蔡特金 (Clara Zetkin),雨果·西蒙(Hugo Simon),亚历山大·斯坦(Alexander Stein),瓦莱里乌·马尔库(Valeriu Marcu),弗里茨·史坦伯格(Fritz Sternberg)等等,他们犹如缺少行星拱卫的政治恒星,大多被人遗忘也就不足为奇了。


《写在马克思200周年诞辰纪念日之际》

我们纪念这个日子,无非是要唤醒人们对马克思的怀念。马克思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将自己短暂而辉煌的一生都献给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和资产阶级做斗争、帮助无产阶级革命上。马克思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马克思就痛斥英国殖民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反对他们将鸦片输送到中国的行为。马克思积极关注中国的民主革命,热情地赞扬中国人民起来反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清政府的革命斗争,颂扬中国人民的革命勇气。


A World to Win-The Life and Works of Karl Marx

《赢得整个世界——卡尔·马克思的生活和作品(斯文-埃里克·利德曼)》

这本书的闪光之处在于它让我们对马克思作为一个文学人物——记者、编辑、共产主义传教士和理论家——的惊人能力下和才华毫无疑问,他不光能够熟练地和最新的前沿理论和思想打交道,也能够与传播这些思想的人互动,从达尔文、马尔萨斯到到蒲鲁东、巴枯宁。

有时,这本书在其密度上令人窒息,因为它假定读者对马克思的产出有高度的了解,这使得那些没有必要的知识储备的人几乎不可能对利德曼的结论作出什么评估。

但至关重要的是,这场对文学领域的学术性浸入是以牺牲马克思的作品所呈现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内涵为代价的。利德曼本人说,工人运动中,“只有对理解马克思的活动有帮助的那一部分才被叙述了,其他部分没有展开”。


《恩格斯的回归》

2016年11月28日

然而几十年来学术界一直认为恩格斯降低和扭曲了马克思的思想。正如政治学者约翰·L·斯坦利(John L. Stanley)在他2002年的遗作《纵观马克思(Mainlining Marx)》中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开的企图——不止于他们是两个有着不同兴趣和才能的独特的人的明显事实——越发地采取将恩格斯(他被污蔑为一切马克思主义中应该谴责的东西的根源)与马克思(他被美化为文明的学者象征)撇清关系,而不把他本人视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形式。


青年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仍然具备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意义,即使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忘记了这一点。

《生日快乐,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2020年11月28日

恩格斯的理论具有现代意义。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收入最高的工人外,美国的薪资都停滞不前,不平等现象戏剧般的上升。集体谈判协议所涵盖的工人比例在1979年至2019年之间从27%降至11.6%[6],这意味着工会的覆盖率现在不到40年前的一半。研究表明,在这段时期内,去工会化的影响在不平等增长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女性约占13%至20%,男性约33%至37%[7]。将这些比率用于年收入数据,可以发现,由于过去四十年来对工会覆盖范围的侵蚀,劳动人民正在遭受每年2000亿美元左右的损失,而这笔钱又重新分配给了富人。


《列夫·托洛茨基案》

《<列夫·托洛茨基案>导言》

1968年3月1日

杜威委员会的成员持有非常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且谁都不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但是他们关心历史真相,希望能够核实托洛茨基案中涉及的所有事件。他们也曾被在法国、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类似的调查委员会委以相同的重任。

在墨西哥的取证工作是持续了数月之久的艰苦调查。杜威委员会于1937年9月21日在纽约公布了它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1)莫斯科审判使任何秉持公证态度的人确信,它并未作任何努力去查明事情的真相。(2)虽然我们应给予悔罪书最严谨的考虑,但鉴于这些悔罪书自身包含了虚假性,本委员会认定它们并不代表真相,无论这些悔罪书是以何种方式作出的。”

杜威委员会因此总结:莫斯科审判不过是一场政治陷害,托洛茨基和谢多夫并没有犯下公诉人所指控的全部18项罪名。(完整的调查报告由哈珀兄弟出版公司于1938年以《无罪》为题发表在本书的姊妹作里)


杜威调查委员会现场

《莫斯科审判是如何被揭穿的?四十年后对杜威委员会的回忆》

1977年5月

“最后,没有一个问题未被回答,没有一个重要的争议焦点未被澄清,没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未被阐明。”伊萨克·多伊彻在他的著作《流亡的先知》中写道:“大部分生涯都在科学辩论中度过的杜威始终是托洛茨基世界观的反对者,但13年后,当他回首往事时却热情赞美说:‘托洛茨基以其卓越的智力组织了大量的证据和论据,揭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与案件有关的每一事实的意义’。托洛茨基严谨的逻辑足以补偿他那笨拙的语句,他思想的清晰穿透了他所有的语言错误。为了驱散其话题的沉闷,他甚至还常开开玩笑。但首先是他正义的事业使他能够克服一切外在的局限和压制。他矗立在那儿,就像真理本身,不加任何渲染,不加任何遮掩,手无寸铁,毫不设防,但依然高大宏伟、不可战胜。”


埃斯特班·沃尔科夫(Esteban Volkov)

《列夫·托洛茨基是我的外祖父:对埃斯特班·沃尔科夫(Esteban Volkov)的采访》

2017年11月

这是对列夫·托洛茨基的外孙的一次采访,他曾陪伴这位著名的革命家度过其最后时光。


《托洛茨基外孙发起对Netflix电视剧<托洛茨基>的批驳声明,南希·弗雷泽、弗里德里克·杰姆逊等人联名支持》

2019年2月20日

托洛茨基的外孙埃斯特万·沃尔科夫和位于墨西哥与阿根廷的托洛茨基出版与研究中心(CEIP-LT,Centro de Estudios, Investigación y Publicaciones Leon Trotsky)发起了对充斥着诽谤性剧情的Netflix迷你剧《托洛茨基》的批驳声明。这部剧由俄罗斯团队制作,并于2017年在俄罗斯“第一频道”播出;2018年,该剧被Netflix收购并在其平台上放映。

全球各地不少杰出的学者、作家、记者、艺术家和政治活动人士加入到对这部诽谤性网剧的批判中,包括作家斯拉沃热·齐泽克、罗伯特·布伦纳、米海尔·洛威(Michael Löwy)和苏珊·韦斯曼(Susan Weissman),以及共同撰写《99%的女权主义:一份宣言》(Feminism for the 99%: A Manifesto)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钦西亚·阿鲁萨、提西·巴塔查里亚与南希·弗雷泽;其他知名的政治家也联名支持,包括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国会代表与前总统候选人尼古拉斯·德尔·卡尼奥以及巴西社会主义与自由党的市长候选人马塞洛·弗雷索。


“第一届列昂·托洛茨基国际学术活动”会议会场。

《“要让托洛茨基的作品在古巴广为人知” ──专访加布里埃尔·加西亚·伊格拉斯》

2019年5月27日

加西亚: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学术和政治意义的事件。在古巴发生了这种性质的相遇,这是超乎想象的。正如我今天下午在我的发言开始时所说,自1990年以来,没有一个关于托洛茨基的国际大会汇集了来自这么多国家的如此多的受邀讲者和与会发言者。大会组织者、来自古巴的弗兰克·加西亚(Frank García Hernández,译按:公众号稍后将译出他的访谈)的召集和组织能力以及他在公众场合的接待都非常好。大会在古巴发生的事实是前所未有的,并将成为将在该国开展的托洛茨基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同时还应该指出,尽管没有足够的组织支持,会议仍在进行。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证明了那些促其实现的人的奉献精神和承诺。


巴拉和他的妻子

《巴拉·昙坡和斯里兰卡工运史——第四国际在斯里兰卡》

2015年2月3日

作为斯里兰卡过去六十年来主要的工会领导人,巴拉·昙坡在谈判中代表工人并令各届政府战栗。在1970年谈判时,巴拉保证要进行公众抗议,政府部长和党的前同志科尔文·R·西尔瓦(R. de Silva,巴拉在1964年时与他决裂,因为他选择让他的党参与资产阶级政府)这样谈到巴拉:“不仅在产业工会界,而且在整个国家,都是最好的意见之一。”我个人曾有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会见巴拉。在他访问欧洲期间,他来找我,问我关于波兰工人运动重生的问题。我记得他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领导人,他亲切地听取那时还是年轻活动者的我的意见。


《民主反对资本主义》

《悼念艾伦·麦克森斯·伍德:一位剖析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冲突的政治理论家》

2016年2月10日

最近以73岁离世的政治理论家艾伦·麦克森斯·伍德,认为民主在其最深刻的意义上,“恰恰就是人民的力量、甚或是普通的百姓或穷人的权力。”社会主义左翼因而是这一大众民主传统的真正继承者。

她在《民主反对资本主义》(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1995)一书中剖析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冲突。艾伦表明,资本主义从法律上把财产、所有权和工作的问题都下放到私营部门,并且把公权力限制在议会选举的政治层面。资本主义在这样做时,也把民主作为普通人民的权力的原本意思淘空了,令劳动者遭受市场力量的折磨而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建议我们需要重新想象民主,即一种能让人民挣脱市场的支配而重获自由的民主。这将要求那些创造财富的生产者对生产和分配实行民主的控制。


《公民到贵族:古代到中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

《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一位热忱的捍卫者》

2016年2月

伍德指出政治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概念。首先是要小心分析在特定社会里普遍存在的财产关系的性质——粗略而言,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生产的社会关系,对于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经济控制形式而引致不同组类的阶级关系。伍德对主流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所持的批判立场,是他们缺乏辨识出对普遍存在于社会的不同的财产关系其所相异之处。

第二,伍德强调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她认为资本主义相比其他经济体系有非常不同的逻辑。特别是,在跟随布伦纳的主张方面,她强调资本主义不能等同为市场的普遍存在。市场在许多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已经存在,但在那里没能形成生产。资本主义由以下的事实区别开来:资本家和工人只能透过在市场上的有效竞争而成功地再生产他们自已。这迫使资本主义企业不断为提升劳动生产率而投资于技术的创新,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伍德坚持:“政治思想的社会史所提出的问题,是在政治领域之外有关社会的进程、关系、冲突和斗争,它们如何形塑政治领域自身。”这里没有其他能比英国革命突出的时期更清楚地显示出来,平等派(Levellers)的由人民民主改变的主张设下了问题的氛围,其促使了霍布斯和洛克寻求一种有利于新兴资本主义发展的回答。


艾伦.梅克辛丝.伍德(1942年4月12日-2016年1月14日)

而她的工作并不是纯学术的。梅克辛丝.伍德力图揭示很多古典政治理论中深刻的非民主的特性。依她所见,理解她解析的那些政治理论家,不能脱离开当时的生产(财产)关系、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将他们置于这些背景之下,即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民主在认识上的局限,使我们对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有更深的认识,并且明白民主如何才能得以实现。她从马克思主义的英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并且也像他们那样转向历史分析,力求进一步认识阶级关系的演变互动、争取经济和社会公平的民主运动史、以及运动成功的条件。 

《社会主义与民主:艾伦‧伍德的政治参与》

2016年11月24日

令人称奇的是,梅克辛斯并没有将她参与政治科学的主张诉诸于行为主义。尽管这一时期她的住地兴起了许多民众运动:原著民、环保、反贫困、反种族主义、学运。伍德并没有将自己定位于这些蓬勃发展的社会运动,或卷入当时遍布约克大学在内的加拿大大学校园的左派民族主义浪潮。她关注着另一个问题的讨论。

她关注着历史上那些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以及早在六十年就开始的左派学者之间的长期讨论,关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对民主进程的影响。


特鲁普提•沙

《特鲁普提·沙:一名共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人权活动者、生态公正斗争者》

2016年5月27日

作为一个运动而生存下去,而不是深陷为一个制度化的NGO(非政府组织),是非常困难的,但也绝非没有可能。虽然存在着邦和国家层面的网络问题,但当运动转入项目和活动时,我们还必须经历资金的限制。年轻活动者们更倾向于从身收入高一些的NGO,而不愿从身运动。在此背景下,二十五年来,我们能够在没有大量资金支持的情况下生存下去,并通过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我觉得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持续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活动者们可以超越项目、受益者、目标和成果列表或成功案例等集合起来,以解决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并找出创新之法,以摆脱资金的限制,挑战父权制和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


1968年,当时社会主义工人党选择他和弗雷德·霍尔斯特德(Fred Halstead)竞选总统时,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四个竞选副总统的非洲裔美国人。

《生日快乐:夸梅·桑布鲁(1934-2016),黑人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2020年10月13日

到了20世纪60年代,桑布鲁一直在组织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反对越南战争”(Afro-Americans Against the War in Vietnam )。他同时也是“结束越南战争春季动员委员会”(Spring Mobilization Committee To End The War in Vietnam)的工作人员和詹姆斯·贝弗牧师(Rev. James Bevel )(他和马丁·路德·金一起工作)的助理。该委员会于1967年4月15日组织了一次全国性运动,这是当时历史上最大的反战行动。桑布鲁帮助组织的纽约市的运动包括从中央公园到联合国的游行。

同期,桑布鲁还积极参加了争取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Fair Play for Cuba Committee ),并组织在北卡罗莱纳州为罗伯特·F·威廉姆斯(Robert F.Williams)和内维尔·亚历山大(Neville Alexander)辩护(南非托洛茨基主义革命家,他在种族隔离政府统治下与纳尔逊·曼德拉一起被监禁在罗本岛10年)。

“他希望我不仅通过自己的眼睛,而且要通过全世界人民的眼睛去看世界,感受他们的痛苦、喜悦、胜利,就如同切身体会一样。 通过这件事,我学会了对人类遭遇的共情,无论是我能亲眼看到的,我成长的地方,东奥克兰和旧金山;还是我无法亲眼看的,遥远的南非、墨西哥、法国或巴勒斯坦等地。父亲告诉我,那些生命,那些斗争,那些牺牲,生命和爱的故事,都和我自己的牺牲、生命和爱一样重要。


1956年6月27日,前匈牙利总统和阿帕德·绍考希奇(Arpad-Szakasits)在人民军中央大楼。hirado.hu新闻网Samai-Antonia摄

《历史的毁灭:卢卡奇遗稿的命运》

2018年2月18日

执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将任何被它视作“异类”的人——外来移民、罗姆人、穆斯林、犹太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自由派——当成替罪羊。它已经掌控了大量国家机关,又威胁要取缔许多公民社会机构,包括中欧大学在内。

在这种妄想与恐惧的环境中,MTA并不想表现得像在支持一个“共产主义者”,所以在以合理化处置和提高效率的幌子下,他们正在破坏档案馆。


卢卡奇的墓碑,位于布达佩斯的克拉佩西公墓。

《访谈:G·M·塔马什论卢卡奇》

2018年3月7日

方法就是我们正在做的:讲出来。正如你们在捷克、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那里包括温和的社会民主派,被称为“红色瘟疫”)、俄罗斯、土耳其等地所做的类似工作,在你们做了很多年后,我们才有了一份至少是温和的、折衷的左翼网络刊物,名为《估量》(Mérce)(前称为《双重标准》(The Double Standard)),同时也是一个实时更新的新闻网站,我在其上有一个每周更新的专栏。他们会发表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这些都是类似的工作,但匈牙利左派既弱小、又素有害怕从政治上组织与行动的名声。所以当下能做的只有发表言论:去澄清、去批判、去抗议、去搞扰、去鼓动、去解释——总之就是让言论传播开来。


卢卡奇生前在布达佩斯多年工作的书房

《起来反对摧毁卢卡奇档案库——我们呼吁匈牙利科学院及其图书馆改变关闭卢卡奇档案库的决定》

2018年6月5日

5月24日匈牙利科学院卢卡奇档案库(Georg Lukács Archives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最后一位研究员在任职28年后被禁止进入档案室。面对国内外抗议,科学院在其图书馆协助下,关闭了自1972年以来就已存在的、唯一世界知名的匈牙利哲学家的档案库。他们锁上大门,让档案库不再成为世界各地研究者的资源。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1960年。来源:维基百科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一位实至名归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1968年6月3日

罗斯多尔斯基证明了:在诸如加利西亚(中欧)的某些特定地区,在所谓“革命势力”的一极(及匈牙利人)和所谓“反革命势力”即克罗地亚人、捷克人、斯拉夫人和乌克兰人的一极之间的政治分野实际上代表着土地贵族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对立。这个农民阶级并不注定会投奔反革命阵营。相反,它还把革命代表派往维也纳议会(Assembly)。只要农民阶级的主要诉求“土地归于农民”得到满足,他们就会马上投入到革命当中。但由于实则是土地贵族的所谓“革命势力”顽固地拒绝满足农民的要求,因此,这些农民对结局深感失望,转而投靠了皇帝的反动军队。


作者约翰·纽辛格《希望在于无产阶级:奥威尔与左翼》新书封面。2018年3月出版。

《奥威尔的昨天、今天、明天》

2018年4月18日

想要理解作为政治活动家和作家的奥威尔,首先要认识到他本身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奥威尔的思想随着他对这个变化世界的参与,也在不断变化。这种参与又是透过他广泛的阅读、同很多个人和组织的交往、以及他本人的种种偏见而进行的,使得整个过程更加复杂。他去世时仅有四十六岁,却已经历了诸多形塑人类历史的重要事件:大萧条、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帝国走向衰落并屈从于美国、斯大林主义在东欧大获全胜、英国工党第一次获得议会多数并组建政府、冷战的开始、印度独立等等。而他的写作所涵盖的主题则更为广泛。后世的研究者难免会断章取义,利用奥威尔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服务,我也不能完全避免。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唯有竭尽所能,力求更加细致地考察所有历史证据,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比较与解释。

西班牙之行对奥威尔政治思想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赋予了奥威尔此后一直秉持的三个观点。第一,社会主义是无阶级的民主社会,而旧的统治阶级应该被完全剥夺财富与权力;第二,当前的统治阶级会激烈反抗对他们的剥夺,即使其具体的范围和形式会因国家而有所不同,统治阶级也绝不可能在争取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成为人民的盟友;第三,共产主义者已完全向统治苏联的残暴专制政权屈服,而那个政权只能用国家资本主义、专制主义、或寡头政治集体主义(oligarchic collectivism)来描述。

奥威尔思想最大的缺陷是他未能接受妇女平等的理念,也不曾对妇女争取自由的运动给予支持。他持有性别歧视,在语言中偶尔会流露出厌女倾向。奥威尔的思想在其一生中几经变迁,但他最终仍属那类男性社会主义者,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却唯独忽略了对女性的压迫。


反乎一般人的想象,奥威尔并非冷战时代反共反苏作家。他一直抱着激进社会主义理想,反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包括斯大林的官僚极权统治。

《奥威尔的社会主义激进政治》

2018年6月25日

哪怕是粗略翻阅,读者也不难发现《1984》中的戈德斯坦(Goldstein)与《动物农场》中的雪球(Snowball)都是以列昂·托洛茨基作为原型。即便如此,他们在看到奥威尔的书信和散文中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讨论,那种未经审查的、异端邪说式的托洛茨基主义时,仍然会感到惊讶不已。1945年于“关于民族主义的札记”(Notes on Nationalism)一文中,奥威尔在常见的对政治思潮的分类外,加入了名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一节。他评论说,“这个词常被宽泛地用于指代无政府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甚至是自由主义者,而我在此仅指那些恪守教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敌视斯大林政权的人。”


E. P.汤普森

《悼E. P.汤普森(1924-1993)》

1994年1月-2月号

他这样解释他的写作目的——“我希望救助那些贫困的缝袜工,机器毁坏者(Luddite cropper),“过时的手工纺织者,“乌托邦式的手工生产者,甚至那些被误导的乔安娜・索思盖特(Joanna Southcott)的追随者,以造福我们的后代”,这后来成为了对整个新一代社会历史学家的旗帜与辨识标志。“过时”与“乌托邦”上的引号表明这是一种反讽,这标志了一个全新方法,质疑了主流史学的范畴。主流史学已经完全沉浸于这样的意识形态:历史进程是(在资产阶级的仁慈的领导下的)线性的、不可回避。

E.P.汤普森对传统智慧的反叛在他在关于机器毁坏者的卢德派(Luddites)的这一章里得到了全部展现:通过对法比安(Fabian)和学院史学的批判,他坚持认为这一运动不仅仅是“对机器的反抗”,而是“对野蛮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反抗情绪的强烈爆发”,并且是“具有半起义的性质”的群体反抗。确实,他们对旧时代具有怀旧的幻想,但是他们的诉求“既是向后的,也是向前的;他们蕴含着一个模糊的景象,不是家长式的,而是属于民主社区的,在那里工业增长必须按照道德的优先级进行调控,对利润的追逐必须服从于人的需要。”


高放先生,1927年2月生,2018年5月30日去世。

《一位值得怀念的国际共运史学者》

2018年5月31日

我年轻时已经留意他的著作,看过他一些文章和演讲记录,以及1982年出版的著作《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印象中该书是同类著作中较少官话套话的,而且考证研究认真,颇多新见解,但总体上还是不够开放。最明显是论述托派的一节,基本上是没什么根据的指责和嘲讽。不过,该节引用了英文和法文托派书刊资料,也提到法国托派组织“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CR)内部不同派系,令我印象深刻。

他回国后,应研究陈独秀的学者唐宝林邀请,在内部刊物《陈独秀研究动态》上发表访谈《访美归来话托派》(第23期,2001年2月出版),表示“过去我们传统的观念是把托派视为‘反革命’,一言以蔽之,其实很不符合实际。”“我过去以为托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缺少政治经验的青年学生。其实他们主要在工人中活动,成员也主要是工人,纲领宗旨也是为工人谋利益,为工人说话。”他最后总结说:“总之,托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它代表贫苦工人的利益,反对资本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向往共产主义。我认为各国共产党应该善于同托派求同存异,加强沟通,化解积怨,增进合作。”该访谈已收入2002年公开出版的《高放文集——纵览世界风云》中。


《纪念国际共运史学者高放先生》

2018年6月1日

他的居所十分简陋,两室兼一小厅,屋中多堆有图书资料,另有家人的合照和亡妻的照片。他平时一人生活,另有一位护工会照顾他的饮食和起居。一个培养过执政党内很多高级干部的人,倒并不着力以物质的丰裕或声名的闻达。

他曾对大陆学术研究中为托派去污名化做出一定贡献,在他辨明一些事情之前,“托派反革命”更是大陆学术界的“政治正确”。不过当代托派运动虽引起了他的兴趣,却不是他的长处。他对当时国际托派运动仍了解甚少,对托派运动在亚洲的迅速发展几乎不知情,大体资料来源仍受限的缘故吧,不过仍会积极询问当代国际托派的具体发展情况。


王凡西,笔名双山,生于1907年,中国大革命时期(1925年)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加入共产党

《就唐宝林<中国托派史>访问王凡西》

 唐宝林没有领会到为什么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1927年以后,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基本思想。按照唐宝林的看法,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从一开始,便受到幻想的惩罚,因幻想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国民会议运动中能够动员城市工人夺取政权。然而,事实真相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仅仅是紧跟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而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口号的,那时斯大林(争辩说,革命仍在进潮)正在号召建立苏维埃和武装暴动。

按照唐宝林看法,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把视线集中到城市无产阶级,并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而使他们忽视了农民斗争,结果,他们的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正因为领导农民在中华苏维埃旗帜下发起武装斗争而取得成功,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唐宝林似乎并不懂得,恰在1928年,毛泽东就曾抱怨过,由于中共党内缺乏民主口号,他是无能去唤起农民群众的。(参见毛泽东《井岗山斗争》)唐宝林同样忘记掉,在1937年结成第二次统一战线时中共所发起的就是国民会议运动。

《臧叔鹤小传》

臧叔鹤,字丙兮,山东省诸城县人,与诗人臧克家同宗。宅名“砚香堂”。生于清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卒于民国廿八年(一九三九年)。民国十九年六月毕业于诸城县立初级中学,民国十九年九月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曲阜师范)就读。叔鹤因工诗文,通书法,善乐律,故号之曰“圣人”。


《从鲁迅的一封信,谈到陈其昌这个人》

在数量巨大的鲁迅书简中,他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非常出名。它一发表(1936年6月9日),便在文艺政治两个圈子中激起波澜。往后更发生了深远影响。可是就信论信,不管从文艺角度或思想角度来看,最客气,都只能说是鲁迅的一篇“失准”之作。它既不能给人“美的享受”,更谈不到予人以“真的启示”。因为是病中口述,文字失掉了鲁迅体常见的光彩,它让我们看到的,只是笔录者冯雪峰那种拖泥带水的“硬译笔法”。讲到内容,那简直今人惊奇——惊奇于作者对俄国革命历史知识之如此贫乏,更惊奇于他使用论据时的不加选择。说托洛茨基在革命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怕连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可见他根本不知道托洛茨基曾经两次流放又两次逃脱成事实。因为,谁要想从冰天雪地,交通困难,人烟稀少而宪警处处的西伯利亚逃脱成功:岂止要有肯“送一片面包的人”,还必须有普遍的同情与大众的援助。至于说如今某人“不得不”用敌人的金钱,这只能使我深深为这位具有良知的文豪悲哀:一且酱在党派的纠纷中,连平素痛恶的“卢布”武器竟也“不得不”拿来使用了。这,实在是鲁门之玷。



《迟来的悼念》

2018年7月

在托派历史上,熊老这一代人参加运动,时代不容许他们发挥太大的作用。虽然贡献不大,但付出的代价实在不小,青春年华耗费在牢狱中,殆至老矣才被释放。与苏联的肉体消灭相比,是否可以说这是对异议分子的仁慈呢?是否可以说当政者不惧怕以托派为代表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呢?历数各次大大小小的运动,但针对托派的清洗则放在第一位,而且波及面之广,关押时间之长可见一斑。及至放出,对他们的“关怀”仍未停止。

《纪念终身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熊安东同志》

2018年8月6日

人到此高龄,多已认命,但熊安东同志仍保持着青年时的信念与热情。忆及往事,他毫无悔意,仍不时称颂狱中坚持信念同狱方进行抗争的人,并指责那些为求“积极表现”甚而批斗同志的屈膝者。见面时他非常仔细地叙述这段历程,定是希望历史记住何为荣,何为耻。当年他被判无期徒刑,当是料定余生都会在狱中度过的。他称自己被捕时,家中的所有与他有关资料均被警察带走,甚至未给自己家人留下一张照片。


《林华瑗同志传略(1915-1983)》

2018年12月18日

1938年8月13日,日本发动了侵占上海的战争,史称813事件。在此战役中,上海军民奋起反激,日本战舰「浅间丸」号被击伤,拖到香港太古船坞要求修理。托派华南组织的《斗争》报及时发出号召书;号召工人拒绝修理。号召书指出:修好这战舰,就意味着帮助日寇屠杀自己的同胞。号书贴到了「浅间丸」上去,工人们看到了号召书,唤起了爱国仇敌的怒火,拒绝修理该战舰,日本人只好把「浅间丸」拖走,到别处去修理。这件事激怒了日寇,也激怒了港英统治者,为此逮捕了托派华南组织的一些成员。

1939年4月至1940年4月,林华曾到香港去与秀云结婚,在秀云的协助下负责排印托派华南组织的机关报。后来同秀云一起回到上海,仍与毛鸿鉴一起排印《斗争》报。直至《斗争》报于1941年8月停刊,林华才转回南宁,在南宁源兴隆炮竹厂当店员。


张开终其一生不改其志,身体力行的精神,令人起敬。

《忠于信仰的人——悼张开老前辈》

2019年2月25日

张开除了编辑出版《十月评论》杂志外,还编辑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十多种、《陈碧兰回忆录》《彭述之回忆录》《彭述之选集》等,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传播革命社会主义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初中时代开始阅读《十月评论》特别是刊登的大量曼德尔和第四国际的译文,受益匪浅。

《十月评论》同人本应可以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可是他们一向“严守秘密”的保守工作方法,在港英殖民地统治后期已容许公开活动的环境下仍不愿以公开身份开展对外工作。我80年代初阅读《十月评论》很感兴趣,曾经致电编辑部,希望能见面交流,但被其婉拒。这种过分谨慎的做法至使组织多年来毫无发展,白白失去争取新一代进步青年的机会。实在无必要的长期自我孤立亦令他们的分析评论文章不够深入,甚至脱离形势,例如迟迟不承认某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完成复辟资本主义。他政治上的不足和缺点,值得后来者引以为戒。


日本陈独秀学术讨论会参会者,从右往左:陈良初、陈镜林、唐宝林、黄公演

《悼念陈镜林》

2020年12月23日

四人演讲结束后,日本学者评述、提问、互相讨论,气氛十分热烈。特别值得提出的提问是:“陈独秀后期与托派结合,其基本主张是反蒋抗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后来又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日,拥护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些主张与共产党没有区别,为什么把他说成是汉奸、反革命、叛徒?”答:“托派的基本主张之一是党内要有民主、容许反对派合法存在;在党外,容许反对党合法存在。而斯大林不容许这两个存在。陈独秀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尽管他许多政治主张和活动与中共是一样的,但由于陈公开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所以中共其他几次路线错误的领导人,虽然也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犯了错误,也曾受过”替罪羊“式的处理,但没有受到像陈独秀那样严重的打击,(被冤枉扣上汉奸、反革命、叛徒等帽子)。这种情况,生活在像你们这样”两个允许“的国家中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摄于1972年

《纪念弗莱德·费尔德曼(Fred Feldman)》

2018年

在美国左翼运动史上,有两次较为重大的左倾现象,第一次是在19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当时不少知识分子转向革命,其中有一些走向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代表是乔治·诺瓦克,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第二代领导就是出自这一代人。第二波则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激进化高涨时期,这一代人受古巴革命、反越战、民权运动的影响走上左翼道路,更有不少在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青年加入当时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为党补充了新鲜血液,形成了美国托派运动的第三代领导团队,但这一代人主要是学生。弗莱德·费尔德曼则属于这一代人。


科林·巴克(Colin Barker ,生于1939年6月30日,卒于2019年2月4日)对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社会运动理论深有研究,并且参与不同的进步社会运动。

《悼念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科林·巴克(Colin Barker, 1939-2019)》

2019年2月14日

1965年,一位刚从牛津大学毕业的劳动社会学家来到曼彻斯特,在一家工厂里对主要是女工的生活进行了民族志研究。为人随和、谦逊朴实,还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厨师,科林·巴克就这样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被女性们接受。当他离开时,有人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她们“想念他和他的小饺子”。多年来,他一直把这封信钉在墙上。


埃里克·奥林·赖特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他以一种认真的态度去理解并改变这个世界──同时具慷慨、求知欲强又和善的特质而践行之。

《我们所有人的榜样——悼埃里克·欧林·赖特》

2018年1月24日

第一次见我的博士导师埃里克·赖特时,我还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彼时我刚刚进入研究生院,满脑子都是辩证法。如今,即将毕业的我依然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已经是更宽泛意义上的那种(希望更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一点)。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埃里克的影响。此前,我长期只能依仗那套弯弯绕绕的辩证法,但终在逻辑力量面前毫无抵抗之力。

埃里克喜欢引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他对此的解读与别人有所不同。


图片:埃里克‧欧林‧赖特于2011年五月,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 Luxemburg-Stiftung)/ Flickr

《埃里克‧欧林‧赖特(1947-2019)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到“真实乌托邦”计划》

2018年1月24日

讽刺的是,当他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开始就读博士班时,他的意图恰恰是要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的地位,如此他就能够转向他真正的兴趣,也就是国家理论。但他很快发现到此事不容草率对待。他认为,要解决其概念地位、理论主张和经验预测的问题,需要花上稍长的时间──或许几年。

结果是,这项计划花费了四本书、数十篇文章和一个遍布数国的研究团队,而在四分之一世纪的过程中展开。但在埃里克动身前往下一个计划之时,不仅比任何先于他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好地完善了阶级概念,他也迫使主流体制在二十世纪首次承认阶级概念的有效性。

尽管埃里克常被形容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者”(neo-Marxist)(这是一种暗示着背离古典传统的表达),但他的阶级概念却是彻底正统的。它是立基于三个核心的命题。


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了《阶级》中译本

《阶级是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智识生涯的关键主题》

2018年1月29日

编者按:感谢宋治德先生允许使用其译文。卡利尼科斯在这篇简单扼要的悼文指出赖特的主要贡献在于“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主流的社会科学的实证和定量方法结合起来”,并且提出“矛盾的阶级位置”的著名论题,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讨论推向深入。可是,正如卡利尼科斯指出,赖特的阶级理论是建立在放弃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赖特只是不同意罗默(两人同属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剥削理论放弃了劳动价值理论而代之以工人收入差异来界定阶级,并非不同意放弃劳动价值理论。赖特抛弃劳动价值论使他不同意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规律,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被革命推翻,只能被“驯服和削弱”,从而滑向改良主义。赖特晚年的《真实乌托邦》系列研究,虽然自称是反资本主义,其实是改良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尽管如此,《真实乌托邦》系列提出的新社会制度部分设计蓝图,例同合作经济、全民基本收入,仍然有一定参考价值,可以作为更新的革命过渡纲领的借鉴。


《如何在21世纪反对资本主义》台湾中译本

《评<如何在二十一世纪反对资本主义>》

2020年11月14日

然而,在他的战略的这两方面,赖特都有不足之处。首先,他的侵蚀资本主义的策略似乎类似于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的裂缝中发展,在获得权力之前建立经济和社会力量的过程。然而,这个选项并不适用于工人阶级。首先,资产阶级可以在封建主义的巢穴中创造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并最终打破旧秩序,而工人在掌权之前不能创造新的社会制度。合作社最终无法克服市场的主导力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建立是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发生的事情。

赖特的策略似乎是基于发展某种滩头阵地,然后逐渐扩大它们。他完全没有讨论资产阶级反对他所提议的过渡的可能性。不知何故,资本主义在资本家竟然没有意识到甚至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情况下就被侵蚀了!他举出了智利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被鲜血淹没作为例子,但却没有告诉读者如何打败资产阶级国家的武装力量。就此而言,赖特并没有讨论帝国主义的作用。也许我们不应该像赖特那样,这么快就否定列宁主义的论点,即资产阶级国家不是要被侵蚀的东西,而是要被彻底打碎。

赖特对阶级位置的碎裂和混乱的分析似乎令人耳目一新,并避免了阶级分析的还原论,但最终他否认了工人阶级作为变革的推动者的角色。他的阶级分析偏离了马克思对工作场所剥削的关注,并借鉴了主流社会学,根据“技能”等特征以及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确定阶级资格。通过消除工人阶级的作用,赖特打开了通向改良派和阶级合作道路的大门。


《纳韦尔·莫雷诺是谁?》

2017年1月25日

编者按:莫雷诺派/传统是目前国际托派各支传统中人数最多的传统(其总人数是曼德尔—坎农传统下的第四国际的六倍以上),有两个国际组织(第四国际—国际工人联盟、第四国际—国际工人团结)和数十个组织,有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国都是有比较雄厚群众基础的政党。但目前中国国内介绍国际托派的作品中鲜有涉及莫雷诺派,中国这边对拉美托派的了解往往集中在“波萨达斯派”上,但却选择性忽视拉美托派中占主流的莫雷诺派的存在,因此我们选择译出此文,以便于中文世界的人了解莫雷诺派。


多年来,曼德尔为《左派》写了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分析,这份杂志仍然是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报纸。在这些文章中,他展示了一种非凡的能力,可以抓住复杂发展的本质,并以清晰和专注的方式解释它们。它们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服务于整个第四国际的刊物。’

《第四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埃内斯特·曼德尔在安特卫普去世》

1995年8月

曼德尔七十出头,但多年来他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尽管如此,他仍继续参与第四国际的生活,并致力于图书项目和公开讲座。

自从托洛茨基以来,曼德尔比第四国际任何其他领导人都要更多地在书籍和思想的世界中建立了托洛茨基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两卷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62年以法文出版,后来翻译成多种语言。


《埃内斯特·曼德尔的生平和斗争》

1995年9月10日

埃内斯特·曼德尔强大的思想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在我们时代最黑暗的时刻而非革命的条件下被锻造的。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中那些有足够理由抱怨新崛起的右翼民粹主义和全球企业议程霸权的人,很难想象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的生活条件,那是埃内斯特刚开始有政治意识的时候。那时法西斯主义猖狂,欧洲工人运动和左翼力量受到迫害,数百万人被清理掉,那是纳粹占领下的黑暗恐怖时刻。如维克托·塞尔日 (Victor Serge) 所言,那个时代是“世纪的午夜”。

这不仅仅是从可怕的物质条件角度来看 。就欧洲工人运动的政治挫败和道德沦丧(尤其是德国的工人阶级,至今是国际工人运动中最具阶级意识和政治经验的部分)来说,也是最黑暗的时刻。

阶级独立被官僚和改良主义的压力粉碎了。宗派主义战胜了理性。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宣称彼此为 “主要敌人”。他们使得希特勒轻而易举地掌了权。


《曼德尔(1923-1995)思想肖像》

1995年9月

 曼德尔(Ernest Mandel)属于20世纪下半叶愈来愈受到死亡危险的这样一种人:激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能够把作为一个革命领导人的、坚持不懈的活动,与大量的脑力工作结合起来。这种脑力工作不得不使学术界名人对他肃然起敬,因为它满足了科学研究的学术标准。

  学院马克思主义者与曼德尔没有什么共同点。官僚政党的职业理论家与他也没有共同点,因为在这些官僚政党中,专门的「意识形态部门」,把宣传部门的功能与神学院的功能结合起来。他是把理论活动设想为革命活动的一个完整部分的人们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行动的指导,「理论生产」是政治斗争的一个主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不是猜测性的杂技表演。


《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著作是21世纪革命斗争的重要遗产》

2020年7月20日

埃内斯特·曼德尔思想的中心线,即他的著作和他作为革命武装分子的生活所围绕的轴线,是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自我活动和民主的自我组织:这是人类普遍解放的基石。他对为无阶级社会而战的策略作出贡献的中心思想,同时他对社会主义民主走向世界的精髓,源于他对资本主义和其它强制性现代制度的批判。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国际主义是有机的,与他专注的中心联系在一起,与他对被雇佣者,受压迫者,被剥夺者和所有被遗忘者的利益的承诺密不可分。

埃内斯特·曼德尔的理论贡献太丰富了,无法通过几句话进行批判性地审视。我将不得不限制自己只提出三个问题,并请读我的书。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事实是否仍然存在于21世纪,以及工人阶级是否已经丧失了领导这种革命进程的潜力。托洛茨基已经在这里表达了一些怀疑,如果苏联工人阶级证明了不能推翻官僚体制以重建自己的阶级权力,过渡方案将失去其意义,应由一个新的最低方案代替,捍卫沦为奴隶的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今天呢?尚未有证据表明,革命的和解放性的工人运动的重建仍然是可能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巴西劳工党的崛起开始,新的突破经常以失败告终,直到现在。

埃内斯特·曼德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值得讨论。在同时也偏向某些正统观念(“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中间,他的辩证法是什么?他寻求全面的理论一致性,是否与维护和加强自己相对较小组织的需要有关?应当顺便说一句,他的马克思主义——从哲学上讲是他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大众化著作,而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则或多或少地发明了“马克思主义”。它也是经典工人运动的普罗米修斯式马克思主义,与对社会、技术和科学进步,以及工人阶级创造潜力的坚定信念有关,能够解决最棘手的问题。


霍金和米尔纳(Yuri Milner)2016年4月12日在纽约市世贸中心观景台主持新闻发布会,宣布新的太空探索计划“突破星击”(Breakthrough Starshot),建设一支太空舰队去探索外层空间、寻找宇宙中的生命。拍摄:Bryan Bedder、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霍金,科学家,社会主义同情者》

2018年3月19日

他最为关注的话题是英国的全国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基于自身的情况,霍金对医疗问题很是敏感,认为普遍的医疗权利是一种道德要求。他与那些蛀蚀全国医疗服务体系、试图将其私有化的商业资本进行了持久的斗争,公开抨击保守党政府治下的收缩医疗经费。在他晚年,霍金还加入了一场由医生发起的行动,起诉主导了激进私有化计划的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并将他拖入一场关于全国医疗服务体系经费短缺和是否转向美国保险模式的公共辩论。“没有全国医疗服务体系,就没有今天的我”,霍金在2009年对英国《卫报》说,“我获得了大量高水平的治疗,假如没有这些治疗我根本就不可能存活。


《爱因斯坦游记:远东、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1923》

《关于<爱因斯坦游记>英译本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评论之查证——他的香港见闻》

2018年7月18日

从《游记》里看到,当时爱因斯坦对于中国人(包括香港华人)的观感带有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有“取代其他民族”的说法;另一方面又是“朴素、温良和节俭的”,至于他在香港或上海对于中国人的观感均用了“冷漠”来形容,倒是接近鲁迅先生笔下中国人“麻木”的精神面貌。另外,他在香港认识到殖民地的种族隔离政策,目睹底层劳动人民受到的压迫,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同时他又暗示他们对于这种种压迫却又逆来顺受。

所以,即使他早期的《游记》内容曝光,不但不会否定他后期反种族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的形象,更让我们较全面了解德国纳粹上台前的年代他思想的矛盾之处,即对于他者文化的负面态度。不过,自从德国纳粹党于1933年攫取政权上台后,令当时身在美国的爱因斯坦无法回国,最终定居美国。爱因斯坦这段受到纳粹主义迫害而成为政治难民的经历,切身感受纳粹种族主义的祸害,令他的思想有所醒悟。当他到美国时,目睹了黑人遭受严重的种族压迫,深感震惊,他后来为此特地去宾夕法尼亚洲的林肯大学(Lincoln University)讲演,因为该大学是美国首间向黑人颁授学位的大学。爱因斯坦中后期的人生经历,才令他从政治上幡然成为一个反种族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悼萨米尔·阿明,兼略谈其理论困局》

2018年8月13日

第三,它有很浓的第三世界主义/左派阵营论(Third-Worldism, Third Camp socialists)的色彩,认为社会主义成功主要要依靠苏联中国等国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后胜利,非常漠视先进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潜能,说到底,就是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从“阶级”置换为“国家”、“民族”。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理论会(至少客观上)为落后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或者官僚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权统治辩解,或否认当权者其实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推手,而且是利用长期以来的一党制来实现官僚集团垄断的资本主义,或认为其内部民间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全都不过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代理人,或两者兼而有之。


约翰‧罗尔斯

《罗尔斯是个社会主义者?》

2018年8月22日

在《约翰·罗尔斯:缄默的社会主义者》(John Rawls: Reticent Socialist)一书,威廉·A·埃德蒙逊(William A. Edmundson)聚焦于罗尔斯最成熟且激进的著作,借此由左派立场为这位哲学家辩护。当罗尔斯名为《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译按:或作《正义即公平》)的最后著作于2001年出版时,他总结:资本主义无法与正义所需的政治平等和公平机会兼容。罗尔斯想象两类超越资本主义而可能同等地实现正义的政体:“自由民主社会主义”(liberal democratic socialism)及他所谓的“拥有财产权的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埃德蒙逊认为,罗尔斯对此宣称的中立立场具有误导性,而他成熟的理论实则系统性地偏好于社会主义。假使考虑到罗尔斯拒绝搬出社会主义的基本论点,可将罗尔斯视为一位“缄默的社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