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纪念

《写在马克思200周年诞辰纪念日之际》

我们纪念这个日子,无非是要唤醒人们对马克思的怀念。马克思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将自己短暂而辉煌的一生都献给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和资产阶级做斗争、帮助无产阶级革命上。马克思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早在鸦片战争时期,马克思就痛斥英国殖民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反对他们将鸦片输送到中国的行为。马克思积极关注中国的民主革命,热情地赞扬中国人民起来反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清政府的革命斗争,颂扬中国人民的革命勇气。

《恩格斯的回归》

2016年11月28日

然而几十年来学术界一直认为恩格斯降低和扭曲了马克思的思想。正如政治学者约翰·L·斯坦利(John L. Stanley)在他2002年的遗作《纵观马克思(Mainlining Marx)》中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开的企图——不止于他们是两个有着不同兴趣和才能的独特的人的明显事实——越发地采取将恩格斯(他被污蔑为一切马克思主义中应该谴责的东西的根源)与马克思(他被美化为文明的学者象征)撇清关系,而不把他本人视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形式。

《<列夫·托洛茨基案>导言》

1968年3月1日

杜威委员会的成员持有非常不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且谁都不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但是他们关心历史真相,希望能够核实托洛茨基案中涉及的所有事件。他们也曾被在法国、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类似的调查委员会委以相同的重任。

在墨西哥的取证工作是持续了数月之久的艰苦调查。杜威委员会于1937年9月21日在纽约公布了它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1)莫斯科审判使任何秉持公证态度的人确信,它并未作任何努力去查明事情的真相。(2)虽然我们应给予悔罪书最严谨的考虑,但鉴于这些悔罪书自身包含了虚假性,本委员会认定它们并不代表真相,无论这些悔罪书是以何种方式作出的。”

杜威委员会因此总结:莫斯科审判不过是一场政治陷害,托洛茨基和谢多夫并没有犯下公诉人所指控的全部18项罪名。(完整的调查报告由哈珀兄弟出版公司于1938年以《无罪》为题发表在本书的姊妹作里)

《莫斯科审判是如何被揭穿的?四十年后对杜威委员会的回忆》

1977年5月

“最后,没有一个问题未被回答,没有一个重要的争议焦点未被澄清,没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未被阐明。”伊萨克·多伊彻在他的著作《流亡的先知》中写道:“大部分生涯都在科学辩论中度过的杜威始终是托洛茨基世界观的反对者,但13年后,当他回首往事时却热情赞美说:‘托洛茨基以其卓越的智力组织了大量的证据和论据,揭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与案件有关的每一事实的意义’。托洛茨基严谨的逻辑足以补偿他那笨拙的语句,他思想的清晰穿透了他所有的语言错误。为了驱散其话题的沉闷,他甚至还常开开玩笑。但首先是他正义的事业使他能够克服一切外在的局限和压制。他矗立在那儿,就像真理本身,不加任何渲染,不加任何遮掩,手无寸铁,毫不设防,但依然高大宏伟、不可战胜。”

《列夫·托洛茨基是我的外祖父:对埃斯特班·沃尔科夫(Esteban Volkov)的采访》

2017年11月

这是对列夫·托洛茨基的外孙的一次采访,他曾陪伴这位著名的革命家度过其最后时光。

《巴拉·昙坡和斯里兰卡工运史——第四国际在斯里兰卡》

2015年2月3日

作为斯里兰卡过去六十年来主要的工会领导人,巴拉·昙坡在谈判中代表工人并令各届政府战栗。在1970年谈判时,巴拉保证要进行公众抗议,政府部长和党的前同志科尔文·R·西尔瓦(R. de Silva,巴拉在1964年时与他决裂,因为他选择让他的党参与资产阶级政府)这样谈到巴拉:“不仅在产业工会界,而且在整个国家,都是最好的意见之一。”我个人曾有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会见巴拉。在他访问欧洲期间,他来找我,问我关于波兰工人运动重生的问题。我记得他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领导人,他亲切地听取那时还是年轻活动者的我的意见。

《悼念艾伦·麦克森斯·伍德:一位剖析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冲突的政治理论家》

2016年2月10日

最近以73岁离世的政治理论家艾伦·麦克森斯·伍德,认为民主在其最深刻的意义上,“恰恰就是人民的力量、甚或是普通的百姓或穷人的权力。”社会主义左翼因而是这一大众民主传统的真正继承者。

《马克思主义失去了一位热忱的捍卫者》

2016年2月

伍德指出政治马克思主义有两个概念。首先是要小心分析在特定社会里普遍存在的财产关系的性质——粗略而言,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生产的社会关系,对于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经济控制形式而引致不同组类的阶级关系。伍德对主流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所持的批判立场,是他们缺乏辨识出对普遍存在于社会的不同的财产关系其所相异之处。

第二,伍德强调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她认为资本主义相比其他经济体系有非常不同的逻辑。特别是,在跟随布伦纳的主张方面,她强调资本主义不能等同为市场的普遍存在。市场在许多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已经存在,但在那里没能形成生产。资本主义由以下的事实区别开来:资本家和工人只能透过在市场上的有效竞争而成功地再生产他们自已。这迫使资本主义企业不断为提升劳动生产率而投资于技术的创新,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伍德坚持:“政治思想的社会史所提出的问题,是在政治领域之外有关社会的进程、关系、冲突和斗争,它们如何形塑政治领域自身。”这里没有其他能比英国革命突出的时期更清楚地显示出来,平等派(Levellers)的由人民民主改变的主张设下了问题的氛围,其促使了霍布斯和洛克寻求一种有利于新兴资本主义发展的回答。

《特鲁普提·沙:一名共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人权活动者、生态公正斗争者》

2016年5月27日

作为一个运动而生存下去,而不是深陷为一个制度化的NGO(非政府组织),是非常困难的,但也绝非没有可能。虽然存在着邦和国家层面的网络问题,但当运动转入项目和活动时,我们还必须经历资金的限制。年轻活动者们更倾向于从身收入高一些的NGO,而不愿从身运动。在此背景下,二十五年来,我们能够在没有大量资金支持的情况下生存下去,并通过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我觉得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持续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活动者们可以超越项目、受益者、目标和成果列表或成功案例等集合起来,以解决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并找出创新之法,以摆脱资金的限制,挑战父权制和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

《历史的毁灭:卢卡奇遗稿的命运》

2018年2月18日

执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将任何被它视作“异类”的人——外来移民、罗姆人、穆斯林、犹太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自由派——当成替罪羊。它已经掌控了大量国家机关,又威胁要取缔许多公民社会机构,包括中欧大学在内。

在这种妄想与恐惧的环境中,MTA并不想表现得像在支持一个“共产主义者”,所以在以合理化处置和提高效率的幌子下,他们正在破坏档案馆。

《访谈:G·M·塔马什论卢卡奇》

2018年3月7日

方法就是我们正在做的:讲出来。正如你们在捷克、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那里包括温和的社会民主派,被称为“红色瘟疫”)、俄罗斯、土耳其等地所做的类似工作,在你们做了很多年后,我们才有了一份至少是温和的、折衷的左翼网络刊物,名为《估量》(Mérce)(前称为《双重标准》(The Double Standard)),同时也是一个实时更新的新闻网站,我在其上有一个每周更新的专栏。他们会发表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这些都是类似的工作,但匈牙利左派既弱小、又素有害怕从政治上组织与行动的名声。所以当下能做的只有发表言论:去澄清、去批判、去抗议、去搞扰、去鼓动、去解释——总之就是让言论传播开来。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一位实至名归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1968年6月3日

罗斯多尔斯基证明了:在诸如加利西亚(中欧)的某些特定地区,在所谓“革命势力”的一极(及匈牙利人)和所谓“反革命势力”即克罗地亚人、捷克人、斯拉夫人和乌克兰人的一极之间的政治分野实际上代表着土地贵族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对立。这个农民阶级并不注定会投奔反革命阵营。相反,它还把革命代表派往维也纳议会(Assembly)。只要农民阶级的主要诉求“土地归于农民”得到满足,他们就会马上投入到革命当中。但由于实则是土地贵族的所谓“革命势力”顽固地拒绝满足农民的要求,因此,这些农民对结局深感失望,转而投靠了皇帝的反动军队。

《奥威尔的昨天、今天、明天》

2018年4月18日

奥威尔思想最大的缺陷是他未能接受妇女平等的理念,也不曾对妇女争取自由的运动给予支持。他持有性别歧视,在语言中偶尔会流露出厌女倾向。奥威尔的思想在其一生中几经变迁,但他最终仍属那类男性社会主义者,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却唯独忽略了对女性的压迫。

《奥威尔的社会主义激进政治》

2018年6月25日

哪怕是粗略翻阅,读者也不难发现《1984》中的戈德斯坦(Goldstein)与《动物农场》中的雪球(Snowball)都是以列昂·托洛茨基作为原型。即便如此,他们在看到奥威尔的书信和散文中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讨论,那种未经审查的、异端邪说式的托洛茨基主义时,仍然会感到惊讶不已。1945年于“关于民族主义的札记”(Notes on Nationalism)一文中,奥威尔在常见的对政治思潮的分类外,加入了名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一节。他评论说,“这个词常被宽泛地用于指代无政府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甚至是自由主义者,而我在此仅指那些恪守教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敌视斯大林政权的人。”

《一位值得怀念的国际共运史学者》

2018年5月31日

我年轻时已经留意他的著作,看过他一些文章和演讲记录,以及1982年出版的著作《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印象中该书是同类著作中较少官话套话的,而且考证研究认真,颇多新见解,但总体上还是不够开放。最明显是论述托派的一节,基本上是没什么根据的指责和嘲讽。不过,该节引用了英文和法文托派书刊资料,也提到法国托派组织“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CR)内部不同派系,令我印象深刻。

《纪念国际共运史学者高放先生》

2018年6月1日

他的居所十分简陋,两室兼一小厅,屋中多堆有图书资料,另有家人的合照和亡妻的照片。他平时一人生活,另有一位护工会照顾他的饮食和起居。一个培养过执政党内很多高级干部的人,倒并不着力以物质的丰裕或声名的闻达。

《迟来的悼念》

2018年7月

在托派历史上,熊老这一代人参加运动,时代不容许他们发挥太大的作用。虽然贡献不大,但付出的代价实在不小,青春年华耗费在牢狱中,殆至老矣才被释放。与苏联的肉体消灭相比,是否可以说这是对异议分子的仁慈呢?是否可以说当政者不惧怕以托派为代表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呢?历数各次大大小小的运动,但针对托派的清洗则放在第一位,而且波及面之广,关押时间之长可见一斑。及至放出,对他们的“关怀”仍未停止。

《纪念终身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熊安东同志》

2018年8月6日

人到此高龄,多已认命,但熊安东同志仍保持着青年时的信念与热情。忆及往事,他毫无悔意,仍不时称颂狱中坚持信念同狱方进行抗争的人,并指责那些为求“积极表现”甚而批斗同志的屈膝者。见面时他非常仔细地叙述这段历程,定是希望历史记住何为荣,何为耻。当年他被判无期徒刑,当是料定余生都会在狱中度过的。他称自己被捕时,家中的所有与他有关资料均被警察带走,甚至未给自己家人留下一张照片。

《纪念弗莱德·费尔德曼(Fred Feldman)》

2018年

在美国左翼运动史上,有两次较为重大的左倾现象,第一次是在19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当时不少知识分子转向革命,其中有一些走向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代表是乔治·诺瓦克,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第二代领导就是出自这一代人。第二波则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激进化高涨时期,这一代人受古巴革命、反越战、民权运动的影响走上左翼道路,更有不少在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青年加入当时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投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为党补充了新鲜血液,形成了美国托派运动的第三代领导团队,但这一代人主要是学生。弗莱德·费尔德曼则属于这一代人。

《纳韦尔·莫雷诺是谁?》

2017年1月25日

编者按:莫雷诺派/传统是目前国际托派各支传统中人数最多的传统(其总人数是曼德尔—坎农传统下的第四国际的六倍以上),有两个国际组织(第四国际—国际工人联盟、第四国际—国际工人团结)和数十个组织,有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国都是有比较雄厚群众基础的政党。但目前中国国内介绍国际托派的作品中鲜有涉及莫雷诺派,中国这边对拉美托派的了解往往集中在“波萨达斯派”上,但却选择性忽视拉美托派中占主流的莫雷诺派的存在,因此我们选择译出此文,以便于中文世界的人了解莫雷诺派。

《霍金,科学家,社会主义同情者》

2018年3月19日

他最为关注的话题是英国的全国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基于自身的情况,霍金对医疗问题很是敏感,认为普遍的医疗权利是一种道德要求。他与那些蛀蚀全国医疗服务体系、试图将其私有化的商业资本进行了持久的斗争,公开抨击保守党政府治下的收缩医疗经费。在他晚年,霍金还加入了一场由医生发起的行动,起诉主导了激进私有化计划的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并将他拖入一场关于全国医疗服务体系经费短缺和是否转向美国保险模式的公共辩论。“没有全国医疗服务体系,就没有今天的我”,霍金在2009年对英国《卫报》说,“我获得了大量高水平的治疗,假如没有这些治疗我根本就不可能存活。

《臧叔鹤小传》

臧叔鹤,字丙兮,山东省诸城县人,与诗人臧克家同宗。宅名“砚香堂”。生于清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卒于民国廿八年(一九三九年)。民国十九年六月毕业于诸城县立初级中学,民国十九年九月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曲阜师范)就读。叔鹤因工诗文,通书法,善乐律,故号之曰“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