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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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性政党”路线 Vs. 列宁主义革命先锋党和革命国际

事实上,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工人政党参选的具体问题对应的“大问题”是:在社会运动的阶段性高涨期,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结合当前形势与革命远景,实打实地扩大革命力量,如何处理好与一度向左转的改良主义团体之间的关系?

粗略言之,在欧洲与拉美的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具体实践中,围绕这个“大问题”,形成了两种有所相似却又截然不同的路线:淡化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广泛性政党”路线(例如“第四国际”多数派),和鲜明地提出建设列宁主义革命先锋党与革命国际的路线(“第四国际——托洛茨基派”和“第四国际”少数派)。在东欧与苏联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后,悲观、震撼与迷茫的情绪在欧洲的左翼群体弥漫,如何认识新的政治形势,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了在艰难环境下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立场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必须认真考虑的大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伴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灾后重建工作”的点滴积累,非社会主义的社会运动逐渐升温,尤其是2007-2008年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许多地区的经济体陷入长期衰退的趋势,尽管局部地出现重大的挫折,但总体而言,劳动民众的社会反抗运动仍然出现了新的阶段性高潮。面对这一新形势,力量较为弱小的欧洲与拉美马克思主义团体究竟应如何壮大自身力量与发挥作用呢?第四国际内部形成了“广泛性政党”的路线,体现在西班牙(“反资本主义者”党加入西班牙“我们能”党,暂缺相关文章)、意大利(2006—2008年,第四国际意大利支部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合作,暂缺相关文章)和巴西(前第四国际巴西支部社会主义民主派支持卢拉政府,暂缺相关文章)的具体实践中。这种路线究竟是克服宗派主义、团结群众运动的良方,还是表明了欧洲与拉美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内部出现了改良主义的身影呢?应当如何评价“广泛性路线”的实际效果呢(所谓的“资产负债表”)?在工人数量继续扩增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列宁主义组织理论是否仍然适用于欧洲与美洲的社会主义运动需要呢?在下述一些文章中,我们能够读到一些亲历者的探讨。

“‘人民阵线 ’形式上是同激进党及类似的小党派结盟,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结盟。这个联盟包括议会内和议会外两个方面。在这两方面,激进党都保持了完全的行动自由,却无耻地限制了无产阶级的行动自由。”


“工人只有在亲自参加了某些行动,并感到需要革命的领导层时,才会去选举行动委员会。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以形式民主的方式选出一切群众的代表,而是要选出斗争中的群众的革命的代表。行动委员会是斗争的机关。劳动者中究竟有哪些阶层会被吸引去成立行动委员会呢?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只有在斗争过程中,才能判断哪些群众参加了斗争。”

——列夫·托洛茨基:《要行动委员会,不要人民阵线》,1935年11月26日

“人民阵线会成为一次革命吗?群众希望发动深刻的变革吗?对此我们大可怀疑。但不管怎样,无论是1934年的右派还是1936年的左派,各派重要的政治组织都不准备带领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

——达尼埃尔·盖兰:《人民阵线:不成功的革命》,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1313页。
兰卡平等社会党领导人N. M. 佩雷拉在1953年的大规模集会上发表讲话

《托洛茨基者停摆国家的那一天——斯里兰卡总罢工65周年》

2018年8月12日

尽管党的来源是一帮书呆子,组织仍然很快成为了工人阶级斗争(如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非常关键的还有争取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疟疾受害者、营养不良者的福祉的斗争,以及停止协助二战中英帝国主义所作所为的运动和从英国独立的运动。


图:新平等社会党领导人巴虎

《为何我们要在斯里兰卡支部内组建一个公开的派别——左翼之声派成立宣言》

2014年12月4日

这三份文件提到了斯里兰卡支部的双重危机——新平等社会党内部关系的危机问题和新平等社会党本身的危机。自相矛盾的政治结论是由巴虎团队作出的,还得到了他们派别的响应;但事实上并未解决根本问题。这些问题有:新平等社会党方案的失败,及我们整个集体都没能发展出替代性革命社会主义纲领、适当的组织形式和与我们时代相关的文化。


杰里米·科尔宾

《科尔宾在英国大选中崛起的意义》

2017年6月15日

对于处在革命左翼阵营的我们的同志而言,真正使我们感到振奋的是青年开始成为新的政治力量。这些青年从更为激进的立场拒斥了传统党派,同时又被伯尔尼·桑德斯、杰米·科尔宾等领袖们的“激进”演说和“社会主义”言论吸引住。

鼓励对这些改良主义领袖(或是跟他们差不多的拉丁美洲民粹主义者)的幻想,只会给新的挫折铺平道路。而这正是国际上部分左翼人士的做法。相反,我们的任务是把年轻人、工人和其他被剥削者的能量凝聚成一股足以终止剥削制度的强大的反资本主义力量。


《第四国际争取一个革命的国际平台(PRC)在巴黎召开全球会议》

2017年11月22日

很明显的是,在会议进程中,尽管确实有不同的观点和侧重点,但大家在整体的政治局势分析、改变第四国际领导层方向的紧迫性、我们这个时代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建设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不可或缺性等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共识。能够这样乐观的现实基础是,除了会议组织者外,所有的与会者都承诺将会更加积极地推动争取革命的国际平台(PRI)的前进。这些反映在就巴黎会议所通过的新版本文件而扩大的新署名名单上,署名者来自世界各地。


2017年总统大选时,新反资本主义党的政纲封面

《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四大代表选举工作结束,各派别得票情况出炉》

2018年1月

依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NPA)的章程,不同的派别和倾向可以在代表大会召开前提出自己的政纲,形成自己的纲领派别。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代表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

2018年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结果于1月31日出炉。本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共有T、U、V、W、X、Y、Z七个全国性纲领派别参与,全法国共选出200多名代表。


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

《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反资本主义与革命派”成立宣言》

2013年

译按:此宣言是2013年反资本主义与革命派的成立大会上被通过的。自2009年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成立以来,该党就不断面临着各种危机,不仅没有达到之前所设想的团结法国各革命的反资本主义者的目标,反而自己却在丧失着前进方向,该党的政策主张实际在向改良主义的左翼阵线靠拢。党的力量也因党内混乱带来的分裂而不断被削弱,从建党时的9000人左右,变成了现在的2500人左右,尚不及改组前的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力量大。在选举上则更是不断面临惨败,最近的欧盟议会选举中得票率只有0.39%(2009年为4.88%)。为此,党内一批坚持革命马克思主义立场者在上次代表大会上以Y立场的主张为基础,组成“反资本主义与革命派”,以通过实际的斗争促使新反资本主义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发展,并加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与会者

《6月24—25日,革命者在巴黎教育大会开会》

大会的讨论主题有:1、马克龙当选总统后,“社会阵线”的任务,或如何组织反抗。2、新反资本主义党下次代表大会中利害攸关的形势——反资本主义与革命派的任务。3、第四国际的内部争论,还有关于《让我们把握机会,建设革命与共产主义的国际》的讨论。4、俄国革命的经验。5、布尔什维克党可以在当今革命党的建设方面,教给我们什么内容。


希腊“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二大现场

《希腊的反资本主义左翼和革命战略的挑战》

2015年

让我再详细阐述一下。联合阵线政策有两个方面:战略方面和策略方面。

联合阵线要回应如下战略目标:将工人阶级团结在革命进程中。要鼓励这一发展,此运动必须创造条件,使对资产阶级还有敬意的工人能够实现“阶级独立”,并推动民众阶层的自我解放和自我组织。

因此,这同时表明,在阶级斗争的每个阶段,争取工人及其组织相互团结的内容和形式是革命政策的永恒内容。

但联合阵线政策也是一种政治策略,它依赖于革命政策的总体目标。


阿根廷广场母亲运动

《替代庇隆主义的左翼》

2015年10月22日

在这些年里,我们见证了底层工会主义的发展,几十个工作场所的代表团、内部委员会和同工厂管理者及新管理层的工会领导人作斗争的反官僚主义的活动者团体成立了。这一运动既广泛又有战斗性,左翼深深地卷入了其中,例如,在反对李尔汽车厂(Lear auto)减产的斗争中,还有“红色凤头鸡”加工厂(Cresta Roja chicken processing plants)的斗争和60路公交车司机的罢工。

尤其是,我们党在这方面做了重要工作,这还通过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工人左翼阵线竞选名单中的提出的数百名工人候选人而表现出来。例如,在全国最大的省份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初选中提出了1500多名候选人,其中40%是产业工人,300名是教师。


法国

1968年的一系列事件,激励了一代人,并对此后世界各地的抗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1942—2009)作为那个动荡年代中的一名学生活跃分子,写下了这篇回顾文章。

《1968,世界激荡的一年》

2008年5月

新社会规范在很多方面与1950、1960年代的旧社会规范不同。旧规范不允许人们公开谈论性;新规范则对性的商品化大加赞美。旧规范不许妇女离开家庭;新规范则对不愿为极低工资出卖劳动的母亲大加迫害。旧规范相信西方的白人政府用炸弹和坦克征服世界是一种正义的行为;新规范则鼓吹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的大规模屠杀。旧规范要求人们对上层阶级表示尊敬;新规范则把神圣的权力赋予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人。


厉溥工人集会,1973年。摄影: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一厂社会主义?──记法国五月风暴影响下一次占厂斗争》

2018年6月7日

这反过来又动摇了工厂里现存的结构体系。尽管以前工人们被限制在工厂中自己的位置上,现在他们可以互相走访各车间了。一个女罢工者报道说:“这会儿,没有哪个车间或办公室里你连一个人都不认识。”工人们换掉了由外来承包商运营的食堂,而且“以明显要低的价格提供相似的饭菜”;不仅如此,食堂成为了“满载讨论、争吵与同志情谊的地方”。

特别对女工来说有巨大的改变。大约一半的雇工是女性,她们中许多属非技术性人员,终日双手沾满油,在炎热与噪音中工作。她们常常还得承受家庭的双重负担,而她们在集会上又不习惯发言。但是通过尝试改变坏境她们也开始改变自己,于是女工的角色迅速变化。先前从来没有过经验的妇女们走遍法国,在公共集会上发言。


《从反对资产阶级大学走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

1968年5月9日

凡是分析大学生的造反运动,必须从一个基本的考虑事项开始,即大学爆炸。一个新的社会集团出现了,其根源在于新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在于新资本主义认为是它最主要成就的一切:较高的生活程度,技术和舆情媒介方面的进步,还有自动化的需要。现在美国有六百万大学生,西欧有二百五十万,日本也超过一百万。事实证明:不可能把这个集团和目前西欧、美国、或日本那样的新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


2018年3月22日,巴黎的罢工铁路工人在巴士底与罢工公务员队伍汇合。作者摄。

《法国工人罢工斗争快报》

2018年3月22日

正如多数工会和左翼人士坦承,要捍卫这地位有点棘手。按定义,铁路员工有自已的待遇标准,就像记者、医生、公务员那样也有适用于他们的待遇标准。在一个很多年轻人和工人的深陷工作不稳甚至失业的时期,对铁路工会和他们的就业权益的同情确实不普遍。事实上,一次近期的民意测验显示,近七成人支持撤销铁路员工这些待遇。总统和内阁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私有化改革要成功就要把铁路工人和普遍民意隔离——把铁路工人抹黑成一个已过去的时代的最后残余,要睡醒起来面对现代、全球化经济的现实。


SUD工会铁路分会全国秘书庞塞(Bruno Poncet)

《拯救法国铁路:专访法国工会活动分子布鲁诺·庞塞》

2018年3月23日

3月中(上周),总理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宣布对公营的法国国铁(SNCF)推行广泛改革。正如去年秋天的亲商界的劳工法改革那样,马克龙总统和他的政府旨在以行政指令批准这些变动,减少议会的辩论。在指令下,铁路工人将会失去关键的就业保障,而法国国铁也将会由公营公司改制为“由公帑支助”的公司。

在有组织劳工眼中,这次立法标志着自1937来以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国有化铁路系统全面解体的开始。近期工会宣布了它们的动员计划,包括自4月3日至6月28日发起持续性罢工,两天罢工然后三天工作。铁路工人也参与公务员今日(3月22日)发起的游行。


《法国工人和学生罢工罢课中!》

2018年4月

一些人将法国今天对工人的攻击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在1984年对煤矿工人的战争相比,这意味着对整个工人运动的严重削弱。“我们需要摆脱这个国家的罢工文化,”深感担忧的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说道,他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新自由主义政党共和国前进运动(La République en Marche)的发言人。

法国总工会(CGT)的领导人菲利普·马丁内兹(Phillippe Martinez)说,“他们已决定打破劳动法典(法国的大规模劳工权利法典)。工人将只有更少的权利。”


SUD会员集会

《介绍法国一个进步工会:“团结、联合、民主”工会(SUD)》

2018年4月4日

团结工会联合会/“团结、联合、民主”(Solidaires Unitaires Démocratiques,缩写SUD,或常称Solidaires)正式成立于1998年。成员人数约9.5万人。SUD的主要支持力量来自电信、运输(包括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和法国航空公司)、医疗、教育、文化机构等领域。卢浮宫等文化机构以及轮胎生产商米其林公司(Michelin),航天国防生产商泰雷兹集团(Thales)等公司也有SUD分会。也有SUD的学生组织。

SUD重视工会民主。专职任期是三年,只能重选一期(最近改成两期)。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工会规定理事会一半是巴黎之外的代表,40%要是女性会员。每周发两三次传单。每两周一次刊登移民、失业者、女性、环保等社运消息。发行12页的工会月刊。刊物内容不只是传达工会领导方针,主要目的是通过刊物所提供的各种消息来帮助、发展基层组织的讨论。


南泰尔学院学生在校园集会。照片来源:“巴黎斗争”网站

《与南泰尔学生站在同一阵线:50年前参加过“1968年3.22运动”的一批成员联名声明》

2018年4月12日

发源于1968年年3月22日的“3.22运动”(Mouvement du 22 mars),是一场以南泰尔为基地、对催生引发法国当年五至六月全国总罢工的学生骚动具决定性作用的一场学生运动。50后,当年参加过运动的成员发表声明,与如今在同一校园受到袭击的学生们站在同一阵线。


《法国学者、知识分子支持学生反抗、铁路工人罢工以及捍卫公共服务的斗争的公开信》

2018年4月16日

同学们坚定反对《大学生专业选择与学业有成法》法案(ORE Bill)。法案寻求把已经在大学内实行的社会筛选程序成文化,永久地把工人阶级、来自贫困社区和背景的中学毕业生拒诸大学门外。难道数以千计在各地参加集会,特别是(巴黎的)托尔比亚克大学,巴黎第三大学、巴黎第八大学,南泰尔大学,里昂第二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马赛大学、雷恩第二大学、格勒诺勃、鲁昂、普瓦捷、波尔多、图卢兹和蒙彼利埃的年轻人都是由一小撮“专业滋事分子”所操纵的吗?难道这众多大学集体,超过一百个研究范畴和系所,甚至是多家大学校长,以及签署谴责新大学入学制度(Parcoursup)请愿书甚至是已经决定抵制新制的八千人以及随后的一切人,都是“专业滋事分子”所操纵的吗?


《决心打倒马克龙政府及其反社会改革:南泰尔大学举行的法国大学生罢课集会呼吁》

2018年4月16日

过去数周,我们一直积极动员起来对抗政府针对大学和中学的攻击。政府决心要剥夺我们的社会权利以及对所有人开放的、接受免费公共教育的权利。《大学生专业选择与学业有成法》(Student Orientation and Success)试图向家庭出身最不安稳的一群学生关上大学之门。这把由我们不论是真实的或是假定的社会背景和家长所持资源决定的升学筛选程序制度化。与此同时,政府正推动废除全国性结业考试(baccalauréat)并以与“学生计划”(Students Plan)相同的逻辑对中学进行改革。它不但要求一种社会筛选的程序,也会取消补偿考试(以一次考试的成绩补偿另一次成绩的不足)、重读和重考等制度,让大学适应市场需要,让院系更具“竞争力”并只适合精英。合并和成立大型公立机构(grands établissements)计划的方向也是这样。


《尽管警察滥施暴力,群众动员仍在继续: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2018年5月2日声明》

2018年5月2日

尽管我们并不同意自主主义者组织的政治路线,但我们理解青年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社会暴力和警察暴力时积累的愤怒。政府需为当前的冲突承担责任,它是侵害打工者和青年人的世界的根源。社会运动的回应首先必须是保护示威活动的权利,不同组织之间一致行动,拒绝警察暴力……并在5月3日,5月5日和未来几周内继续进行动员,阻止马克龙的政策。


罢工铁路工人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火车站聆听工会代表演讲。

《法国罢工斗争持续》

2018年7月17日

在50年前出卖1968年5月风暴罢工而臭名昭彰的、由斯大林主义者领导的法国总工会高层,已经小心翼翼地留下与马克龙持续谈判的空间。由于事先安排了罢工的时间,让法国的统治阶级能对行程中断作计划和调整。而且现在看来,这种收效甚微的断续断续的罢工,明显消耗了罢工工人的力气,这在由马克龙支持的法案通过后尤其如此。最后这种策略在工会会议中剥夺了工人以无限期持续退场罢工(strike to an open ended walk-out)的权利,后者仍然是把法国统治阶级彻底击倒的最佳方法。


盖尔·基朗德所属的团结民主工会(SUD)成员声援被解聘的基朗德及罢工邮务员

《法国工运快报:150名巴黎邮政工人已罢工100天,抗议非人性化的公共服务》

2018年7月26日

自2018年3月26日以来,巴黎上塞纳省(Hauts-de-Seine)郊区几家邮局大约150名邮政工作人员发动了无限期罢工,首要目的是为了阻止邮政工人和车间工人代表盖尔·基朗德(Gaël Quirante)被解雇。

法国邮政(La Poste)的管理层在过去十年尝试了无数方法迫使基朗德离职,但都失败了。然而在今年年初,他们终于找到了机会,这得感谢劳工部长穆丽艾•佩尼柯(Muriel Pénicaud)的帮助啊!即使法国邮政存在歧视并骚扰工会成员的行为,她仍授权劳动部向基朗德下手,企图摆脱这位长期不放弃激烈批评管理层的工会活跃分子。

接下来,邮政工人团结起来罢工演变成了对工作条件恶化,包括工时变长、工作量加大以及非人性化经营的控诉。法国邮政一直试图将邮务员向公众提供的众多日常服务变成货币化。


采访者萨曼莎·拉贾帕克萨(Samantha Rajapaksa)是法国总工会CGT教育部门工会活动家

《“自由大游行”——50万人在法国各地上街游行!》

2020年11月29日

我们正处于新一波新冠肺炎大流行。那么经济危机和工人阶级的反应如何?

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11%。全欧洲的老板和政府都在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要让工人为危机买单。裁撤和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工会领导层试图说服老板们对工人好一点,让企业根留法国、剥削法国工人总比剥削波兰工人或中国工人要好吧!工会领导助长工人中的沙文主义。我们需要的不是说服老板剥削咱们工人更好,而是组织一场反裁员的全国性运动,在巴黎所有裁员的公司举行大型抗议。如罢工委员会(strike committees)一类基层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正试图把所有这些逐个工厂的斗争协调成一个反对老板和政府的大型斗争,要求禁止裁员,并在不减工资的前提下分摊工作给所有劳动者。


法国“黄背心”运动(2018—2019年)

1. 以更长的时段为标尺,观察“黄背心”运动

国内媒体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一般是站在法国政府与法国警察的立场,将之谴责为暴恐事件,而法国示威者则谴责法国警察的非法暴力。下列文章对法国警察的看法合理与否,全凭读者判断,我们所希望的是为更加全面地理解“黄背心”运动,提供更多的观察角度。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将“黄背心”运动置于自从上世纪80-90年代法国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法国社会抗争运动的一环。不是拘泥于对它的“对与错”评判上(身处异域、对法国社会十分陌生的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凭借有限的了解去做道德评判呢?),而是思考“黄背心”运动本身的组织形式与生命力、它与各方政治力量的关系,思考“黄背心”运动的历史背景,它对于法国劳资之间的阶级力量平衡、法国民众关心的社会议题(生计、生态环境、税收公平、资本剥削,等等)以及对于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前景的影响。

“黄背心”运动者并非是心血来潮。在新自由主义肆虐欧洲各国民众的背景下,“黄背心”运动的社会基础、议题广度与斗争韧性是破天荒的。“黄背心”们在抗争中不断地总结经验,逐步在法国各地形成了行动组织,且至今已召开了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商运动的战略战术;此外,“黄背心”运动与教师、家政工人、法国工会基层成员、环保运动者等联合在一起,围绕教育民主、生态保护及气候危机、税收公平等与劳动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议题,开始提出反资本主义的诉求,且试图团结欧盟其他成员国内的社会抗争力量。亦为可贵的是,“黄背心”运动者有意识地反对企图渗透到反抗运动中的法国法西斯主义力量。这些经历,表明“黄背心”运动者在积累与反思斗争的经验。

2. 谁是施暴者?

一些媒体认为“黄背心”运动是“暴力野蛮事件”,但少有谈论法国警方的非法暴力(见法国《世界报》登载的对法国警察的审判),暗示了法国警察的所有暴力行为都是正当防卫;反过来,根据示威现场拍摄的视频,头戴面具、身穿黑色衣服且手拿撬棍的打砸分子,被认为是法国警方渗透进去的奸细,通过制造容易引起公愤的事件,为法国当局的镇压提供理由与社会舆论的支持。在委内瑞拉,以瓜伊多为头目的反对派也通过收买暴徒来伪装为马杜罗政府的支持者,对委内瑞拉国内有色人种与移民、食物运输车辆与发电厂等目标发动恐怖袭击,为美帝国主义的干涉提供借口。社会运动鱼龙混杂,任何脸谱化的、叫阵式的、流量至上的描述,都不会让我们离事实更进一步。无论是对于示威者,还是对于警察,都不应事先假设谁是正当防卫的一方,具体的事态应具体地分析。

“黄背心”运动的形势,关键在于能否避免滥用暴力,能否避免以“自由”为名损害社会公益;关键在于能否在法国的国家机器找到理由进行报复前,及时地制止并约束那些迷恋暴力的参与者;关键在于能否在斗争中逐渐学会识别与及时清除混进劳动民众队伍当中的、试图操控运动方向的法西斯主义者与帝国主义势力。

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中,警察被视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一方面要镇压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众力量,在特定情形下甚至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利益的职能。当然,第二种职能可能会由于警方的腐败、渎职、与黑恶势力勾结而遭受削弱。在理解了这一矛盾后,我们便能够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性:在由劳动者直接管理的社会中,原本由法国警察承担的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可以交由法国工人阶级集体地、直接地管理的社区巡查力量与各级的社会管理机构负责;法国的这些民间治安力量不再成为独立于劳动者的官僚或职业打手,可以随时由法国工人阶级轮替或罢免。

3. 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

一些媒体但凡提到欧美域内的民主,便一概斥之为“虚伪”,把统治集团所推行的“民主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探索实践的“直接民主经验”混为一谈,进而认为欧美的社会运动,表明了欧美“代议制民主”的脆弱性与非理性。这种肤浅的认知,混淆了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最早可溯源到罗马共和国,特点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而欧洲的直接民主则起源于雅典民主时期,在1871年巴黎公社与1917年俄国苏维埃成为了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方式。“黄背心”运动反对代议制民主,即一些媒体在口头上反对的“虚伪的欧美自由民主”,而主张以巴黎公社为典范,建立底层运动者主导的直接民主。目前,法国劳动民众的民主权利不是“被滥用”,而是被不断地剥夺。关于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的历史渊源与本质区别,推荐诸位读者阅读《民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解读》(布莱恩.S·罗珀,2013;现有的中译本翻译质量欠佳),和列宁的经典著作《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

法国“黄背心”运动至今已坚持到第五个月,它是否能够成为二十一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可能发生的法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声,目前尚未尽知。要对此作出判断,还需要长达数年的艰苦的研究与追踪工作。只有从更加宏观且整体的视野去观察,我们才有可能更到位地了解“黄背心”运动的模式、诉求、存在的问题与前途命运。希望以下文章能给诸位读者带来启发。

2019年4月


在“黄背心”代表大会上投票。
一位“黄背心”的衣服上写道:“马克思是对的!”。译注:这件衣服的后背分别标有五个年份,应该是指: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1793年(颁布支持共和制的“93年宪法”、建立雅各宾派专政,以叛国罪处死路易十六)、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和1917年俄国革命。

在经过21周的战斗后,许多“黄背心”已经太疲惫了,一些人开始心生恐惧,或是由于年事已高而体力不济,以致无力继续“与警察赛跑”,继续在街上躲避催泪弹的袭击。

在代表大会上,一位发言人坦承:“我们原以为这场运动是百米赛跑,但实际上我们卷进的是一场马拉松,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做准备。我们必须改变战术、调整目标,必须建设民主的组织架构,以便让这场运动能够坚持下去。这次代表大会正是要直面这一挑战。”

《“黄背心”抗争运动正在重塑法国的民主制度》

2019年4月20日

“黄背心”代表大会的计划是:激发“集体智慧”,探求如何重新整合他们的斗争力量,制定细致可行的运动战略,以及如何坚持斗争。他们的近期目标是:获得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工资水平与退休金,重建社会公共福利与服务体系;向富人征税,取缔财政诈骗,以便将这些财政收入用于保护自然环境(译注:法国当局以“生态保护”为理由,上调压在普通民众身上的燃油价格,但作为全球气候灾难之罪魁祸首的大资本却在法国当局的庇护下规避税收;因此不能轻率地将法国民众的斗争误解为“要生态还是要生计”或是“要生态还是要民主”);更具雄心壮志的是,他们要重塑法国的民主制度。“黄背心”代表大会宣言借用了一句名言结尾:“实现权力的民有、民治、民享。”我时常好奇他们是否知道此话是林肯这位资本家总统提出的。

“黄背心”代表大会重申运动的基本原则——与政党(以及“领袖们”)保持距离。我认为这点是很机智的。在过去六十年我所参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要么是被镇压,要么是禁不住资本家的笼络而失败。这些群众运动的领袖们拉起自己的亲信团队,负责筹集资金与争权夺利,最终陷入致命的丑闻。

“黄背心”运动者似乎本能地领会到十八世纪以来人们对代议制民主的深刻批评。1871年巴黎公社也吸取了这类批评意见。当时,公社代表们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每位代表都可以被立刻召回(撤职);公社代表的职位由人们轮流担任,薪资水平与当时打工者的一样。公社成员还呼吁法国其它城市共同起义并组建联邦。这些做法也被“黄背心”运动者借鉴吸收。


表格1:法国右派或左派政府领导下的多轮私有化(1986—2005年)

“黄背心”运动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它是在工作场所以外组织起来的,并且独立于现存的工人阶级组织(例如工会、工人阶级政党等团体)。研究表明许多在职工人与失业者公开地支持这场运动。另一项研究表明62%的“黄背心”到了每个月底都要面临入不敷出的生活困境。

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包括退休者与失业者)的“黄背心”按照地域组织起来,其最初的关注点是涉及面广泛的一系列财政要求:取消对巨富群体的减税政策、打击偷税漏税、降低对养老金及生活必需品的征税率,以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人们可以看到在关于国家机器与税收的问题上,小资产阶级对“黄背心”运动的影响。事实上,在运动早期,确实有些小企业主加入进来,它们尤其是在企业税与工资税等问题上吐苦水。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国各地以民主的方式(译注:区别于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的直接民主)组织起来的“黄背心”代表大会上,人们所提出的数百项涉及不同方面的诉求,主要是工人阶级关注的失业、公共服务、住房与养老以及女工的贫困等问题;而关于小企业的税负问题则已很少甚至没有提及了。

《深陷泥潭的法国》

2019年4月18日

私有化与公共服务的紧缩政策,构成了对法国工人阶级的双重打击:不仅恶化了工作场所的劳动条件,而且降低了工人阶级与贫民的生活质量(因为他们是社会公共服务的最大受惠群体)。这里只消举一些例子:自1989年起法国2/3的产科病房被陆续撤销,2013-17年间有7%的公立医院被关停,自2005年起国内1/3的邮局被裁撤;在过去20年,公共养老院的财政支出本已经不断被削减,但在2017年又再次被削减,就连马克龙派的议员们也因为目睹养老服务建设的“不体面”现状而尴尬不已。此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报告表明:法国的公共教育制度对缓解社会不平等助益甚微。法国新自由主义对农村地区人口以及聚居于市郊的黑人工人阶级(the banlieues)的祸害比其他群体所忍受的要严重得多。Mathieu Rigouste认为:“所谓的新型‘低端城市人口’被隔离在市郊,那里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试验田——包括削减社会公共支出、让法国国家机器专注于维护统治稳定的职能”。

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自然而然地就被煽动起来,以便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失败开脱;而围绕所谓的“敏感社区”和多元化融合(integration)的问题而展开的系列讨论,粉饰了法国警察的罪行和移民后代经济边缘化的社会现象。由此,正如许多人所反复谈论的: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导致后来“黄背心”运动兴起的贫困与财务焦虑就已经成为黑人打工者社区挥之不去的噩梦。


《理解法国黄背心运动》

2019年2月15日

事实是,黄背心运动不能用政治分析的传统范畴来解释。他们不能被严格地描述为反动的”布热德主义”(Poujadist)运动。在由惧外心理、种族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兴起所塑造的政治时刻,他们没有寻找替罪羔羊,也没有呼吁驱逐移民和难民,也没有希望保护被认为受到威胁的”国民身份认同”。相反,他们提出了社会不公的问题并视之为对民主制度和社会凝聚力的威胁。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要索求是一种社会身份而非族裔身份。当媒体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会谈及自己的祖籍,而是他们的职业:工人、护士、教师、创业者、售货员、司机、失业者等。


罢工工人和黄背心示威者2月5日早上聚集在巴黎南郊的朗吉斯。

《当罢工者加入黄背心行列,法国民众展现了团结》

2018年2月5日

“初期有350个学生参与行动,我们关闭了课室,然后召开大会讨论当局对教育的攻击;

我们反对提高大学入学资格,这将限制来自贫穷家庭的学生入学,我们反对把来自欧盟以外的学生学费增加16倍。我们也支持工人和黄背心示威者,反对低工资、差劣的居住环境和富人的傲慢。”


《法国“黄背心”示威:持续动员反对高昂的生活费用》

2018年12月1日

尽管天气恶劣,加上警察镇压,群众的广泛动员仍然显示全国各地工人大众反抗的决心,大众厌倦了征收高燃油税及提高“普遍社会捐”,另一方面超级富豪需缴纳的巨富税(ISF,Impôt de solidarité sur la fortune)却被废除,令有产者更加傲慢。冲突发生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施放催泪弹、动用水炮和棒打,试图阻止示威者进入香榭丽舍大街。如此国家暴力行径表明总统马克龙拒绝回应民众要求的顽固态度。马克龙政府希望维持增加燃油税和电费,同时又实行缓兵之计,承诺“不妨多几个月来协商”。马克龙所追求的政策跟他的前任同样遭到了大规模的抵制:一个为富人谋利益的阶级政策,让雷诺-日产的总裁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那样的巨富可以轻易逃税,同时打击工人阶级的收入和职位。事实上,今晚在电视上负责回应示威者要求的内政部长卡斯塔内(Christophe Castaner)已经把这层意思说白了。


黄背心示威者12月1日在法国西北部城市雷恩(Rennes)堵塞马路。图中的标语要求马克龙下台。(图片来源:英国报业协会

问题是这些运动总体上会是向左还是向右走。

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不能单靠高傲地批判运动的矛盾之处和缺点去影响这过程。

他们要积极介入。 

《“黄背心”示威反抗国家暴力》

2018年12月3日

自“黄背心”运动开始,各种政治力量都试图从中图利。法西斯主义者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试图装作运动的捍卫者,但她分化和法西斯的信息大部份被排斥了。

某些工会领袖试图驯化运动的能量和战斗性,置于自身更温顺的抗议之后。

但“黄背心”很大程度与这些力量之间维持着独立性。由于传统政治与数以百万计工人之间关注的问题的差距,可以预期在未来还将会有类似的例子出现。

英国的脱欧公投,从选举的层面来看,多少都有同样的特征。


《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代表普图的公开呼吁: “一个开始,一个觉醒,一个彻底改变局面的机会”》

2018年12月6日

政府感到害怕。御用学者、官方电视节目主持人,所有多年来向我们解释应该如何思考的人,他们也害怕。但是他们是为自已害怕,害怕失去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地位,他们的特权。

他们过去一贯的阶级蔑视今天显然已陷入阶级仇恨。他们仇恨穷人、小人物和民众。当民众抬起头,起来反叛的时候,他们恨之入骨。

政府通过主流媒体,污蔑群众运动尽是混乱尽是暴力。政府说不能对现状听之任之,要果断处理云云。

这些人骗我们,他们想吓唬我们,好像混乱和暴力的危险是由于“黄背心”示威者和大众的盲目行为。一片混乱啊!——这是群众示威、封锁占领,是改善生活的要求。


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代表贝桑斯诺(右二)、普图(右三)和普邦(右一)。

《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今天号召: 12月8日及之后,群众总动员反对马克龙和他的一伙!》

2018年12月7日

但马克龙政府让步太少,而且太迟了。因为假如增加燃油税起到了点燃群众怒火的作用,那么群众对现状的愤怒无疑比加税更为深刻:群众动员预计将继续并且扩大。这确实是一项全球性的为富人服务的政策,这种政策到处受到质疑,它由劫贫济富的财政不公正、削减下层福利的财政紧缩、破坏公共服务所构成,由一个傲慢无比的权力所强加于民众。没有比这更野蛮了!

除了黄背心示威者外,近日其它群体也开始起来斗争,特别是在受到严厉镇压的青年和大中学生,12月8日这一天有望成为群众运动向纵深扩展和扩大群众动员的重要一步:“黄背心”示威者、社运团体、工会和政治团体,深信社会保护和生态需求之间紧密联系的生态主义者,他们必须在群众运动中找到参与和团结合作的方式。


群众不满已经不限于增加燃油税,而是不满整个生活处境。

《无惧国家暴力,法国“黄背心”运动仍然继续》

2018年12月8日

“我们看到父母努力工作,但几乎所剩无几。当我们看到富人越来越富有时,我们想得到更多收入。我们希望在各个阶段为所有人提供免费教育,能过上人的生活,而不是沦为赚钱的机器。”


新反资本主义党成员在上周末(12月15日)巴黎“黄背心”游行队伍中

《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回应马克龙电视讲话:威吓和面包屑》

2018年12月10日

享有最低工资工人的月薪每月增加一百欧元?资本家一再自我保证,这计划只重新计算全职工时,故对他们毫无损失。那么加班费呢?是的,没有缴税或社保供款的不在此限……这比以前保守的萨科齐总统更糟!那雇员的年终奖金呢?有的,看老板的脸色吧!

而当然,我们不是在说恢复向富人小额征税吗?不是,因为“走回头路会削弱我们”……事实上马克龙整个政策会把我们推向回头路!到最后,只有月入少于二千欧元的退休人士今年所受的加税之苦才能得以取消。一切斗争就只是为了这个?

在这空泛无物的演说后,“黄背心”运动在知道将有更多时间动员,并在年轻人加入下持续下去。我们的第五波行动将于本周末(12月15日)举行,不满声音届时都要聚集起来。


“黄背心”群众运动有新元素和新诉求注入的迹象

《法国“黄背心”继续战斗,陆续有新力量注入》

2018年12月15日

我们有些人一开始对这一运动表示保留,因为其纲领仅限于税收问题,而且担心其与极右翼有联系。

但今天没有人能够怀疑这是一场大众运动,一场远远超出燃料问题的大众普遍反击,与极右翼无关。

穿黄背心的人其实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他们通常是职业不稳定的打工者,住在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小经营者或失业者。像我们许多人一样,他们是无法维持生计的普通打工者。

他们大部分都不是我们工会所组织的群体,他们向我们提出新问题,迫使我们面对。


本文是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内的反资本主义与革命派(A&R)对法国当前局势与“黄背心”运动的分析。

《我们需要用总罢工来反击马克龙及其政府!》

2018年12月21日

10月9日示威的人数表明,尽管有这些“有组织地瓦解”因素在,但工人、学生与失业工人仍有强烈的斗争意愿。准备不充分,没有任何——甚至远远没有——立场,加之工会极其空洞的号召,或反过来,充斥着太多的内容——他们鼓励人们直接跳过示威日,以等待“更严重的”事件,如养老金改革中迫在眉睫的战斗。然而这一天远非失败!组织者未必就能成功。对很多工人与活动者而言,那天确实是唯一的机会,不过要等很多月,可能要到2019年时,那时全国所有活动者会一起走上街头。

最后,“黄马甲”运动的爆发决定了:总罢工的可能性在12月初成为回到台面上的一个主题。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这些年确实都在持久动员我们阶级的周期里,这期间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有一点是不变的:总罢工与反抗资产阶级国家的战略设想的现实性,那么局势的逆转就不足为奇。


黄背心示威者在巴黎街头已进入第十周

巴黎一些最奢华的店铺被抢掠,法国多个城市市中心被纵火。邻近凯旋门的巴黎第八区区长珍·奥特赛(Jeanne d’Hauteserre)说:“我们处于暴动状态。从来没看过这种情况。”

抗议运动把贫穷、低薪和不平等的议题推向全国性讨论,富人和政客对一般人展现的傲慢和藐视带来的怨愤成了焦点。数十年来累积的怨气终于找到了出口——精英们都惊恐了起来。

《震撼法国的十周》

2019年1月20日

法国黄背心运动告诉了人们阶级的苦大仇深如何能从阴沉的被动状态转为超凡的骚动。对抗马克龙政府以及其企业界支持者、鼓舞人心的挑战已持续了十个星期。

马克龙前年上台时曾决心不向罢工或抗议屈服。他说他终于会让法国工人和退休者接受资本主义生活的残酷现实。但黄背心运动的持续性和怒火迫使他满怀羞辱地后撤。

抗议运动始于去年(2018年)11月17日,28万人筑起路障抗议油价上升。这是一场政治地震,撕裂了人们不懂得反抗,或民间不满总会被右翼骑劫的懒惰想法。


杰罗姆·罗德里格斯因警察发射闪光枪致残,上周六回到抗议现场。

《未来一周的罢工可能令抗议马克龙的黄背心运动加深》

2019年2月3日

“如果委内瑞拉发生这样规模的警察暴力事件,整个欧洲的媒体都会充斥版面、大肆报道。但是你在英国知道吗,他们在德国知道吗?”

“不,相反,当局试图一面倒责备抗议者。这样的抹黑伎俩不会起作用的,它没有用。真相总会大白。”


2019 年1月在巴黎的“黄背心”抗议行动

《“黄背心”们筹备大进击,纪念反马克龙运动的第四个月份》

2019年3月12日

数以万计的女性放弃假期的休闲时间,在恶劣的天气下参与到“黄背心”行动中。在很多地区,女性领导了作为国际妇女节示威行动后续的抗议活动。

上周六,一位叫阿格尼丝(Agnes)的姑娘参加了“面包与玫瑰”(Du Pain et Des Roses,“第四国际—托洛茨基派”领导的女权组织)法国支部在图卢兹举行的示威抗议。她在接受英国《社会主义工人报》(Socialist Worker)的采访时说:“任何时候,女性都不该被晾在一边,我们希望引导‘黄背心’运动的前进方向。受到生活成本上升与低水平工资影响最深的社会群体就是女性。”


对73岁的Genevieve Legay(图片中间倒地的老妇人)的残暴逮捕,致使老人家身受多处骨折。

《法国当局派出军队,企图遏制“黄背心”运动的热潮》

2019年3月24日

Alain补充道:“上周,我们举行了为期一天的、非常成功的罢工行动,但其规模仍须继续扩大。我们身处社会危机当中。‘黄背心’运动为人微言轻的民众提供了发声的平台;如果罢工能以更大的规模坚持更长的时间,我们就能够取得更多成果。”

法国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新反资本主义党”(NPA)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黄背心’运动中的群众,正在自下而上地对抗现存的社会秩序。2018年,法国国内排名前四十的企业共攫取利润800亿欧元;与此同时,却有880万民众处于贫困线下。”


上周六,家政行业的运动者和“黄背心”们并肩行动。

《法国教师加入了反抗马克龙的运动》

2019年4月2日

他们反对由法国总理让-米歇尔•布朗凯(Jean-Michel Blanquer)推行的专制主义的教育改革。其中有些政策是在效仿英国的“改革经验”。

布朗凯试图对教学工作、教师培训与课堂活动实施集权式管控。法国当局拟将法定入学年龄下调至三岁,这对于私立幼儿园的经营者而言是项利好。

学校还将必须在教室张贴法国国旗与欧盟的旗帜。

上周六,巴黎有数千名教师与家长走上街头。其中一位名叫Mari的老师告诉《社会主义工人报》:“我们的口号是‘让-米歇尔•布朗凯,专横的部长,反动的部长,我们不想为你这货打工’。”

“法国当局很明显是想对全体工人阶级发起攻势,企图夺走以往数十年我们在教育与社会服务的其它领域赢得的斗争成果。”


法国老师们走上街头。
“黄背心”的讨论工作坊

《法国工会与“黄背心”运动联手反抗马克龙》

2019年4月9日

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大会,在二零一九年四月五日至七日,齐聚圣纳泽尔,向公众发出统一的声音。与会的两百个代表团,坚持在科梅尔西(Commercy)举行的第一届“黄背心”代表大会的精神,将继续与自由极端主义作斗争,争取自由、平等与友爱互助。

我们要求工资、养老金与社会福利的总体上调,改善面向全体民众的公共服务。我们尤其需要团结九百多万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民众。同时,由于迫切需要解决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提出:人类世界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我们每月月底也要应对钱袋空空的生计问题。导致这两个问题的罪魁祸首都是一样的,因此,解决这两个问题所依靠的斗争也是一致的(原文注:end of the world, end of the month 是“黄背心”运动的主流话语。这句话是指每月拿着些许工资省吃俭用“熬到月底”的斗争和拯救地球生态环境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


加泰罗尼亚地区

《对加泰罗尼亚镇压态势愈演愈烈的声明》

2017年9月21日

革命反资本主义左翼(IZAR)组织集结了数千名示威者反对西班牙政府的暴力镇压。当过渡期间商定的游戏规则必须被违背时,1978年政权撕下了它的假面。面对自决权等民主权利时,如坐针毡的拉贾伊政府与政权各方将使劲浑身解数,压迫和制止加泰罗尼亚人民用所有民族主义的方式投票决定自己的未来。拉贾伊政府有他们惯用的语言,滥用苛律和暴力镇压正使形势日益严峻。


《捍卫加泰罗尼亚的自决权!》

2017年9月21日

从9月6日、7日以来——随着加泰罗尼亚议会批准了公投法案和所谓的“分离法”——产生了一种双重合法性的形势,其中有两个互相不承认的法律体系。这些法案的第一步就是打算召集公投,第二步就是在假设的赞成投票和立宪会议之间,通过某种“临时宪法”。两个法案都被西班牙宪法法院撤销,但是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和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的观点看来,它们仍然有效,他们认为宪法法院取消这些法案不合法。这种形势蕴含了西班牙部分地区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政治革命,以及后弗朗哥时代君主政体和1978年宪法的空前危机。未来的时日对结局至关重要。


《对加泰罗尼亚罢工的动员声明:在加泰罗尼亚及西班牙其它地方,扩大动员,实行总罢工!》

2017年10月2日

10月3日星期二,在加泰罗尼亚举行的总罢工可以为开辟斗争工作的中心提供一个机会,研究如何延伸捍卫民主权利的斗争,并引导公众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社会,是否应该提出禁止随意解雇,取消偿还负债,废除劳动改革,征收银行资本等等。然而加泰罗尼亚地区主席普伊格蒙特和副主席容克拉斯想要建立的加泰罗尼亚共和国与这些工人阶级的项目并无交集。总统呼吁欧盟价值观的声明预示着在市场经济和零赤字的规则下建立一个舒适的加泰罗尼亚共和国的愿望。很明显,我们不可能仅仅以单方面宣布独立便能够跟资本主义决裂。


《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后,危机进一步深化》

2017年10月6日

当前的运动深深地植根于加泰罗尼亚的历史,数世纪以来它和马德里的中央政府的关系就不太友好。近代,当1898年西班牙遭受了一连串军事失败后,双方的紧张态势急剧上升。统治阶级丧失了所拥有的大部分殖民地,同时大多数民众陷入了毁灭性的贫困境地。

在这一时期,西班牙政府打压加泰罗尼亚人的政治机构、文化和语言。在1939至1975年的弗朗哥的法西斯独裁也只是进一步强化国家机器的常态化打压。加泰罗尼亚语甚至不被认可为加泰罗尼亚当地的官方语言。教科书的印刷被西班牙当局把持,历史教材基于弗朗哥主义的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而被改写。

在经济上,该地区遭受的苦难尤为严重。在新近巩固起来的马德里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权眼里,巴塞罗那人民——1936年他们在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领导下奋起抗击佛朗哥的势力,直到他们最终被击败,并被弗朗哥的势力屠杀——必须尝些苦头。


《声援加泰罗尼亚人民!反对第155条!》

2017年11月11日

加泰罗尼亚的工人是唯一能够取得决定权的人,同时他们也是最能对国家和资本家的镇压作出反应的人。面对拉霍伊政府对TV3台的接管(主要的加泰罗尼亚语电视频道),谁能比电视台的工人更能反抗这种干涉呢?编辑委员会应该成为媒体的雇佣劳动者。

面对着加泰罗尼亚境内可能出现的公司和银行外逃,有什么更好的措施能比将那些银行和公司国有化并置于工人的控制下更好地应对这些压力呢?

如果银行家和商人想离开,就让他们走吧!但是,钱和公司留下来,置于在那些必须为生计而工作的人的控制之下。这种方法可以通过我们在工作场所和社区中的阶级自我组织来开展,并通过一次广泛的大罢工来实现。


当代俄罗斯

《来自欧洲前线的消息》

2014年12月

但是,无论这些大罢工显得多么强大感人,它们都无法阻止统治阶级对工人群众的攻击。为什么?因为他们缺乏自我组织。工会官僚会为了让人们发泄心中的怒火而号召总罢工,但终究不会挑战紧缩政策。然而,在一些地方斗争中,工人群众自己行动,影响巨大。

我就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自下而上自我组织的工人斗争能够取得什么成果。华奥美(Vio Me)是希腊南部一家小型化工厂。工人是工会成员,与保守的斯大林派组织希腊共产党有些关系。工厂破产了。


《俄罗斯卡车司机罢工访谈》

2015年12月

俄罗斯政府企图实施新的税收政策,叫做“Platon”,该税法向卡车司机征收每公里的费用。在这个行业里有80%是私人卡车或最多有两辆卡车的小车主,这个新的税收政策被看作是对他们的生活水平带来了威胁,甚至威胁到了他们的谋生手段。卡车司机为阻止Platon政策的实施,自十一月中旬以来一直在抗争。


“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

《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2018年

2018年1月6—7日,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Российско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РСД)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圣彼得堡召开。大会主要讨论事项有: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对即将进行的总统大选的态度,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火花》(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Искра»)两个组织的合并问题,发展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同俄罗斯革命工人党(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абочая партия (РРП))间关系的问题。


《国际呼吁:立即释放俄罗斯所有政治犯!》

2021年2月9日

2021年1月底,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席卷俄罗斯各大城市。这些抗议活动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被捕,但真正的原因是国内普遍存在的巨大的社会不平等和政治权利被剥夺。并非所有上街的人都是纳瓦利尼的支持者,但他们都是出于渴望社会和政治变革,以及厌倦今天统治俄罗斯的腐败和独裁政权。

和平抗议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即使普京时代以来说也是如此)警察的暴行:在几天内,超过1万人被逮捕,其中许多人在被捕时遭到殴打。国内形成了一种恐惧的气氛:参加集会的学生被大学开除,同情示威的老师失去了工作,学生因表达政治立场而受到恐吓。


“脱欧”

欧洲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团体来说(对于所谓“左翼政府”来说亦然),有一个特殊的问题需要面对:如何看待“脱欧”或“留欧”的抉择?无可置疑的是,在世界各地区民众交往日益密切的大背景下,欧洲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然而,“加入欧盟”的条件(尤其是公共预算平衡的要求)会对“加入欧洲大家庭”的劳动民众带来怎样的影响?欧洲经济一体化,究竟是要劳动阶级的政治团结与经济协作,还是为了给国际资本提供更广阔的攫取利润的舞台(并且将餐桌上的残羹冷炙安抚劳动阶级)?社会主义运动需要怎样的欧洲一体化?本专题的一些文章试图对此进行解答。

“左翼退出运动”

《第四国际关于英国脱欧危机的声明:在欧洲内团结起来,反对种族主义和转嫁社会危机》

2016年6月28日

二、污蔑东欧移民的排外言论,主要是由“脱欧”运动的发言人说出的,不论是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保守党),还是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联合王国独立党),都占据着脱欧运动的主导地位。他们因此而成功捕捉到了广大民众——他们是紧缩政策、失业、福利缩减的主要受害者——中根深蒂固的社会愤怒。这一愤怒转向反对精英(在威斯敏斯特或布鲁塞尔)。不幸的是,从群众方面讲,此次对欧盟的抵制并没有在当前表达出一种进步的反紧缩的激进主义来,而是在反对欧洲的移民工人,让他们来充当失业的替罪羊;同时混合着要抵制欧盟,并认为欧盟要为他们目前遭受的攻击负责。这使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成为公众话题,而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本来自70年代以来就变得不可接受了,那时候,反纳粹同盟帮助平息了强大的右翼极端主义浪潮。


工党左翼支持留欧

《脱欧、TTIP和TTP》

2016年7月14日

这些协定是在国际贸易至多是停滞的环境下进行谈判的。自从大衰退以来,世界贸易的增长并不比迟缓的产量增长更快——这是没有前例的,在战后的阶段,贸易增长总是比产量更快。这是另一个我们处于一个长期衰退阶段警示,而不是在正常的繁荣与衰退交替之中。

所以,看起来好像“全球化”正在断断续续地进行,而贸易也无法为危机与停滞中的资本主义提供出路。

对于英国的谈判者来说,在欧盟之外的新贸易协议并不是一部温馨的剧本。


欧洲的“左翼政府”

在与非工人阶级团体联合参选的情形下,一旦遇到小资产阶级“盟友”提出建立“左派政府”或“激进政府”的宣传纲领,应当如何应对?如何看待英国的科尔宾、美国的伯尔尼·桑德斯和法国的梅朗雄受到热捧的现象呢?革命马克思主义团体是否应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即便只是地方政府?从历史上看,米勒兰入阁事件、“人民阵线”的案例能提供许多教益;而在现代,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参加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时犯下的错误,也能警醒同时代的欧洲与拉美左翼。

在2015年上台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政府(领导人为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卢拉领导的巴西政府、马杜罗领导的委内瑞拉政府被一些人称为“左翼政府”或“左派政府”。这些政府或由标榜左派路线的资产阶级政党组成,或由左翼政党与小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方式不一。如何评价这些政府政策的阶级性质与社会效果,“左翼政府”是通过推行较为激进的福利国家模式来维护国际资本与官僚集团的统治,还是曾经开启了通往社会主义的大门?“左翼政府”的施政,能否长期地提升劳动阶级的生活水平与平等权?“左翼政府”在上台后有无从根本上铲除资本主义制度与帝国主义势力呢?为何“左翼政府”的政治立场会左右摇摆?欧洲与拉美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团体和宣称要建立“左翼政府”的政治团体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这些都是下述文章想要探讨的问题。

1. “可见说到米勒兰事件,问题归结为要弄清楚,法国当时的形势是否已使社会党人入阁势在必行。在这里无法考察只有法国同志能够作出判断的实际情况。但是在一个局外人可以发表意见的限度内,我们觉得,由于缺乏先决条件之一,也就是缺乏一个唯一能够授权进行这场危险试验的强大而统一的党,这场试验就显得是不能容许的。”

2. “但一般来讲,内阁不是一个从事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政党的活动阵地。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性质不取决于它的成员的个人特点,而是由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基本职能决定的……一个社会党人参加政府后,阶级统治依然存在,资产阶级政府不会变成社会主义政府,而是一个社会党人变成了资产阶级部长。一个对工人友好的部长能够实行的社会改良本身绝不包含丝毫的社会主义,这些改良只有当它们是通过阶级斗争取得的时候才是社会主义的。”

3. “来自一个部长的社会改良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性质,而只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这个部长,由于他但任的职位,是把这些改良和他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其他职能、军国主义等等所承担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议会、在市参议会里是通过和资产阶级政府斗争而争得有益的改良的,而在担任内阁职位的情况下却只有支持资产阶级国家才能达到同样的改良。所以说,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并不像有人以为的那样是社会党人局部地夺取了资产阶级国家,而是资产阶级国家局部地征服了社会党。”

——罗莎·卢森堡:《德雷福斯案件和米勒兰事件——对一次“国际性征询”的答复》,1899年

……资产阶级国家的立法机构及其政府之间有着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在议会里,当工人代表无法使自己的要求获得通过时,他们至少可以采取反对派的立场继续斗争。与此相反,政府的任务是贯彻法律、是行动,它决不容许在自己内部有一个原则上的反对派,它必须使自己的所有机构不断地行动,因此,即使政府是由不同党派的代表组成的,就像某些时候以来在法国的混合内阁中那样,它总是有一个基本上共同的基础作为立足点,这个基础使它能够采取行动,一言以蔽之,这就是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最极端的代表就整体来说可以同最反动的保守派并肩进行统治。与此相反,现存制度的原则上的敌人面临着这样的抉择:或者每时每刻都反对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也就是说,实际上不当一个政府的积极成员,这种状况显然是难以持久的,它势必导致社会主义成员被逐出政府,或者终于进行合作,每日每时为保持和延续国家机器而在每一政府部门完成必要的职能,也就是说,实际上不再当一个社会主义者,至少是在政府职务的范围内不再当一个社会主义者。

——罗莎·卢森堡:《一个策略问题》, 1899年7月6日
“联合反抗种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威胁组织”(KEERFA)

《希腊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

2013年7月

在当前世界很多国家,因历史的和社会的多方面因素影响,存在左翼碎片化现象,但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单独靠其中一个组织或者说各个组织的单独行动就可以完成的,因此就常常要涉及不同左翼派别的联合行动问题,在此译出希腊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的大会决议,即是给人们一个参考,即各种社会主义的左翼力量应该怎样团结起来,其中要坚持的原则是什么,是不是只要追求一个“强大的”左翼联合(而不顾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就可以了。虽然希腊的经验不可能各国都适合,但其中的原则性问题依然是值得不同国家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学习的。


“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旗帜

《第四国际在希腊》

2013年11月

此文对第四国际希腊支部的历史和活动状况作了简单介绍。后面部分则重点阐述在当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资产阶级统治危机中希腊支部的政治主张与战略,其组织核心是发展与建立一个革命的和反资本主义的联合阵线。而保证希腊支部政策革命性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同时建设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而非如阶段革命者所认为的那样先去建设阶级意识,经等待后再去建设“革命意识”,因为在建设简单的阶级意识而忽视革命意识的建设时,也就是政策上难免陷于改良主义之时。


图:庆祝激进左翼联盟胜选的人们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意义》

2014年4月8日

本文作者艾伦·桑尼特是英国“社会主义抵抗”的领导成员,也是第四国际多数派的代表人物,长期在英国从事工人运动。此文可代表第四国际多数派对希腊问题的看法,译者本人并不赞同文章的观点。译出此文是为了能同《希腊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与希腊的反资本主义路线》一文作参照,以表更好地表明多数派在希腊问题上立场的倒退


希腊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

《希腊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与希腊的反资本主义方案》

2014年4月8日

译按:此文可代表第四国际内“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及希腊支部在希腊局势上的看法。一是,在当前希腊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形势下,希腊各革命左翼力量有必要组建自己的联合阵线,以在行动上团结起来,更好地抗击资本主义。(而非像希腊共产党那样执行一条不与其他左翼力量有实际合作的宗派主义路线。)而激进左翼联盟虽然表面上很强大,但他们改良主义的政策主张把希望寄托于建立一个左翼政府上。如果成立了这样的左翼政府,事实上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下的政府而已,它并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后面的附录还解释了为什么打入激进左翼联盟以迫使其领导改变改良主义政策的主张是行不通的,因为该党内部的种种缺陷只会束缚打入其中的革命左翼力量的手脚,而不是在更广泛的层面促进希腊的工人革命斗争。现在对希腊工人阶级而言,需要的正是一份反资本主义过渡纲领,以实际行动打破群众对改良主义左翼的幻想。


图:社会主义欧洲的宣传画

《希腊大选变天,但真正的改变会随之而来吗?》

2015年1月

可是,冷静评估未来形势,我不得不说,激进左翼联盟的胜利并不代表希腊基层民众的胜利,至少目前还不能这样说。

因为激进左翼联盟既要反对紧缩,又想留在欧盟/欧元区,两者是矛盾的、对立的。


图:工人占领中的ERT办公室

《关于希腊当前局势的几个问题》

2015年3月

既然激进左翼联盟已经如此不堪了,那革命左翼是否绝不可以对激进左翼联盟实行有条件的、策略上的合作呢?其实,合作可以有,但必须是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原则的合作。有人寄希望于由激进左翼联盟来建立“工人政府”,认为这个“工人政府”可以作为现阶段朝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政府”,因而他们号召希腊以及欧洲的工人阶级和左翼力量支持和保卫激进左翼联盟政府。事实上,目前激进左翼联盟的政府还远远算不上是一个“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纵然激进左翼联盟是一个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党,但它目前的执政只是在管理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已。


图: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在9月的竞选集会中

《“‘革命还是改良’的困境还在继续”──访问希腊左翼科斯达斯·斯科苏利斯》

2015年8月26日

但事情不止于此。它还与激进左翼联盟这个党的阶级本性和所谓“左翼政府”传递的幻想有关。改良主义者认为国家是中立的机构,让一些左翼分子占据政府中的关键职位就足够了,这时他们可以利用国家去实施他们的政策。其实一个“左翼政府”不过意味着一群挂着左翼招牌的政客试图去管理一个资产阶级国家而已。这种架构从来就不能正常运转,或者更准确地说,从来就不能为工人阶级而工作。激进左翼联盟政府也不例外。“左翼政府”模式从其最初的构想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照片:胡赛芬那·玛尔丁内斯(Josefina Martinez) @josefinamar14。亚历杭德拉·里奥斯(Alejandra Ríos)在雅典报导。

《访问尼科斯·齐菲萨斯:那两年在工人控制下的希腊广播电视公司(ERT)》

2015年8月6日

我们没有等级、没有老板,所有的战略决策都在集会时制定。这项工程并不容易。

我们试着发展一个混合体系来做好事情。因为新闻简报的制作时间很吃紧,必须选择一人负责此事,他被授予决定权。而他在新闻简报的准备期间,其他人不能干涉,但简报播放出去后,不同意见就可以对此进行讨论。要在一个宏观的范围内完成这个任务并不容易。 

商业电视台说希腊人懒惰,这个经济危机是咎由自取的,这个国家需要改革,我们必须要有耐心,罢工和示威会赶跑游客云云。我们采取了不同的路线,人们逐渐开始收听我们的电台。甚至当政府下令关闭我们的卫星服务,我们每天也有50万的听众(为了用卫星进行报导,我们从外国私人公司租用了空间)。因为我们在谈论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正在经历的削减措施和失业。我们必须站队,所以国家对我们很不友好。


图:1919年的普利奥普罗斯

《潘得利斯·普利奥普罗斯研究中心和希腊托派的传统》

2015年8月6日

科斯达斯:该机构成立于2014年初,主要服务于三个宗旨:第一是史料整理和研究,即整理关于希腊托派的历史悠久的档案,将这些档案数字化并归类,以利于希腊新一代工人运动史研究者查阅这些档案。

第二个目标是组织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热点话题的教育研讨会,以教育年轻同志。第三个目标是发起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最近话题的研究。事实上,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个的研究,而是关于托洛茨基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如何同新问题和当前问题相关联的研究,这些新问题指阶级斗争促使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

希腊有不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研究团体,但它们对当前问题的看法主要来自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左翼欧洲共产主义等。我们觉得现在需要分析当前的局势并对当下问题给出新的答案,不过要在革命立场回答这些问题。


照片:希腊总罢工

《希腊,一个没有经激进左翼联盟歪曲的故事》

2017年8月27日

近几年来,关于希腊问题的争论不仅仅是一个同其他问题一样的争论。危机、资本主义攻击和社会反抗的高强度,还有从一个改良主义政党的出现,到最终同一个民族主义右翼政党联合执政——所有这些都使希腊成为近五年来的参考点。激进左翼联盟的灾难性经验不仅标志着希腊工人运动中一个时期的结束,而且标志着主张建立“广泛性政党”和“反紧缩政府”的政治战略已步入僵局。

不幸的是,这一战略不仅没有为改良主义正常所推进,而且没有为世界上多数的反资本主义左翼所推进。绝大多数左翼领导人满腔热忱地期待着一个激进左翼联盟政府的出现,他们甚至没有讨论一下在希腊组建一种独立的反资本主义形式的可能性,也没有去听一下希腊的革命组织是怎样谈激进左翼联盟的特点和角色的。


社会民主党领袖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StefanLöfven)在选举之夜派对上致辞。(Claudio Bresciani /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瑞典选举结果“证实了欧洲趋势”》

2018年9月12日

9月9日瑞典议会选举的结果证实了欧洲的普遍趋势:右翼民粹主义抬头和社会民主的衰落。几十年来瑞典作为一个进步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传统图景正在逐渐消失。

至少自20世纪90年代初瑞典经济深陷危机以来,社会民主党已经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总体纲要,包括对公共部门管制的放松的和私有化。与此同时,曾经如此深入人心的党组织遭到强烈削弱——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该党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二的成员,而且在过去的十年中,原本存在着密切关联的蓝领工会的支持率已经损失了25%。这个在过去的85年中只有9年未能执政的党,却在2006年失去政权,而导致右翼政府的建立。


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的竞选海报

《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对2019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的声明》

我们需要要求停止后备忘录时期旨在推行无限期紧缩政策的预算盈余计划。应废除债务,为了偿还债务,那些没有借债的劳动人民已经无数次地去偿还债务了。应取消所有私有化,因为将公共财富交给资本家只会迫使工人从事没有权利保障,工资低得荒谬的工作。应在医疗、教育和服务业部门提供大量工作岗位,这样既可以满足真实的就业需要,又提供体面的工作条件,但现政府从未创造这样的条件,因为必须要支付债务,并要给企业家更多的动力。要求增加公共投资和提供稳定的工作,这样的生产将使多数人而非少数资本家受益。为了争取所有合同工和不稳定工人工作的持久性,应禁止裁员,因为我们不接受由工人来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风险和危机买单,而由老板们来收获利润的现状。应实际增加工资与养老金。

如果不接管银行,就不能实现上述要求,只有接管了银行,政府才不能随意处理人民的钱。政府用我们的钱来拯救他们,且只是将钱再送给本国或外国的资本家。如果不接管能源、工业、交通、通讯等大型生产单位,且不给资本家任何补偿(因为资本家已从中获取了足够多的利润),就不能实现上述要求。如果不能独立组织起来反对为资本家谋利润的国家:不仅在工会运动和城市运动中,而且在受到广场运动或“愤怒者”运动、2011年占领市政厅和政府部门的运动、反法西斯主义委员会等事例启发的人民会议(popular assemblies)中。这种结构是我们自己、劳动人民、社会财富生产者反对剥削和压迫的唯一可能的基础。


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的活动海报

《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斯巴达克斯对7月7日希腊议会大选结果的声明》

正如先前预期的那样,一个进攻性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当选了。这不是因为先前的左翼人民急剧转变成了右翼人民,而是因为右翼联合起来并获得了信心,同时吸收了一些短命党派或它们中的一部分(独立希腊人党、大河党及一些小型的社会民主党)。右翼能够巩固自己,主要归功于齐普拉斯的恶劣的管理,他全面贯彻了资本家与欧盟的议程,并暴力驳回了工人阶级与贫困阶层的期望。

工人阶级与被压迫者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选择弃权,其他重要部分仍旧陷在激进左翼联盟(SYRIZA)里,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任何热情和信念,只是畏惧即将到来的右翼政权的阶级本能。然而,这对激进左翼联盟来说还远远不够。尽管付出了高昂的费用,但激进左翼联盟政府还是由于极其悲惨的备望录政策及之前的其他政策而被推翻了。


我们既要面对世界主义的“欧洲主义”,也要面对极右翼和民族主义的“欧洲怀疑主义”。只有工人运动、左派和一贯的反法西斯行动才能反击法西斯主义。

《希腊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对欧洲议会选举的公开呼吁》

2019年4月12日

极右翼试图利用资本主义和欧盟的政治、经济和道德危机,掀起一股反动、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潮流。它带来了工人和穷人之间的内战,嘴上谈论着“我们的工人”,实际上却只为更有效地发动对所有工人的战争,就像他们在奥地利和匈牙利投票赞成80小时工作周!他们在谈论“我们的民族”,却用好战的言辞准备屠杀所有民族。

然而,这只是现实的一面。另一面是全欧洲大规模反种族主义和反法西斯运动的发展,这是柏林20万名示威者和开姆尼茨(Chemnitz)数万名示威者所体现出来的。英国的极右翼和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他们将从英国退欧的政治危机中获得政治收益,但在12月,他们发现伦敦的街道属于反法西斯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广泛而多彩的动员。巴黎在黄背心暴动中经历了最大规模的反种族主义示威游行。在意大利,不仅是針對萨尔维尼,而且是一场从巴勒莫(Palermo)到都灵的欢迎难民的大规模运动……


希腊的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游行队伍

《2019欧洲议会选举:欧洲革命国际主义者的联合声明》

2019年5月21日

我们知道,反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紧缩政策和资本主义统治的斗争不能仅仅是在单独一个国家的水平上进行的斗争。但是,如果不打破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金融资本的资本主义政策,以及“欧洲堡垒”(“fortress-Europe”)的排外和反移民政策,则不可能发动这场斗争。我们很清楚,欧盟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联盟。攻击民族资产阶级的权力就是打破欧盟的所有机构的宰制。我们反对奉行紧缩政策、种族主义和剥削的欧洲,我们捍卫国际团结;我们争取建立欧洲工人和人民的自由的社会主义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