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平等

目录

 “In order to change the conditions of life we must learn to see them through the eyes of women.”

Leon Trotsky, “Against Bureaucracy, Progressive and Unprogressive” (6 August 1923), in Problems of Everyday Life and Other Writings on Culture and Society, Monad Press, New York, 1973, p. 65.

女工=女性+工人,当代主流=父权制+资本主义,解放=性别+阶级

2020年,尽管受到疫情期间失业率上升的影响,在全球就业人口中,女性仍然占38.5%(2017年时为55.4%,见ILO,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rends for Women 2017, p. 13.)。其中,管理人员中女性占比为28.3%。在新冠疫情出现前,全球女性雇员约有6成在服务业(批发业、零售业、公共部门、社区工作,等等)工作,全球男性雇员仅有4成左右在服务业打工(ILO,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rends 2021, p. 97.)。

在全球适龄劳动力中,女性占比已经达到了50%。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女性适龄劳动人口未能实现就业,这既有可能反映出疫情期间全球经济下行的影响,也可能反映出约束女性自由地、公平地参与就业竞争的社会规范。

综上所述,一方面,从数量上看,女工已经成为了全球工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服务业(包括了日用百货的销售与社区工作)与家务劳动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运作,而服务业与家务活的主要劳动力正是女性工人。因此,“工人阶级解放是女性解放的前提”的设想比以往更具有现实意义了。劳动民众反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直接关系到了女性解放的事业。

不过,阶级解放不一定会带来女性解放。在现实中,女性受到来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父权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生态环境破坏等方面的多重压力,同时处于产品再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身兼工人、妻子与母亲(丁克者会受到社会压力)等多重身份。因此,当代的女性不仅面临着劳资矛盾,而且还面临家庭-婚姻关系可能存在的依附关系、“厌女症”与性侵犯、国家与社会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管控、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生计困难(承担家务劳动与“带孩子”的,主要还是女性)等相互交织的现实问题。资本主义的消灭,固然更有利于解决上述其它几个现实问题,但也仅此而已,事情并不会自动得到解决。因此,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有助于我们近距离地了解女性工人的日常生活,并且讨论阶级解放与性别解放的辩证关系。

女权主义是反动势力的帮凶吗?

近年来,有些人热衷于把女权运动说成是被操纵的政治阴谋,是宣传欧美帝国主义的政治理念。话说回来,这种给女权运动贴上标签的做法,实际上是将帝国主义者鼓吹的“民主意识形态”与劳动民众的直接民主经验相混淆了。这种荒诞的视角,将“反动势力渗透进了社会运动”等同于“渗透进了反动势力的社会运动必然是反动的”,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跳跃式逻辑。

其实,不用借助网络阴谋论,只需对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史作基本的了解,就能发现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与帝国主义者也会提出它们的“女权主义”。例如美国的希拉里支持“企业女权主义”(即corporate feminism,详见:Cinzia Arruzza, Tithi Bhattacharya, Nancy Fraser, Feminism for the 99%: A Manifesto, London: Verso, 2019, pp. 10-13.),声称要主张打破女性在企业职场中的“天花板”,增加女性高管的数量,“实现女性就业的机会平等”。平等看待女性的领导能力固然没错,然而增加寡头统治集团中女性成员的比例,并不能改变广大女性工人的现实处境,反而是统治阶级用来分化女权运动反抗力量的工具。同样地,法西斯主义者也会“支持”女权主义,以“保护女性就业岗位”、“男女平等”为由,来掩盖排外主义与对穆斯林非恐怖势力的歧视。

那是否因为有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者公开说自己支持女权主义,就可以说女权主义运动是帝国主义势力的帮凶呢?这种逻辑就好比说:如果杀人凶犯也说“不能伤害他人”,那假如我们不去伤害他人,反倒成杀人凶犯的帮凶了。

性别平等不仅是异性恋者之间的平等,还应捍卫跨性别者的权益

异性恋之所以成为“主流”,不仅是因为父权制社会的建构,还来自于同性恋与跨性别的历史被掩盖或歪曲了。历史学者正在还原与揭示跨性别者的悠久历史。

一、 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

《女人的命运是由生理决定的吗?》

1971年12月

解放运动中的女性,尤其是那些研读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女性,已经开始意识到妇女的地位低下与受压迫的根源在于阶级社会。她们相当准确地发明了“性别歧视的”(sexist)一词来描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歧视女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阶级社会的最终阶段)。

然而女性还不能确定的是:她们的生理特征是否促使她们沦为”劣等性别”或“第二性”。在男权社会里,女性的这种疑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是由拥护现状的人书写的,而且所有科学都被这些人把持住了。生物学与人类学这两门科学是理解女性及女性史的两门至关重要的学科,但它们都严重地偏袒男性,去掩盖而不是去揭示关于女性的真相。

对所谓“妇女劣等性”的最恶毒的伪科学宣传,大概是以生物学的名义作出的。据生物学领域内的杜撰者说:女性拥有的生育器官与生育功能,使得她们在生理上是有能力限制的。据说雌性的能力缺陷可以一直追溯至动物世界,它造成了女性的低能,使女性不得不依靠强大的男性来养育妇幼。大自然被说成是迫使女性永远处于劣等地位的推手。

挖掘棒

《女性劣等性的神话》

资本主义和一般而言的阶级社会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性别的不平等。男性是经济、文化、政治和知识生活中的主人,而女性则扮演一种从属甚至是服从的角色。仅在近几年,女性才渐渐从厨房和育儿室中走出来,挑战男性的垄断地位。但是本质上的不平等依然存在。

基于这样的历史条件,某些关于男性社会优越性的错误言论得以普及开来。男性具有社会的优越性是因为他们具有自然的优越性,这样的言论经常被作为不可改变的公理被宣布出来。根据这个神话,男权至上不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社会现象,而是一个自然法则。据称,男性被大自然赋予了优越的身体和精神特质。

一个有同样意义的有关女性的神话也被普遍传播来为上述主张提供支持。女性具有社会的劣等性是因为他们具有自然的劣等性,这样的言论被作为同样不可改变的公理被宣布出来。那么证据是什么呢?女性都是母亲!据称,大自然判处女性处于劣等地位。

性别刻板印象

《对<女汉子主义宣言>的几点意见》

女汉子是当前女性生活方式的一种,社会上褒贬皆有。贬之者多数确实出于男权中心主义者,他们确实对纯“淑女”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面对女汉子时,便常会发出纲纪大坏,世风日下的感叹。这女汉子在当前的出现,也确可说是对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狂潮的一种反叛。但这种反叛常显得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女神读书会的《女汉纸主义宣言》一文中亦不免沾些习气,当然,还有毛主义中难免会出现的高度政治化的色彩。

的跟风,意味着要求女性“变为”男性。更严重的是,对男性社会一些恶习的模仿,何异于要长工学着自己东家的生活,吸几口烟土以示“解放”与“平等”呢?真正的男女平等,是要男女都能自主地掌控自己的命运、兴趣、事业、爱情等而不使之成为其他力量的附庸才行。

当然,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不是说就主张纵欲主义,而是要保障男女双方对性爱与爱情的自主权,要让爱情与性爱脱离非性的、非情感的因素的干扰。因而应有这样几条原则:一、性爱是个人的私事,在不导致疾病和破坏他人性爱自由的前提下,不应该被社会所横加干预;二、共产主义者应为第一条的实现提供便利条件而努力,包括在建立工人国家(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时通过立法(如保障堕胎权,促进婚恋自由等)及各种社会建设(如加大社会对幼儿的抚养力度)来保障性爱自由。而靠道德化的和超性欲的“爱欲”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歧视,到底会有多大的作用,实在值得怀疑啊!

二、 坚持劳动民众自主立场的女权主义运动

埃及妇女抗议军警施暴

《国际妇女节的真实含义》

按:以下的文章在1913年3月8日首次庆祝“国际无产阶级女性团结日”之前一周发表于《真理报》。在那一天,圣彼得堡的劳动妇女组织第一次纪念国际妇女节活动,提出“反对女性工人缺乏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口号,呼吁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今年(2016)3月8日,美国左翼杂志《雅各布宾》将其译为英文重新发表。

很久以前,工人阶级女性和资产阶级妇女参政论者就各行其道了,她们对于人生目标的追求大有不同。这就像女性工人和老板娘之间、女仆和女主人之间,有太多不一致……她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所以,对于单独设立“妇女节”、进行女性工人联盟或者成立出版社,男性工人不应该感到害怕。

工人阶级女性的每一次特殊形式的运动,都仅仅是唤起女性工人觉醒的手段,并且它的目的是号召女性工人一起为更好的未来而奋斗……妇女节和其它小心翼翼、缓慢进行的工作,唤起女性意识的觉醒,只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而非分裂。

制罐工厂女工,1909年

《性关系与阶级斗争》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文明婚姻更自由、更容易被切断的联系来代替不可分开的婚姻的尝试,破坏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稳定的本质基础。它破坏专偶制的、基于财产的家庭。另一方面,性别间关系的更大的流动性与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相符,甚至就是其中之一的间接结果。对婚姻中“服从”元素的抛弃将会摧毁资产阶级家庭的最后一批人造纽带。这种工人阶级成员一方对另一方的“服从”行为,与关系中的占有欲一样,对无产阶级心灵有一种有害的作用。革命阶级只选举某类成员作为其独立代表并不利于其自身的利益,这些代表的职责是把阶级利益置于单个的、孤立的家庭之前来进行服务。在罢工或主动斗争期间发生的家庭利益和阶级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无产阶级看待这些事件所依据的道德标尺,是新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基础的十分明确的证据。

假设家庭事务需要一位生意人把他的资本从一家处于财政困难的公司中取出来。资产阶级道德在判断他的做法时是十分明确的:“家庭利益优先”。我们可以将此与工人们对一位违背其同志们、在罢工期间复工以使其家庭免于饥饿的罢工破坏者的态度相比较。“阶级利益优先”。这里还有一个例子。中产阶级丈夫对其家庭的爱和忠诚足以使他的妻子放弃所有家庭之外的兴趣,最终把她自己与育婴室和厨房绑在一起。“理想的丈夫能够撑起理想的家庭”是资产阶级对此的看法。但是工人们是如何看待一位其阶级的“自觉”成员遮住其妻子或女友的眼睛,让她看不到社会斗争的呢?为了个人幸福,为了家庭,工人阶级的道德将要求女性参与展开于家门之外的生活。女性被“囚禁”于家中、家庭利益至上、丈夫对妻子的绝对所有权的广泛行使——所有这些东西都正在被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同志般的团结”所打破。同一阶级中的某些成员与其他成员不平等,并必须服从于其他成员的那种观念是与无产阶级基本的同志原则相矛盾的。这种同志原则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它决定了整个处于发展中的无产阶级道德并为其添彩,这是一种有助于人们人格的再教育的道德,它使得人能够感受,能够自由而非被一种占有欲所束缚,能够有同志情谊而不是不平等和服从。

“对我而言,目标不应是寻求某个单一的、综合的理论框架,而是用一种联合的方式去思考。”

《以联合的方式思考:朱迪斯·巴特勒访谈》

2018年4月2日

与此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起作用的不只有两股势力,即布迪厄(Bourdieu)所称的男性统治,与制造剥削和异化的资本主义。譬如,新自由主义究竟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等价物,还是一种独立的权力模式,这一问题仍无明确答案。何况,基于性别的歧视和对女性的歧视并不完全一样。很多无法适应性别规范的人,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会遭受歧视和暴力,这种性别歧视是不能用男权统治的思维框架来解释的。必须把各种各样基于种族、移民、宗教和性的歧视,看作是当前反动政治气候的组成部分。对我而言,目标不应是寻求某个单一的、综合的理论框架,而是用一种联合的方式去思考。这种联合是广泛的,并且在不断地拓展,争取着更为激进的民主政治。若说真的有共同的政治事业,那就是全社会团结起来,以坚定决心对抗花样翻新的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国际妇女罢工日

《新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论文集:《社会再生产理论:重绘阶级,重思压迫》书介》

2018年4月5日

提·巴塔查里亚更进一步指出:社会再生产理论家“绝不是一元化的政治和理论传统的代言人”,尽管不同理论家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理解不尽相同,“社会再生产理论家实质上希望理解的始终是:不同种类的压迫例如性别压迫、种族压迫以及体能歧视是如何同时与剩余价值生产联系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中译本书影

《马克思主义与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解释女性受压迫的根源——<马克再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书介》

2018年5月10日

自三年半前当上妈妈之后,我开始愈发强烈地感受到,我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名女性所受的压迫。我的时间排得越来越满——日复一日地夜起、喂孩子、照顾孩子、做饭、做家务、出门采购、洗衣服。以及工作上的要求——没有带薪产假、在分娩后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压力,我的生活被搞砸了。

不要误会,我爱我的孩子,而且我也乐于当妈妈。但这些遭遇使得我想得更多。是否女性从来都是受压迫的?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什么?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更公平地分配女性所承担的工作?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前沿:深化我们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理解》

2018年7月21日

工人并不会“自动地”去到工作场所生产剩余价值或协助资本主义国家的运作。换言之,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并不是人的“本性”。为此,工人及其劳动力必须不断地再生产出来。食物、住所、学校、公共住房和水资源,都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要素。但是,对这些资源的获取,不仅受到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剥削性经济关系的调节,更重要地是它受到了多重社会压迫关系的调节。工人阶级必须努力克服这些压迫造成的紧张感与不公平感。反过来,形式各异的资源获取途径又塑造了工人阶级。

资本对生活资源的束缚制约了这些相互关联的关系。例如,要想知道跨性别者为何会对现存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离不开了解顺性别妇女(cis women)在家庭中生育与抚养儿童的历史。异性恋的顺性别女性(cis-gendered women)长期为资本承担社会生殖劳动。顺性别者不但是最常见的,而且由于大部分抚育劳动是无偿的,对于资本而言这也是再生产下一代工人的成本最优模式。医疗、法律与教育系统的整个体制都支持人们对异性恋的顺性别规范进行心理—社会投资。跨性别者群体代表了破坏这种秩序的可能。

2016年在巴西举办的黑人女性主义论坛

《“革命不会NGO化”:非洲女权主义组织的四个教训》

2017年7月31日

我们的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在区域、性格和影响方面差异巨大,几乎无法分类。但是,我们可以从非洲大陆几十年不断变换的组织中学到必要的经验教训。以下有四个:

1. 铭记捍卫者,但也要记住“无名”的领导者

2. 革命不会NGO化

3. 不能在斗争中去掉政治

4. 交叉性,整一天,每一天

《工作中的女权主义》

2017年8月24日

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在车间/工厂里发挥的作用,资本家把安全事故的责任推卸给工人,指责工人自己不够小心,而由于僵化的男女性别机制,高度男性化的车间文化强化了资本家的看法,很多“大男子主义”的工人自身也会轻视安全问题。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组织策略是在车间里引入性别问题的视角,让工人们意识到过于男性化的车间文化是有问题的,考虑工作中的安全问题不是懦夫的表现,工人们应该联合起来在工厂/车间逐渐削弱父权制和恐同的力量,这才能为真正持久的变革开拓途径。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激进性在于,它认识到了性别在培养工人阶级意识和理解“个人的也是政治的”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的性别角色对发展激进的阶级意识非常重要。

《21世纪的女权主义》

2017年12月14日

这些挑战不会在妇女移民到达目的地国家后结束。根据联合国的报告,2/3的移民的目的地要么是欧洲要么是南亚。在意大利、丹麦等国家,仇外运动打着“女权民族主义”的幌子,声称移民正在损害本国妇女的权利与自由。“女权民族主义”的论调与“同性恋民族主义”联系紧密。鼓吹“同性恋民族主义”的仇外右翼声称移民是对LGBT群体权利的威胁。

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带着幌子的言论,确保能够拆穿它们的仇外意图,最终将这些人从我们的女权运动中清除出去。2015年,一名妇女在意大利里米尼的一处海滩遭到强奸,随后发生了群众抗议活动。舆论很快就转向了肇事者的国籍,反对该国男性对女性使用暴力。一名来自“再也不能失去一位女同胞”运动(Non Una Di Meno )的活动人士说,“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身体被用来为种族主义与仇外运动服务:不管强奸犯是什么国籍,强奸就是强奸。我们反对激发男性暴力的占有文化,我们也不接受恐吓式的敲诈……我们城市的街道不是充斥着掠食者的大草原,以致身处之中的我们只有放弃行动自由方可保护自己……大多数的强奸案发生在家里,强奸犯通常是丈夫、朋友、父亲或者表兄弟。”

巴基斯坦妇女民主阵线成立

《新兴妇女运动将女性推到了斗争前沿》

2018年3月13日

妇女罢工不仅仅告诉人们是谁的工资劳动使得市场得以运作,并且还显示出是谁的劳动和活动——不论有无薪偿——使得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运转并维持所有人的生活状况。在非正式工作,通过家务劳动(号召妇女放弃有偿工作回到家中)的浪潮中,或是在对女性的半奴役状态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妇女罢工使得将这些可见度低的女性群体组织起来成为了可能。

《我们的同志玛丽埃里·弗朗戈遇害》

2018年3月15日

LGBT运动与“世界妇女前进”(World March of Women)的活动家,巴西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在里约热内卢的市议员,负责调查军队和警察对里约热内卢的非裔人群施暴行为的玛丽埃里·弗朗戈,于2018年3月14日夜晚被谋杀。

《全球网上联署声明:我们要求为玛丽埃里•弗朗戈(Marielle Franco)伸张正义》

2018年3月23日

2016年选进里约市议会前很久,玛丽埃里就以不知疲倦又无所畏惧的非裔巴西人、LGBT人士、妇女与低收入群体权利支持者而广为人知。这位生在长在里约最贫穷社区之一的同性恋黑人女性,不屈不挠地进行反对贫民窟里正螺旋上升的警察暴力的运动。

因为传达了被剥削、被隔离、被边缘化的人民的呼声,她惨遭毒手。

《巴西激进社会主义女议员玛丽埃里被杀一周年纪念——3月14日:为她伸张正义!》

2019年3月6日

玛丽埃里——一位女性、一位黑人、一位LGBT以及一位巴西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的市议员——在贫民窟人民的支持下进入议会,而她正是从贫民窟来、为贫民窟发声。这就是为什么她遭到谋杀。这是政治罪行。因为传达了被剥削、被隔离、被边缘化人民的呼声,她惨遭毒手。她代表的是从里约热内卢直到全国境内、极端不平等的巴西。在巴西,对贫民的压迫犹如一场战争。去年,在被谋杀的6万人中,超过七成是黑人,年轻人占比过半。这个国家有着世界上第五高的性别屠杀【1】发生率,而且在2018年中,70%的受害女性是黑人。在巴西,每17分钟就有一名女性被强奸,单单在2019年头34天内就有126起性别屠杀发生。

“这些罢工是为了薪资福利,但这都是源于受性别与种族不平等影响的社会状况。”
摄影:Sue Ogrocki(美联社)。

《妇女在领导美国的罢工浪潮,原因是……》

2018年4月10日

1. 全国公立学校教师有77%是女性。某些州份比例更超过八成。

2. 在教育界女性占多数的事实还被更复杂的因素强化了。教育被视为“女性的工作”(women’s work)。

3. 因为教育被标签为女性的工作,教育也被视为“照护工作”(care work)。我的朋友、经济学家兰茜·福尔布雷(Nancy Folbre)曾就照护工作的贬值进行广泛几项研究,并列举教师、护士和儿童照护工作者是这种贬值最明显的例子。

4. 妇女无论是否受薪,都是家庭和社区实际照护的主体。这可以在教师如何看待罢工得到反映。罢工者的共同主题是她们是为了学生罢工。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教师丽贝卡·加雷利(Rebecca Garelli)优美地解释要求加薪两成的原因:“我们的工作条件就是学生的学习条件。”

5. 由于女性是家中的照护者,一切对健康保障与子女照护制度的攻击都是关乎女性的事务。

6. 要记得教师不只是女性劳动者。在课堂结束钟声响起后,她们还带着性别身分回家。

穆瓦赫德除下白色的穆斯林头巾,以示抗议。

《伊朗妇女敢于挑战教权》

2018年5月7日

“当我从家里出来,站在这张凳子上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当然很害怕,因为我做了,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当我来到,我把头巾放在杆子上,那一刻我是多么坚定!我的行为不只是脱掉面纱。当我细想,我发现一个不尊重我想要穿着什么并且干预我们所有人的个人选择、以至公共场合、社会和政治选择的国家是独裁的国家,是最糟糕的独裁。”

《同伊朗女性政治犯、因反对强制带面罩等其它社会正义活动而被起诉的女性团结起来!》

2018年6月17日

本文是中东社会主义者联盟(Alliance of Middle Eastern Socialists)写出的几位最出名的女权主义政治犯的小传,希望此举可以提高人们对于女性在当今伊朗的抗争当中的重要作用的意识,并促成与伊朗女权主义斗争及整个抗争运动的团结。

爱尔兰首都都伯林民众游行,要求废除禁止堕胎权的第八修正案。

《反对<爱尔兰共和国宪法>第八修正案!捍卫选择权!政教分离!》

2018年5月18日

译者按:爱尔兰于2018年5月25日就是否废除宪法中关于禁止堕胎的规定而公投。目前此公投结果尚未出炉,但大体支持废除禁止堕胎规定的得票比例将超过60%。爱尔兰社会主义民主社此声明既号召废止主张堕胎非法的宪法第八修正案,又指出当前“废除”运动的局限,并号召打破当前的困境,将运动深化下去,将女权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两位领导了阿根廷堕胎合法化斗争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

《作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我们可以从阿根廷争取堕胎权的斗争中学到什么?》

2018年8月8日

美国可以从阿根廷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中学到的东西是清楚的:工人阶级团结在妇女问题上取得的进展远远超过自由派或改良派政客或政党所能做到的。阿根廷超过一半的工人阶级现在由女性组成。长期以来,劳工斗争与男性有关,但实际上,劳工是,而且应该也是女性的斗争,就像男性的斗争一样。 像“面包和玫瑰”(Pan y Rosas)组织的成员这样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将妇女的斗争与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阿根廷参议院以38票反对、31票赞成、2票弃权,否决堕胎合法化法案

《38名阿根廷参议员无视大规模示威,投票维持危险和不合法的堕胎》

2018年8月9日

“女性对于这些为有权者服务的政客没有什么亏欠。我们获得的一切都是通过我们的斗争赢得的。我们没有工会官僚领导的支持,甚至要面对他们的公开反对,但我们仍然来到这时刻。我们违背了资本主义政党的议员来到这里。可是我们组织了大规模的动员,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斗争,我们永远不会得到任何东西。”

“一个都不能少”,抗议对女性的凶杀行为

《随着阿根廷堕胎合法化,妇女运动取得胜利》

2021年12月30日

尽管具体的立法在经过资产阶级创建的通道中受到了扭曲,阿根廷的堕胎合法化对于全世界工人来说依然是极大的胜利。在美国,尽管堕胎在法律上是合法的,但工人经常难以接触到堕胎渠道。此次胜利表明,权利并非是靠选举赢得的,而是靠工人和受压迫者的大规模动员而赢得的。

绿手绢的迅速传播(作为妇女权利斗争的标志,在拉丁美洲广泛传播)和“一个都不能少”群体以及国际妇女罢工的强大力量,对于新的全球接合点而言,既是起因,也是表症。在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工人阶级开始重新发觉并检验他们的力量。从伊拉克的大规模动员,到智利的“皮涅拉滚蛋”(Fuera Piñera movement)运动,再到印度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阶级斗争的势头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所有这些斗争都是由妇女和其它受压迫群体的参与塑形的,随着阶级斗争本身的深化,直接抗争一切形式的资本家虐待的需求也将愈发尖锐。

那些认真投身于创造社会变革的积极分子们需要去理解,理解来自于最独立、有力的、基于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的经验教训。最近阿根廷的经验表明了重要的一点,即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具有核心地位,有能力动员人民去与他们的老板以及国家作斗争。与此同时还有联合阵线(united front)的方法,通过民主讨论在共同基础上召集行动联盟。最后是资本主义的国际层面及对其的抗争。现在是时候了,在气候崩溃前仅剩的几年中,将这些经验教训内化,建立能够打败资本及其国家,以及他们创造的压迫性社会的反抗组织。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抵抗的新方向:国际对话”讨论会宣传海报

《叙利亚革命与妇女斗争:来自叙利亚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在美国左翼论坛上的演讲》

2018年8月25日

译按:2018年8月25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了左翼论坛(Left Forum)左岸分论坛的一场讨论会。题目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抵抗的新方向:国际对话”(New Directions for Socialist Feminist Resistance: An International Dialogue)。四位讲者都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讨论范围包括:为什么威权主义在全球崛起,以及它如何影响女性?反性骚扰Me Too运动如何挑战女性身体被资本主义商品化?“黑人的命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和反对父权制/同性恋恐惧症的运动两者有什么联系?西方和中东地区的妇女斗争有什么共同之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能否提供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以下是讲者之一、来自叙利亚的凯特伯的现场讲稿。估计因为安全考虑,宣传品上没有贴出她的照片。

安蒙塔古是美国服务职工国际联盟的工会活动家

《“妇女不再哑忍,现在她们知道要为自已发声”──工会组织者安·蒙塔古谈上月麦当劳反性骚扰罢工》

2018年10月16日

麦当劳的员工组织了反对性别歧视的罢工。谁组织了他们?这次罢工与“争取15美元”(The Fight for $15)的活动有什么联系吗?他们的成功之处在哪?

今年10月初,位于美国中西部(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威斯康星州),南部(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和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麦当劳工人走出去抗议性骚扰。规模最大和最激进的抗议行动发生在麦当劳公司总部的芝加哥,在那里他们阻挡了大楼前的大门和街道。女工们说,她们已经受够了主管的咸猪手、性要求和让她们暴露自己。她们说当她们尝试举报主管时,公司置之不理。他们想要改变麦当劳的文化,并借此进一步改变快餐业的文化。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发生一场不断为争取15美元最低工资的工会运动,这些妇女永远不会通过充权以反击。

本声明其中三位联署人辛西亚·阿鲁兹(Cinzia Arruzza)、提·巴塔查里亚(Tithi Bhattacharya)和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合撰的新书《为了99%的女权主义》将于今年三月由英国Verso出版社出版。

《支持“为了99%民众的女权主义”而上街!——2019年1月19日美国“妇女大游行”发出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呼声》

尤其是在美国,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平等与种族不平等、日益高涨的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犹太主义,以及对生育权和工会权利的新一轮攻击,暴露了标榜捍卫女权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和Facebook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 )的滑稽面目。她们鼓吹“挺身而进”式(Lean in)的女性主义,宣称要缩小两性在收入上的差距,但同时又不想触碰造成低工资的体制。“ 我们在即将在1月19日举行妇女游行,将会组织一支“为了99%民众的女权主义”(Feminism for the 99 Percent)的队伍。”必须要为人民赢得平等的薪酬待遇,也必须争取按工会成员享受的薪酬标准向全民发薪。我们必须保护并普及堕胎权利,包括废除《海德修正案》(Hyde Amendment,译注:该修正案禁止使用联邦基金资助民众进行堕胎),但要想完全这一目标,必须建立全民共享的医疗保障体制。对我们来说,生殖权利不但意味着按需堕胎的自由,还意味着有权利享用公共资源来养育子女,无需害怕大规模的关押、驱逐或暴力。

我们怎样实现这种女权主义呢?这个过程其实已经开始了。#MeToo运动和 #TimesUp运动(译注:由好莱坞演艺人于2018年1月成立的反性侵犯活动,与#MeToo相呼应)不但揭露了性暴力在女性生活中是多么普遍的,也证明了我们能够反抗偏袒施暴者的制度。与此同时,从西弗吉尼亚州、华盛顿州、波士顿、芝加哥到旧金山以及更多地方,在教育界、酒店业与护理照顾行业的罢工行动,都凸显出女性和有色人种有能力领导人们重新形成有战斗性的工人阶级。

《危险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婚姻与离婚》

《从妇女罢工到新阶级运动: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

2018年12月3日

借助政治学的方法来理解“阶级”,方可明了我们为何应该将当下的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视为一种阶级主体化的过程。

E.P.汤普森认为:“阶级”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其次才是一个理论范畴;应当根据对个人与集体的具体行为的实证观察来阐明作为历史范畴的“阶级”;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与集体的具体行为将有可能表现出阶级的特征,并形成阶级的机构(工会、政党、协会,等等)。[1]这意味着“阶级”的概念是动态的,指的是一种历史过程,而非表示一种静态实体的本质。换言之,如果把“阶级”理解为一种历史范畴,那就不应过度简化地把“阶级”理解为依照某些类别标准与数量标准划分出来的社会团体的社会学分类。例如,把“工人阶级”定义为全体工资劳动者的集合,或者定义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可供出售之外、别无其它资源可用的个体(无论是否受雇)的集合;这些定义本身并没有错误,却是含糊的、晦涩的、不完整的。简而言之,这些定义固然有可取之处,但若把它们视为完整的定义,将会造成分析上的误解与有着重要后果的政治错误。[2]相反,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种形成过程的终点而非起点。看似矛盾的是,“阶级”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前提。

利斯‧沃格尔(Lise Vogel)认为:有一种逻辑叫做“同时发生的运动”( parallel movements),它是工人运动史(阶级斗争,以及妇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性解放,等等[5])上绝大多数政治策略与理论的显著特点。按照这种思维的逻辑,好的一面是人们会思考如何将上述社会运动结合起来,最坏的情况是阶级斗争以外的“局部性的”运动,会被加上种种罪名:破坏阶级的团结,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倾向,转移了人们对真正关键的问题(剥削)的注意力。新的女权主义浪潮能够给人们突破这种僵化的思维逻辑提供出路,因为相比于过去的女权主义浪潮,当下的浪潮更加淡化了阶级斗争与女权主义运动之间的界限(无论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人们臆想出来的)。让我们回到格拉斯哥罢工和谷歌罢工的例子,回应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它们“是阶级斗争还是女权主义斗争?”,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解答,在于问题本身的提法便有问题。 格拉斯哥罢工和谷歌罢工,以及“妇女节”跨国罢工(尤其是发生在阿根廷和西班牙的罢工),都是“女权主义的阶级斗争”(feminist class struggle)。女权主义运动越来越成为阶级主体性的具有鲜明特征的形成过程:明确反对自由主义,支持国际主义与反种族主义,旗帜鲜明的女权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与左派的传统体制与实践互不相干。当然,这种阶级主体性的过程在每个国家的进度都不一样,有先进也有后进。不过,如果我们从总体上看待当下的女权主义运动,上述这些特征正是它的最大创新点,而且蕴含了最有意义的发展潜力。

《“‘为了99%民众的女权主义’是针对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替代方案” ——采访钦西亚·阿鲁萨》

2019年1月6日

“ 为了99%民众的女权主义 ”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它针对的是由于民众斗争运动的低潮而在近几十年来占据霸权地位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我们认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是关注自由与形式平等的女权主义,它虽然要求消灭性别不平等,但采取的途径只适合精英阶层的女性参与。举例来说,以希拉里·克林顿为代表的那种女权主义,或者是在欧洲流行的一种女权主义。在萨拉·法里斯(Sara Farris)的新近著作中,她详细讨论了欧洲的一些女权主义者“以维护女性权利”为名,在推行伊斯兰恐惧症政策的方面与国家逐渐合流。【4】

说得更明白些,这是一种在某一特定的阶级内部(特权阶级内部)追求性别平等的女权主义,它忽略了绝大多数女性。 “为了99%民众的女权主义” 是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替代方案。它公开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它不会片面地追求形式平等与女性解放,而忽略对社会及社会关系进行总体变革的现实需要,忽略消灭劳动剥削、对大自然的掠夺行为、种族主义、战争与帝国主义的需要。最后,它明确地站在跨性别女权主义的立场,保卫性工作者的权利和需求;任何民众运动,只要是为了99%的人实现一个更好的世界,都是 “为了99%民众的女权主义” 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联合对象。

国际妇女大罢工(The-International-Womens-Strike-)是国际女权主义浪潮的一部分,全球妇女正在与反动的政治力量做斗争,并为最受压迫和剥削的人们挺身而出。

《3月8日国际妇女节之后:迈向女权主义国际》

2019年3月6日

新的国际女权主义浪潮连续第三年呼吁在3月8日举行一天的全球动员:来自工薪阶层的合法罢工——例如2018年3月8日在西班牙举行的五百万人大罢工以及同年意大利和阿根廷的数十万人大罢工;为没有劳工权力和保障的妇女举行的自发罢工,针对无偿照护工作的罢工;学生罢工,此外还有抵制、游行和街头封锁。

“99%的女权主义”发起国际妇女罢工日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新书介绍:<为了99%民众的女权主义:一个宣言>》

2019年3月

书中观点的核心内容:作者们对社会再生产劳动(social reproduction,繁衍与维持人类种群)进行了观察,认为社会再生产劳动的地位是根本性的,而且主要由女性来承担,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再生产劳动的价值被贬低了(特别是与创造金融利润的劳动相比)。近年来的一些社会运动关注到了生育与抚养孩童这一过程的价值,并且激发出一种集体热情。作者相信要想形成一种能够联结不同身份、不同阶级的民众的社会运动,离不开这种集体热情。宣言描述的是一种普世主义的、集体团结的女权主义,它希望与同样受到资本主义威胁的反种族主义、酷儿、环境保护、捍卫移民权益与劳工权利的社会运动团结在一起。

在中东地区,虽然有着专制国家、各帝国主义列强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领导的战争,一个MeToo运动仍然正在兴起。这个运动具体的样貌是如何的?

《中东的Me Too运动》

2019年2月5日

Me Too反对性侵犯和强奸的运动让全世界的女性都感到生气勃勃。在中东地区,虽然有着专制国家、各帝国主义列强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领导的战争,一个Me Too运动仍然正在兴起。这个运动具体的样貌是如何的?下面我们将浏览中东和北非的九个国家。

黎巴嫩的性暴力影响到两个不同的弱势群体:黎巴嫩妇女和外来家庭佣工。

一项调查(2017年)发现,四分之一的黎巴嫩妇女是性骚扰的受害者。几乎50%的侵犯是由家人或亲属实施的。根据黎巴嫩法律,婚内强奸未被定罪。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24%的受害者向警方报案。

许多黎巴嫩妇女在工作场所遭到了恶意的性骚扰,而对于外来家庭佣工来说,强奸则展现了另一种不同形式的压迫。这是一个因性别、种族和经济分层而愈发复杂化的问题。

女权主义者组织举行“一个女性都不能再sshshishi’qshi’qu失去”的游行

《2019年:女权主义者领导者全球阶级斗争》

2019年4月9日

运动从全球南方发展到欧洲南部,再扩展到全球超过五十个国家,决非偶然。这反映了面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影响最残酷一面的地方的反抗——对负债国家的紧缩要求,以及地方精英为响应国际货币基金会及其它债主命令而作出的削减和极端的亲商政策。

2019年,运动至今全球的外溢效应超越了过去数年。单单在西班牙,至少有共百万人响应总罢工的号召,在马德里、巴塞隆纳和萨拉戈萨(Zaragoza)的示威人数分别达到35万、35万和20万人。二月在美国巡回演讲的西班牙三八妇女节行动全国协调员朱莉娅·卡马拉(Julia Cámara)形容组织把移民妇女网络,北非、中东和中美难民,工会的女干部,与不稳定工作压力斗争的无所属工会女性,以及抵抗性暴力的年轻女性动员起来。

《妇女和年轻人已经在波兰掀起了一场文化革命》

2020年11月19日

2016年10月3日,100多个城市的妇女“黑色抗议”( black protest)和“黑色星期一”( Black Monday)的妇女罢工,迫使波兰法律与正义党(PiS, the Law and Justice Party)领导的原教旨主义右翼天主教政权在完全禁止堕胎和惩罚堕胎妇女的法案上退让。在Covid-19灾难性的健康状况、封锁禁止5人以上集会的情况下,法律与正义党再次尝试,既希望减少更极端的右派在民调中的崛起,修补其与联合右派(United Right)的政府联盟,也希望通过将恋童癖丑闻推到后台,该丑闻正在削弱教会等级制度,让天主教原教旨主义者满意。所有这一切,同时重申,在波兰第三共和国,女人要受制于男人。因此,在2020年10月22日,由法律与正义党任命的宪法法庭庭长宣布,“当产前检查或其他医学原因表明胎儿极有可能受到严重的、不可逆转的损害或患有不可治愈的危及生命的疾病时”,堕胎是违宪的。

从10月22日晚起,开始了1989年以来规模空前的动员。妇女和年轻一代——14至25岁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占据了街道,在10月25日高呼口号打断了周日的弥撒,并封锁交通达两个星期之久。群众示威活动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在410多个城镇和村庄继续着。尽管因Covid-19而住院和死亡的人数急剧增加,10月28日仍举行了妇女罢工,10月30日有100多万示威者。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核心要求,是向那些拒绝让妇女享受人权的政治、教会和知识精英们提出的:“滚到别的地方去”(fuck off somewhere else)。

《马克思主义与妇女解放》

《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妇女解放>书摘》

2021年1月8日

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常被称为“不幸福的婚姻”(unhappy marriage)。虽然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被女权主义思想所吸引的人往往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表明了两者基本上过着分道扬镳的生活。各种各样有关马克思主义对压迫的分析和女权主义的各种分析往往井水不犯河水地发展着。

然而,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制度层面上,主流女权主义得到了接受,但很明显的是,妇女的地位总体上并没有得到改善。事实上,在一个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世界里,妇女正面临着各种程度的剥削和压迫,这些剥削和压迫既相互联系,又因这个社会的性质而不断加剧。移居的需要、不稳定性、不安全以及工作强度的加剧,都对妇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情况反过来又使人们更加关注女权主义,更加关注解释和理解妇女受压迫的性质的必要性,因为新一代的女权主义者正在寻找将“妇女平等”与“更广泛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联系起来进行剖析。在一个妇女受压迫仍然是社会的核心特征的世界里,将反对压迫的斗争置于反对阶级社会的背景下的分析就变得越来越迫切。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压迫及其与剥削的联系方面有着其重要的贡献。

《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必要罢工宣言》

2021年1月25日

我们是为使全世界从疫情中康复过来必需的女性。我们从事必要的工作,可是身处可悲的条件中:我们的工资不足,工作又被低估;工作过劳或者没有工作。我们被迫居住在过度挤拥的地方,或者经常要为居留证续期。我们在家或者在工作场所每天都要面对男性的暴力。我们受够了这些暴力和剥削性的状况,拒绝再沉默!我们开始在一个联系在东欧和西欧斗争中的妇女移民和工人的网络中组织起来,这就是必要跨国自治斗争(E.A.S.T.)。3月8日,我们呼吁所以与资本主义、父权与种族暴斗争力的人参与我们的罢工!

2003年,在缅甸仰光西部Hlaing Tharyar的一家服装厂里,妇女在缝制运动服。

《采访缅甸服装工人联合会组织者敏(Myin):缅甸的劳工运动是反抗威权统治的重中之重》

2021年2月3日

MSM:在八、九年前,罢工都是由男性领导的。雇主决定不去雇佣那么多男性工人。女工被招募的原因是雇主们认为她们是不会反抗的。但事实正好相反,女工们也很乐意参与罢工。

谈到组织这个方面,当您和同性工人交谈的时候,说服他们很容易。父母那边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伴侣,如果工人已婚,那就是配偶这边。

但是,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女性领袖们仍然冲破了习俗与传统的束缚,并开始斗争。尤其是在我们的联合会中,绝大多数的领袖都是将自己时间和精力全身心投入到为工人争取权利的斗争中的年轻女性,她们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她们甚至愿为此和另一半离婚。

并且,当她们进行罢工的时候,这些女性领导者并不害怕被解雇。她们克服了恐惧,并且坚定了自己的决心。所以我为女性工人能够领导罢工和工人运动感到深深的骄傲和自豪。

三、 多元性取向

“Damenkneipe”或《女士沙龙》,由鲁道夫施里施特(Rudolf Schlichter)于1923年绘制。1937年,他的许多画作被纳粹摧毁为“堕落艺术”。

《纳粹分子是如何摧毁首次同性恋权利运动的?》

2017年7月24日

随着盖世太保控制了整个欧洲,它扩大了它的狩猎活动。在维也纳,警察把每一个同性恋男子都拖到警察名单上,并询问他们,试图让他们说出其他人的名字。那些幸运的人被关进了监狱。不幸的人被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Buchenwald)和达豪集中营(Dachau)。在被占领的法国,阿尔萨斯警方与盖世太保一起逮捕了至少200名男子,并将他们送往集中营。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痴迷于阳刚之气,在战争期间派遣了至少300名男同性恋到野蛮的集中营,宣称他们“对种族的完整性是危险的”。

由于缺乏可靠的记录,在法西斯主义下因LGBTQ身份而被捕的欧洲人的总数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根据保守估计,仅在战争时期就有一万到十万人被逮捕。

在这噩梦般的情况下,欧洲更多的LGBTQ人群煞费苦心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性向以避免怀疑,比如与异性结婚。尽管如此,在法西斯分子掌权之前,他们一直是同性恋和变性人社区的重要成员,柏林的女同性恋俱乐部老板洛蒂·哈姆(Lotte Hahm)当时已经太晚而难以躲藏。她被送到集中营。

在那些集中营里,男同性恋者被标记为粉红色的三角形。在这些恐怖的地方,有粉色三角形的男人被排除在特殊的虐待之外。他们被机械地强奸、阉割、受到医学实验的青睐,甚至在他们没有被判“清算”的时候被谋杀。一名同性恋男子将他的幸存归功于交换他的粉红色三角形,以表示他只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们也被狱友们排斥和折磨。

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博士(最右)在参加一场举办于性别科学学院内的聚会

《一段LGBT的解放斗争 ──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博士及其所建立的性别科学学院》

2018年12月20日

关于同志解放运动的常识性概念是它真正开始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登上舞台是在1969年纽约的石墙起义后。但事实远非如此。

了解一些鲜少被人记住的石墙运动之前的几十年的历史,会有助于理解LGBT解放斗争的进程——并且重要的是在今日,在我们的权利日益增长之时,它也同我们的运动利害相关。

赫希菲尔德和他的一些同事于1897年建立了科学人道主义者委员会(Scientific-Humanitarian Committee ,SHC),其主要目标为废除1871年德国刑法当中将男同性恋刑罪化的第175条的实施。

科学人道主义者委员会还印刷了一本名为《关于“第三性别”什么是国民须知的?》(What Must Our Nation Know About the Third Sex?)的小册子,并通过将这些小册子放在公共空间、公共交通工具甚至是公共厕所里来传播性教育知识。在此之前其成员已然向大学和工厂发出调查,试图计算出人口中同志的比例。在上个世纪初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1月24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一位跨性别男子臼井崇来人(Takakito Usui)废除第111号法令的诉求,111号法令要求申请性别变更者“永久丧失生育功能”以获得变更性别认证资格。

《日本最高法院维护强制跨儿绝育》

2018年1月31日

日本最高法院维护了一条恶毒的法律,其明确要求跨儿若要获得国家对其性别的认证就要绝育——这是对跨儿权利以及一般的生育权利的侵犯。

跨儿的性别合法认证权利在多国都遭否认。但即便是在ta们获得了这项基本权利的地方,ta们仍会面临来自国家的种种压迫。

在日本,第111号法令允许跨儿在“跨”之后的性别身份得到法律认证。但它明确要求变更性别者完全绝育以及完成性别重置手术——然而这并非是所有跨性别者都想要的东西。第111号法令遭到了一位跨性别男子臼井崇来人的挑战,但日本最高法院于1月24表示维护该法令。

《就跨儿问题答读者评论》

并非具备阴道就是女性,具备阴茎就是男性,更清楚展现了生理是如何被胁迫和规训去适应:有阴道的人就应该是女性,而且该这样这样做才像女性;有阴茎的人就应该是男性,而且该那样那样做才像男性。于是造就了这样的假象:女性就是有阴道的人且这样这样的人,男性就是有阴茎的人且那样那样的人。

认为性别就是同生理相关的概念实际上是因果倒置的,因而人们将被指配性别当作了“生理性别”。然而所谓的生理性别不过是出生时基于生殖器官而产生的一个不真实的性别,其不真实在于其指配的标准——生殖器官——跟性别是无关的。所以,“生理性别”这个词应当被抛弃,改而使用“被指配性别”这个词。这不仅仅是语言游戏,因为语言是性别构建、性别规范及性别压迫的执行者之一。当我们仍然认为“性别是生理的”,那么还会有更多跨性别的人和间性人要遭受与身体相关的痛苦和压迫。

彩虹旗:象征性少数的旗帜

《新浪封禁同性恋,我们还能看到什么?》

2018年5月

“你们存在就好,只是不要宣扬,不要那么高调!不要去引导别人了解你们!”然而在异性恋霸权的条件下,不要主动去了解异性恋以外的群体等于回避、隔离和使他们被隐身。因为在异性恋霸权下,主流所能让你看到的就是异性恋传统模式,而不会告诉你还有什么别的模式存在。

同志骄傲的意义正在于此:反对异性恋者日用而不自知的特权并为性少数群体赋权

各个被压迫群体只有团结起来斗争,而不是彼此之间相互竞争,这样才不会使得压迫者总能让游戏规则有利于他们。默许对一个群体的压迫,事实上也是等于默许对一切人的压迫。

但是存在基于性少数身份之上的超阶级团结吗?并不存在这样的例子。性少数当中同样存在的阶级划分,使得有些人本身就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自然不会愿意彻底推翻这个制度已获得彻底的解放。而在“平权”理论中,平权的概念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等同于追求和异性恋资产阶级一样的特权,反而使得性少数当中阶级对立日益深刻。

那么阶级的团结又是怎样的呢?既得利益的性少数不愿意推翻既有制度本身就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团结的表现。而事实上性少数并不是一个脱离阶级身份存在的社群,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性别身份是和阶级身份对立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一个人在社会当中的身份和属性无疑是多元的——我可以是一个工人,与此同时,这并不妨碍我兼具女性和同性恋者的身份。1984—1985年矿工罢工以及其后工会将争取性少数权利作为自己的政策,英国公共服务业部门工会发动的1994年的骄傲节游行等事件,作为被压迫群体团结斗争的光辉案例,也证明工人运动和反对性压迫的运动是存在联合的可能的。

“抛弃了近期游行充斥着商业公司、高度警戒的性质,这场游行是真真正正的草根行动,它动员了社群致力于正在地方、全国和全球范围内进行的社会和政治斗争。”

《石墙50年:重拾骄傲》

2019年6月10日

大约在两年前,纽约的LGBTQ活动者决定要在石墙起义50周年之际,从商业公司手中夺回骄傲节,并使它复归于像从前一样的民权和解放游行。许多年来在纽约,对我们社群的日益增长的攻击日益同弥漫在全社会的法西斯主义、性别主义和反犹主义合流。

全美国的城镇都应当注视着纽约发生的事情,并将它看作是我们未来将要采取的骄傲节行动的计划。近二十年来,纽约骄傲节是由一个叫做骄傲节的遗产(Heritage Of Pride ,HOP)承担的。Ta们的骄傲节因出现公司花车、竞选政客、身着制服的警察以及其在游行路线上设置的金属路障而受到批判。除非穿戴活动官方配发的手环,你说无法参加活动的。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从石墙运动到同志解放阵线》

石墙暴动(Stonewall riots),是指发生在纽约的一次同志和警察间的一系列暴力冲突,是同志运动的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引发了美国同志的权利斗争运动,标志着为性/别解放而进行的激进的、革命的斗争的重燃,并扩展到世界范围内,推动了“同志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GLF)的成立。

石墙暴动使从前受到和内化压迫因而将自己视为不好的和被隔离的存在的同志人群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并且为“同志权力”而斗争也成为了现实:同志人群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受到来自代表着社会统治秩序的警察、法院、主流媒体的压迫,但ta们是能够团结起来反抗的。解释这样的举动还需要回到石墙运动的背景当中去寻找答案。

四、 女性互助

《A校“卫生巾互助盒”项目受挫简介与评述》

2020年秋,经历了新冠疫情后的第一个学期,大陆多个高校出现了“卫生巾互助盒”项目,据多家媒体报道,出现这一项目的高校达400多个,而中国大陆各类高校的总数也才3000所。按媒体数据,中国几乎每7所高校中,就有1所至少是出现了“卫生巾互助”的行动与意识。在网上搜索相关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可见这一项目从东部学校覆盖到西部,从北方学校覆盖到南方,从“985”高校覆盖到高职高专。与官方以往对待学生自发组织与行动的态度略有不同,这次“卫生巾互助盒”项目中,不少学校官方如校团委的媒体等,都给予了这一活动转发支持,而非打压,仅零星几所高校遭到破坏。什么是“卫生巾互助盒”项目?它是指在校园的教学楼、图书馆等设施的女卫生间内,在墙上安装小盒子,将卫生巾放置其中,供女生应急使用,而使用者之后再往其中补上卫生巾,以此循环往复,在技术上实现应急、互助的目的,在更广的意义上实现互信、理解的目的。

本文介绍的,则是笔者所知的一个特殊案例A校。这样一个广泛展开、得到广泛认可和实践的项目,却独在A校受挫。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学生的组织、行动、意识有何可取与不可取之处?官方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样的受挫是否可以避免?从中可以吸取什么经验教训?本文尝试作出一些介绍和分析,供读者参考。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X校“卫生巾互助盒”项目的经过、教训与总结》

其实,活动从一开始就暗含着失败的影子,组织团队的漏洞实在太多。最开始团队成立时的宣传理念定位是“破除月经羞耻,女性互助”,但后期因为这个宣传理念难以拿到学校审批,所以转移到了女性健康上,对于一开始的理念是否继续坚持缺乏讨论与计划安排。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活动组织者基本上是单纯被“女性互助”的理念和对活动本身的兴趣所吸引来,而不是作为自觉的女权主义者来组织参与活动(即使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人也没有把理论联系到实践,这一点不如法大等学校),这就使得核心团队内部的思想意识模糊,缺乏明确的长远目标与坚定的信念,倾向于将这次活动作为单纯的公益活动而不是社会运动来对待。也造成团队管理松散,作为自发联系的临时团队,23人团队中长期活跃的成员不超过8个。志愿者团队中志愿者对活动的热情不高(目前已减少20-30名)。通过分享成功案例和定期公开进度鼓励士气的作用有限。这就给后面的节节败退和最终的失败埋下了伏笔,也是失败的根本原因。无论具体的规划有多么详细,直接的行动有多么热情,没有思想支撑的行动也只能是无根之萍——平心而论,在具体规划和直接行动方面我们几乎无可挑剔。